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处分制度

无权处分制度研究■熊贤忠方昀《合同法》第51条所规范的无权处分制度犯有法律规范“以偏概全”和“体系违反”的错误，引起法律价值、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导致实践中的司法混乱。

本文试图对我国无权处分制度进行类型化规范，即区分买受人知道出卖人没有处分权和不知道出卖人没有处分权的不同情形，赋予无权处分的不同效力类型，从而达到无权处分制度与法律行为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权利瑕疵制度的体系协调。

[关键词]无权处分；效力待定法律行为；善意取得；权利瑕疵[中图分类号]D9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157－04熊贤忠（1965—），男，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法总论、合同法、公司法；方昀（1974—），男，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法总论、合同法。

（北京100088）在我国，对于无权处分行为的性质和效力及与其他民事制度体系效应问题，学者之间展开了激烈和持久的讨论[1](P214)，实务界更是无所适从，成为困扰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法学上的精灵”，至今仍未解决。

一、无权处分制度引起的问题之争对无权处分制度的价值定位、行为效力等，理论上存在诸多争议，现行立法规范的不周延，导致无权处分制度与相邻民法制度体系存在冲突。

（一）价值之争从我国《合同法》第51条无权处分的立法规定可知，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取决于原权利人的态度，追认则有效，不追认则无效。

显然，现行立法倾向于保护原权利人静态安全，而非买受人的动态交易安全。

这与我国对《德国民法典》的直接继承移植有关。

在物的动态安全和静态安全相互冲突时，罗马法更倾向于保护静态安全。

而现代社会商品高速流转，保护交易安全显得尤为重要，价值基础从保护原物主的静态安全向买受人的动态交易安全转变，否则严重影响一国商品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

因而，我国无权处分的这种立法价值取向与时代潮流相背，受到广泛批判。

我国司法实务对无权处分制度价值取向的校正，主要通过善意取得来实现。

如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规定。

尽管司法界对无权处分制度的价值取向进行了一定的校正，但是它仍然招致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价值冲突。

（二）效力之争围绕《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学者们对其进行不同解释，展开激烈争议，形成三种有代表性的意见：即无效说、完全有效说、效力待定说[2](P59)。

无效说和完全有效说因过于偏激而不攻自破；效力待定说的内部又有两种学说，争议尤为激烈。

1．债权合同效力待定说与评析。

该说认为，效力待定的无权处分行为指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合同效力待定，以买卖为例，该观点认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3](P252)。

这一观点为当前我国学界和实务界的通说。

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并不能平息争议。

其一，因为出卖人无“处分权”不能履行问题，而判定先行157江西社会科学2012．4成立的债权行为效力待定，这在逻辑上是因果倒置的。

当今世界立法趋势表明，标的物的处分权的有无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即使是德国法也对其传统理论进行了修正，而我国《合同法》立法仍然固守陈旧观念不合时宜。

其二，若依此观点对第51条作反面解释，权利人不追认并且处分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合同则无效，既然一体性的法律行为无效，则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无从发动，相对人不能依违约责任而仅能依缔约过失责任来保护自己权利，这对相对人利益保护不力。

2．物权合同效力待定说与评析。

该说认为，效力待定的无权处分行为，是指当事人之间的物权合同效力待定，而非债权合同效力待定，以买卖合同为例，认为就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其效力判断不应当依第51条，效力待定的是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物权行为，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完全可能有效。

[4]该说有以下优点：第一，吸收了德国法上物权行为理论的合理内核，即一体性的法律行为中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相区分，负担行为的效力不受处分行为效力的影响。

这不仅是事物发展的时间顺序逻辑，而且也符合实践的需要。

第二，与权利瑕疵担保制度相协调。

无权处分人不能取得处分权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那种认为出卖他人之物的行为属于标的自始客观不能而使债权合同无效的观点，不仅不符债权合同的本质，而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该观点却引起以下争议：其一，与物权行为理论的价值相冲突，物权行为无因性站在保护第三人交易安全立场，而物权合同效力待定说，却以原权利人是否追认作为判断物权合同效力的依据，站在保护原权利人静态安全立场[5]。

其二，与善意取得制度相冲突，善意取得制度的价值是保护善意第三人动态交易安全；而无权处分制度中原权利人拒绝追认时处分行为无效，仍是站在保护原权利人利益的立场上。

（三）制度体系之争1．无权处分与法律行为制度之间的体系冲突。

无权处分行为是法律行为中的一种，应当遵从法律行为制度的规则体系。

但是，无权处分制度与法律行为制度存在以下冲突：它与法律行为的效力规则体系相冲突。

法律行为的效力是一国主流法律价值观对某一法律行为事实的评价，它是一种价值判断。

而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却取决于原权利人的主观态度，是以保护原权利人的静态安全为价值取向，而不是依保护相对人动态交易安全为价值取向，不是依当今社会主流价值观为导向，这破坏了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则体系。

