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ov区制转移“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在我国的非线性特征
非线性_麦卡勒姆规则_下的中国货币政策检验_吴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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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规则” 其次， 在基于 的实证分析中， 利率调整对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的敏感性方面缺乏明显的统一性 。 张小宇和刘金全（ 2010 ） 利用排序选择模型对泰勒规则进行检验 ， 结果发现我国中央银行主要根据产出运行 Fan 等 并没有发现中央银行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利率的相关证据 。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情况调整利率， （ 2011 ） 则发现通货膨胀率被动地对利率做出反应 ， ， “泰勒规则 ” 而产出缺口对利率没有任何效应。 可见 在 刻画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规则方面还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 ， 这可能是因为： 我国的利率还没有完全市 场化， 消费、 储蓄、 投资对利率的变动不敏感， 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常常使得实际利率出现负值 ， 因此， 利率价格 仍难以反映货币市场的真正需求 。 但是， 对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实证研究也没有得到支持“麦卡勒姆规则 ” 强有力的证据。 杨英 “麦卡勒姆规则” 杰（ 2002 ） 发现 在中国货币政策操作中不具有可行性 。随后， 宋玉华和李泽祥 （ 2007 ） 、 葛结 （ 2008 ） 、 （ 2008 ） 、 （ 2008 ） 、 Burdekin Siklos （ 2008 ） “ ” 根和向祥华 孔丹凤 江曙霞等 和 也对 麦卡勒姆规则 在中国 货币政策中的适用性进行了验证， 认为“麦卡勒姆规则 ” 虽然能基本描述我国货币政策的特点， 但拟合效果 “麦卡勒姆规则” ， “麦卡勒姆规则 ” 不甚理想。上述文献所考察的 存在一定局限性： 首先 未考虑货币政策的 为了防止经济的过度波动， 以及减少宏观经济中的不确定性， 中央银行倾向于 平滑性。在实际政策操作中， 2001 ） 。 因此有必要在“麦卡勒姆规则 ” 对货币政策进行逐步平滑调整 （ Rudebusch， 中引入货币政策的平滑 ， “麦卡勒姆规则” 参数。其次 只考察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缺口 、 产出缺口之间的线性关系， 而未考察它们 1999 ； Assenmacher， 2006 ） 、 中央 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通货膨胀与产出对货币供给冲击的非对称反应 （ Weise， et al． ， 2000 ； Nobay and Peel， 2003 ） 都会使得货币政策的调节具有非线性特征。 银行的非线性偏好（ Dolado，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等 （ 2009 ） 、 郑挺国和刘金全（ 2010 ） 也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存在明显的非 。 事实 线性调节特征， 在不同机制下， 货币政策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 ， 但是这一研究主要基于“泰勒规则 ” 从货币政策实践来看， 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麦卡勒姆规则 ” 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是因为： 一 上， 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自 1998 年以来正式确定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 ， 中央银行对以调节货币 ， ， 供应量为主要目标的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 相对于利率的调整明显更为频繁 甚至通过重启银行信贷配额等 “次贷危机” ， “麦卡勒姆规则 ” 这在 以来表现得尤为明显； 另一方面 只需估计名 手段对货币供应量予以调节， 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缺口， 而无需估计真实产出缺口， 这也与我国每年只公布名义 GDP 目标而没有相应 上述文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证研究之所以没有提供“麦卡勒姆规则 ” 的 实际产出目标情况相吻合。因此， 有力支撑， 可能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 而是由于传统的线性模型可能存在误设。 所以， 基于“麦卡勒姆 规则” 利用非线性模型研究我国的货币政策 ， 对正确刻画我国货币政策操作规则非常必要 。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运用非线性平滑转换回归 （ STR ） 模型来重新考察我国货币政策的“麦卡勒姆规 ， 则” 并引入因变量的滞后项来刻画货币政策的平滑性 。 相对于马尔科夫机制转换 （ MRS ） 模型和门槛回归 （ TR） 模型， STR 模型能更好地反映各种渐进式的政策调整以及制度的变迁 。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 “麦卡勒姆规则” ， 首先简要回顾 的基本模型， 然后使用 STR 模型拓展与改进“麦卡勒姆规则 ” 给出模型机制 ； 、 ， ， 的识别与模型估计 第三部分介绍所使用样本数据的选择 处理和描述 估计出模型参数 并分析不同机制下 的货币政策特征； 最后部分为本文的结论与启示。
泰勒规则及其在我国货币政策的适应性分析
Finance金融视线 2018年3月053泰勒规则及其在我国货币政策的适应性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李小文摘 要：货币政策规则是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指导原则，其中泰勒规则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泰勒根据美国的实际经济数据提出的针对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来调节利率的货币政策规则，泰勒规则为各国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了依据，因此泰勒规则的适应性分析已成为了经济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制定货币政策时是否可以以泰勒规则为依据进行了分析，通过Eviews软件进行了模型的建立、估计和检验，发现目前我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宜以泰勒规则作为依据，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介目标 货币当局 利率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8)03(b)-053-03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商业银行等银行体系调整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利率和国民收入的政策，调整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为了保持币值稳定和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首先影响利率或货币供给量等货币变量，并间接地影响收入、就业、物价等最终目标变量，利率、货币供给量等这些变量被称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最初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以利率作为中介目标，20世纪70年代货币主义兴起后，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以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作为依据，把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政策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如果继续用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那么政策就会出现重大失误。
