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尔顿《论出版自由》读后感
读《论出版自由》有感
读《论出版自由》有感欧洲从中世纪开始，无论是政治统治者还是宗教权威都对思想自由进行了控制。
尤其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后，禁书成为教会控制思想自由的重要方式，教会这种情况下，受到文艺复兴影响的弥尔顿未经当局的同意印刷了之前他在议会为自己辩护所做的长篇演讲——《论出版自由》。
首先，这本书的引爆点——《出版管制法》。
我们不妨举一些原文中的例子：兹命法官齐尼审查本书中有无不可出版之处。
弗罗棱萨区副主教文生·拉巴塔。
此书已经审阅，其中并无妨害天主教信仰及礼教之处，特此证明⋯⋯，弗罗棱萨区法官尼河罗·齐尼。
根据上述证明，达文札蒂此书可准予付印。
文生，拉巴塔等。
准予付印， 7 月 15 日。
弗罗棱萨市宗教法庭法官修士西蒙·芒贝达美利亚。
作者说：“异端邪说和腐化堕落的东西也极容易从他们这里传布到民间去。
但邪恶的风俗却完全能够不通过书籍而找到上千条其他的途径传播，这些途径是没法堵塞的。
邪恶的说法只要有人指点，完全不凭书籍就可以流传。
”那个时代背景下，由于广大的受众还处在深受宗教的思想禁锢，“雅典的书籍和哲人比希腊任何其他部分都要多，我发现雅典的长官只注意两种文字，一种是渎神和无神论的文字，另一种是诽谤中伤的文字。
因此，普罗塔哥拉由于在一篇讲演中开头就坦白说他不知道‘有没有神存在’，于是他的书便被阿留坡阁下令焚烧了，人也被驱逐出境了。
”于是很多下层人民还不能够完全清楚的了解对于出版业，能够肩负其开民智的重任的知识阶层，出版自由是多么的重要。
加之当时英国国会代表老派的大资产阶级对新资产阶级革命的恐惧以及当时社会的主流对集权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深信不疑，那么既然是集权主义就少不了对新闻出版业的控制，起到控制舆论，引导人民思想的作用，论出版自由就是反对这些控制言论窒息真理的陋习的新文明浪潮之一。
其次，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的主要内容是以“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和“天赋人权”为前提的倡导新闻、出版、言论自由的一系列主张。
论自由读书心得最新5篇
论自由读书心得最新5篇整本书的建构清晰易懂，完全与其行文资料不同，开章引论，于后三章分述，末章叙述其应用。
在《论自由》一书中，密尔所谓的个人自由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
下面给您带来论自由读书心得，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论自由》读后感1读完这本书，我更多的不是激动与欣喜，而是认同再认同。
该书所有的文字都围绕本书的核心，即密尔在书中所说的“本文的目的”，力主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使凡属社会以强制和控制方法对付个人之事，不论所用手段是法律惩罚方式下的物质力量或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准绳。
这条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的或集体的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或防卫队他人的危害。
(这段话不是我复制的，而是一字一字的打出来的)。
我认为该书的核心与我本人之前的一个观点极其相似，即一个人行使自己的自由时不可以妨碍他人的自由。
所以说，读完这本书，我并不是感到受很大的启发，而是百分百的认同。
其实，谈到自由就要谈到集体(所谓的集体)。
一些集体的存在并没有很好的为集体里的个人带来福祉与利益，跟多的是为了这个集体中少数人的利益和权力，里面的大多数人是“被”加入的，他们的自由和福祉收到了“名正言顺”的侵犯。
我不太喜欢集体里的“多数的暴虐”，即密尔所说的，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货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结果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
其实，我觉得当中的少数人在数量上并不是少数，而他们的愿望与声音就这样被“少数服从多数了”。
而服从的结果并不一定给集体带来很多好处。
时间久了，可能就会产生“奴性服从”。
这都是自由的悲哀!其实，很多时候，若有什么意见被迫缄默下去，那个意见可却可能是真确的。
有时候，一项任务没有被授予一个人而是另一个人，前一个人却可能是最合适的。
比起“占着茅坑不拉屎”，我更讨厌资源被错误配置。
其实，小政府往往会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福利，当然最好是世界各国都是小政府时最好，大政府的国家往往会侵犯小政府的国家。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论文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论文文件排版存档编号：[UYTR-OUPT28-KBNTL98-UYNN208]自由与真理之光——《论出版自由》读书笔记“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真理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
”反复读这一本从17世纪流传下来的小册子，它思想之深邃，精神之纯粹，文字之准确，仿若使人沐浴在自由与真理的光束中，荡涤着整个身心，一遍一遍探寻，也记录下自己点滴的收获。
一、《论出版自由》的时代背景从亨利八世开始，英国就实行特许出版制度。
到玛丽女皇时期，英国成立了皇家出版特许公司。
