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基督教之超越性的再思_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内在超越与精神境界：中国文化的宗教精神及其现代审视
内在超越与精神境界：中国文化的宗教精神及其现代审视作者：彭鹏吴照峰来源：《人文杂志》2014年第09期内容提要超越是哲学与宗教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与西方哲学与宗教追求的“外在超越”不同，中国文化蕴含着一种“内在超越”模式，其实质是“究天人之际”问题，目的则是实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天”在中国文化中兼具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特征，而人内在的心性与天道是贯通的，所以心性修养与道德实践工夫乃是实现“内在超越”的根本途径。
中国文化不是一种典型的宗教，但其“内在超越”的境界中却包含着深厚的终极关怀精神，流露出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即入世而出世的超越气质。
在因工具理性膨胀而面临精神危机的今天，中国文化不但因此而凸显出其在重建精神家园、拯救世道人心方面的价值，而且超越了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冲突。
关键词中国文化内在超越天人合一心性精神家园〔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9-0012-06中国文化到底有无“超越”性？这不仅涉及到中国文化有无形而上构架的理论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能否满足人的终极关怀需要、当前中国是否需要建构一种新的宗教等诸多现实问题。
事实上，中国文化虽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外在超越”维度，却包含着深厚的“内在超越”底蕴，即通过个体的心性修养与道德实践，贯通人道与天道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也就是传统所谓的转凡成圣、得道证真或明心见性。
这其实也是以一种入世的方式去实现其超越和宗教的价值。
一、内外之间与天人之际：中西“超越”路径之殊异“超越”作为西方哲学与宗教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原是中国文化语境中所没有的。
但对于中国文化中有没有“超越”的精神追求，学术界则是见仁见智。
西方学者一般都认为中国文化中欠缺一种超越精神，如汉学家郝大维、安乐哲就说：“按照西方解释者的眼光来看，中国智识文化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在其精神、道德和政治的感悟方式的表达中，缺少对超越性的真正充分的意识。
古代中外宗教文化的比较研究
古代中外宗教文化的比较研究自古以来，宗教文化一直是人类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古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外文化中的宗教也不断发展和演变。
因此，比较研究中外宗教文化的区别和共同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文化多元性和历史的发展。
一、古代中外宗教文化的概述在古代，中外宗教文化分别以神仙、神灵和上帝等为信仰对象，旨在寻求生命意义和终极真理。
它们涵盖了道教、儒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个不同的体系。
中国古代宗教文化以儒教、道教、佛教为主要内容。
儒教是中国古代最为主流的宗教，它加强了治理思想、社会道德和伦理观念。
道教注重人类自然和宇宙万物的和谐，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合一。
佛教源于古印度，强调人与自我之间和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追求人的内心的觉醒和解脱。
外国宗教文化也多种多样，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
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之一。
它强调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以及爱的力量。
伊斯兰教也是一个广泛信仰的宗教，在很多国家都得到广泛的认同。
它强调给与穆斯林民众指导、教育和自我纠正并鼓励弱势群体通过自我纠正获得稳定和安全。
印度教除了教授人类基本的社会和个人经验以外，还提供哲学和宗教信仰的基础教育。
二、中外宗教文化的异同点1.信仰对象不同中外两种宗教文化信仰的对象不同。
中国宗教文化讲究与自然和人文社会的和谐。
借助祖先、先贤神灵或菩萨等广泛的对象，以促进人们的身心以及社会大众的和谐。
这些信仰对象的掌控者被视为人类事业的协调者和指引者。
而西方的宗教文化通常以上帝作为信仰对象。
西方的宗教追求终极真理和解脱，信仰上帝者相信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它能够为人类带来智慧、关怀和保护。
2.道德观念不同中外两种宗教文化的道德观念也不同。
中国宗教文化中，强调利他的思想，将个人身心和利益与社区或国家的总利益有机的联系起来。
道德的核心是谦虚、恭敬以及对祖先尤其敬仰和尊重。
而西方的宗教文化强调自我克制和个人的信仰。
对于基督教徒来说，义务和责任是基本道德观念的核心，现代思想中特别强调质量和责任之间的联系。
中西方文化比较
中西文化比较论文因为从小就对历史有着比较浓厚的兴趣，一直以来都在看各种各样的历史书籍，这学期的选修课选了中西文化比较。
一转眼，一学期的课程就结束了，也该回顾一下了。
所谓中、西文化比较，便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
所谓中国文化，便是以儒、释、道为代表的文化。
所谓西方文化，便是基督教文化。
在中国的儒、释、道文化之中，以儒家为主，也可以说，几千年来儒家文化担当了中国主流文化的角色。