因此，90年代起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以“泰勒规则”作为依据，确立了以实际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美国运用泰勒规则作为货币政策的制定依据，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 泰勒规则及其政策含义1.1 泰勒规则泰勒规则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John Taylor 于1993年提出的，泰勒通过对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几个主要工业化国家在1985年～1992年的实际经济数据研究，发现真实利率是唯一能与物价和经济增长率保持长期稳定关系的变量，从而提出了针对通货膨胀率和产出增长率来调节利率的货币政策规则。
应用文-货币政策中的泰勒规则——对我国货币政策的一些启示(1)
货币政策中的泰勒规则——对我国货币政策的一些启示(1)'摘要：本文通过对Taylor提出货币政策中的泰勒规则的讨论，分析发现Taylor规则拓广了货币理论以及货币政策的研究在实际中的运用，认为泰勒规则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即联邦基金名义利率要顺应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以保持实际均衡利率的稳定性。
并指出Taylor规则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制订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货币政策\xa0\xa0\xa0\xa0Taylor规则\xa0\xa0\xa0\xa0中介目标引言货币政策行动通过利率途径对产生影响是凯恩斯学派的观点，关于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及利率对宏观经济影响方面，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
McCallum（1983）的实证研究认为利率是比货币总量更好的货币政策行为指标，因为利率吸收了货币总量预测能力(Litterman&Wss,1985),\xa0Friedman\xa0&\xa0Kurrner\xa0(1992)通过VAR检验认为商业票据利率与三个月国库券的利差对真实收入的预测能力不仅高于货币总量，而且显著高于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个利率。
这证明了包含长短期利率信息的收益率曲线作为中介指标的重要性。
随后，Taylor（1993）提出泰勒规则，认为在各种影响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中，真实利率是惟一能够与物价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稳定关系的变量。
调整真实利率，应当成为货币当局的主要操作方式。
泰勒规则提出后，经济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部分是对实际货币政策进行理论概括，部分是对最优政策进行分析。
Taylor（1999），McCallum(2000)采用历史分析法分别使用美国、英国1962－1999年，日本1972－1998年经济数据，对泰勒规则进行了检验，认为规则信息（rules\xa0messages）比目标变量更明显依赖于指定的政策工具。
Clarida,\xa0Gali\xa0and\xa0Gertler（1997，2000）采用反应函数法对泰勒规则进行了检验，对两类国家G3(德国，日本，美国)，E3(英国，法国，意大利)货币反映函数作了估计，得到在不确定情况下的通胀目标优于固定汇率目标的结论，并以此为一种手段为货币政策去获得一个名义锚（Nominal\xa0anchor）。
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检验(谢平,罗雄)英文版!
Prior to the analysis of the time-inconsistent problem by Kydland and Prescott (1977), the main issues that economists argue about are whether monetary policy should b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a uniform rule, such as the nominal monetary aggregate k% growth rate, or the policy should be conducted discretionarily by central banks. When the issue is raised in this form, the discretionary policy is often viewed as an optimal policy. But Barro and Gordon (1983) show, with the discretionary policy, the output cannot be enhanced systematically and the society as a whole experiences high inflation. This result changes the long-term “discretion vs. rule” debate. Taylor (1993) introduces an interest rate rule that adjusts interest rate according to output gap and inflation gap. This is called the Taylor rule, which captures the essence of successful monetary policy practice in many advanced economies.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the reaction function are often employed to conduct empirical analyses in the Taylor rule framework. For example, Taylor (1999) and McCallum (2000) conduct counterfactual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Taylor rule. This analysis contrasts actual settings of instrument variables with values that would have been specified by the rules in response to prevailing conditions. Clarida, Gali and Gertler (1997, 2000) estimate the reaction functions of central banks. Judd and Rudebusch (1998), Gerlach and Schnabel (1999), and Nelson (2000) combine the two methods - analyzing the monetary history and estimating the reaction function. Many central banks’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including that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Bank of England, Bank of Japan, the Bundesbank, and European Central Bank, has been examined according to the Taylor rule. Although the research in the monetary policy in major industry countries has been mushroomed, there is lack of study in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Taylor rul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and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The lack of studies perhaps reflects