它规定，没有女皇的特许，不准出版书籍刊物，出版权利被严格限制在少数几个人手中。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设立星法院法庭，颁布星法院法令，对出版物出版进行更为严格的限制。
出版松动出现在1640年，查理一世被迫召开国会，取缔了严格控制的星法院法令，出版自由开始涌现，但1643年资产阶级长老派恢复了出版审查，思想领域生机勃勃的局面迅速消失。
17世纪的英国是一个政局跌宕起伏的时代，代表封建利益的国王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兴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在议会冲突激烈，同时，宗教斗争复杂，清教运动和反清教运动的对抗一直持续不断；同时也是一个新思想、新经济、新文化和新阶级欲突破罗网，显示自己自主性和独立性的转折时期。
在言论出版方面，突破就有的制度和陈腐的观念，寻求适合这些新生事物成长的言论出版空间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迫切要求。
在长老派出版审查条例付诸实施时，弥尔顿无视这一条例，既没有获得出版许可，也不刊印出版机构的名字，出版了《论离婚的原理和实施》。
接着，他又直接以《论出版自由》为题表达了对出版审查制度的强烈批判和对出版自由的渴望。
该册子同样没有经过许可，没有经过登记，也没有开列印刷商和书商的名字。
它写成向国会演讲词的形式。
二、关于《论出版自由》几方面的探讨（一）出版许可制的历史渊源弥尔顿在行文的开篇以较长的段落赞颂了国会议员热爱真理的精神与正直的品德，并认为他们高人一等的证明即是“以深谋远虑的精神，听取并服从来自任何方面的理智的声音，并因之而乐于把一切议案，不论是自己通过的还是前人通过的，一视同仁地予以取消。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英文回答：After reading "Areopagitica", John Milton's eloquent defense of freedom of the press, I was deeply moved by his passionate call for the unfettered exchange of ideas. Milton believed that a society that suppresses free speech stifles the progress of human knowledge and creativity.Milton's arguments are as relevant today as they were in the 17th century. In the modern digital age, where information can be disseminated instantly and widely, the threa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not censorship by a few but rather the potential for surveillance, data mining, and suppression by powerful corporations, governments, and even individuals.Milton's belief that truth emerges from the clash of opposing viewpoints has not been proven wrong. Open debate and the free flow of ideas are essential for a healthy andjust society. Without them, we risk falling prey to dogma and blind obedience, which ultimately lead to stagnationand decline.中文回答：拜读完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我深受其对言论自由的热烈呼吁所感动。
读《论自由》有感
读《论自由》有感读《论自由》有感当细细品完一本名著后，大家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写一份读后感，记录收获与付出吧。
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读《论自由》有感，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读《论自由》有感1该书是由英国作家弥尔顿与1644年所写，当时英国升职欧洲都处于高压政治下，言论自由显得弥足珍贵。
弥尔顿是一位诗人，热情洋溢，关心政治，而他所发表的著名政论便是《论出版自由》一书。
此书从遥远先哲时代，来论述人的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能力。
他列举了雅典法官所禁的渎神和无神论文字以及中伤的文字。
其中西塞罗虽然反对伊壁修鲁的看法，却没有任何命令禁止他们。
之后也举了屋大维和提图斯的例子，充分列举了古代先哲的示范，同时折射出当时教皇和国会对思想的禁锢。
里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关于真理与缪误的解读。
他说唯有保持言论自由，才能让真理战胜缪误。
阅读好书与坏书怎么处理，弥尔顿巧妙地借用上帝之口来说“你不论拿到什么书都可以念，因为你有充分的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探讨每一件事。
”一个人的判断力怎么来，那是通过阅读大量书籍，积累大量经验形成的一种理性且正确的判断与认知。
那么如果人类根本没有接触到饿，我们又有什么智慧可做选择呢？就像亚当尝的那个苹果的皮上，善恶是连在一起的，强行分开本来就有违约自然。
书上也列出了一些限制出版自由的客观弊端。
首先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认知也不同。
