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谋略在当今的意义1000字作文

古代谋略在当今的意义1000字作文在中国文化土壤里，谋略思想是长期历史发展中结成的非常重要的理论成果，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着极为丰富的谋略资源，谋略学研究是历朝历代政治家和学者最重视的话题之一，中国古典谋略思想十分发达，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文化现象，但是，关于古典谋略在当代的价值，一直存在着争议，古典谋略对于促进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是有益的还是不利的？古典谋略能否古为今用，在当代是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古典谋略对于发展中国式管理的意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些问题在推进中国当代管理模式和管理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同时也伴随着热烈的争论，有必要深入地进行分析和探讨。

第一，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谋略文化资源，而这种资源在当代是可以转化为管理智慧的。

中国谋略文化源远流长，三代之际就已萌发了谋略思想，进入了谋略文化早期的发展阶段。

《尚书》记载了治国理政的事例，孔子在整理《尚书》的资料时总结说：“文武之道，不在方策。

”（陈戍国.周礼仪礼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9:497）他看到了古代的治国谋略对于治国的重要性。

其实，从孔子收集史书来看，《尚书》所记载的是早就有的治国实录，这说明中国很早就有治政的谋略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谋略思想的发展逐渐进入理论体系的形成期，当时，涌现出了儒家（如仁政策略）、道家（如无为而治）、兵家（如奇正之道）、纵横家（如纵横捭阖）、法家（如法、术、势）等谋略流派，出现了丰富的谋略思想。

这一时期的谋略理论已经比较成熟，各家谋略不仅有鲜明的思想特色，而且对以后中国谋略文化发展影响十分深远。

到了汉唐时期，谋略思想通过对政治军事实践的总结和检验，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是对把前代的谋略思想结合于实践并进行理论总结，另一方面又对前代许多谋略范畴和理论进行补充、修正和提升，在谋略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拓展。

宋代以降，谋略学的发展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是不那么重视谋略理论的研究而更重谋略的实际运用，把原来的谋略理论应用于实际活动中；另一方面是把谋略理论紧密结合于各种职能活动中，形成实用性的军事策略、帝王权谋、治政方略，以及宫廷争斗谋术等方面。

在古代谋略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中国谋略思想和谋略学说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特性，并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管理和治理方式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管理谋略智慧。

可以说，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结构具有长时间的相对稳定性，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整合一体的时间长，而分裂离碎的时间短，这与富有文化特色的谋略智慧的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

古典谋略的理论资源是很值得当代中国的管理者认真思考、探索和借鉴的。

鬼谷子画像第二，当代中国式管理的发展要重视管理中的人文因素，重视管理活动中“人性”“人心”的影响。

中国式管理的发展必须使管理方式的发展具有两个关键特性，一是科学性，因为只有科学化的管理才能使管理更有实效，才能使管理获得成功，可以说，科学性是管理成功的保证；二是人文性，管理所涉及的主要对象是人，是企业、经济和社会中活动着的人，而人是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人的智慧、情感、创意等因素是精确的科学所难以完全把握的，所以，管理中有人性，有文化，有人文因素，在现当代，就连西方的管理学界也开始关注东方古代管理中的人文因素。

经济崛起时期的日本，之后的亚洲“四小龙”等，曾经创造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的管理理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重视管理中人的因素，注意管理的人文色彩。

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学更重视管理的科学原则，更重视对市场调查的准确性，更重视定量管理方式，更重视“量化”的管理因素，从而也对人的情感、体验、顿悟等因素有所忽略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却一直把管理看成与人文因素是紧密相连的，十分重视人性对管理的影响，十分重视情感、体悟等对于管理的意义。

中国古代的治理学说从来都是把人作为管理的主体和管理对象的第一要素，重视结合精神层面去寻找更有效的管理方法，比如，古代儒家非常重视修心养性对于治理的意义，强调“内圣外王”等“德政”管理方式，重视通过“治心”去“治人”；就连推崇法治的法家也很讲究管理中的“术”，即针对不同人的心理，采用不同的策略、方法，重视智谋、心术对于推行法制的重要性。

“内圣外王”之道可见，管理需考虑人性因素，管理学离不开人文因素。

中国古人认为“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与“修心养性”是有关的。

在中国古代管理者看来，管理者首先自己要“修心养性”，然后才能有资格有能力去劝导、教育和约束被管理者遵守“德政”规范。

欲“治人”，先“治心”，欲治他人，先治自己。

当前，要发展中国式管理，就要十分重视古代谋略中重视人文因素的理论特点，以弥补西方重“量化”而轻“人心”，重科学分析而忽略人文因素的理论倾向，为管理学注入更多的人文精神，使中国当代管理学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三，中国当代需要有自己的管理学，需要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管理”。

首先，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发展机会，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对外交流与合作活动的不断增加，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步伐的健康迈进等，迫切需要中国在管理学方面发出自信的声音，需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说。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开始重视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在管理方面，非常欣赏西方国家在管理学方面的优势，比如，企业战略计划制订的科学性，对企业发展前景预测的相对准确性，企业市场调研的量化统计分析，以及对财务发展状况的精确把握等，分析很具体，计划很详细，管理流程很有程序性，管理结构很有科层性等，其定量分析方法和明确的结论令人信服，管理似乎是另一门的“自然科学。

