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被好莱坞妖魔化
伊朗故事的蝴蝶翅膀如何搅动了世界——关于《纳德和西敏：一次分
伊朗故事的蝴蝶翅膀如何搅动了世界——关于《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的传播效应解读作者：王宜文来源：《艺术评论》 2012年第4期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有个著名的蝴蝶效应理论，他诗意地阐述：“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社会学界由此受到启发，应用来说明在彼此关联的一体化的世界里，微小的因素可以影响和引发全球性的改变。
如果把这个原理引申到分析《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这部影片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部投资仅三十万美元的纯粹的伊朗本土电影，遑论好莱坞的辉煌巨制，仅与中国奢华的大片相比，可谓是微不足道的蝴蝶体量，可正是这部影片，成为201 1和201 2年度全世界最瞩目的影片之一。
看过和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人，关于伊朗的想象与认知，关于伊朗与世界的关系，乃至如何理解人类的相处，都可能会有所不同。
这或许正是全球化时代，电影除了娱乐消费之外，还可以作为一种文化表述形式，带给世界的感动和改变。
作为传播现象的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先后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和美国奥斯卡金像奖等西方主要影展上获得巨大成功，被很多媒体和评论者视为饱含政治性和意识形态色彩的褒奖，这符合占据主流话语权的西方舆论的思维定势，而这往往也就成为一种主流的世界性话语并被普遍接受。
结合这部影片在西方获奖的背景，似乎可以确认这种判断。
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受邀担任柏林电影节评委，但因其电影触犯了伊朗政府的禁忌被判处6年徒刑，并被禁止拍摄电影20年。
开幕式上，柏林电影节专门搬出了一尊空椅代表被禁止到场的帕纳西。
《纳德和西敏：一次分离》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之前也因所谓不当言论而遭到伊朗政府的惩戒。
而奥斯卡的颁奖正是在美伊两国关系紧张，似乎要兵戎相见的情形下进行的。
电影节评奖成为一种居于道德高位的价值判断，进而成为一种有指向性的文化评价与引导。
这种评价似乎并无什么不可，关键是，这是否就构成这部影片的全部价值？人们是否全面倾听和认真读解了这只蝴蝶微弱却也执着的振翅声。
(完整版)伊朗电影简史
伊朗电影简史如果追寻伊朗历史上的视觉表现形式，公元前500年以前的波斯波利斯的浅浮雕可能是最早的例子。
波斯波利斯是阿喀美尼朝古王国的祭祀中心。
这种风格的视觉表现形式在1000年后萨珊王朝统治下达到鼎盛。
西伊朗的浮雕描绘了复杂的狩猎场景，动作栩栩如生。
从受伤的野猪在逃窜的图上，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电影中“特写”手法的鼻祖。
阿拉伯人入侵后，拜火教被伊斯兰教取代——对形象符号的崇拜被禁止，而波斯艺术继续它的视觉实践，最好的例子就是走缩微制品的方向。
另外一种非常流行的艺术形式叫“Pardeh-Khani”（用图画来讲故事），这有点像日本默片时的弁士。
讲故事的人随着故事进展，揭开一幅幅图画。
另一种艺术形式叫“Nagali”，也是一个讲故事的人，通常在茶馆作娱乐表演，这是当时人们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主要形式。
作为Nagali表演艺术家，要求他必须能说会道，有副唱歌的好嗓子，这不亚于今天对剧场演员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想象力天马行空，随时根据观众的反应即兴表演，现编故事。
他从挂在墙上的图画（通常是宗教领袖、运动明星、传奇人物之类的画像）得到灵感，揉到自己的故事里。
Nagali的主题往往关于伊朗国王东征西讨的丰功伟绩或者亚历山大大帝驰骋亚非的历史故事。
在电影问世以前，伊朗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表演艺术，比如木偶戏、皮影戏、滑稽戏、专门表现宗教受难的戏等等。
说到伊朗人对形象化的认知，不得不提久远的诗歌文化传统。
从古波斯的赞美诗开始到伊斯兰苏菲派诗歌，以及当代伊朗诗歌，都可以找到波斯人善于形象创造的实证。
象征、叠用等修辞手法的广泛使用，赋予伊朗诗歌特殊的视觉意义。
电影进入伊朗那要上溯到1900年8月18日，伊朗人第一次把日常生活的景象记录到赛璐珞上。
Ebrahim Khan Akkas Bashi是国王莫札法尔·丁的宫廷御用摄影师，他在国王第一次出访欧洲期间随伺左右，在法国巴黎的博览会上接触到了电影术。
