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再思考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２００７年 第２３卷 第３期

・１４６・

李约瑟难题再思考

齐 鹏１，马 勇２

（１．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００；２．山东大学教务处，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中国古代科技非常发达，但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首先出现在中国？自从李约瑟以来，一直是中国知识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笔者认为坚持“合力论”才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关键词：结构；自然观；思维方式；观念；政治婢女

中图分类号：Ｇ１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５４０（２００７）０３－０１４６－０２李约瑟难题提出已经很长时间了，围绕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了好多解决办法，综观这些办法，笔者认为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每个事物的产生都是与它联系的周围事物以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近代科学的产生也不例外。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科学所处的环境与西方近代科学产生的环境截然不同，从广义上说，“环境”决定论不失为解决李约瑟难题的最佳途径。

一、落后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制约

古代中国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工商行业都不重视，认为商人、手工业者都是社会的下等人，所从事的工商行业都是社会的下贱行业。孔子虽然提到了经济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仍没有提升这些人的社会地位，认为他们仍是小人，“君子不器”就是由此而来，并且封建统治者把该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与此相适应，儒家学派又提出了一套庞大的政治伦理学说，成为框定人们思想与心灵的价值标准。它把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密切结合，把认识方法和修养方法紧密统一，从而使中国的传统统治思想形成了重人伦轻“质测”的格调，在这种格调的影响下，古代中国的学者一味强调自身的心性修养，认为只要心性的修养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可理解事物的内部奥秘。因此对事物的“质测”做得甚少。相反一味强调天人合一，而忽视自然界的对立和斗争，这使人们始终处于和谐而无追求的状态，对自然界的质测和探索的精神大大削弱。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制约下，人们养成了自给自足的安贫乐道、缺乏进取的社会心理，对封建伦理纲常不敢越雷池一步，对科学和科学发明则视为洪水猛兽或异端邪说。而在西方的同一时期，具

有探索精神的资本主义已经萌芽，活跃的商品经济和开放民主的政治氛围已经形成并结合在一起，使得近代科技在欧洲迅速发展起来，而在中国则越来越沉落。正是在这种落后的经济政治的基础上，中国传统有机自然观诞生并取得统治地位，而反过来有机自然观又进一步强化了政治经济秩序的存在。

二、有机自然观的影响

中国古代有机自然观与西方近代机械自然观不同，后者孕育了近代科学，而前者却遏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其原因主要有：首先，中国古代有机自然观一味强调事物的统一而忽视了对事物的分析。中国传统自然观的哲学基础是阴阳五行说，它以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对立统一为机制，来解释世界万物的生生灭灭，目的就是要从整体上描绘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的联系和统一的图画。从这一范式出发，中国古代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总是从整体上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并且把最大范围的相关因素都考虑进去，力图编绘出事物整体的画卷。这与西方科学对研究对象采取抽象和孤立的方法截然不同。其次，中国传统自然观注重对事物运动演化的考察，而忽视了对事物静态结构的分析。西方原子论强调事物是由原子组合而成，原子是永恒的，原子的性质、大小、形状在时间上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也仅是空间上和原子数量上的变化。因此，在西方原子论者看来，科学研究活动就是揭示事物的静空间结构关系，而时间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的话也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参量。与此相适应，欧洲古代产生了许多发达的几何学和天体结构的几何模型，这些模型都力图揭示整个宇宙的内在结构。而中国古代有机自然观强调的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事物的存在都是暂的，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是阴阳消长和五行

作者简介：齐 鹏，男，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０５级科技哲学硕士。

流转的结果。因此从空间角度看同一个事物是没有多大变化的，然而从时间角度看，事物的发展演进却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别是在人的主观感受上，运动演化与时间的推移有更密切的联系。

