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古典小说之脱俗观
明代长篇小说中的文学风格与审美趣味
明代长篇小说中的文学风格与审美趣味明代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其中长篇小说尤为突出。
明代长篇小说以《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作品为代表，它们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诸多突破，而且在文学风格和审美趣味上也具有独特之处。
明代长篇小说的文学风格丰富多样，它综合了古代传统小说的各种元素，并吸收了戏曲、话本等艺术形式的内容和表现手法。
这使得明代长篇小说既有严谨的史书色彩，又有生动的戏剧冲突和细腻的人物描写。
例如，《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孙悟空形象鲜明、性格活泼，他的悟性和机智能使他在危险之中逢凶化吉，成为这部小说的一大亮点。
而《红楼梦》中以贾宝玉为代表的众多人物形象则展现出了明代文人的情感表达和个体意识。
明代长篇小说在审美趣味上追求真实、自然和多样化的表现方式。
这主要是由于明代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和变化所造成的。
明代社会呈现出繁荣、开放和多元化的特点，人们的审美趣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明代长篇小说充分把握了这一时代特征，对人性、情感和社会现实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表达。
这种审美趣味的转变与明代小说创作的独特性相互促进，形成了明代长篇小说特有的文化氛围。
与其它时期的小说相比，明代长篇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细节的描写和刻画。
这种描写和刻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社会对于细致入微的审美追求。
例如，《红楼梦》中描写了宴会、游园、婚嫁等场景，无论是食物的品种、花卉的名字还是仪式的细节，都可见明代社会对于细节完美的追求。
这种细致、精细的描写使得明代长篇小说更加生动、逼真，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审美享受。
另外，明代长篇小说还体现了对虚构和幻想的追求。
明代社会充满了神话、传说和想象，这些元素在明代长篇小说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西游记》中的仙界、妖魔和神仙等元素，以及《水浒传》中的英雄豪杰都是作者创造出来的人物，其丰富多样的形象和情节都给读者带来了无尽的想象和快乐。
这种虚构和幻想的追求不仅满足了读者的娱乐需求，同时也展示了明代文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从《红楼梦》看明清世俗小说的雅俗共赏
什么是雅？什么是俗？从《红楼梦》看明清世俗小说的雅俗共赏序言：世俗小说是史明清时代的主流文学，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细致的梳理了中国小说的框架和走向，对明清世俗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尤其是《红楼梦》，代表了明清世俗小说的巅峰。
明清世俗小说整体上呈现了雅俗共赏的特点。
雅与俗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学着重探讨的概念，从文学评论的角度来说，雅与俗主要是围绕着内容和思想展开的。
从明清世俗小说的发展角度来体会文学创作对于雅与俗的整合演变，不仅可以实现对明清世俗小说的深刻解读，也可以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新的方向。
《红楼梦》剧照一、明清世俗小说的发展历程齐鲁大地是明清世俗小说的发源地，《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传》就诞生于此。
《醒世姻缘传》《金瓶梅》出现俗和雅的整合现象：《金瓶梅》作品故事情节生动，细节描绘精致，语言生动传神，但是呈现出来的爱情故事却是属于文学创作中的俗事。
作品对人间情态中“恶”的深度描写又体现了作品深刻的主题，呈现出了文学作品对于“雅”的追求。
同理，《醒世姻缘传》也利用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体现了对社会重塑淳朴民风，树立正确伦理价值观念的追求。
《红楼梦》剧照明清世俗短篇小说主要盛行于苏州吴越之地。
短篇世俗小说的集大成者冯梦龙便在苏州，他的短篇小说集《三言》中体现“雅”与“俗”融合的特质，将“雅”的改变引入世俗小说，大力提高了世俗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
而凌濛初仿照冯梦龙的《三言》创作的《二拍》更是体现了世俗小说创作对“雅”和“俗”的共同追求：选用了民间百态俗事实现对世人因果报应的伦理教育和惩恶扬善的劝惩。
冯梦龙与凌濛初的三言二拍系列小说将“雅”与“俗”的整合提上了小说创作的日程，开启了明清世俗小说的创作热潮。
《红楼梦》剧照在明清世俗小说的创作热潮中小说的“雅”与“俗”的整合是一种自然的发展状态：陆云龙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型世言》，以世俗情事为载体大力弘扬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与之前的《三言》《二拍》形成了著名的“三言二拍一型”系列。
明代传统文体特点
明代传统文体特点明代传统文体特点明代（1368-1644）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文体特点在多个方面体现了该时代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明代传统文体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传统，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貌。
