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诚可贵 道德价更高

爱情诚可贵道德价更高摘要：尽管真正的爱情是艾略特一生所追求和倡导的，但道德与责任在她的心目中却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

本文通过分析艾略特创作的主要作品说明：当爱情与道德不能兼顾、婚姻与责任发生冲突时，处在新旧观念夹缝中的艾略特做出的艰难选择。

关键词：乔治·艾略特；爱情；道德；责任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爱情是解读英国19世纪女性小说家乔治·艾略特的一个关键词。

在现实生活中，她走过了一条不为人理解的婚恋之路，却不曾停止对真正爱情的追求、对婚姻道德的叩问，并将对爱情与道德的思考反映在了她的作品中。

在她的笔下，当爱情与道德发生冲突时，利己的爱情往往屈服于利他的道德；而相爱的两个人一旦步入婚姻殿堂，便对彼此担负起了一种神圣的责任。

而是否无条件地服从这种神圣的责任，是艾略特在新旧观念之间始终无法做出的选择。

一追求真爱戴维·罗伯兹就曾在他的《英国史：从1688年至今》中这样写：“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视女人为低劣人等，并令她们相信这一点。

”因此，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来说，婚姻就成了社会提供给她们的唯一选择。

女性只能作为商品，在婚姻市场上被动地等待男子的挑选，以期通过一门理想的婚姻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何为理想婚姻？不同于当时社会奉行的家世背景、身份财产等世俗的衡量标准，艾略特赞同的是费尔巴哈提出的关于婚姻的观点，即：“婚姻—当然是建立在自由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本身是神圣的。

……这才是爱情的具有宗教意义的婚姻，符合婚姻基本原理的真正的婚姻。

……如果婚姻只是靠外在限制而不是自愿的、甘愿接受自我约束的爱，简言之，不是打心眼里愿意的忘我的爱，都不是真正的婚姻，因此也不是真正道义上的婚姻”。

艾略特在作品中歌颂追求真爱并忠于爱情，最终获得幸福的女性。

《米德尔马契》中的玛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她尽管相貌平平、出身贫寒，但知书达理，独立自爱。

玛丽的爱情没有附加条件，她从未把爱情与婚姻当作改变自己处境的手段。

她与青梅竹马的弗莱德心心相印，尽管弗莱德本人既无财产，又无地位。

而且当弗莱德的父亲一心希望弗莱德成为有社会地位、受人尊敬的教士时，她更是明确表示，弗莱德并不适合这个高尚的职业。

因此，如果弗莱德当了教士，自己决不会嫁给他。

玛丽忠于自己爱的诺言，当她发现“她那个狭小的生活圈子中最聪明的人”牧师费厄布拉泽先生同样钟情于她时，虽然她知道费厄布拉泽在各方面都优于弗莱德，但她坚信自己的选择，由于她“对弗莱德有相当深厚的感情”，便“不会为了任何别人抛弃他”。

玛丽明智、忠诚的爱情最终得到了回报，她如愿以偿地与弗莱德过上了依靠自己双手辛勤劳动的日子。

艾略特也相信，无论最初出于多么高尚的动机，都不应该为爱情附加任何其他目的，即便是对学识的景仰，同样无法取代真正的爱情。

因此，《米德尔马契》中的多萝西娅希望找到一位学识渊博的伴侣、籍以造福他人的婚姻理想以失败告终，只有她与威尔由于真心相爱而结成的婚姻才能带给她幸福。

在批评领域，有一些声音认为难于理解艾略特为何为笔下众多女性角色安排了回归家庭、回归为人妻为人母的传统角色的命运。

事实上，正像她在《亚当·贝德》中所写：“当两个人类的心灵感到他们永生结合，在一切劳动中互相支援，在一切悲哀中互相依恃，在一切痛苦中互相扶持，在最后永诀的一刻，在静默的无言表达的回忆中，互相溶合成为一体，——还有什么比这更为美好？”除此之外，在她笔下的婚姻中，女性不仅在经济上不再依附于男性，精神上更是凭借女性独特的个性才能优势成为男性的有力支柱。

