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规则和美联储

泰勒规则和美联储：1970—1977

本文估计联邦储备银行的反应函数的一个简单模型——这就是，经济发展和美联储对它的反应之间的关系。我们关注于这种预计反应函数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根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组成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是并不奇怪的，然后我们考虑了最近的美联储主席划定的三个样本。我们发现每个时期的预期反应函数的变化似乎与控制通货膨胀的成功和失败有大体一致的联系。这些结果预示着泰勒规则框架是概括货币政策主要元素的一种有用方法。

宏观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造型美联储的反应函数——这就是，用模型发现美联储如何改变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发展。美联储的反应函数在广泛的宏观分析领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它可以为预测美联储的政策工具变化提供基础——主要是，短期利率。同时，在宏观模型中，反应函数在评估联邦政策和其他政策措施（比如财政政策）或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禁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最后，当理性预期在宏观模型中被假设，知道正确的反应函数是评估整个模型的重要因素。例如，带着前瞻性的预期，一个参数的预期，就像一个政策工具的连续实际支出将主要取决于预期货币政策和货币政策制度的性质。大部分的反应函数已经被估计。例如库利，调查了42个这样的经验联邦反应函数。此外，大量的货币政策向量自回归（例如伯南克和布林德1992）也包括一个等式，被称为联邦反应函数。然而，不管这项工作，研究人员还没有特别成功地提供美联储行为的明确表示。在库利调查的反应函数中，他几乎没有发现各种回归显著性中的一致性。她写道：”调查了其中的一个反应函数的人可以确信联邦政府是怎么应对经济状况的，但是当他阅读了大量的研究时，表面的信息就会消失。总体而言，似乎没有在单一、稳定的反应函数中发现联邦行为的成功经验。作为一个例子，麦克尼斯比较了联邦反应函数的最新估计和先前的估计并且总结说：“对原始规格的修改要求追溯到过去六年，以此证明财政反应函数是脆弱的。”

可以有很多解释说明这些不确定性。例如，一个中央银行的反应也许是泰勒规则和联邦储备银行：1970—1997年太复杂了以至于不能够被一个简单线性回归所解释。另一个因素可能是联邦公开市场的组成部分的变化。这种成分的变化可以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不同喜好，不同概念的适当操作和货币政策的传导。虽然有很多人和事件影响政策，可以说一个更重要的可识别的成分变化主要来源于美联储主席。与不同主席相关的变化可能是外源性的，但也可能是一种内源性元素，代表了对从原始经验得来的教训适应。事实上，似乎要选择能够避免过去的人来做美联储主席。比如，部分支持保罗沃克尔在1979年这段高通胀期间做美联储主席的支持者也许是期望他能够严厉地对待通货膨胀。因此，在本文中，根据联储主席提出的三个原始子样本估计了反应函数：我们主要考虑了(1970.Q1–1978.Q1)，(1979.Q3–1987.Q2)和(1987.Q3–现在)。我们这里忽略了米勒统治的时期(1978.Q2–1979.Q2)，因为这段时期比较短。这种划分给了我们三个样本，长度大致相等。

我们调查的组织原则是泰勒规则，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一种粗略的估计，来表征和评价广泛的差异，主要是根据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目标的相关权重。规则规定，实际的联邦基金利率对两个主要变量做出反应——同期通货膨胀率对目标通货膨胀率的偏离和实际产出对长期潜在水平的偏离。这些变量似乎是和美联储的立法任务相一致的。此外，泰勒（1993）认为这种规则代表好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它把似是而非的美联储工具和一个合理的目标变量联系在了一起，并且它通过一个宏观模型合理地稳定了通货膨胀和产出。最近的仿真研究增强了后者的结论。

此外，这些最近的研究表明虽然泰勒规则非常的简单，但是他们可以捕捉更现实的制度中主要的一些要素。简单的泰勒规则反应函数被执行，以及最优，基于预测的反应函数把模型中所有的信息包括在里面。此外，简单的规格被发现执行以及反应函数明确包括各种额外变量。这些结果在各种宏观经济模型中是经常强有力地出现的。因此，泰勒规则的一般形式是捕捉大量的政策制度中的一个主要政策的重要装备。由泰勒最初