文体多样性与平民化明代文学呈现出明显的平民化与世俗化趋势，尤其在小说和戏曲等通俗文学形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小说语言通俗易懂，重视口语化，强调生动、幽默和传神的表达方式，与之前的文言文相比，更加贴近大众生活。
这一变化使得小说能够更好地反映社会生活，吸引了广泛的读者群体。
例如，《水浒传》和《西游记》等作品，通过生动的情节和鲜活的人物形象，展现了明代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戏曲方面，明代戏曲也呈现出平民化的趋势。
戏曲作品多以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为题材，通过生动的表演和富有感染力的唱腔，吸引了大量观众。
同时，戏曲作品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对民众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昆曲作为明代戏曲的代表，以其优美的唱腔和细腻的表演艺术，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戏曲形式之一。
诗文与散文的演变在诗歌方面，明代诗人受到唐宋诗风的影响，作品往往追求工整和华丽，但也逐渐出现了对内容和形式的反思。
正统时期，台阁体诗文盛行，虽然形式上工整，但内容多为歌功颂德，缺乏活力。
随着复古运动的兴起，部分士大夫开始反对这种形式主义，转向更为质朴和真实的表达。
例如，前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强调对古典文学的学习和模仿，以恢复文学的古朴和真实。
散文方面，明代作家的作品不仅继承了传统散文的特点，还在艺术表达上进行了创新。
明代散文的取材较为广泛，表现手法多样，不少篇章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小说、寓言、笑话、八股的影响。
尤其是晚明小品文，以其清新洒脱、轻逸自如的风格，成为明代散文的一大亮点。
例如，归有光的散文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事，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深刻的感悟，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生活的真谛。
疏体文的发展疏体文在明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规范化。
花月痕的主要内容
花月痕的主要内容《花月痕》是明代文学家汤显祖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全书共五十回，关于情爱悲欢的故事。
《花月痕》讲述了南京美女孟兰君与严侍郎周贤相恋的一段感情历程。
孟兰君是一位出尘脱俗的美艳佳人，她绝美的容颜和独特的舞姿赢得了周贤的心。
身为官员的周贤为了追求孟兰君，不仅辞去了官职，而且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妻子。
随着二人相处的深入，周贤逐渐发现孟兰君身上隐藏着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她的身世十分神秘，实际上是一位殷商王族的后代。
这个秘密不仅让周贤难以释怀，也使得孟兰君陷入了内心的挣扎和纠结之中。
在情感世界的另一端，桃花村的林慕容和重阳真人之间也有一段爱情故事。
林慕容是一个快乐、爽朗、朴实的乡村女孩，她和重阳真人在一起时总是心情愉悦。
重阳真人是一位高超的武林高手，他虽然身材矮小，但却有着强大的武艺和温暖的心灵。
林慕容与他相处时仿佛回到了儿时的快乐，十分甜蜜。
但重阳真人并不幸福，他曾经历过爱情的痛苦，对爱情充满了疑虑和无奈。
《花月痕》情节曲折、情感细腻，在叙述爱情的同时还包含着对现实生活的批判和思考，着重表现了人性中的爱憎、恩怨、矛盾等复杂情感和社会的黑暗面。
其中，孟兰君和周贤的故事展示了人们在巨大的挫折与爱情之间的心理困惑和痛苦，而林慕容与重阳真人的情节则表现了对于单纯爱情的追求，是一种渴望真爱的深切感受。
同时，作品还细致地刻画了各个人物的性格，有些人物比较耿直，有些则比较狡猾，这些多样的人物性格让整个故事更加立体。
《花月痕》不仅充满了激情、诱惑和欲望，而且还有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它揭示了人性的黑暗与阴暗，提醒着我们远离世俗的陷阱和诱惑，珍爱拥有的感情和幸福。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人们需要像林慕容和重阳真人一样，坚信爱情的美好，并用自己善良的心去包容别人的缺点，为美好的爱情付出一切。
总之，《花月痕》是一部情节复杂、情感细腻、态度坚强的作品，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珍品之一，也是中华文化中的经典之作。
当时的文化背景：《花月痕》创作于明代中期，这一时期是文化大发展期，社会风气宽松，文学艺术昌盛。
明清的主要文学流派及明代文学(汇总)
明清两代的主要文学流派及主张。
明代文学明代文学的发展以弘治、正德年间为界，可划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文坛相对寂寞，后期相对繁荣。
严酷的文化专制导致明代诗文继续衰退，围绕拟古和反拟古，涌现出众多流派。
明代通俗文学成绩斐然。
戏曲方面，北方杂剧退潮，南戏成为主导。
一代戏剧大师汤显祖将戏曲传奇推向高峰。
小说方面，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拟话本”标志着短篇小说的繁荣，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问世，则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长篇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崛起。
