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病态少年”的三副面孔

波德莱尔在《巴黎的忧郁》中将巴黎描写为盛开着“恶”之花的“炼狱、地狱和苦役场”，创造了一个“所有的罪恶都盛开如花”之地，它是如此的虚幻，仅凭文字建构，字里行间的虚拟之城充满了由原罪滋生的幻灭和恐惧感；它又是如此的真实，因为文字中的绝望与虚妄均师出有名，不容置疑。

这种对生命存在的体验和感知跨越了时空和文化藩篱，作家们以流淌的文字，在彼此的交相辉映中敞开自己的精神世界。

同样，波德莱尔的“巴黎”是郁达夫的靡靡之地，同时也是张爱玲的传奇上海，朱天文的世纪末乌托邦，王小波的未来世界和余华的村落，是黄碧云阴魂不散的香港，白先勇埋葬同性恋爱的台北。

是那些被压抑和虐待的病态少年们，沉溺于欲仙欲死的身体欲望，在情欲的流淌中精神恍惚，夸张变态；那些孤独的病态少年们，在暴烈与沉郁中一发不可收，最终歇斯底里，难得善终；那些酷爱官能破损的痛苦的病态少年，在沦丧与毁灭、荒谬与荒凉中向死而生。

一、弑父与恋父杨经建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父”母题》中对“弑父”话语本身的意指有着这样的阐释：“弑父”是因为对某种父权式专断和既定的秩序法则产生出感情上离合性（与亲和性相对）、心理上的本能抗拒以及由内在恐惧所衍发的文化防卫机制。

从而以逼视的姿态表现出对其的决绝意识和审丑化处置。

”对于中国人而言，无论是弑父行为还是弑父臆想（精神弑父）都是难以想象的。

五四时期，新一代青年以批判封建专制和“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观念为己任。

此时，开启民智，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潮流，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等现代启蒙话语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批判传统政治文化秩序的理论依据。

在这样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子一代不言而喻的是进步、光明、希望、新生的象征，而父性权威作为压制青春生命的力量，在五四启蒙文化中毋庸置疑地处于被审问、被批判的位置，“儿子”反对“父亲”也成为社会进步的一条普遍法则。

例如，石万鹏就在《父与子：中国现代性焦虑的语义场》里，为“弑父”赋予了历史意义，认为它是“在社会文化秩序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掌控着意识形态制导权和话语权的父辈们已经难以继续控制与设计子一辈现实与未来的时候，子辈就将试图反抗或超越父辈，争夺自己的话语表达权”㈣的行为。

可见，无论是恋父还是弑父，子辈与父辈的关系都充满了不可抑制的张力，体现了或反抗或承继的历史更迭关系。

沈从文作品中有很多其父无名的主人公，这些少男少女们的身世大都语焉不详，例如，在《三三》中，少女三三的爸爸在她五岁时，“就丢下碾坊同母女，什么话也不说死去了”。

然而，三三仍旧在自然的美好熏陶下美好地成长起来；《边城》中的翠翠则是尚未出生时，父亲就服毒自杀，而母亲在生下她后“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

可是，这些少年们却没有失父的悲哀，反而在大自然的滋养下，健康地成长，并继承了善良纯洁的传统美德，而作为对立面的恰恰是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父子关系。

这种精神上的恋父与沈从文作品中那些现代文明的丑陋父亲和儿子，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敌对情绪使他塑造了一系列具有现代文明的丑陋父亲，他小心翼翼地把可能从外部世界带来现代文明的父亲消解掉，而对湘西“天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他塑造了一个个无父状态下仍在无污染的爱的保护下健康成长的、为“自然既长养且教育”的闪着光辉的、善良纯洁的湘西少男少女。

与沈从文的两极对立不同的是，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弑父与恋父情结宛若一支并蒂莲，休戚与共，同生共长。