于是国王下令Akkas Bashi购买相关设备回国，以后就可以在宫中拍摄了。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伊朗新现实主义的银幕表征
2021第11期电影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主要是指二战中后期开始于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
在罗伯特•罗西里尼、维斯康蒂、德•西卡等杰出电影人创作中广泛出现的，长镜头与景深镜头的使用、实地取景与自然光拍摄、非职业演员出演主要角色、按照自然时间安排叙事等拍摄方式，对世界电影美学及电影创作实践形成了重要的启示。
在伊朗，大批从欧洲学成的电影人逐渐回国，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掀起了伊朗现实主义创作的新浪潮，并持续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
其中，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成为伊朗电影在这一时期重要的创作领袖，堪称伊朗新浪潮电影最知名的导演，黑泽明甚至称之为“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接班人”。
一、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与伊朗新浪潮电影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以下简称基亚罗斯塔米）1940年出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从美术学院毕业后拍摄过诸多商业广告，并担任过故事片的美术设计；之后在伊朗儿童和青年智力发展研究所进行电影研究。
1970年，基亚罗斯塔米以一部剧情短片《面包与小巷》（1970）正式开启了他的导演生涯，基亚罗斯塔米在其后的数十年中编剧或拍摄了诸多取材于伊朗社会现实的长、短影片。
1989年，《何处是我朋友的家》（1987）在欧洲艺术电影殿堂级别的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荣获大奖。
基亚罗斯塔米作为伊朗新浪潮电影的中流砥柱首次进入西方电影界的视野，在国际上声名鹊起。
此后的20年中，他的其它作品也纷纷在国际艺术电影展上获奖，伊朗新浪潮电影也伴随着基亚罗斯塔米的活动日渐受到国际电影评论界瞩目。
1995年8月，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举办了基亚罗斯塔米电影集中展映活动。
著名的法国《电影手册》编辑部借此机会推出了特刊，向世界介绍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人，其中内容包括电影评论、访谈、对话录与发言稿等；戈达尔甚至作出了“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的高度评价。
在战后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导演并不在少数，即使在伊朗也有诸多接触现实题材的创作者，为何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能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可？戈达尔为何认为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是电影的终结？站在电影史的角度，格里菲斯式的电影与基亚罗斯塔米的电影之间存在何种对应关系？伊朗新浪潮电影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崛起具有相似的背景。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伊朗电影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伊朗电影摘要伊朗电影中“看得见”的因素如：主题、影像风格和“看不见”的因素如：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等，是近几年的影视理论界关注的重点。
目前，伊朗电影人突破政策限制，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与众不同的电影艺术风格；政教合一的伊朗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仍然对电影的形式和内容有着强大的制约作用。
如何找准位置正确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是同处于东方文化圈的我们和伊朗电影人都应该思考和面对的。