但是一本书确实要很多个通行证才能出版，这不仅会使好书的出版率大大下降，也会形成单一的书籍知识。
试想千篇一律的书本，还有什么思维的碰撞呢。
且复杂的审查制度，也会消磨作者写书的动力，就会停止思考，一个停止思考的社会该是多么的堕落，前途该是多么的灰暗呀。
当然，审查书籍也必须要有审查人。
作为掌握知识发行的人，他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准确的判断力及长远的目光。
且不说这样的人是否容易找到，在日复一日的审核中，是否浪费他们的时间，后逐渐机械化随意化我们可以想象。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
——读《论出版自由》有感现代生活中，无论是阅读书报还是浏览网站、无论是欣赏电影还是参与讲座、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充斥眼球地是各种各样行行色色地新闻时政评论、学术新思维动向、专业技能培训技巧，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地数字时代.就是这个思想不断推陈出新地年代，各种思想地碰撞和更新促使我们不断地发现生活，追求生活和感悟生活.但，可想到在以前地陈腐地年代，言论自由是多么难能可贵地奢求？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论出版自由》是英国学者约翰·弥尔顿于世纪发表地一篇演说稿，篇幅不长，但是字字珠玑，深入浅出地向当时地上议院和下议院剖析了言论出版自由地必要性和紧迫性，更是传阅至今，向包括我在内地当今读者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当时英国地乃至世界地言论出版受限制地状况和各位先哲为冲破这一扼杀性地桎梏所作地可以说奋不顾身地努力.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出版言论自由》一书主要从罗马希腊地年代地思想言论受统治者牢牢控制出发，描述了历个朝代地出版是在不断往自由方向进发，揭示了古代统治者因巩固自身统治而禁止某些书籍（主要是亵渎神地书籍和诽谤别人地书籍）地出版发行传阅，甚至销毁大量包含先哲心血地却被认为不适合统治纲领地书籍地丑恶面目.使用大量铁证向当时上下议院证实了提倡并保护出版自由地必要性.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无疑，提出限制出版自由地原因，就是防止权力地倾覆和不良思想对国民地侵蚀.但约翰·弥尔顿却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一、著作地诞生是作者经历积累到一定高度产生出来地思想，谁也不会无中生有，如果因为不符合当权者地思想而予以抹杀甚至销毁，这无疑是对作者地最大不敬或者说是最残酷地判刑，用书中地一句话表达就是“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地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地象；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地上帝圣象.对他们说来，这种侵害比任何人在他们坟上所能做出地侵害都要严重.”第二、出版地审核固然交由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地专家来完成，但问题就随之而来了，专家涉猎范围是否无限大？在他们中间怕且存在不少阅历或素养比作者低地年轻专家吧.即使是一方面地泰斗，我们如何保证观点与主流观点不相符地新思维是没有存在价值地呢？或许真理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地吧.第三、出版限制是从源头控制不良思想地大范围渲染.但是思想是否不良恐怕不是几个专家说了算吧，如果一个民主地国土，对于俗不可耐、渣滓地作品，精明读者必定嗤之以鼻，相反，超凡脱俗，驱动进步地作品最终还是会占主导，必将成为真理流传百世.第四、出版地限制实质是在做了越权地事儿，真正地端正国民思想地举措应该是积极鼓励国民广泛阅读，只有通过广泛阅读，国民地基本辨别能力自然会提高，对一种思想地适当与否也自然在心中有个定论，对书籍本身地意义（是一心表达新思想或是危言耸听、诽谤他人）也有清晰地辨认能力，防止不良思想地侵蚀也自然水到渠成.第五、新地思想伴随新地出版降临，如果一味墨守成规，拒绝新思潮地涌入，旧思想必定占据这一领域，这领域也必定像一潭死水一样腐朽不堪，清政府地闭关锁国、朝鲜令人啼笑皆非地举止等大量铁证已经是前车之鉴，让思想保持鲜活，出版自由也势在必行.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总地来说，所谓地出版限制只是借保护读者而巧立名目巩固统治者统治地腐朽思想，其副作用远大于实际作用，就像服装设计不需要审核一样，书籍等言论地出版也不需要将其逼到举步维艰地境地，是金子总会发光，优秀读物必会掩盖不良言论占主导地位.我们为何不将言论看作一种商品，由消费者评判其好坏，让读者作裁判员，在裁定与原则中维持它地公正，优秀，从而推进思想前进呢？文档来自于网络搜索。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
约翰，弥尔顿关于自由的主张读后感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虽然原来皇家特许的出版制度被废除，但是当权者对言论的管制并未彻底解禁。
1643年，英国国会宣布恢复特许制，规定国会具有管制出版的最高权力，并实行出版检查的措施，1644年，英国政论家约翰;弥尔顿因出版书籍引起纠纷，被传到议会答复质询。
他在议会作了长篇演讲，系统地阐述了出版自由思想。
这篇演讲后来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并成为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奠基性著作——《论出版自由》。
弥尔顿的基本论点是：人的理性是高于一切的，是上帝赋予人类的灵性。