基督教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教派，但它们都共同信仰《圣经》，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始至今，基督教一直都是西方人的共同文化。
如果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西方文化的角色非常明确、简单，一般为基督教文化即可。
但中国文化的角色却不尽然，它的大角色有三种，即儒、释、道。
中、西文化的比较当然可以将儒、释、道三大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进行比较，但作为中国几千年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也确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较。
中、西文化的根本是差异，若从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内核相比较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正相反，好似你上我下，我左你右。
对于中、西如此之大的文化差异，我们每一个关心、重视中、西文化的人都应给以万分的关注。
下面将中、西文化的部分理念进行比较。
1.宗教信仰的差异（1）宗教的影响力：宗教在西方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在英语国家的影响更是居于主导地位。
上至国家政权运转、公共管理，下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伦理道德、行为方式都有宗教影响的痕迹。
中国传统上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较深，虽然也有佛教、道教等宗教存在，但宗教的影响力较小。
无论国家管理还是老百姓的生活、行为基本上处于世俗化状态，特别是当代中国，无神论的影响更为深入。
（2）宗教传说典故：西方有大量的宗教传说与典故，体现在音乐、绘画、文学等文化形式之中。
绘画中有大量宗教题材，如“，最后的晚餐”。
文学中也有大量的宗教内容，《圣经》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学作品。
浅析中西方宗教文化的差异
浅析中西方宗教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宗教文化的差异是相当显著的，这种差异不仅仅体现在信仰的对象和信仰方式上，还体现在宗教对社会、政治、法律等领域的影响上。
本文将从信仰对象、宗教理念、宗教组织和宗教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中西方宗教文化的差异。
首先，中西方宗教文化的差异体现在信仰对象上。
在西方，基督教是主要的宗教体系，其核心信仰是对耶稣基督的崇拜。
而在中国，佛教、道教和儒教是主要的宗教体系，分别代表着修行、信仰和道德伦理的不同方面。
这种差异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价值观和人生观，西方注重个人的救赎和灵魂的拯救，而东方强调修身养性和人与自然的和谐。
其次，中西方宗教文化的差异还体现在宗教理念上。
在西方，宗教被认为是个人信仰的私事，个人有自由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
而在中国，宗教往往与家庭、社区和文化传承紧密相连，是一种集体意识和社会认同的体现。
中国人更倾向于将宗教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而西方人更关注个体的信仰体验。
此外，中西方宗教文化的差异还体现在宗教组织方面。
在西方，教会在基督教社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宗教组织有明确的等级结构以及行使宗教权威的方式。
而中国的宗教组织更为灵活，有时会与传统文化、政治、社会生活等融为一体，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
同时，在西方，宗教组织通常独立于政府，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度，而中国的宗教组织通常与国家密切相关，受政府管理。
最后，中西方宗教文化的差异还可从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上得以体现。
在西方，宗教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信仰者的人数不断减少，宗教已不再是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
相反，中国宗教仍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不仅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还对社会和政治产生着重要影响。
尽管国家对宗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
综上所述，中西方宗教文化的差异表现在信仰对象、宗教理念、宗教组织和宗教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
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之间的不同，也反映了中西方国家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差异。
中外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与文化传承
中外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与文化传承文化是人类的灵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
历史文化是一种国家和民族长期时间沉淀下来的文化遗产，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价值。