（一）流派纷纭的明代诗文。
著名流派有：台阁体。
明代永乐至成化年间的诗派，以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文渊阁大学士杨荣、武英殿大学士杨溥为代表。
“三杨”历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时逢明代的“太平盛世”，皆为台阁重臣、太平宰相，位极人臣，倍受宠幸。
他们的创作雍容典雅，洋溢着志得意满的神气，内容上极尽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被称为“台阁体”。
茶陵派。
成化至弘治年间的流派，以湖南茶陵人李东阳为首。
李继“三杨”之后，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地位主持诗坛。
他不满“台阁体”阿谀粉饰的流弊，主张宗法唐诗。
不过，他要学的只是唐诗音韵格律，而非唐诗精神。
因此，茶陵派仍未脱净台阁体气息，但启发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
前七子。
弘治至正德年间的流派，以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七人为骨干，针对八股文和“台阁体”造成的虚饰、委顿的文坛风气，掀起了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号召的复古运动，同时在政治上勇敢地跟残暴贪婪的权贵进行斗争。
他们以关注现实的诗文创作和挑战强权的战斗精神形成巨大影响。
但也有盲目尊古的不良倾向。
后七子。
嘉靖至隆庆年间的流派，以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徐中行等七人为骨干，李、王为首领。
后七子复古拟古的文学主张与前七子相同，但言论更激进，声势更浩大。
王世贞认为文章一代不如一代，东汉文弱，六朝文浮，唐文庸，宋文陋，再往后便无文章可言了。
明代审美风尚与小说价值取向的世俗化
明代审美风尚与小说价值取向的世俗化明代审美风尚与小说价值取向的世俗化朱忠元米文佐任何一种文艺思想的美学本质都应当由具体的特定的文化所规定，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我们才能发现特定文艺思潮或审美理想中所蕴藏着的活生生的、具体的、感性的东西。
有明一代，小说作为“一代之所胜”崛起，不仅其地位和价值得到确认，而且得到文人士大夫的热衷和青睐，从一种边缘性的文学形式一跃成为明清时代文艺思潮的中心，固然是小说内在规律发展的结果，但明代审美风尚尤其是市民阶层的兴起之后所形成的审美趣尚为小说的崛起所提供的审美需求和文化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
钱穆先生有一段话，总论了中国文化在宋元以来的重大变化。
他说:“总之，中国在宋以后，一般人都走上了生活享受和生活体味的路子，在日常生活上寻求一种富于人生哲理的幸福与安慰。
而中国的文学艺术，在那时代，则尽了它的大责任大贡献。
因此在唐以前，文学艺术尚是贵族的、宗教的，而唐兴以来则逐渐流向大众民间，成为日常人生的。
因此，中国文化在秦以前，造成了人生远大的理想。
汉唐时代，先把政治社会奠定了一个大规模。
宋以后，人们便在这规模下享受和发展。
这就是文学和艺术到那时才特别发达的缘故。
”[1]这段话说明宋以后的文学发展是与日常生活的丰富与发展相关的。
自明代中叶起，中国经济、社会出现了从来未有过的商品化趋势，新的社会因素迅猛增长，这一趋势造就出了一个不同于前代的、自觉程度颇高的庞大的市民阶层。
他们以迥异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形成了一场文化大冲撞。
审美文化(文学艺术)作为最敏感、最前卫的文化，以审美的、感性的形式展示了整个文化的擅变、演化的进程。
明代以小说和戏曲为代表的审美文化就是这样。
一、小说的世俗地位在中国文化史上，小说、戏曲等在文学史中始终与世俗社一种社会、平民阶层关系密切，其内部隐藏着反叛理性的思想意识与文化诉求，因而往往游离于主体意识形态之外。
小说的产生过程，充满了冲突与斗争。
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小说不过是“小道”而已。
明代社会世态人情的裸露——《金瓶梅》与明代社会新思潮
The Exposure of the Ways of the World and the
Human Relationship
作者： 郭学信
作者机构：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聊城252059
出版物刊名： 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73-78页
主题词： 明代 社会思潮 《金瓶梅》
摘要：明代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经基础的深刻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也发生了种种变化.产生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在对当时社会世态人情的描绘中,已经比较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思潮中的某些重要方面:商业活动中社会各阶层对商业利润的趋之若骛,商贾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传统四民关系的转变;两性关系上人们打破了文化传统中那种社会性、伦理性对人的个体心性的禁锢,而表现出对非理性情感和欲求的渴望与追求;服饰上撼动了高压在人性上面等级观念的磐石,表现出一股"去朴从艳"、逾礼越制的社会思潮.。
明代小说的社会意义与审美追求
明代小说的社会意义与审美追求引言明代（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而明代小说则在这个时期繁盛发展。