言论和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首要部分。
人依靠自己辨别正误是非，区分善恶好坏。
为使人的理性得以有效的发挥，就必须不受限制的了解别人各种不同的观点、意见和思想。
真理是通过各种观点、意见和思想的公开辩论和自由竞争获得的，不是权力赋予的。
必须允许各种各样的学说在大地上流行，让真理参加自由而公开的斗争。
通过这种斗争，真实的、正确的、积极地思想观念必然被大多数人所接收；虚假的、错误的、糊涂的思想观念必然为人们所抛弃。
在这当中，政治和宗教的权利是真理的大敌，只能导致错误和正确的混淆。
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权利对思想的压迫和垄断，造成无数的荒谬事情，实际是愚弄了人类自身，导致愚昧盛行。
因此，必须限制权力，废除各种钳制言论的制度、规章，让真理通过自我修正，最后战胜各种荒谬、错误、愚昧和无知而自我发扬光大。
弥尔顿说，读者自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无须检察官去教，而检察官的水平大多低于读者的水平，他们的无知和偏见害了不知多少人。
因此，任何对出版物的事先检查都有害而无益。
而且，禁止某些出版物的发行是徒劳的，好的思想会不胫而走，人的理性是无法禁锢的。
弥尔顿指出，真理不需要什么策略、计谋或者许可制而取得胜利，而这些花招都是错误的东西用来保护自己，对抗真理的。
在真理被权利占有者捆绑住的时候，它就会以扭曲的形态出现，而无法呈现自己本来的面目。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英文回答：On the Liberty of the Press by John Milton is a seminal work written in 1644, advocating for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expression. It is wide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eloquent and influential defenses of free speech in history.Milton believed that free speech was essential for a thriving society, allowing individuals to develop their own opinions and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He argued that censorship and suppression of ideas only lead to ignorance and stagnation.Milton's arguments for press freedom were based on several key principles:Truth is best discovered through open debate and the exchange of ideas.Censorship stifles intellectual growth and prevents society from progress.Freedom of expression is necessary for individuals to pursue their own happiness.Milton also recognized the potential dangers of unchecked free speech, such as the spread of blasphemy or sedition. However, he believed that these risks were outweighed by the benefits of a free and open marketplace of ideas.Milton's ide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speech in England and beyond. His arguments were instrumental in shaping the First Amend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which guarantees the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press.中文回答：论出版自由是约翰·弥尔顿于1644年撰写的一部开创性著作，主张言论和出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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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界对于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和他的《阿留帕几底卡》（Areopagitica, 1644）抱有一种定见，这种定见可以概括为“弥尔顿影响”。
包括如下几个层次：1. 《阿留帕几底卡》是新闻传播思想史上的开山之作，开启了表达自由传统。
2. 弥尔顿所表达的“观点的自由市场”观念具有恒久的思想价值。
3. 《阿留帕几底卡》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均起到巨大作用，并转化为《人权法案》和《人权宣言》。
4.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受此影响写下了《论自由》（On Liberty, 1859），此书与《阿留帕几底卡》并称为自由至上主义传统的两座里程碑。
其实，这种判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成分。