中外历史文化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它们互相渗透、借鉴、融合，构成了世界文化多元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对中外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与文化传承意义重大。
一、中外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1.宗教文化的比较研究宗教文化是中外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外宗教文化存在显著差异，如中国道教、儒教、佛教与西方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
比较中国与西方宗教文化，可以发现它们有不同的信仰体系、教义、仪式和中心思想。
中国儒教强调以德治国，讲究仪式，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佛教则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解脱于纷繁世界。
而基督教则主张信仰和救赎，注重个人的灵魂救赎和生命意义的追求。
犹太教则强调信仰与道德，将信仰内化为生命方式。
2.建筑文化的比较研究建筑文化是中外历史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为主，象征着中国古代人对自然的崇拜。
而西方主要是以石材、砖石、混泥土等为主要建筑材料。
中外建筑文化的不同源于他们的环境和气候差异。
中国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所以建筑文化组成和应用技艺都与环境相关。
而欧洲、北美等地则是环境恶劣，只有少数地区适合农业、人口聚集，因而需要巨大的建筑材料、更先进的建筑技艺和系统化的建造规范。
3.家庭文化的比较研究家庭文化是中外历史文化中的一种重要文化形态。
中外家庭文化的最大差异在于家庭生活和个人之间的关系。
中国强调家庭和睦，家庭生活重视和谐和温馨，家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
而西方家庭文化较为注重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个人之间的关系相对疏离一些。
这在家庭价值观、家教方式、家风家训等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
二、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文化传承是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的基本途径，是国家和民族文化自我继承、自我发展，自我提升的必由之路。
文化传承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材料
人性的变易性以仰望基督为榜样。
基督教认为，必须坚信从终极意义上说我们人生命的内部本身就具足了一切价值，因而我们的人格的完善不带外求，只向内寻。
我们向自己的生命内部体认到我们生命的真源，看到生命中的真我，我们的生命就实现了超越，人格就达到了完善。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人性中就具足了神性。
人堕落之后，人的神性只是被罪恶障蔽，并未被罪恶消灭。
堕落后的人，只要把自己生命内部的神性体认出来，人格就达到了完善。
“我们自由把我们的生活扩展进入基督无限的视野，我们才能过上一种完满的基督教生活。
”①基督教认为，用基督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基督就在我们身上活着，我们就取得了基督的人格。
实际上，我们就成了基督。
由于基督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用基督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意味着把基督永恒的生命注入到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生命深处隐藏着的神性复活，从而使我们看到生命中的神性与基督的生命同源于上帝，都具有永恒的性质。
罪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关系，导致了人与上帝的疏离，因为罪乃是对上帝的“掠夺”，这种掠夺表现在人把上帝独有的能力据为己有，人成了世界的主宰。
人分有上帝创造的原善，把上帝赋予的自由带入世界中；另一方面，人背叛上帝的命令，通过沦落把罪恶带入世界。
人禀有上帝的形象，罪责强调人对上帝形象的破坏。
人破坏了自己身上的上帝形象，实则页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关系。
人不在安于处于受造物的地位，起而反抗自己的创造者，这种背叛后隐藏着人的自我中心性。
关于人性具有的这种变易性，即人性具有基督教称之为“罪”或“堕落”的可能，具有动态的不可靠性和丧失的可能，中国哲学用不同的语言透露出相同的思想。
告子曾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孟子·告子上》），孟子虽然反驳了告子关于性无善恶的观点，但却承认人性的变易不定和可得可失的特点，《孟子·离娄下》就记载了孟子的这一观点，“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法政学院 12历史1班郑美鸿 2012084144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中国文化经历了盛衰浮沉，但最终还是成为了东方璀璨的明珠。
在此进程中，基督教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
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基督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巨大。
因为，基督教是在唐太宗贞观九年才开始传入中国，而且一开始并未受到重视，在唐朝会昌五年的时候就被禁止传播了。
后来在元朝时也曾传播过，但是伴随着元朝的灭亡，基督教再度被禁。
