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命题的一般特征

第三章 命题的一般特征 所谓判断，就是对客观事物情况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判断对事物情况总是有所断定，总是肯定或者否定了某一种事物情况。 判断的直接表现形式相当于语句。 逻辑学中所说的判断，其实是脱离了认识主体的，并非认识主体在具体情况下作出的实实在在的判断，而只是判断的表达式，即命题。 判断的真假涉及判断的具体内容，逻辑学只是从普遍性的角度，从判断的结构形式、种类、特征等方面，研究它们各自在何种情况下为真，何种情况下为假，以及它们之间的真假关系。 法律规范是指令人们如何行为的规定，这些规定只有合理不合理、妥当不妥当、有效与无效的问题，其本身没有对错、真假的问题。只要是法律规定的，就应该遵守，所以，法律规范都是真命题。 同一定思想相联系的，可借以传达某种思想的人为安排的物质现象，叫做符号。语言是最普遍、最常用的符号 符号是人为安排的物质现象。某种人为安排的物质现象能否成为表达某种思想的符号，关键就在于是否确定了意义规则。 确定人为安排的物质现象的意义规则的情况：1.人们长期的使用习惯、约定俗成的。2.某个人或某个组织机构作出的规定，规定的意义可以是随机性的，也可以是相对稳定的。 在专制主义时代，统治者在法律中有意使用晦涩、模糊、弹性的语言，人为地增加法律的神秘性，以达到垄断社会权力的目的。比如在中世纪的英国，法律中大量使用贵族阶级中所流行的法语和拉丁语，并有许多修饰性的赘语，通过这种方式，诺曼人把法律变为政治秘密。这种艰深、冗繁甚至是矫揉造作的语言风格一直保留到今天英美国家的法律中，以至于有英美人士认为，学习法律包括学习一门新的语言；还有人认为，法律英语是一门外语。这使得这些国家的非专业人上几乎难以读懂法律，在法律面前，不懂法律的人几乎处于“无权” 的弱势状态。尽管英美国家发起了法律语言简明化改革，但是，由于这样的一套法律语言符号不仅记载着普通法“遵循先例”而形成的整个法律体系，而且法律职业者经过法律语言“儒化” 后所形成的观念、价值、情感等因素具有稳定性，因此，英美法律语言体系的“平民化”改革阻力极大，收效甚微。 写在纸上的文字和符号本来纯然是属于物理的东西，可是它们为什么具有惊人的表现世界的能力？它们是如何成为陈述、命令、允许的？美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哲学家塞尔认为，原因就在于文字或符号的使用者把自己的意向加给了对象。从法律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总是先有立法者针对某种社会关系所作的价值判断，然后才有依据该价值判断所形成的规范。从语言功能的角度观察，可以说，法律就是立法者通过文字将自己的意向施加给对象（司法者和一般社会成员）的意义描述系统。法律中，除了大量采用“应当”、“可以”、“不得”等具有明显意向性的概念之外，意向性还包含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中。语言表达虽然具有评价功能，但是，仅凭语言（包括概念化的语言）本身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尚无法完成法律的评价功能。实际上，规范才是法律评价的主要手段，语言本身的观念内容对规范的价值判断构成一种支撑，但是，法律对某种行为的态度，只有透过完整的规范表达才能被我们清晰的认识到。 由于法律规范既是一般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又是司法者的裁判规范，因此，从国家与公民、立法者与司法者的关系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将法律看作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通过语言对社会权力进行权威性分配的一种形式。而且，符号与创造符号意义的人不可分割，符号体系一旦形成，深谙这一体系的群体作为既得利益者总是试图强化它们，而不愿意轻易改变它们。凭借语言所表达的法律，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被定型化。 法律语言虽然大多来自日常语言，但是，一方面由于立法者常常在有别于日常意义的含义上使用日常语言，另一方面立法也发展出了大量的专业性语言，使得法律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规范化、专门化的知识领域，以至于一般社会群体很难详细了解它、掌握它，其结果是造成该技术和资源在社会或个人中间不能平均分配。法律的创制过程和运作过程由特定机构掌握，这使得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构在社会权力的分配中具有极大权威；而直接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机构，在社会中显然也具有优势地位。因此，现代法治社会的法律大多致力于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促进权力的社会化，以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 现代法治社会所坚持的原则是：公权力，法律没有授权便不得行使；私权利，法律没有禁止便可自由行为。显然，这是需要通过法律语言加以实践的原则。立法者可以通过对法律语言精确性程度的控制，来掌握分配给司法者的权力及公民个人的权利的大小。行政权力，尤其是行政机关制定法规的权力，只有法律有明文规定或明确授权时，才能获得其正当性；而且，其行使不能超过法律规定或授权的范围。在刑法上，之所以强调“明文规定”，是因为基于安全价值之优先性的考虑，必须为刑罚权设置明确的界限。因为刑罚权是一种压制型。剥夺性的权力，设置这种权力的权力必须由立法者代表国家来掌握，而不能交由司法者。罪刑规范的模糊化会导致立法权与司法权界限不清，这一方面可能给司法权侵越立法权制造机会，另一方面也会缩小公民个人自由的范围。精确的语言具有封闭性、收缩性，立法者采用这种语言，使得法律的执行者很难歪曲它的意思，也表明立法者意图更严格地控制司法或行政权力的目的。 