明代小说不仅仅是娱乐读物，更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审美追求。
本篇文章将探讨明代小说在社会意义方面所承载的重要性以及其独特的审美追求。
明代小说的社会意义1. 提供情感释放与心灵慰藉明代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和困扰，人们生活艰辛且沉重。
明代小说通过描绘丰富多彩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可以为读者提供一种情感释放与心灵慰藉的途径。
无论是战争、家族冲突还是爱情纠葛，这些故事能够引起读者共鸣并借此来调节自身情绪。
2. 反映社会现实与政治抒发明代小说往往以生动具体的描写方式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不公平现象。
它们对于封建社会的批判，对于权力斗争的揭示以及对于人性的真实表达都在暗中影响了读者的思想。
明代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中，儿女情长和正义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
3. 传承历史与文化价值明代小说除了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以外，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及历史的重要载体。
它们记录了许多重要事件、历史人物和民间故事，并通过演绎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英雄人物，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这些小说不仅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明代时期，还能启发人们思考历史与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
明代小说的审美追求1. 文学特色与风格明代小说在审美上注重对细节、情感和意境的描绘。
它们追求生动活泼、细腻优美的语言表达，通过独特而精致的写作方式来展现故事情节或表达作者意图。
其中，《红楼梦》以其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细腻的描写而成为明代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2. 情感与道德观念明代小说对于情感与道德观念的表达非常重要。
它们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家庭关系、友情和爱情等主题，探索人性的善恶和复杂。
同时，通过对于人物行为世界以及内心纠结等方面的描写，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并希望能引导读者追求真善美。
3. 多元化与丰富性明代小说以其多样化与丰富性而受到广泛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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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古典小说之脱俗观
摘要：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在对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奇书文体”说，用以规范一种区别于其他长篇章回小说的全新的美学典范。
浦氏从数字美学的定型结构，时空循环与形象迭用，虚拟情境与反讽的修辞手法以及小说蕴含的深刻寓意这四个方面对奇书文
体加以阐释和解读，进而重建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传统，使“文人小说”的概念得到了认可和推广。
关键词：明代四大奇书；奇书文体；文人小说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7-0006-01
16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在这短短一百年间，中国古典小说最脍炙人口的四部作品——即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三国志演义》《忠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词话》——开始以它们最完整的形式流传于世。
这四部小说是在长期的民间集体创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学巨著，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及其对生活的评价往往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内容，正因如此，到了清朝初年，书贾们将这四部小说的刊印本标为“奇书”，经过时间的积淀洗涤，“四大奇书”便成为一个惯用术语和衡量所有其他同类作品的标准，一直沿袭至今。
美国著名汉学家浦安迪对于中国叙事学和明代奇书文体的论述，将深邃的思考、开阔的视野、丰富的资料寓于研究之中，开辟出许多新的视域和趣味。
浦安迪的“奇书文体”观念是与“文人小说”观念相应提出的，用以针对五四运动前后广泛流行的“通俗文学”说，“通俗文学”说得力于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的提倡，他们都在一些论著中称明清长篇章回小说为俗文学，将其看成是“代复一代无名氏口耳相传的写本”，而浦安迪却认为明清长篇章回小说中的代表作品是一种特殊的文人创作，并针对明代“四大奇书”，提出了“奇书文体”的概念。