直到明朝万历十年，传教士利玛窦的努力，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了。
在古代中国，基督教基本上是以异教的身份存在着，在封建社会这样一个思想被禁锢的时代下，百姓们的愚昧懵懂，使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举步维艰。
但是明朝开始，天主教在中国的立足，使得朝廷开始对基督教逐渐产生兴趣。
自明末清初以来，为了叩开“远东帝国”的大门，那些肩负着罗马教徒向东方传播宗教使命的传教士，相继来华，传教士在宣传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与科技，这对中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早在康熙皇帝的时候，他就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在养心殿，召传教士张诚、徐日升等人轮班为他讲解几何、测量、代数、天文、地理、乐理以及解剖学方面的知识。
另外还有举世闻名的圆明园中的西式建筑，这些虽然是西方科技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但归根结底，也是由于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渗透到中国文化中。
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义及西方思想的传入，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造成很大的冲击，对长期处于封建愚昧状态下的中国人民，起到了清醒的作用。
基督教真正开始对中国文化造成冲击，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之后，基督教的传教方针改变了，开始利用清政府的赔款兴办医院、学校和其它文化慈善机构，虽然是以此来推动传教活动，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文化。
比较中西方古代思想观念的异同点分析
比较中西方古代思想观念的异同点分析中西方古代思想观念是世界文明的两个重要分支，具有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对比两者的特征与不同点，既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些文化的本质，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
本文将就此作出一些简要分析。
一、宗教信仰的异同西方古代文化中，基督教信仰占据了重要地位，强调信仰、爱和仁慈。
信仰的影响甚至溢出到日常生活中，在社会和个人中居于核心位置。
与之不同，中国古代文化强调尊重自然和敬畏祖先。
古代的中国人信奉多神论，相信天地万物都有灵性。
将祖先视为重要的精神支柱，他们相信祖先的形象和传说等具有描绘人性，并在崇拜中努力传承祖先的智慧。
二、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不同中国古代文化强调时间、空间和物质的相互交融，强调“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传佛教之后，中国文化后来的历史上也强调修行者对时间和空间的控制。
然而，传统的西方文化似乎将时间和空间分开看待，强调科学和技术的力量，并始终试图描绘不同对象之间的精确关系。
三、家庭、婚姻和性别的角色传统的中国社会，家庭和婚姻在文化和社会制度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并强调男女之间的平等。
在中国，女性既扮演着家庭主妇的角色，也参与并贡献于社会和政治生活。
相反，传统西方文化中，家庭和婚姻看起来并不像中国文化中那样重要，而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的关系更加强调。
四、伦理和道德的观念两种文化对道德和伦理问题的表达和强调的方式各有不同。
在中国文化中，强调“道德伦理”对人们的生活和价值观念的塑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概念以孔子的儒学思潮为背景，注重道德信仰，并在家庭和社区的关系中起着关键作用。
虽然在西方也有类似的思想，但它们更强调个体自由和权利，尤其是在性和人权等领域。
五、知识和技能的角色传统的西方文化强调知识和科学，并无时不刻地试图描绘和解释自然和社会世界。
这种文化把智慧和技巧视为核心，看重因果关系，强调接受和驾驭自然界的规律。
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古代文化偏爱智慧和技巧，但更注重以德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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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中，举认为人。
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凡庸者引绳人也。
”之记载。
另外，中国古代传说中也把炎帝和黄帝视为人类的祖先，将后人视为“炎黄子孙”。
由此可见，中国的古神系统传说繁多，谱系复杂。
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信奉的不是“神创说”而是“人创说”。
中国“神系”结构中的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乃至炎黄二帝之所以在中国人心目中地位崇高，其功绩并不在于创造万物，而在于他们躬身而为，蹈励而行，引领人类认识自然万物，征服自然。
人类始祖女祸严然是一个大地母亲的形象，她的抟土为人并不象西方的上帝造人说那样有明确的目的和严格的规则，几乎可以视为一种消遣与即兴创作，作为创世者的威严与神圣并不存在。
所以，中国传统中的“神”实际上是一种拟人化的形象，所谓的人类始祖和常人一样都是肉身凡胎，只不过他们在对抗自然的过程中起到了领袖作用，被后人神圣化了。
