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指的是自1964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

其开始的背景是中苏交恶与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

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其规模可与八年抗战期间的沿海工业内迁相提并论。

由于建设地点都太过偏僻，这种建设方式为后来的企业经营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不便，但是三线建设也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助推器。

目录[隐藏] 1 范围及部署2 缘起3 过程4 评价与后续5 语言变化6 部分建设成就7 参考文献[编辑] 范围及部署与经济最发达且处于边防海防前线的一线（指东南沿海及东北、新疆等地区）;位于一线省份与京广铁路之间的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的东半部为二线; 三线建设的范围包括西南三省（四川、云南、贵州，含今重庆）、西北三省(陕西、青海、甘肃乌鞘岭以东)、以及京广线以西的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的部分，以及广西的河池地区和山西雁门关以南等省自治区。

与一线、二线省份的省属地方军事工业的“小三线”建设相对应，上述国家划定的三线地区被称为大三线。

在其中又以贵州、四川东部山区、四川中部平原地区、汉中、秦岭北麓等地区的企业数量多，规模大，迁入工业人口多。

其中，四川成都主要接收轻工业与电子工业，绵阳、广元接收核工业与电子工业，重庆为常规兵器制造基地，甚至包括第三个钚生产堆（816工厂）和常规潜艇制造业（望江造船厂）；贵州贵阳主要接受光电工业，安顺主要接受飞机工业。

需要注意的是三线建设并不都是沿海工业内迁，还有大量基础工业如长庆油田、攀枝花冶金工业、六盘水煤炭工业以及大量配套的铁路公路等新建项目。

由周恩来总理牵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主持三线建设的日常工作，薄一波副总理和罗瑞卿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兼国防工办主任协助。

1965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

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

后来彭德怀、钱敏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

成立以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主任的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和中南局书记王任重为主任的中南三线建设委员会。

同时，地处一线二线的省份，各自建一批省属的“小三线地方军工企业”，由省国防工办领导，生产半自动步枪、7.62毫米中间威力步枪弹、手榴弹、引信、迫击炮弹、重机枪、中小口径迫击炮、火箭弹、火箭筒、高射机枪、无后座力炮，也就是步兵营连级的火力。

力争做到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省”自为战坚持抵抗。

黑龙江的小三线在阿城与尚志、吉林的小三线在辉南、辽宁的小三线在朝阳凌源、河北的小三线沿太行山麓、山东的小三线在沂源、河南的小三线在济源、湖北的小三线是襄樊、湖南的小三线是娄底、广东小三线是连江、广西小三线是河池、安徽小三线是六安、上海小三线是皖南、江西小三线是万载、安福，福建小三线是三明，浙江小三线是云和、龙泉，江苏小三线是盱眙，新疆的小三线建设是和静县阿拉沟。

[编辑] 缘起1958年中苏决裂后，严峻的战略形势与东南沿海脆弱的防务系统让中共领导层开始考虑在西部建设后方的战略问题。

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挑起并夸大与北越的武装冲突。

美国出动第七舰队125艘军舰和600余架飞机，开始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导致越战全面升级，并延烧到包括北部湾和海南岛在内的中国南部地区。

同年8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命脉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

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我们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发动战争”。

随后的工作改变了以“吃穿用”为重点的方向，转入确保国家安全，大三线建设由此开始。

[编辑] 过程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简称山、散、洞）。

有的还要进洞。

三线建设宣告拉开帷幕。

在1964－1980年期间，国家在三线地区共审批1100多个中大型建设项目。

大批原先位于大城市的工厂与人才进入西部山区。

更有“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口号号召人们前往三线地区。

文革早期，三线也是大量知青的去处，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曾经分配到甘肃刘家峡水电站。

由于国防考量，这些工厂的位置都偏僻而分散，导致企业的后续发展进入瓶颈。

如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散在两个地区，7个县的范围内，其中一个企业被分散在6个自然村中，装配零部件需要汽车往返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员工上下班也非常不便。

陕西新建的400多个三线项目，将近90%远离城市，分散在关中平原和陕南山区的48个县，多数是一厂一点，有的甚至是一厂多点，布局被讥讽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