the existence of some obstacles in conducting such research. In the first place, the monetary policy in a transition and emerging market economy often lacks consistency. This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economy in these countries is under reconstruction or major reform. Indeed, many of these countries are in the course of major market-oriented reform. Moreover, the financial market in those economies is far from fully developed; and the interest rates are often distorted by the monetary authority, and there lacks the benchmark interest rate for the market. These practical obstacles frustrate this kind of research. In this paper, we try to analyze China’s monetary policy in the framework of the Taylor’s rule.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s conducted in two steps, employing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estimating the reaction function respectively. The second part employs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method, comparing the rule value with the actual value
泰勒规则在我国基准利率确定中的应用
泰勒规则在我国基准利率确定中的应用徐冯璐【摘要】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强化利率调控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如何科学确定基准利率成为货币政策中关注的焦点.以美国为代表的利率市场化国家把泰勒规则作为利率调控的重要依据.本文在深刻比较中关两国泰勒规则实施背景差异的基础上,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分割点,就危机前后及整体层面的非线性视角对泰勒规则在我国20年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泰勒规则在我国是一个稳定的利率规则,可以作为央行利率调控的参考.但利率对产出缺口的反应很小,说明利率传导机制存在阻碍.而且,危机前后泰勒规则出现某些结构性变化,说明国际冲击对我国金融市场有较大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挑战.【期刊名称】《兰州商学院学报》【年(卷),期】2017(033)004【总页数】9页(P32-40)【关键词】利率市场化;泰勒规则;分阶段检验;货币政策【作者】徐冯璐【作者单位】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杭州31001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8321996年我国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至今已过了20年，央行逐步放松对利率的管制，利率市场定价机制和传导机制日趋成熟，在市场中利率价格杠杆作用不断加强。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利率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过程中，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会更倾向于利率调节，建立以短期利率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体系，如美国奉行以泰勒规则来调整实际利率，作为对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在实践中，泰勒规则被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的央行所接受，已成为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和加拿大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理论依据和参考尺度。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强化利率调控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如何科学确定基准利率成为货币政策中关注的焦点。
我国利率是否也遵循类似的泰勒规则？如果是，又是怎样的具体形式？泰勒规则能否为我国货币政策基准利率的确定提供参考？下一步，我国是否可以参照泰勒规则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和中介目标？这些都是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中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
国际环境下的我国货币政策规则分析
国际环境下的我国货币政策规则分析作者：王倩云来源：《时代金融》2014年第18期【摘要】本文选取2002年到2012年的宏观经济数据，首先在引入利率平滑机制的基础上验证了泰勒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性。
然后在新凯恩斯附加预期模型和中央银行非对称偏好的基础上，考虑到2001年加入WTO后国际环境的大背景，引入有代表性的国际利率libor，分别采用最小二乘法和GMM法对模型进行回归。
实证结果表明中央银行更不愿意忍受经济的衰退，赋予负的产出缺口更大的权重。
另一方面，libor利率调整值这一项的显著性也表明了当下我国利率会受到国际利率的影响。
【关键词】货币政策规则非对称性国际利率一、引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很多国家都逐渐放弃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并转向以利率为中介目标。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就是以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典型代表，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泰勒也提出了以短期名义利率为操作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
而在原始的泰勒规则的基础上，学者们也对该规则进行了不同的优化。
其中，Williams（1999）强调中央银行一般会采取利率平滑机制。
Clarida，Gali和 Gertler（2000）提出当前的利率目标是根据预期的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所设定的，即变量的前瞻性。
Ball（1999）和Svensson（2000）突破原始泰勒规则封闭性的特点，在泰勒规则模型中引入汇率这一因素，并得出了独到的结论。
进入21世纪以来，很多经济学家都对泰勒规则的线性性模型产生了质疑，认为传统的泰勒规则具有其局限性，从而进行了更加深入地拓展研究。
Surico（2007a、2007b）将中央银行福利损失函数设定为非线性形式，在新凯恩斯附加预期的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的约束下，推导出了非对称的利率规则形式并进行了验证。
Davig和Leeper（2007）从理论上扩展了区制转移形式的泰勒规则。
Sims和Kim（2006）等人强调应该基于时变的货币政策规则来对宏观经济变量进行模拟。
人民币汇率的管控与放任——基于Markov分布转移模型的实证研究