通过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创说”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其不同之处非常明显：其一，基督教教义中严格明确地指出了人与上帝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上帝之超越性的神性维度使之具有沟通有限与无限的功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神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明确区分，因此人与神的相似性与亲近关系难以形成截然分开的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也可以说，无论人或神都处于现世之中，随着古代的宗教信仰与民族意识的融合，以致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被视为宗教意识淡泊的民族。
其二，传统的基督教在其发展过程中自始自终强调上帝的唯一性、绝对性、完整性，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神”身份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使中国文化中缺少对唯一神的信仰传统。
简而言之，由于基督教中的创造观念，表现为一个过程，即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其神话的“神意”形象缺乏其超越维度，更易被理解为世人中出类拔萃者或人民领袖之类。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中的儒学更趋于强调人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重视人及其在历史上的作为。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从此拉开距离。
二、关于两种文化根基———罪感文化与德感文化在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人们习惯将基督教文化归为“罪感文化”或“爱感文化”，将中国文化归为“德感文化”或“乐感文化”。
在此，所谓的“罪感文化”之根据乃是基督信仰中的原罪观，以及与之相关的负罪感和忏悔感，而所谓的“德感文化”则主要基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孔孟“人性本善”、“天人合一”、“反身而诚”等观点，以及荀子的“人定胜天”的乐观思想。
基督教中的“原罪说”取自《圣经》中关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犯了罪”的故事。
由此“罪”或“原罪”成了基督教中的核心观念和对人之本性的最根本的定义，“罪”的主要意味着人的始祖背叛了上帝，导致人与上帝的关系破裂。
而且这种罪性使人从一出生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具有与生俱来的欠缺性，因此认同生命的渺小与卑微。
这种原罪观被发展为西方文化中的主流———罪感文化。
与此相反，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意向结构的根据和基础是“德感文化”。
“天人合一”开启了对个体人格自足性———人格的完善毋需外求而自足于内的儒学观，所谓“反身而诚”所迷信也是这种心态的最终根据，无论外部条件如何都不影响人格的自我完善。
在此基础上，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更进一步将个体人格的意志自足与无所不能发挥到极致。
中国人一般很难理解基督教的“原罪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罪”的理解主要是指犯法和实际恶行，而基督教中的“罪”则是指人与上帝关系破裂之后的所处的孤立状态，是人自身对背离神性的自觉意识，“罪感”所强调的是宗教的意义，而不是一种道德取向。
罪感的意向恰恰是把个体生命与超绝的神性意义联系起来的动因，是把人与神性重新联系起来的第一个环节，它使人意识到自己的自然状态在价值形态上的非自足性，从而引出一个超越的意向。
在中国传统的“德感文化”熏陶之下，所培养出的个体心态已是绝对的充盈自足体，根本无需再有外在的超越对象和根据。
其后果之一是走向人性的妄自尊大，所谓的“王道美政”、“天人合德”的落脚点还是将一切的价值规定留给了君王或现世的人。
事实上，历史已经证明对人性的盲从只会导致更多的“苦难和罪恶”。
另外一种后果则是一旦个人在社会历史领域受挫，就会放弃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自然地滑向任性自然，归隐超脱的逍遥境界。
庄子曾曰：“逍遥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庄子用“无为”的方式达到一种自由自在、任性适意的人生状态，它最终将我们引至一个无视人类的苦难和不幸、中止价值关怀的冷漠世界。
不难看出，中国文化中的“天”是拟人化的天，天的意志实际是人的意志；而道家将我们引向的则是原初生命的自然世界，个人在物我不分的自然宇宙中悠闲自乐。
两者实际上出发点和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从个体的自足心态出发，追求主体情态的快乐。
所谓的“天”或“自然”都内在于人心，个体自足的其结果要么是自以为是地制造人间的苦难，要么是漠视人间的苦难。
很明显，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自我反省和负罪意识，而正是这种“罪感”才构成了将我们渡向一个超验维度的基础，因为只有“罪感”才能使人认识其自身的有限性，并在追求理想和目标时，能够体会到自身的渺小，毫无保留地否定自我。
三、基督教之“神爱”与儒学之“仁爱”如前所述，罪感的意向是把个体生命与超越的神性相联系的动因，它使人意识到自身的非自足性，从而引出一个超越的意向，作为基督教终极意向的存在状态即是神圣的爱。
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中的儒学始祖孔子，其全部学说的精华也可概括为“仁爱”思想，《四书》中《礼记・大学》开篇就说道：“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其中的“至善”就是指以“仁爱”的思想所达到的终极之境。