关键词主题影像风格意识形态全球化自七、八十年代起，伊朗电影异军突起，尤其是儿童电影正在以一种"真诚电影”的艺术力量，以一种比好莱坞电影更人性、更关怀、更丰富的世界性的艺术电影思潮，征服越来越多的真正热爱电影的人，在世界影坛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伊朗风”。
透过伊朗电影。
我们重新审视这个国家和我们自己的人生 ------------------------------ 其实，我们对伊朗有诸多的由于臆测、无知而导致的偏见性的想象。
本文拟就探讨伊朗电影中“看得见”的影像，如题材、风格特征等，和隐藏在影像背后的“看不见”的宗教、政治意识形态诸因素，探究其日前成功的秘密和目前的走向，以期对我国电影界的当下创作有所启发。
一、温馨的儿童电影伊朗电影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儿童电影数量众多。
质量上乘。
儿童是伊朗电影人偏好的选择，他们是纯洁、自由和葱茏诗意的化身，是艰难人生的隐喻。
儿童片导演们善于抓住儿童的纯真趣味，以孩子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成人世界的种种痼疾。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是伊朗最负盛名的导演，也是创作儿童影片的代表人物。
1974年阿巴斯拍摄了他的第一部剧情片《旅行者》，细腻地描绘了一个执著而叛逆的乡村问题少年，执意要到首都德黑兰去看一场足球比赛。
八十年代，他相继拍摄了一些反映伊朗学龄儿童面临问题的纪录片，如《一年级新生》(1985)，《家庭作业》(1989)等。
1987 年，他的儿童题材影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在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拿回了大奖，第一次让他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承认，影片的主角小阿默德为了还一个被自己不慎放到书包里的同桌的作业本，四处求人带他翻过山岭，可忙碌的大人谁也没时间理睬他。
逃离德黑兰--影评
在这个时机拖出这么个电影真是绝了。
最近一系列美国使馆在中东遇袭事件，让美国人各种惶恐困惑好奇。
这个电影用历史事件再现了类似的过程，好人坏人、敌人朋友泾渭分明，前因后果叙述清楚，给一般国际史观很不强的美国平民科普了一把。
作为好莱坞特色的电影，张弛有度，有声有色，也是合格的娱乐片。
片中从头到尾充满70年代风格，连摄影也有70年代的感觉，还运用了很多实际历史镜头，值得一看。
无所谓什么剧透，估计凡是会看这个电影的人，多少知道是怎么回事。
伊朗以前一直是帝制，最近一个国王礼萨·巴列维是个亲美派。
我见过的伊朗人都很喜欢他，主要是因为他思想比较西化，办了很多美式学校，在位的时候社会风气开放，首都的女孩子穿着和当时欧洲没什么不同。
所以凡是现在能说外语的、能出国的伊朗人，都比较怀念他。
可是，巴列维国王也有很突出的问题。
他受到最大的批评，一是不遵守YSL教义，二是乱花钱，三是联合美英损害伊朗石油利益。
关于第三点，巴列维国王在50年代和美英一起掀翻了当时民望极高的首相摩萨台。
摩萨台也是个西化的人，但是他支持油田国有化，严重损害美英利益。
CIA就和军情六处搞了个假“国内政变”，把他囚禁到死。
这件事最大的受益人是国王和美国石油业。
现在伊朗人的逻辑是这样的：虽然国王比现在的情况好，但是摩萨台的改革成功以后比国王还好。
所以在1979年推翻国王的当下，伊朗人同仇敌忾：为摩萨台报仇、打腐败的国王、恢复YSL禁律、把CIA赶出去。
至于这次革命为一个宗教国家提供了土壤，当时很多参与革命的人并没有预见到。
无论如何，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了，不是因为贫穷、饥饿、失业等一般理由，美国完全没准备。
国王被“流放”出境，后来辗转到了美国。
50年代同一个国王也外逃过一次，当时国内力量是人民的首相摩萨台。
国王在境外联合美英搞掉了摩萨台，等时局安稳了再回来做国王。
国王跑到美国，当然会让革命派想到这件事。
一想就上火，又想把国王弄回来，审判以后处死。
《小鞋子》观影笔记
《小鞋子》观影笔记（1）、影片基本信息《小鞋子》，是马基德·马基迪导演，由Mohammad Amir Naji、Amir FarrokhHashemian等主演的剧情片。
曾荣获1998年蒙特利尔电影节最佳影片、2000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该片描述了伊朗人的真实生活。
导演马吉德马吉迪(Majid Majidi)制片地区伊朗语言波斯语编剧马吉德马吉迪(Majid Majidi)片长89Min幅面35毫米遮幅宽银幕系统上映时间1999-05-13imdb编码tt0118849制作成本$180,000类型剧情IMDB评分7.6/10 (1,572 votes)色彩彩色其它译名天堂的孩子/ Children of Heaven影片视点：本片获得1997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观众票选最佳影片;1999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
