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征

考察人才的九种方法九征孔子的这句话，就是要从人的行为中认识他。

“视其所以”是考察行为的动机；“观其所由”是考察行为的途径；“察其所安”则是观察其平时的所作所为。

这三步，一步一步的可以对人进行全面和完整的考察。

“视其所以”是注重对人道德的考察。

人的各种行为，必有其用意，而不是天缘无故的，或是为求一己之抉乐或删，或是为公众谋利益等。

“所以”，就是用以引发行为的动机，动机有正有邪。

动机纯正者，其人必富于仁德；而动机邪恶者，必是寡德之人。

“观其所由”则是考察人是否正义及处事能力两个方面。

纯正的动机，必须辅以适当的手段才能得到善果。

如果一个人不能以正确的手段去达到目的，必定是个没有道义之人，同时，通过一个人做事时的所作所为，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人的才干和能力。

“察其所安”是指要考察其习惯和言行。

人的善恶贤愚，不能仅凭少数行为速予论定，因此，应在考察其行为、动机、手段及结果之后，再进一步对其进行长期细微的各方面考察，这样，其人格就无所遁形了。

孔子提供的这一方法和其他古人提供的方法，对今人仍然有极为重要的借鉴作用，但要学会使用这些方法并取得实效，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常识和能力，不断地摸索、探求，并总结出对自己适用和有效的方法来。

锻炼和提高知人的本领，就是增强和提高自己的智慧。

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

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慎狷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悍。

故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

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庄子·列御寇》归纳出了考察人才九种方法，又叫“九征”。

(1)远使之而观其忠。

把他派去远处工作，远处则难监督，在无人严加监督的情况下，观察他的行动，可判断他是否忠诚。

君子嗅独，只有君子才能在无监督的环境下正确地行事，而小人一旦无人监督就会放肆胡来乱动，把他对上司的诺言置诸脑后，放纵自己。

(2)近使之而观其敬。

派在身边工作，天天与领导共处，形影不离，逐渐没有了拘束和顾忌，便于考察他是否恭敬。

修养差的人一旦和领导混熟，就失去了恭敬之心，开始对上司和周围人轻侵无礼，不守规矩。

(3)烦使之而观其能。

在情况复杂的时候，派他去处理难办的事，可考察出他的能力。

人人都不会承认自己无能，这是一个惯例。

日常事务人人皆可完成，区别不出谁是英雄谁是狗熊。

只有当危急关头，让他去执行，马上就能看出一个人能力的大小。

(4)卒然问焉而观其知。

突然向他提出问题，考察他的知识是否渊博，看看他是否机智、敏捷。

平常按部就班、四平八稳的工作流程难以显示一个人是否具有真才实学，只有猝不及防地给他提出问题，看一看他的反应，智与不智立刻一目了然。

(5)急与之期而观其信。

在紧急的情况下和他相约，看他是否守信。

平时人们都会信誓旦旦，很难看出他是否真正守信用。

只有在情况紧急、需要付出较大代价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会合，才能考验出一个人是否真正守信用，是否值得信赖。

(6)委之以财而观其仁。

放手让他掌管钱财来考察是否贪财。

当一个人无法接近财物时，都可轻易地标榜他是清廉之土，也无从了解他到底是贪是廉。

只有让他接近钱财，才能考验他会不会损公肥私。

(7)告之以危而观其节。

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只有告诉一个人让他去赴汤蹈火，而对艰难险阻，乃至有生命危险，才能考验一个人是否有高尚的节操和临危不屈、视死如归的大丈夫气概。

(8)醉之以酒而观其态。

酒能乱性，酒后吐真言，让他醉酒，来看一看是否守规矩，考察他能否克制自己的欲望，按原则、礼义做事。

(9)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让他男女杂居，与异性充分接触不限制其行动范围，来考察一个人是否好色，是否不顾恋爱、婚姻的道德而玩世不恭，胡搞乱来。

庄子识人之“九征”法靳瑞霞2011年08月16日14:52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干部选拔一定要知人善任，怎样才能超越人的表象而认识其本质，进而选拔出德才兼备的人才呢？庄子从忠诚、敬慎、能力、智识、信誉、廉洁、节操、仪态、人际等九个标准，提出一种遴选人才的办法——“九征”。

“九征”即九种征验，“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远使之而观其忠。

”忠诚，从古至今都是为官之人必备的品质之一。

在中国古代社会，“忠”指尽忠于自己的上司、君王。

而庄子的“远使之而观其忠”，是指权力中心有意疏远、冷落考察对象，看他是否依旧忠心耿耿，会不会立马牢骚满腹，由此观察他的忠诚度。

在当代，“远使之”的观察点则落在考察对象是否仍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在工作岗位上继续恪尽职守，是为自身的利益而谋官，还是时时处处都能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群众。

如果因为远离了权力中心，远离了领导层，就开始心理失衡、言行失度，甚至破罐子破摔，辜负人民群众和党的重托，这样的人，其用心不言自明。

“近使之而观其敬。

”与“远使之”相对，庄子还有一个“近使之”的考察策略，即与考察对象近距离接触，建立私交，观察他是否还能保持应有的礼仪与尊敬，是否就由“对事负责制”变为“对人负责制”，是否会进一步发展为恃宠而骄、得意忘形。