那么这两种爱感意向究竟有何不同呢？在《新约》中，基督耶稣曾回答一位文士说：“你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主，你的上帝。
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
”耶稣在离世归父之前对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中的爱向含有两重：一是人与上帝之间的爱，一是人与人之间的爱。
而在儒学中的“仁爱”思想则主要是以人伦之爱为主，正所谓“亲亲为仁”，“人之异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孟子・离娄下》）可见，其“爱”的思想以“人性”为基础，主张在人伦关系中实践“仁爱”。
儒学中“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表明其思想中并不包括人与神的爱，对神只有“敬”和“疏远”。
基督教中之所以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爱，与前所述的原罪观是分不开的。
因为基督教认为所有的人都有罪性，必须通过神圣的爱得到救赎。
儒学中这一重含义的缺失必然导致两者产生许多区别。
首先，儒学中的“仁爱”思想等级分明，孟子曾对人伦关系作了归纳，称为五伦，其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最为重要。
这种“臣对君、子对父”的规定将自然人伦扭曲为一种宗法人伦。
这种“爱”无非是指向家庭关系或国家关系，墨子就曾批判这种“仁爱”实际上并不是真的仁爱，甚至在现实中违背的人的天然本性，造成人的不平等。
基督教中，耶稣则是要求爱所有的人，这种爱是一种无私的奉献，十字架事件就是这种无私之爱的显现，他为了救赎所有人而忍受苦难，感动和震撼人心。
这种“爱”是对世人的普遍之爱，它超越了家庭、家族血缘和男女之间的自然之爱，进而也超越了民族的局限性，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这种爱带有普世的性质。
其次，儒学的“仁爱”具有理性色彩。
如“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
从个我的本己的自性欲求出发来推行“仁爱”，将会使这种爱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定，成为一种有条件的爱，从而抹杀了爱的奉献性质，使爱他人成为实现自我生命的手段。
反之，基督教之爱因其源于上帝，带有神秘性和超验性的特点，使这种爱获得了一种最高的提纯。
它可以不迁就任何人间同任何实际利害交织在一起的爱憎情感，把永恒的无限的神圣之爱当作人类应遵循的准则，并自上而下深入个体的内心，个体生命获得新生，它从神圣生命的意义上获得了自足的根据，其生命活力也得到深化。
最后，虽然耶稣要求人首先爱上帝，其真正目的还是要人与人之间相爱。
如果没有人和人之间的爱，那么对上帝的爱也就只是一种空谈，也就是说基督教把人对人的爱，视为上帝和耶稣之爱的真实表现。
耶稣的十字架事件贯穿着上帝对世人深沉的爱，也是向世人所昭示的爱的最完美的理想形态。
另外，人要爱上帝，必须先以“信仰上帝”为基础，这里的信仰是个体的一次非理性的跳跃。
通过信仰的跳跃，人才能在上帝的爱中得到救赎，并真正懂得应该如何去爱，从而获得生命的意义和真谛。
相比而言，儒学中根本没有一个这样超验的上帝存在，只能在现实中实现其“仁爱”思想，但问题是，现实中交织着各种利益关系，鱼目混杂，真假难辩，要想从现实中获得纯净无私的爱的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
没有一种超验的绝对完美的爱的理想形态作为参照，这种以“人性”、“人伦”为基础的仁爱观如果走入极端，极易导致“以理杀人”的惨剧。
四、基督教之超越性的意义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将人生的全部价值寄托于现世和当下，无论是儒家的积极入世原则，还是道家的躲避现实，消极的避世主义，都无法真正解决人们所遇到的生存性的问题。
既然缺乏一个超验的终极价值尺度，人就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天地立法的尺度，而这种人本主义走向一种极端后，往往会走向人性的反面。
五四以来，对儒学传统文化的批判，并没有改变中国文化世俗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中国传统功利主义的特点，也没有改变传统文化中重集体轻个人的性质，更没有导致中国人整体思维方式的变革，反而对于民族凝聚力及人们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形成一种冲击，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民族虚无主义。
Ｈ．Ｒ尼布尔曾说：“当我们塑造的种种理想被时间揭示出不过都是相对的时候，到最后，再也不剩下任何东西，可以保卫我们抵抗那无意义之空虚。
”在此意义上，基督教之超越性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颇具积极意义。
从某种程度上看，基督教信仰在当今现代社会科学和文化极速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起到一种匡正人性的作用。
第一，基督教中的原罪观使人们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和欠缺性，从而萌发出对超逾于自身之外的渴慕意向。
缺乏超越向度的儒学思想则对人自身持盲目自大的乐观态度，导致个人式的偶像崇拜，以致丧失了对自我的反省精神和批判精神。
另外，一旦个体的理想在现实中遭受挫折或希望破灭后，很难从自身上进行反省和批判，因此容易将不满和怨恨推及他人，引起血腥和暴力。
就此而言，基督教对这种人本主义的狂自尊大具有特殊的反省和批判意义。
第二，基督教的“爱”因其建立于超越性的基础，而具有净化心灵，规范社会的神圣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使“仁爱”思想过于狭隘，由近及远的宗法人伦思想实际上扭曲了“爱”的本质，不合理的尊卑等级观念反而是对爱的一种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