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决中国文化制度视角下的移民海外迁移.doc

议决中国文化制度视角下的移民海外迁移.1
陈海钦
A0075319
议决中国文化制度视角下的海外迁移
论及中国文化制度，笔者认为它与中国的五千年的历史息息相关，这种文明的孕育成熟伴随着统一与割据、民族冲突、南方拓殖运动等一系列的内部大迁徙。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曾将文化定义为“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人是文化的一个载体，人的背后代表着一种文化，包括社会现象同样有着文化的象征。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促使了文化多元性的产生，各民族间文化经历了相互碰撞、相互磨合至融合、互为和谐的过程。

当然这种文化制度也包括着具体的制度比如以一个血缘为组合的家庭制度以及商业化制度。

近日拜读了孔飞力教授的《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其中将海外华人移民史与中国历史本身联系起来考量，是孔飞力教授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海外华人移民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那么既然移民史跟中国的历史本身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的文化制度又是在历史长河里孕育而成的，可以推断海外迁移史在中国的文化制度下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文中孔飞力将中国比作一所海外移民的学校（Chinese as a School For Emigrants）。

他所谓“移民学校”，是指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著名商业城市，如厦门、广州。

到了18世纪厦门港口成为了输送海外移民到台湾、南洋的跳板，已成为了一个“移民社会”。

本文将以孔飞力教授所著的《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为文本，承接中国是一所“移民学堂”为论点，从中国的文化制度为视角来进行分析。

下面是笔者所阐述的四点论据。

其一，中国内部移民随之带来了文化的多元性，这种特殊历史根源给海外迁移者带来了历史经验。

中国悠久的历史和辽阔的疆域中，地区之间的移民数量之多、规模之巨、影响之大，都是世界上罕见的。

汉族的祖先华夏诸族是在多次迁移后才在黄河流域定居的，以后大批移民迁往各地，他们不仅传播了华夏文明，还吸收了大量其他民族成分。

其中汉族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分布于全国各地和海外，就是几千年来不断移民的结果。

1可以说，中国文化具有多元化的特性，在区域内的移民过程，是一个各民族或是各区域文化碰撞的过程，可促进互相磨合、互相交流，并学会跨文化沟通的妥协之道。

因此内部移民的一个基本点是被训练和习惯于文化的多元性对话，人们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对于今后的海外迁移作了很好的文化积淀与心理准备。

当他们到海外生活时，同样接触的是一个新的民族文化，让海外移民能更快地融入到一个新的陌生环境内部移民。

其二，勤奋、打拼、俭朴的文化优良品德，为海外迁移更为坚强的后盾。

之所以有这一观点，应该从中国为什么会有内部的移民谈起。

这一点可以引用孔飞力教授在文中所分析的：到了1644年满清开始统治中国时，在外国白银，外国作物，人口增长和商业化之间已经发展出一个错综复杂的协同系统。

土地短缺，促使了数百万家庭寻求一种经济生存那就是通过家庭手工进入市场。

其他的生存战略，如劳工出口和国内移民，都是晚清时代的一个典型。

这一切就奠定了中国海外迁移到“南方海域”或南洋。

大约在1700年，同时代的人们认识到，移民是源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造成1三代学人的治学结晶——访《中国移民史》第一作者葛剑雄教授许树基，刊登在《福建日报》1999年11月25
的。

人口的巨大压力下，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当无法满足或是无法有“立足之地”时，人们只好迁移到更广阔的地方。

晚清的这种紧张状态，外加天灾人祸与西方入侵，内部自我调节机制触发了改良与革命仍无法短期内彻底
扭转危机。

检视中国古代史，土地产出与人口的矛盾屡屡导致王朝衰亡，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土地问题史。

笔者认为土地与人口矛盾虽然是经济问题，但其产生严重的社会压力，而在这种社会压力下，中国文化必然做出一种反应，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文化产物。

因此，勤奋、打拼、俭朴等道德品质已成为中国文化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历来在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联系到同时期新教资本主义的价值取向，二者有着惊人的类似。

其三，中国文化使移民形成了一个有价值的商业化特点，为今后的海外迁移奠定了一个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一种谋生与资金投资的能力。

早期的人们主要是迁移到东南沿海一带，在这个沿海商业中心下，教会了迁移者如何制作东西并如何修理同时也教导他们如何与外界进行一种互动。

因为商业技能并不局限于一个独立的“商人阶层”。

在晚清，自耕农大量破产成为自由劳动力涌入沿海城市，包括工匠，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受到影响并得到训练的机会。

即使是贫穷的农民同样获得了金钱的处理经验，其中包括如借款和贷款，投资，市场估计的技能，劳动工资。

不论移民曾经是一个富裕的商人，还是一个贫穷的农民，他是在商业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受过教育。

2由此可见，移民在这个商业化的历史潮流下，让海外迁移的人不论是有无受过教育的人都培养了如何在2Philip Kuhn，“The Homeland: 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The Fifty-eighth George Ernest Morrison Lecture in Ethnology，ANU，1997.
海外处理经济事务的能力。

最后，中国的文化制度也为移民形成了另一个有价值的家庭制度特点。

在国内的大迁徙中，某个区域内往往会形成几个以宗族或者迁出地为核心的社团或者类似的服务性机构，最为显著的一个例子便是各行省派驻京师以及遍布东南亚各地自发形成的同乡会馆。

中国文化一贯强调家庭伦理与亲情，即使是迁徙到目的地之后，也希望重新建立起一个“熟人社会”。

早期迁移到东南亚一
代的人们，大多是为谋生或者转口贸易而迁移，迁移者往往是背负着整个家庭的振兴期待，即便远离家乡千万里仍然保持着与故乡故土从情感到物质的关联。

离开家乡有时被看作是短暂的应急手段，等到他们赚到足够的钱生活，有能力抚养家庭时，最终还是想回去成为一个当地富有的人。

3这种被泛化的家庭制度，可以帮助移民在新土地上较快站稳脚跟。

总而言之，在中国这一个悠久的文化制度熏陶之下，训练了人们跨文化互动的能力、优良道德、出国谋生的商业技能以及家庭制度的凝聚力，为海外迁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当然文化制度还涵盖了很多不同的层面，比如政治制度（商人对政治的敏感度、官商合作）、宗教制度（中国总体的信仰上并没有很浓厚的排他主义，大部分是和而不同、包容之心，间接减少了信仰上的矛盾冲突），为海外迁移开通了顺畅之道。

但是“移民学堂”的学习毕竟只是一个起点，一个通行证，教会了知识、技能与良好的价值观，迁移到新的环境还得依靠移民者自己去寻找符合个人新的职业选择和成功的战略。

3Lawrence Crissman，“The Segmentary Structure of Urb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Man，New Series，Vol. 2，No. 2 (June，1967)，pp. 187-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