因此我们能够看到，遇事犹豫不决、生活缺少目标的威尔在与多萝西娅结合之后成为了一名国会议员，为理想中黄金时代的到来全力以赴；游手好闲又盲目自大的弗莱德·文西为了与玛丽·高思在一起踏踏实实从事农业管理工作，最后成为知名的农业家并著书立说。

谁又能说这样的变化中没有多萝西娅和玛丽的一份功劳呢？二爱情与道德，孰轻孰重？艾略特也被评论家称为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家。

利维斯就曾指出，艾略特的伟大之处在于，“她对人性强烈的道德关怀”。

在她笔下的作品中，关于家庭、社会、政治、经济的探讨都与道德紧密交织，即便是在关于爱情故事的描述中，小说主人公的爱情与所需承担的道德义务之间总处于对峙的状态，从而形成了小说中巨大的张力和强烈的道德色彩。

艾略特倡导女性对情投意合、两情相悦的真正的爱情的追求；与此同时，她也歌颂女性自我道德的完善。

当爱情追求与道德完善不能兼得时，应该如何选择？《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麦琪与表妹的恋人一见钟情，双双坠入爱河，麦琪在经历了内心激烈的斗争后，为了不伤害无辜的表妹，在距离幸福最近时毅然放弃。

支持这种选择的是艾略特道德高于一切的信念，为保全他人利益而对个人利益的放弃也构成了艾略特道德观的基础。

有评论认为，麦琪所做出的放弃爱情的选择与艾略特本人在真实的感情生活中做出的选择存在矛盾，艾略特是把她本人无法做到的、对道德的选择强加在了麦琪身上；也有人认为麦琪最后葬身洪水的结局代表了艾略特对维多利亚时代残酷而苛求的传统道德规范的认同，对道德上曾经有过失的麦琪给以毫不宽容的惩罚。

笔者对于这两种对小说结局的阐释都并不赞同。

首先，小说中麦琪对爱情的放弃与艾略特的真实感情生活并不能相提并论。

在艾略特与刘易斯相爱之时，刘易斯与妻子之间的爱情已经由于妻子的背叛而不复存在，他们两人之间有的，只是毫无意义的一纸婚约。

艾略特与刘易斯的爱情并不曾给任何人造成伤害，因此，艾略特对爱情的坚守只是对维多利亚时代伪善的法律和虚伪的道德的蔑视，艾略特对于推崇真善美的道德的追求，无论是在其笔下的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始终如一。

其次，小说中麦琪葬身洪水的结局只是艾略特在写作中运用双层文本策略的一种表现。

表面上，艾略特用这种看似惩罚的结局使小说符合当时男权中心文化的道德标准。

但事实上，在麦琪离世前，她分别收到了来自菲利普和斯蒂芬的信，菲利普在信中表达了对她的信任和超越了自私的爱情的忠诚的感情，斯蒂芬则对她承诺了不变的爱，表示只需她一句话就会立刻回到她身边；当她冒着生命危险，划着小船，在洪水中去解救汤姆时，汤姆与她尽释前嫌，她又重获了最最珍视的亲情。

对于感情丰富强烈的麦琪来说，同时拥有亲情、友情和爱情是最大的幸福，也是她在之前的生命中苦苦寻求而不可兼有的东西。

倘若麦琪不曾葬身洪水，她必定又将面临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的痛苦选择，也必定无法三者兼而有之。

因此，艾略特让麦琪在拥有一切时离世，让她得到的亲情、友情、爱情，并以这种方式成为永恒，这实际上是艾略特对麦琪愿望的一种满足，也是对男权中心文化的道德标准无言的反抗，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在刘易斯去世后，当艾略特走到生命尽头时，她回归了传统的婚姻，尽管大家对于这段婚姻众说纷纭，但艾略特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哥哥的谅解，也重获了更多亲朋好友的接纳。

小说中麦琪的身上原本就有艾略特自己的影子，她为自己安排的这种同时获得亲情、友情、爱情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与小说的结尾也不无相似之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更可以理解艾略特在内心深处对麦琪的认同。

三婚姻与责任，何去何从？对于艾略特所处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传统的宗教和道德日益瓦解的维多利亚社会，就像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马修·阿诺德那句闻名于世的诗句所说：西方人在两个世界之间徘徊，其中一个世界已经死去，另一个世界还无力诞生。