当时，中国很多企业管理者以学生的身份认真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学说，花大钱请美、英等国的企业管理专家来传授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

学习使人进步，中国确实学到了不少的西方管理方法，后来，中国经济保持较长时间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强大起来，这不能不说与当时虚心学习西方管理思想是有一定关系的。

可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地快速发展，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摸索和总结管理经验，并积极探索适合中国企业发展的管理方法，现阶段，中国已经不能满足于只是学习西方的管理经验和理论了，中国必须有自己富有特色的管理理论。

而且，竞争局势的改变也促使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管理理论。

中国的逐渐强大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嫉妒、警惕和害怕，而美国为了保住其霸主地位，不顾国际准则，毫无底线地对中国采取了限制、围堵、制裁等措施，甚至非常无赖地动用政府的各种手段来围堵华为这一家中国科技龙头企业。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局势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更复杂，竞争领域更广，竞争更激烈，因而，中国需要有更高的智慧来应对未来的发展局势的变化，需要有卓有成效的竞争方略，应对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采用的各种竞争手段。

中国只有加快发展自己的管理理论，掌握竞争的主动权，才能占据竞争优势，才能赢得竞争的最终胜利。

此外，竞争新方式新态势的出现也促使中国必须加快发展有特色的管理理论。

在当代，网络化、信息化发展越来越快，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显示出崭新的态势，市场竞争、国际竞争等比以往更具立体性、多样性和全面性，竞争的方式更微妙，竞争手段更多样，竞争更激烈，这既是对中国发展管理理论的挑战，又是为我们发展中国式管理带来十分难得的机遇，中国需要有更丰富、深刻的管理智慧，只是学习西方的管理是不够的，必须积极总结和借鉴中国古典谋略中的竞争智慧，发展中国式的管理，提升管理水平，增加竞争方略，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优势。

其次，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有自己的独特道路，有自己的传统管理优势，有古代管理谋略的丰富资源可以挖掘，所以，中国有条件创立和发展自己的管理学说。

中国古代有丰富、发达的谋略文化，有各种各样的管理谋略学说，如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各学派都有值得借鉴的的谋略理论资源。

中国有资源、有底气、有条件创立和发展中国式的管理理论体系。

中国迎来了发展管理学的难得机遇，中国当然不应该放弃。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欧洲创立和发展了管理理论，形成了欧洲特色的管理思想；后来，美国取代英国成了经济超级大国之后，美国继承和发展了欧洲的管理学说，把管理学推进到后工业时代，因而，美国管理学说就成了世界各国管理学界学习的先进的管理思想；而日本经济崛起之后，日本也创立和发展了日本式管理，创造了有别于西方管理学的管理思想；再后来，亚洲“四小龙”也各有自己有特色的管理观点，现在，该轮到中国大力发展中国式管理的大好时机了。

中国一定能创造出不同于欧洲，有别于美国，也与日本有重大区别的管理学说和理论。

第四，中国式管理应该从中国古人的谋略思想中去吸取优秀的管理理论的精华。

其一，中国古代谋略文化蕴含着深刻的管理理念，是发展中国式管理很值得挖掘的理论资源。

比如，中国古人把治理不仅仅看成是一种管理，而是提升至哲理境界的高度。

中国古人把治理活动看成不只是管理技巧、管理经验，而提高到是“道”的体现，是对“道的追求。

从《周易》开始，在讨论管理谋略时就非常重视对“道”的探索，《周易》的“道论”成了后世管理思想的根本理论原则，譬如，《系辞》有关于“道”各层次含义的阐述：强调“一阴一阳之谓道”，把道看成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体，以阴阳互动来解释万物；认为“道”乃“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将“道”“善”“性”三者作为核心主题来探索，主张人生在世，就必须懂“道”理，行“善”事，修“性”情；认为“道”主要表现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认为生长万物的富有叫大业，每天有新的变化叫盛德，生化万物是一种伟业，每日有变化更新，就是盛大德性，此为“道”之表现；指出“道”的变化特征，认为：“生生之为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易经》还有，中国特别重视“天时、地利、人和”，主张“顺天时，应地利，求人和”，将其视为是谋略管理的基本策略。

在军事谋略中，中国古人把“不战而屈人之兵”看成比剿灭敌人、碾压对手更高的兵学追求，这是一种管理的哲理境界。

在商道方面，中国古人讲“大商谋道，小商谋利”，认为有追求、有境界的商家一定是深谙管理哲理的经营者，而不是停留在“唯利是图”层面上的“生意人”。

本来，逐利获金是商人的本色，但真正有大作为的商家，在逐利求财的同时，还必须讲诚信、重仁义、有担当，能有比“谋利”有更高的追求。

再如，中国兵家是古代竞争理论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而兵家理论是完全可以借鉴到“商战”中的。

历来有“兵学”即“商学”之说，认为“兵法”可借鉴为“商道”。

俗话说“商场如战场”，当然，兵学自然也可以运用商界。

《孙子兵法》强调“道、天、地、战、法”，把“道”（道义、道理）排在第一位，把它看得比“天”（自然、天时）、“地”（地理、环境）、“战”（战略、决策）、“法”（规则、方法、阵法）更重要，这就是说，军事谋略是与道义、道德有关的，不只是“兵法”的运用，不只是制胜之策，战场较量，输赢固然重要，但如何赢，赢的效果是怎样的，这意义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