《天堂的小孩》是伊朗导演马基德·马基迪1997年拍摄的一部儿童电影，又名《小鞋子》，它是伊朗电影史上第一次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影片，延续了伊朗电影独特的简朴朴素风格。
影片与很多伊朗电影一样清新、质朴，真诚地描摹伊朗人的真实生活，表现窘迫艰难的平民生活中隐含的人性的善良，带领观众回到纯真澄净的世界。
（2）、导演介绍马基德·马基迪Majid Majidi男，生于1959年，伊朗，德黑兰马基德·马基迪1959年出生于德黑兰，他最初工作于伊朗伊斯兰宣传局的艺术部门，后来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伊朗著名导演慕森·马克马巴夫的赏识，参与其多部影片的演出，为自己日后的导演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伊朗第三代导演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
马基德的电影处女作《手足情深》获选1992年戛纳影展导演双周放映。
其后的《继父》一片先后获得伊朗影展最佳影片，北美洲圣保罗影展、突尼斯影展等重要奖项。
1998年的《天堂的小孩》成为首次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伊朗影片，扩大了伊朗电影的国际影响力，马基德迅速成为伊朗人心中的民族英雄。
以《无人知晓的波斯猫》为例分析当代伊朗电影中的青年亚文化传播
以《无人知晓的波斯猫》为例分析当代伊朗电影中的青年亚文化传播以《无人知晓的波斯猫》为例分析当代伊朗电影中的青年亚文化传播=“news_bd”>社会文化体系是多元化的，既有主导文化，又有不同类型的亚文化。
亚文化是相对于主流文化处于边缘地位的一种文化，青年亚文化是亚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青年群体在都市化条件下，因生理、年龄等原因产生的相对独立的精神需求、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观念等。
《无人知晓的波斯猫》讲述的是两个刚从监狱出来的年轻音乐人，打算组织乐队，于是在德黑兰偷偷寻找音乐玩伴。
但是受到伊朗当局的禁令，他们不能进行演出，只好曲线救国，想方设法去国外演出。
在他们不断寻找乐队成员的过程中，接触到不同风格的音乐，包括摇滚、重金属、民谣到饶舌，应有尽有。
一、《无人知晓的波斯猫》的主题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以什叶派伊斯兰宗教文化作为主导文化，规范着社会的总方向。
主要体现在人们思想行为必须遵守伊斯兰宗教教法的规定，教法中很多禁忌和限制性条文成为人们恪守传统文化道德的标准。
比如禁止抽烟、饮酒、赌博甚至听流行音乐;禁止男人穿短袖衬衫;公共场所男女必须隔离。
而作为音乐题材的电影，《无人知晓的波斯猫》是导演巴赫曼戈巴迪借助音乐的形式进行一种托物言志的自我表达。
从摇滚、重金属、民谣到饶舌，整部电影就是接触不同风格的音乐的过程。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伊朗经历了长期西方式的现代化。
但是伊斯兰文化所提倡的单调节制的生活和神权至上的宗教教法使青年人感到压抑和不满，最终促成了青年亚文化的产生。
办护照的老者在电影里讲到，杀掉一百个人后，你心中还能去爱别人么?答，怎么不行?他说，要么爱人，要么杀人。
音乐自然不会杀人，所以音乐是爱人。
《伊斯坦布尔之声》打头有句话，大意是说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需要先听听那个地方创作的音乐。
这些音乐往往不容易听见，甚至听不见。
伊朗总统内贾德在任期间，禁止国家电台、电视台播放任何西方音乐，包括古典音乐。
逃离德黑兰的剧情简介
逃离德黑兰的剧情简介· · · · · ·
1979年11月4日，伊朗的革命军攻进了美国在伊朗德黑兰的大使馆，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劫为人质。
有超过50名人员被关押，但有6人逃脱，并躲在加拿大驻伊朗大使Ken Taylor（维克多·加博Victor Ga rber 饰）的家里。
CIA高层Jack O'Donnell（布莱恩·科兰斯顿Bryan Cranston 饰）找到专家Tony Me ndez（本·阿弗莱克Ben Affleck 饰），让他协助将那六个人带回美国。
经过讨论后，CIA决定采取Tony 的办法，以拍摄电影的名义，Tony到伊朗将那六个人带回。
Tony联系了他在好莱坞的朋友，化妆师John Chambers（约翰·古德曼John Goodman 饰），并联系了电影制片人Lester（艾伦·阿金Alan Arkin 饰）。
Tony在许多剧本中选中了《ARGO》，一部和《星球大战》极为类似的电影。
于是他作为制片人带着剧本和各种道具前往伊朗，找到了那六个人，开始了艰苦的逃离德黑兰之路......