而且山区内信息闭塞，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无法跟上世界潮流，显得过时落伍。

有时山区内爆发山洪等自然灾害，企业也往往损失惨重。

冬季大雪封山后，工人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时人用“洞中方数月，世上已千年”来形容这些工厂的闭塞与环境的恶劣艰苦。

[1] 也因此，许多的厂矿单位里医院、商店、学校设施一应俱全，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

十堰、安顺、攀枝花、新余等城市更是因三线建设才得以出现。

1973年，国家正式发文重点建设贵阳、重庆、安顺、绵阳四个重点城市，后来这四个城市成为全国三线企业的核心。

1980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冷战趋于缓和，三线建设由保密名词逐渐见于报端。

而改革开放后，许多三线建设单位由于位置偏僻闭塞而难有发展。

1983年12月，中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办公室（1990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世纪后又改名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

1984年11月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

其后一些三线企业陆续迁往邻近中小城市，如咸阳、宝鸡、沙市、襄樊、汉中、德阳、绵阳、天水附近。

而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军工科技企业则移往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大城市。

这些企业迁移后，多半进行了改制，由军用企业转为民用企业。

如位于十堰的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改制为东风汽车公司；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改为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长安集团、嘉陵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建设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而一些未迁移的企业，则逐步走向荒废关闭。

也有部分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得以继续生存，但生产门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如重庆著名的816工程。

[编辑] 评价与后续对于三线建设，后人评价趋于两极。

一方面由于三线建设耗费人力与物资巨大，相应的成就却十分有限，而且战争也没有爆发，因此被一些人认为是“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一场错误的建设”。

而且，国家将资源大部分倾斜在三线，间接导致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处于最前沿的福建和浙江两省发展缓慢，这一状况一直到90年代后期浙江摆脱国家经济体制自行发展才得以改变，整体经济与发达国家差距更加拉大。

由于三线建设的产品集中于军工业和重工业，对于民生物资匮乏的状况也改善有限。

而且三线建设多位于山区，对环境也有破坏。

另一方面，三线建设有效的缩小了东西差距。

1963年，西部云、贵、川、陕、甘、宁、青七省的工业总产值占全中国的10.5%，到1978年上升到全国的13.26%。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全国都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工业生产本就受到很大冲击甚至一度停滞，而一线地区受害又比三线更为严重。

三线建设改变了很多落后地区的面貌，许多交通不便甚至与世隔绝的地区通过大三线建设得以与外界联系了起来，开始步入工业化时代，几千万人收益。

三线建设对与促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交流，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三线建设集中于军工业和重工业，有力促进了中国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也保护了国家的安全。

三线时期积累的物资和工业设施基础设施，也为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打下一定基础。

当初伴随工厂迁移到三线地区的知识青年与普通工人，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后来部分位阶较高者或有关系者以及仍有亲人在原籍者，通过各种途径渠道返回原籍，有的甚至再也没有回到过去工作的地方。

一部分人则留在当地生活，没有返回原籍，其生活水平较返回者而言低得多，但大部分也随工厂到了邻近城市，继续留守山区的只是少数。

目前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某种意义上接替了三线建设，成为中央政府新的对三线地区的经济政策。

而目前中国年轻人对三线和三线建设大多已不甚熟悉了解。

三线建设与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标本，已经逐渐走入历史。

但是其带来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并未结束。

[编辑] 语言变化在三线建设中，众多使用粤方言、吴方言、赣方言的外来人口进入西南，西北地区，由于三线企业的封闭性，很多三线大型工厂家属区演变为村镇，集市，乃至城市。

而占据多数人口的外来移民大大影响了当地方言，甚至取代了一部分地区原有方言成为新的本地方言。

由于粤方言和吴方言在西南官话、西北官话地区较难学习，也有一些地方形成了粤语方言岛或吴语方言岛。

受三线建设影响最大的地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贵州省和重庆市。

在三个地区分别形成了兵团吴语（新疆建设兵团中上海、江浙移民与其后代所使用的新疆地区吴语）、重庆吴语（主要分布于重庆市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重庆市区的语言，见词条重庆）、贵州的安顺吴语，（主要在贵州安顺地区的三线企业集中地带使用的贵州吴语）。

[2] 据统计，这三地使用吴语的人口已接近600万人，其中仅从1964年到1966两年，迁到重庆主城区的上海内迁职工就达4348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