在《私语》里，张爱玲就坦率地写道：“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

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

”《多少恨》中的家茵，仿佛是张爱玲的代言人，她对于父亲的感情十分复杂。

在张爱玲的笔下，弑父与杀父的情结互相结合，产生了一种吊诡的和谐感。

《心经》中的小寒，爱上了自己的父亲，这种病态的情感是一片灰蒙蒙的迷雾；《茉莉香片》中的少年聂传庆憎恶自己的父亲，于是，在病态的幻想中，他把自己当成了母亲的化身，迷恋上了母亲从前的恋人言子夜，可想而知，这种迷恋是极其诡异和危险的。

尽管如此，晚年的张爱玲在多伦多街头看橱窗时，这个当初扬言要用手枪打死自己父亲的少女，却情丝万千地“不禁想起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到飞达咖啡馆去买小蛋糕”的旧事。

对于父亲的复杂情感在台湾作家白先勇的笔下也有出色的呈现。

而这种表达是以一个或一群同性恋少年的流亡故事开始的。

《十七岁的寂寞》和《孽子》或隐晦或坦白地讲述了同性情爱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内核不仅仅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白先勇自己也承认：“《孽子》可以说是寻父记吧。

书中的人物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伊甸园，在乐园之外流浪，找自己。

”而对于同性恋者来说，寻找父亲是恋父和弑父的双重情结的结合：一方面是反抗以父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宗法制度对他们施行的“大义灭亲”；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希望权威的道德体系能都容纳他们的愿望，给他们一个立足的温暖的“家”。

当代作家余华在《在细雨中呼喊》里记录了两代父子之间的疏离关系，这是一部体现“父子冲突”的作品。

小说从开始到结尾一直都描写着父亲对儿子的暴力行为，以及父亲对自己父亲的厌恶和斥骂；另外也有儿子对父亲的叛逆和抗争。

“我”为作为儿子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父亲暴力的阴影之下，惊恐的心灵在父亲那里得不到任何安慰，“我”每一天的生活都只是在风雨飘摇中，瑟瑟发抖地煎熬。

作为归宿的家对我而言，已没有任何留恋之处，甚至比不可知的外面世界还要黑暗和冷酷。

父亲对我而言也已经不再是父亲。

父子的关系没有任何好的转机，他们已失去了最基本父子之间的血脉亲情，父亲不曾给过儿子生存的希望，而儿子对于父亲的情感也只是鄙夷和无视。

在余华的“父子冲突”中，父亲对儿子的暴力与残酷，不可避免地具有承载着历史的寓言，它是中国古老封建纲常的一种展现。

而“我”的父亲，面对他自己垂而不死的“父亲”也是诅咒和责骂，余华用这一不安的父子关系建构了一个“杀父”与“杀子”的病态伦理，循环往复，世代相传的图示。

可见看出，余华的文本是关于中国民族历史的一种记录，是关于民族整体无意识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一部对抗宗法的斗争史。

在余华笔下，父亲（历史）并不是在它完整性和接连性中呈现自身，相反，却是在它不断地断裂与存在的否定中凸显自己，“寻父与（弑父）的焦虑与渴望总也不能停止。

这成为启动小说叙事最重要的关键。

余华不只处理叙述者父与子间的紧张关系，父亲与他父亲的斗争，也是死而后已。

……更耐人寻味的，是叙述者余华面对这挥之不去的阴影，既逃避又追《呼喊与细雨》写出了父与子间的暴力与媾和的连环套。

”逐，既恐惧又迷惑。

置诸此一架构下，二、暴力与成长在新文学开端，鲁迅用早已借助《狂人日记》夸张封建礼教吃人的暴力行为，大声疾呼封建制度的压迫和伪善。

然而，这场吃人的宴席到了沈从文的笔下，生发出了另一种近乎静谧的震撼。

于是，暴力变成了命中注定，是谁也逃不了的事。

在《传奇不奇》中，两个家族发生了一场近乎儿戏的血战，怀了孩子的巧秀幸存了下来，可是她要与之私奔的恋人却为她而亡：巧秀的妈被人逼迫在颈脖上悬个磨石，沉潭只十六年，巧秀的腹中又有了小毛毛，而拐了她同逃的那个吹唢呐的中砦人，才二十一岁活跳跳的生命即已不再活在世界上，却用另外一种意义更深刻的活在十七岁巧秀的生命里，以及活在这一家此后的荣枯兴败关系中。

