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鬼子”眼里的中国革命——读斯诺《西行漫记》有感

“洋鬼子”眼里的中国革命——读斯诺《西行漫记》有感

沈斐

1936年，埃德加?斯诺在傅锦魁的陪同下，前往保安以西的甘肃边境和前线。借宿农舍时，一位小脚老太太坚持把家中仅有的五六只鸡杀一只招待客人，而这是为了“咱们可不能让一个洋鬼子告诉外面的人说咱们红军不懂规矩。”

斯诺明白：“她除了‘洋鬼子’以外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称呼来叫我。”

与红区农民对西方人因隔阂而武断一样，西方人对于中国红区，也因陌生而形成了很多臆想，比如：中国士兵只会用鸦片烟枪打仗、中国红区实行“共妻”的婚姻制度。

但正如中国人透过被西方用利炮渐次轰开的红色大门，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开眼看世界”的过程，西方人在大门的另一端，对于中国的认知与兴趣，也在与日俱增。

斯诺在《西行漫记》开篇的第一节，就列举了“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主要综合了器物、制度和思想文化三方面的内容。

那么，在红区保安度过的这4个月中，斯诺究竟得到了怎样的解答呢？

斯诺在去前线的途中，拜访了仿佛兀立在“中世纪的世界”里的陕西苏区工业中心吴起镇。面对全部从敌军处缴获的生产机械，面对以手工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斯诺放眼整个西北地区，感到“在整个西北，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绥远，这些面积总和几乎与俄国除外的整个欧洲相当的省份里，机器工业总投资额肯定大大低于——打个比方来说——福特汽车公司某一大装配线上的一个工厂。”

而当斯诺在陕西苏区“盘问”了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关于当地的经济制度后，他不得不感叹：“这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个奇迹。”他认为“这不是能仅仅用财政的角度来解释的，只有在社会和政治基础上才能理解。”同时，他也对苏区脆弱的经济体系的走向进行了预测。

列宁室，让斯诺走进了红军们的内心世界。通过对室内物件摆设的观察，斯诺试图描摹红军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而一堂政治课的讨论，更让他体会到战士们“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宗教式狂热的纯粹情感”。这种“简单而强烈的”，但在形式上，“很符合逻辑”的信念，是“任何一支十字大军为了要加强精神团结、勇气、为事业而牺牲的必要的信条。”

作为西方人，他对发生在神秘的中国红区里的事情（落后简陋的物质条件、逐步严谨的制度建设和纯粹而强烈的革命信仰）感到瞠目结舌；但作为记者，他试图通过易于理解的方式来向外客观地呈现红区的状态。

除了使用贴近生活、浅显通俗的语言之外，有趣的是，斯诺对于红区的解读，很多时候运用的仍是西方的一套参照体系，例如：与欧美国家相比的工业规模、西方科学考量下的经济制度以及近乎宗教狂热的革命信念。这难免像林纾将法文的《茶花女》译成文言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般，读来有滑稽之感。

从客观而言，正如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西方“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所产生的两大异采之一“塞恩斯（Sceince）”所做的比较——“大约在西方便是艺术也

是科学化；而在东方便是科学也是艺术化。”斯诺对于制度建设，习惯性地用“科学”的游标卡尺来考量。这也就难怪当他发现“这个问题（苏区的经济制度）主要是靠白发苍苍、神态庄严的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的才智来解决”的时候，会感到惊愕与忧虑了。在他的观念中，科学的制度建设与个人的领导艺术是很难等同起来的。

而主观上，斯诺也善假于“外物”，藉此使他对于红区客观、全面、深入的报道，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尤其是外国人士和新派人物。从而在作品丰富的文献价值以外，产生强大的社会效应。

与近代创办外报的传教士们相比，斯诺尝试扮演的并非是“布道者”，甚至“救世主”的角色，而是做一名中国革命的冷静的旁观者与忠实的记录者。对于中国革命，他有疑问，也敢于质疑，但这不是为了用西方的价值观去修正中国发展的道路，而是为了全面把握其历史动因、现实状态与未来趋向。此外，对于探秘似地深入红区的经历的详细记述，也并非是想刺探情报、邀功请赏，而是怀着理解与关切，力求向世人展现中国红区的全貌，并意外地收获了无可估量的现实效应，助力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

这就像斯诺在红军剧社的露天晚会上，被要求献歌一曲，结果左思右想，唱了一首《荡秋千的人》一样，即便是两种文化背景，但只要拥有同样的情怀，红色的旋律与西方的曲调也能相得益彰。

这种情怀还体现在对于历史丰富的断层面的研究上。北岛曾说：“帝王将相的纪年，与普通百姓是不同的。”但斯诺对于中国革命的记述，并没有局限在毛泽东、朱德等高层领袖身上，而是自下而上地考察中国革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环境。斯诺曾在寄宿的农家里，让农民们畅谈“为什么宁可要红军”的理由，尽管有的只是关乎私利的不满，有的是口号标语式的应答。但从大部分人与红军打交道的经历中，他还是能体会到红军与群众深厚的感情，并推测出中国革命关键的制胜因素——“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生活中，个人的存在是在社会整体、即群众之中的沧海一粟，必须服从于后者的意志……这种现象，这种‘非中国式的’团结一致，是把社会当作各种阶级力量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场所这种新观念的结果，在这场斗争中，只有团结最一致、目标最坚定、经历最充沛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种团结一致如果不能说明他们的胜利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免遭消灭。”

这种受新史学关注社会史的影响的考察，加之透过社会现实与历史表象对时代脉动的把握，使得斯诺对于中国革命的未来做出了富有“预见性”的推断。而这也正是斯诺的《西行漫记》能够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部“里程碑作品”的关键。正如费正清在序中所言：“由于埃德加?斯诺的努力，本书在这两个方面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一是作为对历史的记录；而是作为对历史趋势的预见。”通过对中国革命在器物、制度和文化思想上三位一体地考察，斯诺表达了对中国革命未来的看法：“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好像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正如本书所证明的一样，如果说它证明了什么的话），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

因素。”

那么，斯诺何以对中国革命有如此深透的解读？

我想，那是源于一种情怀。

那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怀呢？

那必是一位西方人，在不同的东方文化背景下，内心所感怀的一股温情与敬意。那是一种对于东西文化相互包融与欣赏的气度，进而建立共同价值的见识。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红色的经典影像中，有一张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照片。拍摄的时候，毛泽东手头并没有现成的帽子。但斯诺觉得作为红军的统帅，毛泽东应该戴一顶军帽，于是便将自己的军帽摘下，戴在他头上，遂成就了一张影像经典。

从某种程度而言，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像这顶八角帽一样，它不仅属于斯诺，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