艾略特正是一个这样的西方人，来自已经死亡的旧世界的传统和来自无力诞生的新世界的信仰在她身上矛盾而又统一地存在着，这种矛盾和统一在她的爱情道德观中也通过她笔下人物对待婚姻与责任的态度中得到表现。

艾略特认为，人并非孤立地存在于社会中，而是与周围的人结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人，只要他密切观察人们的命运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交叉现象，他就会发现，一个人的生活怎样对另一个人的生活产生缓慢而微妙的影响。

”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或是后天结成的关系构成了社会关系之网，而每个人都是这网上的一个节点，每个人所处的位置决定着他的责任。

婚姻关系就是这众多的关系中基本和神圣的一个，一旦两人在上帝面前缔结了神圣的婚姻的盟约，就理应坚守对彼此的责任。

小说《米德尔马契》中的布尔斯特罗德太太赫莉欧在丈夫由于早年通过不光彩的手段侵占他人财产的丑行暴露、遭遇四面楚歌之时，仍对丈夫不弃不离。

“她跟他在一起，度过了将近半辈子的生活，他也一贯对她关心体贴，现在惩罚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她觉得她没有理由抛弃他。

”《织工马南》中高德夫雷的妻子南希即便了解到丈夫曾抛妻弃子，但两人曾经恩爱相守的十五年使得她能够怀着一颗宽大的心去原谅他，并愿意接纳无辜的孩子。

赫莉欧和南希都是温柔善良的传统女性，同时具有着无私与正直的品格，即便在家中遭遇变故时，仍能坚守对婚姻的责任。

因为，正如弗洛姆所说：“无论婚姻是由别人安排的结果，抑或是由一个人自己选择的结果，一旦作出婚姻的决策，意志行为应该确保爱继续发展。

”人们由于爱而缔结婚姻，责任也就由此而生；与此同时，这份因爱而生的责任也增强了爱的稳固性。

这种爱与责任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正是艾略特所倡导的。

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婚姻本身建立在虚假的爱情之上，一旦真相大白，爱情、婚姻、责任，又将何去何从？这就是《仇与情》中罗摩拉面临的艰难选择。

蒂托对罗摩拉的爱出于对其美貌和地位的迷恋，而罗摩拉对蒂托的爱则建立在他表现在人前的伪善面目之上，因此，当罗摩拉无法给蒂托以无条件的温柔和顺从，蒂托善良假面之下的背叛也日益显露之时，两人之间的爱情也就岌岌可危。

如果遵从费尔巴哈关于婚姻的理论，即没有自愿的、忘我的爱维系的婚姻都不是真正的婚姻，罗摩拉与蒂托的婚姻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但“……最亲密的关系的神圣性，无非就是人类所有的善良和高尚必需自发追求的结果在外在法律中的表现。

这种纽带，不论是继承的或者是自愿的，因为它不再令人快活而轻率地予以抛弃，就等于把社会的和个人的品德连根拔掉。

”于是，是否“结束神圣的顺从，开始神圣的反抗”就成了罗摩拉始终无法作出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无论对罗摩拉还是对艾略特都是一种进退维谷的困境，因此小说中的罗摩拉曾两次逃离佛罗伦萨，逃离她无法面对的婚姻，尽管每次都在更为神圣的责任——作为佛罗伦萨人的责任——的召唤下返回，但她始终没有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

在罗摩拉第二次重返佛罗伦萨之前，尽管清楚地知道她与蒂托之间的爱情早已不复存在，她依然很不安，“怕那个他陷入贫困而且需要她的时刻已经到来”。

由此可见，对婚姻责任无条件服从的传统观念在罗摩拉，也是在艾略特心目中始终占据一席之地。

小说结尾处，蒂托丧生于一直伺机报仇的义父之手，既是艾略特一贯信奉的恶行必然受到惩罚的必然结局，也是艾略特避免罗摩拉作出选择的一种安排，是艾略特使新旧观念相互妥协的一种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的罗摩拉在蒂托死后仍旧背负起了与这桩婚姻相连的又一项责任——照顾苔莎和她的两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