本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获金球奖最佳导演和最佳戏剧类影片大奖，并获奥斯卡多项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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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已被塑造成一个“危险、怪异而可怕”的国家—— 伊朗被好莱坞妖魔化？ ○本报记者 高珮莙 《 青年参考 》（ 2013年03月20日 06 版） http://qnck.cyol.com/html/2013-03/20/nw.D110000qnck_20130320_1-06.htm
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中的美国人质。 本·阿弗莱克在其自导自演的电影《逃离德黑兰》中。 在伊朗人眼里，好莱坞抛出的一部部电影‚与美国政府沿着几乎相同的路线，即简单的善恶二元论，公式化地刻画着伊朗的形象‛。
‚电影将伊朗人塑造得极度脆弱、不理性、疯狂而残忍，而美国人的形象却‘善良而无辜’，中情局特工更是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这是在世界范围内散布‘伊朗恐惧症’，严重诋毁了伊朗的国家形象，扭曲了真实情况。‛
于是，‚想去伊朗旅游的游客担心，自己可能会在偏僻的沙漠中被杀死，或被当作间谍逮捕。‛ 由一个真实的事件改编而来，电影《逃离德黑兰》一举夺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但英国《卫报》报道，在故事的发生地伊朗，它却被禁止在公共场合播放。
但私底下，在经过挑选的伊朗观众面前，这部电影已被秘密放映了两次。其中一次，正是3月11日在德黑兰“好莱坞的骗局”国际研讨会召开的同一天晚上。而且，盗版的DVD碟片，在伊朗各地的黑市上都能买到，价格低至0.5英镑。
伊朗打算起诉所有在反伊朗领域表现活跃的人 3月10日，法国籍律师伊莎贝尔·库唐-佩尔，应伊朗文艺行政主管部门之邀，坐上了直抵伊朗首都德黑兰的飞机，去帮这个国家打一场有关“国家形象”的官司。
伊朗政府认为，一些好莱坞影片通过“诽谤和攻击”伊朗及其民众的荣誉和名声，给外界留下了“伊朗人等同于恐怖分子”的印象。最近风光无限的影片《逃离德黑兰》，正是其中的代表。
3月11日，德黑兰“好莱坞的骗局”大会召开。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报道，大会秘书长莱萨尼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打算起诉所有在反伊朗领域表现活跃的人，包括导演和制片人。”
律师伊莎贝尔在会上表示，她是为了“捍卫伊朗的利益”才接下这宗案子的。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援引她的话称：“我将尽我所能，帮助世界认识伊朗人的真实状况。” 今年1月15日，《逃离德黑兰》在金球奖颁奖礼上斩获颇丰后，伊朗政府就对其提出了抗议，称电影将伊朗人塑造得极度脆弱、不理性、疯狂而残忍，而美国人的形象却“善良而无辜”，中情局特工更是大义凛然，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这是在给中情局做广告，也是在世界范围内散布“伊朗恐惧症”。“中东在线”网站称，这部影片严重诋毁了伊朗的国家形象，扭曲了当年伊朗人质危机的真实情况。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在奥斯卡颁奖礼上，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通过视频连线亲自为《逃离德黑兰》颁奖，更是让伊朗人愤怒，认为这是“对我们整个国家和人类的攻击”。