一则见木不见林，忽略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潮以及英国独特的自由传统。
二则倒果为因，所谓“观点的自由市场”乃是后世人为阐释的结果。
三则扑风捉影，夸大了《阿留帕几底卡》在两次革命中的影响。
四则移花接木，将弥尔顿与密尔直接联系，高张了现代自由至上主义，却抹杀了古老的共和主义遗产。
在思想史领域，一直有两种阐释存在，其一是“去语境化”（decontextaulisation）的阐释，也就是“哲学地阐释思想”；另一种是“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aulisation）的阐释，也就是“历史地阐释思想”。
前者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利用一切思想资源支持阐释者自身的观点，起决定作用的是阐释者所处的历史语境，旨在解决的也是阐释者所面对的现实问题。
由于功利性使然，容易神化圣化阐释对象，掩盖差异和矛盾，附加过多的意义和价值。
而后者追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试图在历史中解释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阐释对象所处的历史语境，旨在探究的也是阐释对象在具体环境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采取的对策。
由于过于追求历史客观性，反而容易迷失在史料的丛林，有放大差异和矛盾的倾向，失之于碎片化和庞杂化。
客观而言，合理的解决之道应该是二者的结合，以限度意识对待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惟其如此，才可以既避免过度阐释的危险、又防止食古不化的弊端。
在这个意义上，学界耳熟能详、却又一笔带过的“弥尔顿影响”，一直过于依赖“去语境化”的阐释，简化了思想体系内部的矛盾。
所以，补上“高度语境化”的一翼实属必要。
一、中国语境下的弥尔顿在我国，对弥尔顿的译介一直相当积极，比如早在解放前就有《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译本，50-60年代不仅翻译了弥尔顿的大量文学作品，商务印书馆还陆续译介了弥尔顿的著名政论，1958年出版了《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
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下，这个译本的末尾加译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弥尔顿”辞条，为中国读者理解此书定下了基调。
在该辞条中，作者简单地将弥尔顿的矛盾之处归纳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也没有提及弥尔顿在克伦威尔政府中担任首席出版检察官的事实。
这种解释避讳了弥尔顿“黑暗的另一面”，无形中也阻碍了对弥尔顿思想的深入挖掘。
受左倾思潮影响，我们对弥尔顿的阐释遵循着恩格斯（F. Engels）的评价——“第一个为弑君作辩护的人”；以及别林斯基（Belinsky）的思路——敢于反抗、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
简言之，就是强调弥尔顿的“革命家”身份。
步入新时期之后，大量的西方著作涌入中国。
这其中，有三本西方著作极大地影响了学术界对弥尔顿的阐释。
第一本是美国传播学经典著作《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1956），此书于1980年出版中译本，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西方新闻传播学著作。
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指出：弥尔顿“在自由主义传统上写出了主张思想自由的光辉论点”；从弥尔顿的思想出发，“形成了关于‘观点的公开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以及‘自我修正（self-righting principle）过程’的概念。
” 由于施拉姆是西方传播学的奠基人，他对弥尔顿的这个评价奠定了学术界将弥尔顿与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础。
由于当时的翻译有一些疏漏之处，使中译本读者误将自由主义等同于自由至上主义，在学术界造成了多年的混淆。
第二本是英美文学史经典著作《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1953）。
其作者、美国左翼学者安妮特•鲁宾斯坦（Annette Rubinstein）于1982年到1983年来华讲学，这部著作也因此为国内学术界、特别是英美文学专业的师生所熟悉。
在特定的环境下，国内相当多的文学史教材受到此书的影响。
鲁宾斯坦将弥尔顿视为参与现实、反映现实的“伟大传统”中的一员，加强了我们早已有之的视弥尔顿为自由斗士的观念。
她还提到弥尔顿对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影响，亦成为学术界不断征引之处。
第三本是美国政治思想史经典著作《政治学说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1937），自中译本在1986年出版之后，就一直是国内异军突起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必备参考书。
其作者、美国政治学家乔治•萨拜因（George Sabine）在此书中指出：《阿留帕几底卡》和《论自由》是“以英语写就的为自由所做的最经典的辩护”。
受此影响，我们习惯于将《阿留帕几底卡》和《论自由》视为自由主义传统、特别是表达自由传统中的两座里程碑。
这三部著作分别从新闻传播学、文学、政治学的角度对弥尔顿作出了“自由主义”的阐释。