由于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将社会生活事实全面反映于法律中的不可能，模糊语言在立法中的使用不但常见而且必不可少。我们说模糊语言在法律文本中必不可少，并不意味着可以对立法语言的明确性要求有所降低，而是说，要“从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在尽可能多的使用确切语言的前提下，有条件有限制地驾驭模糊语言，使„确切‟与„模糊‟各得其所”，以便语言能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法律的规范目的。 除开语言本身的局限性不说，模糊性语言同样可以满足立法者的某些意向，比如避开立法技术上的某些难题、增加法律应对未来社会生活的能力、释放权力，等等。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含糊不一定是毛病，法规中的含糊语言往往意味着立法者愿意授予某机构以最广泛的裁量权。模糊语言的使用不是意外的事或错误，而是出于政治原因的一种策略。模糊的语言具有开放性、扩张性，在某些法律领域，立法者意图让公民享有更大的自由，或者意图让司法者享有更多的权力，便会有意使用模糊性的语言，采取原则性的规定。因此，法律中的模糊性语言并非都是缺陷或者统治者垄断权力的计谋，它也可以作为国家分配权力的策略，为社会的法治理想服务。 哈特承认法律规则和司法活动的间隔。他认为这个间隔是由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的“空缺结构”形成的，法律概念和规则伴有“空缺结构”的阴影，无论判例还是制定法都具有传递的不确定性，这是语言的一般特征，有时这种空缺是立法故意的。一方面，由于语言本身所具有的“表达困境”，使其无法完全满足法律技术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人类理性能力的有限，也使我们根本上无法制定出完全适应社会生活需要并足以应对未来的法律。因而，成文法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缺陷。加之，观念一旦获得了语言的形式，它就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语言将摆脱主体表达观念时的特定语境的制约，“文本表明的东西不再与作者意谓的东西一致”。这一切都预示着，法律经由语言所进行的权力分配不可能在立法阶段终局性地完成，而必须将这一任务向后延伸到司法过程中加以完成。究其实质，法律解释权和法官自由裁量权不过是立法者在无法通过立法活动消除法律自身缺陷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让渡给司法者的极小一部分“立法权”，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法律相对的稳定性和增强法律的适应性。将少量的立法性质的权力授予司法者，只是为了实现法律自身的目的；因此，立法者不会希望让渡出去的这部分权力走向自己希望的反面，他不会轻易否认法律文本所具有的权威。 司法造法只是在追求法律规定的逻辑含义，通常不能超越这个范围，或是在涉及成文法案的解释时，不能超过这些法案的语意结构。“法官应当避免使自己卷入政策性决定”的原则被认为非常重要，因此，在疑义发生而必须作一抉择的时候，法官也应当基于逻辑上必须一致的考虑，而不能为法律以外的因素所左右，譬如社会目的、道德、正义或便利。 法官是受法律制约的，法律不允许法官恣意做出判断。但是，当依据条文的字句所做的形式逻辑推论的结果与法律体系的最终的理想和目标相矛盾时，法官就不能将形式逻辑推导出来的结果宣称为审判的结论。因为，法律条文中的概念和逻辑只是实现法律体系中蕴含着的理想的工具，如果审判的结果为了手段而去牺牲了目的，那么这将有悖于法官的使命。 法律虽同为一般公民的行为规范和司法者的裁判规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作用于司法者和其作用于一般公民的方式是相同的。公民个人只是根据法律对权力的分配，享有自己的权利，对于“分配方案”的法律本身，他们不能提出异议；而司法者由于是在具体落实法律的权力分配方案，在此过程中，法官个人的意见或多或少也会表达在最终的分配结果当中拉伦茨认为，虽然法律的解释都必须是对规范适当并且有充分根据的认识，可以主张其为“正确的”解释，但是却没有一个解释可以主张它是终局并且可以适用于任何时间的、“绝对正确的”解释。“它绝不可能是终局的解释，因为生活关系如此多样，根本不能一览无遗，再者，生活关系也一直在变化之中，因此，规范适用者必须一再面对新问题。” 由于法律本身无法做到以个别化的方式处理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司法过程寄予希望，而不能把法官的个人因素与司法擅断划等号。法律无论如何也不会变成数学，凡是涉及到价值冲突和社会道德问题的地方，都不可能完全排除个人决定的因素。在法律中，语言技术不仅是工具理性的反映，也是价值理性的承担者。语言不是权力的来源，但它却是分配权力的工具。或者，也可以说，在立法者和司法者那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规范之所以能够控制我们的生活，乃是因为规范语言被赋予了权力的性质。 语言如此重要：立法者试图通过意向性的语言，将人类的生活导向理性、秩序的状态；司法者在立法者的语言框架内，以其自身的语言直接建构我们的生活；而作为社会生活参与者的个人，则需要在语言权力的密林中，寻找生活的自由。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变成语言的奴隶，始终——我们必须是言语的主体。立法者通过语言，确立了社会权力的分配原则，而语言所表征的分配方式本身，证明着规范的正当性。因此，在民主法治国家，规范必须基于公开的讨论（规范证成的对话）而形成，规范的适用过程中，不能以公共语言权力压制或者排斥个人的话语权利。法律是神圣的，建构法律的语言也是神圣的，认真地对待语言就是认真地对待权力（权利），就是认真地对待每一个言语着的、活生生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