他认为，“根据我的研究，明清长篇章回小说的六大名著与其说是在口传文学基础上的平民创作，不如说是当时某些怀才不遇的高才文人——所谓‘才子’的手笔”。
可以说，浦安迪秉持着一种“脱俗”的文学观对明清古典小说进行考察和探索。
首先，浦安迪从结构入手，对奇书文体的“百回”定型结构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百回体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标准特征，与明代四大奇书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表面来看，“百”的数字暗示着个各种潜在的对称和数字图形意义，正好符合中国艺术美学追求二元平衡的倾向，明清文人小说家又将“百回”的总轮廓划分为十个十回，进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节奏律动，因而浦安迪认为中国明清古典小说在定型结构方面存在着一种数字美学。
“奇书文体”的整体框架分为主结构、次结构和对称结构，主结构即十进位的百回布局，次结构就是每个十回单元里存在某种小型的起伏。
而在《西游记》中，除了上文提到的次结构，更着重体现出对于“9”这个数字的运用和重视，逢“9”的章回都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例如第9，49，99各回都有渡河的细节，师徒四人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而“九九功
完”一事又恰好安排在第99回。
浦安迪在论述中指出，“一旦接受作者有意在回数上作特殊安排的观念，我们就可以来观察其他更暧昧的图案……其中一种图案出自100回本小说首尾两端之间巧妙的对称感”，一般表现为首尾20回形成明显的对称。
通过对奇书严谨布局的结构研究，浦安迪再次证明了奇书文体出自才人手笔，是一种超脱于世俗的文人之作。
四大奇书中呈现出的令人惊叹的数字美学，与小说情节相互呼应，将小说文本雕刻成独具匠心的工艺品，小说对称而富于美感的结构成为奇书文体区别于同时代二三流作品的一大特征。
叙事修辞是小说建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作者给予读者的阅读提示，它“要求读者进行多维度的阅读，反过来，读者试图公正对待这种多维度阅读的复杂性，然后做出反应。
”修辞从狭义来讲是指各种艺术性语言的特殊运用，而在浦安迪的视域中，奇书文体的修辞是指一个小说家如何运用一整套的技巧来调整和限定作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
中国古典小说具有一个特殊的修辞形态——即是韩南教授所提出的“虚拟的说书情景”——是宋元以后的各种白话小说文类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模仿说书人的口吻，搬用诸如“且听下回分解”、“话分两头”等说书文艺套语。
这样看似冗赘的旁白插话实际颇具研究价值，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它使得叙事节奏抑扬顿挫，并提供了相应的背景资料，预告了小说的情节结局，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虚拟的说书情景”形成事件的讲述和作者个人评论的双线进展，这样就随时提醒读者不要忘记，
在读者和故事之间始终存在一个讲故事的人，从而把听众的注意力从逼真的故事内容上引开，引导他们转入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进而对作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进行限定。
浦安迪将这种特殊的修辞所起到的作用概括为“反讽”，“即通过一套特定的修辞手段，它始终赋予书中描画的人物和事件以一种突出的反讽角度。
”
明代小说的重中之重在于作品所蕴含的内在思想，一部作品的寓意之“意”首先是作者心中的原意，而不仅仅指作品潜在的或者生发出来的本义，因而判定其是否属于寓意文学，最终还是要看作者在组织题材时，是否想构筑一个预先准备好的思想模式。
在某种意义上说，寓意创作的艺术在于特殊的叙事技巧，即如何指引读者不再专注写实层次的故事情节，而是洞察作品所蕴含的深刻含义。
奇书文体正是运用了如上文所述的种种特殊技巧，进而提醒读者注意寓意出现的可能，其“经典作品一定要作为富有寓意色彩的体裁来读，方才不辜负文人才子作家的思想抱负”正是浦安迪所坚持的观点。
有论者称“讽寓解释，在历史上都往往和文学的经典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可以说，讽寓不是一般作品的特征，而尤其是经典作品及其解释的特征”，抽象讽寓意义的产生，根源于超越故事层面的文本阐释，其阐释视角可以是宗教、哲学、伦理或政治等等。
浦安迪所提出的“奇书文体”概念，批驳了一概而论的“通俗文学说”，进而建立起了一套全新的明清长篇章回小说的研究模式，将明清六部名著作为具有独立审美内涵的文学作品来进行阐释，强调这几部伟大作品所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正如学者杨义所述，“四
大奇书实际上是反映中国民间精神文化上的一种史诗性作品，而不是纯粹的文人舞文弄墨的作品”浦安迪将比较文学的新视野融入西方传统的汉学观点，为明清小说的研究引入了一个极富研究价值的参照系，从而打破了社会历史研究法和美学艺术研究法的僵局。
浦安迪关于明代四大奇书的探讨以及“奇书文体”理论的提出，可以说都契合了现代阐释学的精髓，其意蕴值得我们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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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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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6]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