需要辨析的是，这三部著作的产生年代为20世纪30-50年代，无论是鲁宾斯坦的“红色”、施拉姆的“右倾”还是萨拜因的“中立”，均留有那个年代特有的历史印记。
他们所提出的观点经过西方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的补充和修正，早已有了不同的面貌。
但也许是“先入之见”使然，也许是“期待视野”所致，久旱逢甘雨的中国学术界不仅全盘接纳了这三种原本不是一个阵营的阐释，而且很少加以辩难，对于西方学术界的修正观念亦置之不理。
例如，在同一时期，美国新闻史经典著作《美国新闻史》（The Press and America, 1954）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在1982年出版，书中提到弥尔顿的言论出版自由思想在当时影响有限，并简略提及弥尔顿在克伦威尔政府中充当检察官的情况。
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此书观点往往被忽略。
从我们的“阐释者语境”来看，当时的主要任务不是“反右”而是“防左”，拨乱反正的结果之一，就是我们始终将19世纪才出现的“自由主义”标签贴在17世纪的弥尔顿身上，忽视了他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内在矛盾，对古典共和主义进行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解。
90年代之后，我们并不乏对《阿留帕几底卡》的文本细读，也不乏从历史背景角度解读弥尔顿的尝试，但是由于定见使然，长期不能深入。
1992年有两本关于弥尔顿的书籍面世，一是三联书店出版的19世纪英国学者马克•帕蒂森（Mark Pattison）写作的《弥尔顿传略》（Milton, 1879），一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弥尔顿研究资料集》。
前者成书年代久远，了无新意；后者收录了德莱顿（John Dryden）、蒂里亚德（Eustace Mandeville Wetenhall Tillyard）等人撰写的评价弥尔顿诗歌作品的经典论文37篇。
但是由于前者符合我们对弥尔顿的程式化理解，不断再版、影响较大；后者深入弥尔顿复杂的精神领域，展示不同时期不同人物对弥尔顿的解读，却反响平平、应者寥寥。
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权”观念炙手可热。
本来人权观念是文艺复兴以降富于人文主义特质的普遍传统，但是在很多阐释者的视野中，“人权”成了自由主义的专利。
受此影响，我国多部外国新闻史教材为了将弥尔顿定位为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鼻祖，反复强调其“天赋人权”观念，不加辨析地使用“自然法”、“自然权利”等概念。
不仅如此，根据东鳞西爪的资料，有不少学者在论文和著述中拼贴出从弥尔顿开始、经米拉波而至杰斐逊、又经托克维尔而至斯图亚特•密尔的所谓表达自由传统的影响和传承谱系。
至21世纪，我国学术界经过20年的阐释，已经完成了将弥尔顿和《阿留帕几底卡》经典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不乏陈陈相因，俨然将弥尔顿等同于老生常谈。
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判断在论点上存在着偏颇之处、在论据上存在着不够翔实之处、在方法上则大大受制于我们自身的阐释语境，远远不够客观。
二、西方语境下的弥尔顿任何一部经典作品的阐释史和接受史，无不充满着有意无意的误读和曲解，这使影响研究成为最具挑战性的领域。
幸运的是，随着20世纪后半期思想史、书籍史、阅读史、智识生活史等领域的长足进展，西方学术界对于弥尔顿和《阿留帕几底卡》的实际影响和传承路径有了进一步发现，这些结果对于我们客观评价弥尔顿的影响和学说谱系不无助益。
在弥尔顿的时代，《阿留帕几底卡》不是唯一的呼吁出版自由的小册子，甚至不是这个话题中最著名的小册子。
弗雷德里克•西伯特（Fredrick Seaton Siebert）通过缜密的研究列举了至少6部足以媲美之作。
《布莱克维尔百科全书》也指出：尽管弥尔顿作为一个论辩家在国外很出名，但他在当时的英格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他为离婚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几本小册子引起了一些震动，但除此之外，他的同时代人对他兴趣不大。
事实上，自复辟之后直至1674年辞世，弥尔顿一直颇受冷遇，即便被人提及也往往冠以“毒蛇弥尔顿”的绰号。
他的巨著《失乐园》从书商那里仅仅获得18英镑的版税，其中的8英镑还是付给他的遗孀的。
在这种形势下，《阿留帕几底卡》一直没有获得再版的机会。
对弥尔顿的第一次“改造”发生在光荣革命之后稍为宽松的氛围里。
1688年华丽对开本的《失乐园》终于面世，书商在宣传中尽量淡化弥尔顿的激进共和色彩，转而从美学上提高弥尔顿的声望。
随后英国作家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对《失乐园》进行了柔和化、道德化、诗学化的阐释，将一部富有激进精神的危险之作变成了具有永恒美学价值的文学经典。
以在英国的实际影响而言，弥尔顿的《阿留帕几底卡》远不如他的《失乐园》；从声望来看，作为诗人的弥尔顿远胜于作为政论家的弥尔顿。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弥尔顿在英国之外的声誉。
由于宗教的差异，北美殖民地将弥尔顿尊为叛逆者、雄辩家和清教徒。
随着清教力量在北美的崛起，弥尔顿因其独特的诗学、反传统的精神、被迫害的后半生而获得读者的青睐。
与班扬的《天路历程》一道，《失乐园》以清教徒的标准宗教读物而闻名。
比如，1728年，年仅21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已经开始引用《失乐园》中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