2．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制度之间的体系冲突。

善意取得制度应当建立在有效的交易行为基础之上，即善意买受人必须为合法有效的交易行为才能取得买受物[6] (P559)。

而在无权处分行为中，当原权利人拒不追认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时，善意取得的适用完全以处分行为无效为前提，一方面，处分行为的无效是倾向于保护原权利人的“静态”安全；另一方面，善意取得的适用是倾向于保护第三人的“动态”交易安全。

[7]这样，在无权处分行为中法律价值的选择与贯彻是矛盾的。

3．无权处分与权利瑕疵制度之间的体系冲突。

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制度作为一种在性质上与债务不履行责任的法定责任，其成立也应与债务不履行责任一样，以买卖合同的有效成立为前提。

我国内陆和台湾地区的学者均持此观点[8](P12)。

结合《合同法》第150条和第130条规定，出卖人如不能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不能担保标的物权利瑕疵的，则为违约行为，它以买卖合同有效为前提。

但是，依《合同法》第51条来看，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取决于原权利人的态度，原权利人追认则合同有效，不追认则合同无效。

这样，在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情况下，无法与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制度相协调，从而产生不可调和的体系冲突。

二、无权处分的类型化———必要性与比较法分析依不同标准，我们对无权处分可以进行不同区分：其一，依三方利害关系人的主体不同分类，但鉴于现代社会人的平等性，该分类方法对无权处分行为效力没有影响，因而没有意义。

其二，依被无权处分的客体不同分类，但鉴于这些客体多为合法流通物的特性，这种分类方法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无影响，因此也无多大意义。

其三，依买受人的主观心态不同，可以分为买受人不知道出卖人无处分权和知道出卖人无处分权的无权处分，这种分类方法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有较大影响。

当然，如将上述第二种分类细化为委托物之无权处分与脱离物之无权处分，这种分类方法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也有一定影响，即在无权处分人处分脱离物时，即使买受人是善意的，其交易安全也不足以保护，因为交易安全的价值要让位于公共秩序的价值。

上述这些分类方法并非凭空产生，人类社会的法律规则总是打上“价值”的烙印，法律规则的价值功能就是为了更好地指导社会生活。

那么，这种类型化的无权处158分规则的价值定位是什么呢？（一）类型化的无权处分规则的价值定位在无权处分行为中，它涉及三方利害关系人和三层法律关系，其中，无权处分人至少在形式上是“违法”之人，比较而言，实不足以保护；那么，原权利人和买受人均有保护的可能性，但原权利人的静态安全和买受人的动态安全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

具体该保护谁和哪种价值，应当依具体情形决定———当买受人不知道处分人无处分权时，其是善意的，法律应当倾向于保护买受人的利益，无权处分行为有效；当买受人知道处分人无处分权时，其是非善意的，法律应当倾向于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赋予原权利人更大的选择权。

具体到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来说，其可以追认无权处分行为使之有效，也可以不予以追认使之无效。

在上述第二种情形，赋予原权利人更大的选择权，确立无权处分行为效力待定的价值取向，有鼓励交易、减少对抗、实现共赢的作用；相反，如果千篇一律地规定无权处分合同无效，不仅缩小了当事人的自治空间，且不利于利害关系人实现利益最大化。

在无权处分行为中，三方利害关系人并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动态的、联系的，可以进行沟通与对话，从而实现三方利益的最大化。

法律所追求的首要价值就是要追求三方利益的平衡关系，达到三方利益的共赢。

在当今世界一体化发展的浪潮下，减少对抗，加强自治，实现共赢，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应当成为首要的价值选择和法律文化。

（二）无权处分类型化规范的比较法考察“历史说明一切”，我们有必要进行无权处分类型化规范的比较法考察。

1．法国民法相关规定。

《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规定：“就他人之物所成立的买卖，无效；在买受人不知标的物属于他人的情形，出卖人负损害赔偿之债”。

由此可见，仅就合同无效的法律效果来说，则因买受人善意、恶意的区别而有所不同，在买受人不知情（善意）的情形，出卖人负损害赔偿之债，此处的损害赔偿之债不可能是违约损害赔偿之债，因为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已确认为无效，其基本前提已不存在，只能是缔约过失损害赔偿之债。

当然，这只是一种法条的文义解读。

至少我们可以看出，法国民法已经注意区分买受人不知标的物属于他人的情形及其相应法律后果，这对无权处分的类型化规范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良好开端。

2．意大利民法相关规定。

旧《意大利民法典》第1459条曾经将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规定为无效合同，但1942年新法典第1478条第1款则规定：“如果缔结契约之时出卖人不享有买卖物的所有权，则出卖人承担使买受人取得物的所有权的义务”。

这一规定表明，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属于生效合同，它与权利瑕疵担保制度是协调配套的。

该法典第1479条第1款进一步规定：“如果买受人在缔结契约时不知出卖人对物没有所有权，并且在缔结契约后至发现出卖人没有所有权的期间出卖人依然未使买受人获得所有权，则买受人得请求解除契约。

”进一步表明善意的买受人可依违约责任保护自己的权利，该法典初露区分买受人的善意与恶意情形的端倪，规定了买受人善意时合同有效的规范模式。

（三）无权处分类型化规范在我国的继受状况我国《合同法》第51条之拟定，曾参考德国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的规定[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