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启蒙运动

中国的启蒙运动 ——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关于“五四”的研究从“五四”刚刚行过高潮就开 始了，近百年来各式各样的研究者对于“五四”发表了为数 甚巨的文章与专著，甚至有学者说“ 可以说,大凡研究中国
思想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都对“五四”发表过自己的 见解”。因此“五四”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姿
中国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挑战与18世纪的欧洲先哲们的 际遇不同。后者寻求从宗教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而前者 则是以抛弃(或者至少是揭露) “科举心态” 、“盲从” 以及摒弃习以为常的“为社会所拑制” 的国民性为己任。 ——《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 遗产》 按照作者的看法，中国启蒙运动具体的诉求便是“反传 统”与“批判国民性”。
当然，当今学界对于“五四”不再特指1919年的那场运动，其起点 是比较明确的，一般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 的开始为肇始，而在其延续性上却有不同的争议。作为革命语境下的 “五四”，一般地，以1921年中共的成立作为广义上“五四”的终结。 然而作为启蒙运动的“五四”的历史范畴却是不明晰的。 按照李泽厚先生“启蒙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的观点来看，作为启蒙 的“五四”是一直持续的，而作者的观点与李先生也是基本一致的： “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政治领导人和民众的脑 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 价是多么的高昂。” 然而特别的是，作者在论述中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却似乎是如 同欧洲启蒙运动之前的“文艺复兴”一样，虽然在论述具体的人上作者 没有做出明显的割裂，但是在本书中这种心理上的割裂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一个群体，边缘知识分子实继承了“学生”社群初起时的“中 间”或“过渡”特征。由于他们不论身心都徘徊在城乡和精英与大众之 间，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起到了联系和勾通城乡及精英与大众的功用。 所谓边缘，本是双向的，即一脚踏在知识分子一边，一脚踏在不能读写 的大众一边。这样一种两可的特性使其有时恰更容易被双方接受。知识 分子可见其知识的一面，大众则见其通俗的一面。 ——罗志田：《近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首先注意到如何建成现代国家的 问题，后来才注意到启蒙。” 作者认为“体用”分离的“中体西用”模式是在逻辑上 相悖的，作者认为体用必须是统一的，“西用”与中国传统 价值任然是背离的，无法解决“体”的问题便难以发挥“用” 的功能。（洋务）
对于传统学说和科举制度的质疑是具有前进性的然而这 种前进性被辛亥革命所打断。（维新） “人们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发现文化是社会变革的基本 条件”（革命）
本书加上序言和结论一共有八个部分，在一次读书会 里完整的叙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选取了与“五四”启 蒙以及知识分子这两个主题双相关的一些部分与大家分享。 序 言：启蒙在现代中国的特殊性 第一章：新一代的形成 第二章：代际合作与论争 第三章：“五四”启蒙运动 第四章：政治暴力的严峻考验 第五章：走向新的启蒙 第六章：“五四”的启示 结 论：启蒙的持久挑战
中国历史转型的三个时代特性：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以农村为革命 基地；从封建世界观中解脱。
现代化与社会变革之间存在着一种普遍紧张的关系：是反帝以救国 还是反封建以启蒙。
中国的启蒙在其现实制约之外（与传统宗法的斗争）还要面临着 “非中国化的责难”，这是特殊的，这种责难似乎又是在肯定了中国传 统价值基础上提出的。 “中国的激进分子愈是提倡文化相对主义，人们便愈加猛烈的指责 他们企图把西方现代化思想输入并改造独特的中国文明。” “即使在 今天，他们仍必须在忠于国家民族的思想指导下，去发掘并应用其批判 理性。”
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名汉学家，主要从事中国现 代史研究。生于罗马尼亚，犹太人，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现 任教于美国康州威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1979 －1980年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除了历史研究之外，她还写 作诗歌和短篇小说。 《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英文初版出版于 1986年，198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初版。作者1979－1980 年曾作为首批美国留学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她访问了 时仍在世的“新青年一代的知识分子”：许德珩、俞平伯、叶圣 陶、朱光潜、冯友兰、金岳霖、张申府和梁漱溟，也访问了诸多 “五四”那一辈所教导出来的学生们、当时六十多岁的知识分子。 在序言中，她最后说：“我领悟到了我十年来始终未曾真正掌握 的‘五四运动’的意义——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 然盘踞在政治领导人和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 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的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由是开始五四知识分子开始公开的分化，一部分人退出了运动的行 列，另一部分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坚持国民思想启蒙（或者 说继续传播焦虑）的人却微乎其微了，这才是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救亡” 压倒了“启蒙”。
对于“五四”的总结从“五四”发生之时就已经开始 （罗家伦： 《“五四运动”的精神》，1919.5.26），然而 将“五四”明确地与“启蒙”扯上关系还要等到二十世纪三 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时期，而最早全面论述“五四”启 蒙精神的著作是何干之1947年出版的《中国启蒙运动史》。 建国以后由于官方为“五四”定调为“反帝反封建的爱 国学生运动”，对于“五四”启蒙性质的研究便销声匿迹了。 到八十年代“解放思想”的浪潮中，这一主题才又被广泛地 关注，其中本书作者的“五四”启蒙观是当时一个比较重要 的观点。
由启蒙主义向激进的社会行动主义蔓延，启蒙被替代。在官方对于 “新潮”的批评中以此为据认为“新潮”从革命的学生团体钝化为了改 良主义的标志。然而官方并没有认识到“新潮”学生们进行的是一场比 现实的革命更加艰难的思想上的革命，他们在推动启蒙扩展之后便再也 掌握不了——或者是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思想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这 一洪流的动向。
色”，这也正是“五四”能持续吸引后来学人注意的一个重 要原因，然而也由于这种原因，似乎“五四”便成了莎翁笔 下千人千面的复仇的王子了。 “五四”的研究虽然主要集中在中国和华人世界，然而 做为一场对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有深远影响的运 动，自然也会吸引国外研究者的目光。《中国的启蒙运动— —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便是出自美国籍学者舒衡哲之手， 而正是这位西方学者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五四”的 又一个不同的剪影。
对于给启蒙运动——不特是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 下定义的时候，康德给出了最现代化价值的答案：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 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 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 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 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 动的口号。 《什么是启蒙运动》---康德
作者眼中的“五四知识分子”仍是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作者认为 这批青年知识分子所受到的传统教育比较少，政治阅历浅，所以比他们 的老师们（新文化运动早期的启蒙知识分子们）要更具有理性（这种所 谓“理性”毋宁说是一种盲目的革命性。当然，按照作者的观点这种理 性是有意识的启蒙选择，然而在我看了却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必然。）， 所以对政治行动不像先生辈们那么悲观，封建价值观的抨击更为猛烈。 （《呐喊》自序里表明了早期启蒙知识分子的这种悲观情绪） 这一观点应该包含了两个意思：第一，作为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其 启蒙性需表现在广泛的基础之上的；第二，与欧洲启蒙的长期准备不同， 中国的启蒙几乎是一瞬间便到了高潮。（这真是浪漫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