指定的规则可以是我们以下调查的有用的着手点。简要地检查这个规则之后，我们根据以上定义的三个时期专注于估计规则的动态版本。我们发现，总体而言，动态的泰勒规则反应函数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方法去捕捉政策制度中的主要元素。每一时期的反应函数的主要元素变化着，似乎表明和控制通货膨胀的成功和失败广泛地联系在一起。这个结论在文章中的最后得到强调，通过一个小的宏观模型来评价三个时期的反应函数。我们没有把这个调查的结果不能为联邦政府的行为完全提供一种表示，部分原因是我们已经控制了样本不稳定性的一个因素。然而，我们希望我们的结果能够成为一些显著特征的讨论，一些变化，和联邦储备的行为的踏板。而且，就像上面所提到的，懂得联邦反应函数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是十分重要的。

I 泰勒的最初规则

泰勒为货币政策提供了一种简单和显著的规则。他的规则把名义联邦基金利率等价于一个通货膨胀率加上一个“均衡”实际基金利率再加上两个缺口

(1)i t = πt + r* + 0.5(πt –π*) + 0.5(y t)

这里i是联邦基金利率

r*是均衡的实际基金利率

∏ 是同期以及前三个季度的通胀率的平均值

π* 是目标通货膨胀率

Y 是产出缺口（100*（实际gdp-潜在gdp）/潜在gdp）

泰勒没有计量经济学这个方程，而且他假设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前面的权重都是0.5.因此，比如通货膨胀比目标值高百分之一，联邦政府调节名义利率，使其高于实际利率50个基点。然后，泰勒假设实际均衡利率和目标同伙膨胀率都为百分之二。我们应该检验以下的假设条件。然而，泰勒规则，可以对设定名义利率具有指导作用。

图一阐述了原始的泰勒规则。前面板显示一季度的泰勒规则的建议。下面的两个板块显示了影响规则的两个变量——GDP缺口和通货膨胀。就像之前阐述的那样，这两个变量的更高值会导致更高的名义基金利率。在1979年，规则推荐了一个较高的基金利率因为通货膨胀率比较高，或者从较小的程度上讲，是因为实际GDP只比其潜在水平高出一点点。

就像图一所示，在格林斯潘时期，原始泰勒规则对实际基金利率拟合地很好。它捕捉到了基金的波动时期，但是只有较少的振幅。本季度的名义利率水平R2是87%，每个季度变化52%。关于规则的争论——通货膨胀和GDP缺口——和联邦货币政策的立法目标相一致——稳定的物价和充分就业。州长迈耶强调在短期内稳定实际GDP和在长期内控制通货膨胀是联邦政府的重要问题。虽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看了许多经济和金融指标，但是规则中规定的两个缺口也许是短期和长期的问题中重要的测量指标。同时，GDP缺口不仅仅可以用来测量商业周期状况，也可以在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预测通货膨胀率。对于美国经济的生产力的测量，不管是根据潜在gdp、工业生产力还是自然失业率进行测量，似乎对于美联储预测通货膨胀率有显著意义。总的来说，通过关注美联储的基本目标变量的政策回应，泰勒规则捕获了对很多经济因素的政策反应，这些因素影响了那些目标变量的改革。

贾德和特莱汉（1995）认为，泰勒规则对伯恩斯和沃克尔时期的政策也提供了一些见解。对于伯恩斯时期，虽然实际联邦规则的走势和规则指示的走势高度相关，但是联邦基金利率本身始终低于泰勒规则的推荐利率。在这期间，这个结果与总体通货膨胀的提高相一致，并证实这个规则，目标通货膨胀率为百分之二，也许使通货膨胀率比政策规定的低。在沃克尔时期，当美联储降低通货膨胀率时，联邦基金利率始终比规则规定的利率要高，意味着比起泰勒规则指导的情况，美联储更加积极地想要降低通货膨胀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