暴力循环往复，尽管离奇而荒谬，然而作者却结语道：“想不出还有什么‘人生’比我遇到的更自然更近乎人的本性！”在沈从文那里，暴力不仅仅是外界强加给人的压迫，而是不可摆脱的人性的一面。

暴力行为糅合了原始蛮荒之气，因为蒙上了一层田园诗的自然主义色彩，在《渔》中描写了两个部落的男人之间野蛮血腥的械斗：胜利者用红血所染的巾缠于头上，矛尖穿着人头，唱歌回家，用人做作下酒物，此尤属诸平常事情。

最天真的还是个人把活俘虏拿回，如杀猪把人杀死，洗刮干净，切成方块，用香料盐酱搀入，放大锅中把文武火煨好，抬到场上，一人打小锣，大喊吃肉吃肉，百钱一块。

当然，这毕竟是祖先的传说。

沈从文把一段如此恐怖的杀人食人描写得近乎一场天真的游戏，可见，暴力在凌虐生命的同时也震荡着生命的律动，是原始生命力的彰显，是活鲜鲜的人生。

沈从文虽用暴力的形式，却以反暴力的内容而行之，给生长在田园少男少女的成长带去了强烈的生命意识。

而鲁迅小说中的少年闰土却在礼教的压制下变得不再那么纯真可爱了，他的一声“少爷”的问候，使“我”打了一个寒战，这无形的摧残大概比暴力还更可怕。

如果说暴力在鲁迅的笔下是对礼教的控诉，在沈从文的手中则被抒情般地转换成了鲜活的人生，到了余华的作品中，则彻底变成了一场蔚为大观的奇景，暴力是不可名状的突发事《现实一种》这部文集是进入余华暴力写作的不二门径。

件，荒诞是一切血腥行为的存在本质。

其中《现实一种》描写了一个家族荒谬绝伦的杀人与复仇：山岗的四岁儿子摔死了堂弟，弟弟山峰的妻子因此杀死侄子报仇，山岗又杀死弟弟山峰为儿子复仇，最后自己被枪毙，山峰的妻子为了报仇，把山岗的遗体捐给医学院，结果，他的睾丸被移植到一个年轻人身上，不久，年轻人的妻子立刻怀孕，山岗居然后继有人了。

这些病态人物用一场类似玩命的复仇史，承载了后现代的精神分裂式的迷醉与狂喜，即没有人是真正的受害者，每个人都在犯罪，都在舔舐自己的血。

在《古典爱情》中，余华反古典、叛爱情而行之，曼妙的才子佳人的故事变成了人肉市场的血腥买卖，当柳生以爱情的名义杀死已经没有一条腿的惠小姐时，文本张力顿时爆发而出，“情爱与死亡，暴力与欢乐巡回串演。

偶然与宿命成为一体之两面。

只有在角色痛苦的呻吟中，在他（她）们断臂残躯的最后抽搐中，余华暂时见证了生命的意义――或毫无意义。

”余华对于自己迷恋暴力是这样解释的：“确实如此，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

”而作为暴力本质的荒诞则是来源于作者对于生活真实的思考和对常识的怀疑。

就如王小波所说：“人若落入了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这样一来，它的价值观就被你转过来了。

”余华用他笔下那些最病态的暴力、最古怪的人物和最凉薄的叙事语言辩证地告诉我们：世界并非总在常理推断之中，事实的价值也并不总是局限于事件之中。

三、弃绝与寻找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认为在人与世界之间存在一种心理需求，这种心理需求使个体能够克服在生活中产生的忧虑、绝望和恐惧，而且这种需求通过各种方法得到满足，“这种种不同的办法表现出来，即是种种不同的热情，诸如爱，关切，对正义、独立与真理的追求，恨，虐待症，被虐待症，破坏性与自恋。

我把这些叫作性格根源的热情――或只是简单的叫作人性热情――因为它们的根是在人性格里面的。

”在苏童和余华以及黄碧云的作品中，弃绝与寻找往往成为其笔下人物病态行为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