普通人大约都有这种“远则怨，近则不逊”的人性弱点，只有心怀无私的纯粹的执政为民的为官宗旨，才能无视距离权力中心的远近；只有意在有所作为而非为个人谋利，才能专注于发挥自己所能，任职一方，造福一方。

“烦使之而观其能。

”人是复杂的，又是独特的，能力总会有所偏长。

如果要达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良好工作局面，对人能力的考察不可避免。

庄子的“烦使之而观其能”，即给考察对象安排很多有挑战性的工作，看他能否游刃有余，借以观察其工作能力。

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费祎就是一位能人。

当时蜀国正值征战多事之秋，公务繁杂琐碎。

费祎担任尚书令，见识过人，且有过目不忘之能。

他常在早晨和傍晚处理公事，听取大家意见，中间接待宾客，宴饮娱乐，使人人尽兴而公事井井有条。

除了天生异禀，这也是个人修养的结果。

佛教上说“定能生慧”，不能“定”，就不可能处理好繁杂的工作，更不能做出高质量的决策。

而能不能“定”，主要还是靠个人的后天修养。

“卒然问焉而观其知。

”智识是为官者又一必备条件。

突然向考察对象提出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看他是否胸怀全局、应付裕如，可以考察其对分管工作的了解程度以及相应的分析归纳概括能力。

历史上“卒然问焉”对官员加以突击式考察的事例有很多。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突然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内判决案件有多少？”周勃谢罪说不知道。

文帝又问：“一年内全国钱谷收入有多少？”周勃又谢罪说不知道。

紧张和惭愧之下，周勃汗流浃背。

作为领导干部，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每出现一个新情况可以说都是一种“卒问”。

只有对所负责的工作有详尽细致的关注了解，才能应对来自各方的“卒问”。

明朝大哲学家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能做到知行合一，以“知”来指导“行”，以“行”来验证和修正“知”，这是庄子对人才综合素质加以判断的重要依据。

“急与之期而观其信。

”“信”，从“人”从“言”，词意“诚”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

诚信从来为立政之本。

不仅儒家提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法家对诚信立政的作用也很重视，所谓“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战国商鞅就强调以诚信强国利民。

唐代《贞观政要》也有类似记载，魏征就曾向唐太宗谏言，“德礼诚信，国之大纲”，这对唐前期的治国方略起到了积极影响。

对庄子而言，“信”是非常重要的德行。

“急与之期而观其信”，意即仓促与考察对象约定时间，来观察他的守信程度。

古代交通不发达，因此“急与之期”，再看他能不能按时赴约，是检测个人信用的一种方法。

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诚信”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石，而领导者想要“取信于民”则更应做好表率。

“委之以财而观其仁。

”“仁”在此处是廉洁的意思。

官员是否廉洁关系到权力是否会沦为私人谋利的工具。

古语云：公生明，廉生威。

廉洁与否还会影响干部的公信力和威望。

对此，庄子的考察是“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即安排其管理财物。

时至今日，金钱与权力的勾连仍然是“官场”一大弊病，金钱的诱惑仍是公职人员时常面临的一大考验，对人才廉洁品质的考察无疑仍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告之以危而观其节。

”领导干部必须有应变能力来处理突发事件。

庄子的“告之以危”，即是将考察对象置于某种危难处境中，以观察其是否能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持守节操。

尤其在当代社会，如何处理突发事件、应对危机，不仅是一种“节”，更是一种“能”，一种“识”。

这考察的也是一种综合能力，包括经验、学识、判断力、执行力等，当然也有着对节操的考察。

面临危机，是临阵脱逃，还是冲锋在前？德行之高下立现。

戊戌变法失败后，慷慨赴刑的谭嗣同是这么说的：“各国变法，无不因流血而成。

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有之，请自嗣同始。

”这里，“节”完全是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甘愿为理想而献出生命的高贵情操了。

“醉之以酒而观其则。

”让考察对象喝醉酒，然后观察他的行为仪态。

《鬼谷子》上说“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

一个人内在感情有所变化的时候，会在情貌上有所表现，如歌哭、舞蹈、或怒或笑等等。

而庄子以酒醉将人对自身有意无意地伪饰尽量解除，还原其本真状态，借以观察他平时不能显现的真实情志，从而对他的为人、仪表等做出接近本质的判断。

这种考察方式可见庄子对人性体察之微。

“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色”，本义是脸色。

察言观色，可以考察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这一方法是让考察对象和各式各样的人相处，通过他的面部表情考察其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综上言之，“九征”之法即将人放在九种情境中观其表现，察其人品，识其能力，从而完成对人才的综合考察。

而这九种考察策略都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认知之上的，全面且有针对性，对于当下领导干部及社会各方面人才选拔都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庄子的识人“九征”人力资源管理中，选、用、育、留是基本的环节，而选人识人是最基础的、也是最困难的。

近期翻故纸堆发现，中国文化真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在如今管理学的教科书中讨论的种种管理艺术、策略和技巧，也就是常说的驭人之术，在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典籍中，或是理论，或是案例，都早有过详尽的论述。

《庄子•列御寇》篇中，就说人有“九征”，即识人有九种方法：“远使之而观其忠（又曰：远使之以观其不二）；近使之而观其敬（又曰：近之以昵，观其不狎）；烦使之而观其能（又曰：烦之以事，以观其理）；卒然问焉而观其智（又曰：设之以谋，以观其智。

太公曰：事之而不穷者谋）；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太公曰：使之而不隐者谓信也）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又曰：纵之以视，观其无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