据中东门户网站Albawaba.com报道，为了“回击”，伊朗文艺行政部将在今年年内，投拍一部名为《总参谋部》的电影，从另一个角度讲述当年的人质事件。
3月13日，伊莎贝尔告诉英国《卫报》，她将代表伊朗政府在法国提起诉讼，指控一些好莱坞的导演和制片人“歪曲历史”，适用法律条款是“个人对他人造成损失，需承担责任”。她又补充道，在瑞士，法律同样禁止对国家进行诽谤。
她还对法新社说，伊朗“并不要求禁播《逃离德黑兰》，只希望对方发表声明，承认影片中描述的情况与事实不符”。
好莱坞电影中的伊朗人形象大部分都不太正面？ 1979年11月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使馆66名工作人员成为人质，这就是当时震惊全球的伊朗人质事件。444天后，伊美达成协议，人质全部获释。
在使馆被占领时，6名美国人成功逃脱，并在加拿大和瑞典大使馆躲藏起来，最终在加拿大外交人员的协助和美国中情局的安排下，于1980年初安全回国。
这个故事，多年来被以各种方式阐述着，表达着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如今，在阿弗莱克的镜头下，它再次刺痛了伊朗人。 美国reason.com网站认为，《逃离德黑兰》只塑造了两种形象的伊朗人：积极从事反美暴力活动的、纯粹为推动剧情而出来“打酱油”的；而美国人，则被给予最大程度的同情。
有知情人士告诉《卫报》，当年6位美国人并非逃出使馆，而是正好外出。占领美国使馆的伊朗学生，也并没如片中所述手持武器。曾参加占领的学生马苏迈赫告诉英国《太阳报》，影片夸大了当年冲击使馆人群的暴力程度。
这样的夸张和“妖魔化”，在好莱坞影片中并不鲜见。美国人创办的伊朗电影网站“Firouzanfilms”，总结出20部好莱坞电影中的伊朗人形象，其中大部分都不太正面。
2009年，伊朗总统内贾德的文化顾问贾维德·沙马达瑞，曾邀请美国电影工业官方办公室的一些成员及制片人、演员访问德黑兰，并要求对方就“侮辱”伊朗的好莱坞影片《斯巴达300勇士》、《摔跤手》等致歉。
伊朗人认为，2007年的《斯巴达300勇士》将伊朗人的祖先波斯人描述成了充满淫欲、爱慕虚荣、邪恶而野蛮的原始人，“似乎要告诉人们，伊朗自古以来就是邪恶之源”，这是好莱坞甚至是美国向伊朗发起的“文化大战”。而在2008年的《摔跤手》中，男主角洛克的一个对手试图用伊朗国旗勒死他，被他夺走后撕碎，扔向欢呼的观众。
“难道不该道歉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贾维德当时的话，“还有很多其他电影，目的是侮辱和指责伟大国家伊朗及其丰富文化。”
1991年，由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的好莱坞电影《狂奔天涯》，同样在伊朗社会中备受责难。一个美国女人带着年幼的女儿跟随伊朗丈夫回老家，但在伊朗，丈夫发生了“奇怪的转变”，从受过教育的现代人变成了保守而酷爱施虐的农民。女主角被告知，按照伊斯兰法律，她可以与丈夫离婚，但女儿必须留在德黑兰。经过18个月的艰难时光，女主角最终带着女儿逃到了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 2002年，伊朗通讯社声称这部电影在给伊朗“制造污点”，批评影片塑造的是被“刻板印象”化了的伊朗人——歧视女性、虐待妻子、狂热盲信。
美国影评人罗杰·艾伯特也在自己的网站上评论称，电影“没有尝试说明——我猜是故意的——穆斯林角度的观点”。