三、特殊思维方式的引导

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前者是直观主义的，注重对对象的直观审察与内心体验，后者是演绎理性主义的，注重对对象的属性和基质的抽象理性分析。西方科技文明的发展，是基于古希腊哲学的思想传统基础之上的。在古希腊时代，不论是原子论学者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注重对事物的分析和抽象，把科学研究建立在实证基础之上。原子论者把世界的本原固定在坚硬、不可分割的细小原子之上，万物都是由原子组成的，然后再用这些原子微粒在空间中的分离和聚合来理解和说明世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物质构成的四因素说，他指出万物都是由质料和形式组成的，质料是我们的感官能感知的具体的物质，而形式是抽象的，只能凭借理性才能把握，形式因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从此原理出发他提出了一系列科学观点，为后来各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这种分析实证的研究方法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理性相结合，最终形成了古希腊特有的科学理性精神，这种精神注重客观性、分析性、精确性。文艺复兴以后，这种科学精神经过培根、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的努力在欧洲进一步发扬光大。培根提出了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基于经验的近代归纳法，伽利略把实验与数学方法统一起来，笛卡尔对科学的概念作了清楚明晰的思考，最后牛顿综合了他们的思想方法，创立了近代科学方法论，即观察和实验同数学演绎法的完整结合，这种方法在牛顿的巨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后来成为西方科学研究的典范。从上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理性主义的。与西方不同，中国人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不是按照严格的逻辑因果关系来进行，而是从直觉和感悟出发，根据一定的原则把研究对象置于一种模式中进行推理，通过推理来认识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

四、儒家观念的限制

儒家学说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这种哲学的出发点就是安邦定国平天下，以此为目的，它追求对个体的道德教化和心性修养，而对自然现象的终极探索却毫无兴趣，并把这种科学探索的欲望压制到最低限度，更谈不上对科学价值的阐扬，对科学创新的激励了。在儒家文化中，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是截然对立的两个阶层，脑力劳动者主要从事政治伦理的研究和治理天下，实现王道乐土、天下大治的目标。而对自然界的探求，对科学的兴趣，并不是一个脑力劳动者的份内之事。并且把从事技术工作的劳动者列为社会的下等人，从事的行业也被视为下贱行业，如果他们有所发明创造，那么也被称为奇技淫巧、玩物丧志，无益于治道，无助于教化。这种思想严重阻碍了科学的深入发展。如果有发展的话，也仅仅是经验性的、实用性的，要想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是不可能的。根

据儒家思想，儒家也有它的知识理论，所谓的知识就是通过格物致知从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中获得的治理天下的知识，还有就是通过阅读古人的书籍从中领悟到的安邦定国之策。通过学习这些道德准则和一般原理来进一步提高自己心性修养，从而为实现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作了准备。

五、科学成为政治的婢女

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倡导追求真理、追求理性的精神，而中国古代科学则追求实用性。近代科学提倡科学研究中使用归纳法，要求科学家必须牢牢立足于观察或实验事实，而对外来的一切干扰则不予理会，以此为基础，归纳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原理，然后再对该原理进行检验，检验正确的则坚持，错误的则继续再研究。长期以来西方科学家就是依靠这种精神不断地去探索和发现自然界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自然规律的，从而推动着近代自然科学不断前进。相反中国古代科学研究一直是政治统治的附属物，科学活动、科学思想、甚至科学成果都必须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伦理纲常，正如欧洲中世纪的科学是神学的婢女一样，中国古代科学则成为了政治的婢女。这样中国古代的科学失去了独立性，失去了客观性，以至于科学精神也微乎其微。人们格物穷理，不论是人事之理还是自然之理，都是为了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任何学问只有落实到社会、道德层面才有价值。因此，与之无关的各种自然知识或抽象理论就受到人们的漠视，所谓“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而学问”成为学术所追求的目标。甚至抽象的数学研究也没有摆脱这种思想的烦扰。为了维护封建大一统的政治秩序，统治阶级需要古代科技给他们提供“合理”的证明，为此古代中国的政府都设有自己所谓的科学机构，但这些机构的一切科研活动都必须符合王权的政治利益。因而，正当西方科学家为追求真理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中国古代的科学家们却躺在古人的典籍堆里忆古。他们以古人为榜样不断追求参与社会政治实践及个人道德的完善。中国古代科学对政治的从属性，又进一步阻止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生。

综前所述，近代科学之所以未在中国产生，这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一个影响因素都离不开其他因素的存在，它们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每一个因素要想发生作用，必须置身于古代中国传统的经济、政治、哲学以及主流思维方式的环境中才可，因此把近代科学未在中国产生的原因简单地归结到某一种因素上，都是片面的，只有坚持“合力论”才能最终解决李约瑟难题。

参考文献：

［１］薮内清《中国科学文明》．中译本（台）文皇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第３０－－３１页．

［２］席文《今后怎样研究中国的经验中的科学》．《科学史译丛》１９８０年第１期．

［３］刘长林《阴阳时间观浅析》．《哲学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３期． 编辑：冯惟榘

・１４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