“20多年里，好莱坞没学到什么新东西，还沉浸在自我膨胀和美国式的英雄主义中。” 德黑兰大学前政治学教授、伊朗核谈判小组前顾问卡维在“中东在线”网站这样写道，“好莱坞排斥与歧视的高墙还没坍塌，当它在电影中一贯性地歪曲伊朗人形象时，他们的集体认同就这样形成了。”
“好莱坞可能是惟一一个走在‘反恐战争’前沿的西方机构，在它抛出的一部部电影中，它与美国政府沿着几乎相同的路线，即简单的善恶二元论，公式化地刻画着伊朗的形象。” 数年前，卡维在香港《亚洲时报》撰文如是说。
伊朗是被歪曲和误解最深的国家之一？ 银幕之下，伊美之间的现实斗争比电影中更暗潮汹涌。 2005年，当内贾德以政治黑马的姿态冲向总统之位时，一家名为“聚焦伊朗”的驻英国伊朗新闻机构抖出一张美联社的历史照片，并指认照片上一位正在押解着被蒙住眼睛的美国人质的大胡子青年，就是内贾德。
在照片难辨真假之际，6月25日，大选揭晓，内贾德当选，4名前美国人质在电视机前看到了他，互相联系后一致认为，他正是26年前看押过他们的人。
前人质斯考特告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即使内贾德将胡子刮去、衣服换掉，自己也绝对能认出他来。1980年夏，斯考特被关押在德黑兰北郊的埃尔文监狱，狱卒有时良心发现，允许他走出牢房到外面放放风。可当这一幕被当时还是低级别官员的内贾德看到后，立刻大发雷霆，用波斯语呵斥狱卒：“他们都是猪狗不如的家伙，根本不配放风。” 另一位前人质洛德则对NBC说，在审问过程中，内贾德曾威胁到美国去绑架他的儿子，然后把他撕成碎片，再把脚趾、手指一个个寄给他妻子。
对此，伊朗总统办公室工作人员与人质事件的领导者都站出来称，内贾德绝对未曾参与人质事件。这并非美国第一次攻击内贾德。美国调查性报道网站“counterpunch”认为，长期以来，伊朗都被华盛顿看作是中东的罪恶之源。
伊朗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报道称，CNN承认，美国主流媒体长期以来都在妖魔化伊朗。 “global research”网站表示，在世界主流媒体的描绘下，伊朗已被塑造成一个“危险、怪异而可怕”的国家、一心发展核武器和消灭以色列；伊朗人也被肆无忌惮地刻画成狂热分子、恐怖分子、不文明人和虐待女性者。想去伊朗旅游的游客会担心在偏僻的沙漠中被杀死，或被当作间谍逮捕。伊朗已是全世界被歪曲和误解最深的国家之一。
政府的音乐外交、电影公关、新闻战 V.S. 民间的“另类”电影和纪录片 伊朗“国家形象”：官方与民间相互纠结 ○本报记者 张慧 《 青年参考 》（ 2013年03月20日 07 版） 伊朗电影《一次别离》折桂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巾帼不让须眉的伊朗女赛车手拉勒·塞迪，是伊朗赛车史上首位女性冠军，人称“小舒马赫”。 伊朗，曾经的文明古国，如今却被一些国家和媒体视为‚流氓‛国家。对很多人来说，这像个读不懂的谜。
无论是伊朗政府的国家形象塑造，还是异见人士声嘶力竭的呐喊，抑或是艺术家们饱含痛苦和深情的表达，都让这个国家的形象复杂地互相交织。
伊朗曾欲塑造国家形象抗衡西方 一部《逃离德黑兰》电影，让谴责西方“恶意破坏”其国家形象的伊朗，再度引发世人的关注。虽然伊朗在谴责类似事件时，往往语出惊人，但在主动树立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方面，政府的表现确实还需要更加“给力”。
2010年，伊朗政府曾资助德黑兰交响乐团赴欧洲巡演，表演曲目是为纪念伊斯兰革命30周年而创作的《和平与友谊协奏曲》。
当时，美国《纽约时报》称，欧洲观众不得不在两难中选择：参加这样明显的政治宣传活动会带来良心的负担，但这是绝无仅有的去欣赏那些伟大的伊朗演奏家表演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