人民币汇率的管控与放任——基于Markov分布转移模型的实证研究门明;杨超【期刊名称】《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25)001【摘要】该文在Markov状态转移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收益分布的尾部差异作为划分管控状态与放任状态的标准,结合收益波动的长记忆性,建立基于Markov分布转移的MDS-IGARCH模型,来考察中国政府管控人民币汇率的渐进性与阶段性.研究显示,随着四年来汇率改革的逐步完善与推进,在2006年9月至2008年9月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本没有受到政府管控的影响,紧盯单一美元的格局正被扭转,欧元在一篮子参考货币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人民币兑日元汇率实现了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自由浮动,更富弹性且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已日渐成型.为此,货币当局应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主动性与独立性,减少政府管控人民币汇率的投入成本,逐步推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向目标区域汇率制转变.【总页数】11页(P80-90)【作者】门明;杨超【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北京,100029;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北京,100029【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822【相关文献】1.中美房地产周期协动性分析——基于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的实证研究 [J], 夏程波;冯胜2.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汇率与汇率预期的互动效果——基于Markov区制转换VAR的实证研究 [J], 罗孝玲;史硕3.人民币汇率与房地产价格的互动关系——基于Markov区制转换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J], 王申;陶士贵4.人民币汇率的管理与浮动:基于Markov分布转移模型的实证研究 [J], 杨挺;杨超5.金砖国家经济周期协动的区制依赖性分析——基于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的实证研究 [J], 熊豪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我国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非线性效应分析--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我国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非线性效应分析--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许远明;董勐;张纯博【摘要】通过建立三区制下的MSVAR模型，研究了货币量、市场利率、信贷余额和汇率对房地产价格的非线性影响。
研究表明：各经济时期的区制转移特征明显，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比收缩性货币政策更难发挥效果。
经济扩张期下，利率政策能较好抑制房价；经济稳定期下货币供应量的稳定房价效果最好；而经济衰退期下前两种措施均失效，信贷渠道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The thesis discusses the nonlinear effect of real estate’ s price which is caused by cur-rency market, invest rates, credit line and exchange by establishing a MSVAR model of three re-gim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feature of transferred regime is evident during each economic period, but the expansionary monetary policy works worse compared with constringent monetary policy. The interest rates policy inhibits to real estate’ s price effectively during economic upturns, while currency supply is more serviceable when economic steady period. Both the two policies are invalid during economic downturns, and credit policy works better.【期刊名称】《科学决策》【年(卷),期】2016(000)010【总页数】12页(P63-74)【关键词】货币政策;房地产价格;MSVAR模型;非线性效应【作者】许远明;董勐;张纯博【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822.1货币政策是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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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货币政策形成的非对称性可能是多方面的。
Dolado（2004）认为导致货币政策非线性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是非二次型的损失函数，也可能是供给曲线的非线性所致。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经济学人主观预期的非对称导致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
理性的经济学人在经济衰退期和经济高涨期对经济前景形成不同的预期，从而导致了货币政策在调控过程中的非对称性。
例如，Liu、Waggoner和Zha（2008）研究表明，理性经济人对货币政策执政当局的政策风格发生变化时会做出反应，使得其对未来的预期贴现发生改变，而对未来预期的改变使得货币政策的效果产生明显的非对称性。
目前对非线性的货币政策估计多是利用泰勒规则作为货币当局的政策规则。
早期对泰勒规则在中国的运用主要是估计线性泰勒规则在中国适用性。
对泰勒规则各种形式的估计发现，泰勒规则的利率变量具有很强的平滑性（谢平和罗雄，2002；卞志村，2006；陆军和钟丹，2003）。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逐渐加速，利率对经济的调控作用不断增强，于是一些学者对泰勒规则在中国的运用进行了拓展，加入汇率、资产价格、货币供应量等变量（朱培金，2013；张庆坤，2012；郭福春和潘锡泉，2012；李琼和王志伟，2009），以期获得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泰勒规则。
在这些扩展形式的泰勒规则研究中，学者对利率对汇率、货币供应量以及资产价格等变量的调整系数的结论各不相同，但对通货膨胀的调整反应系数却得到相似的结论，认为利率能够调整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并且对通货膨胀前瞻型的泰勒规则更适宜中国的政策规则。
以上研究泰勒规则在中国的运用多是从线性方面考虑，但当价格调整菲利普斯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在实际经济中呈现非线性时，货币政策也具有非线性，如果继续使用线性的泰勒规则进行调控通货膨胀和产出就容易使央行的损失函数变得更大，此时非线性的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就比较适宜（Sznajderska，2014）。
我国学者对泰勒规则的非线性也进行了诸多方面的研究（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欧阳志刚，2009；刘金全和张小宇，2012；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2009；徐亚平，2009；张小宇，2013），这些研究认为：（1）货币政策的影响既会导致产出的非对称性，同时对通货膨胀的调节也存在非对称性。
（2）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存在一个明显的门限效应。
当通货膨胀超过门限阀值，货币政策就应该以通货膨胀为主要调控目标，低于门限阀值时则应该以提高产出为主要调节目标。
目前对泰勒规则的非线性的估计多是从平滑转换模型（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2009；刘曦，2012）或者门限自回归模型（张小宇，2013；欧阳志刚，2009）等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而平滑转换模型与门限自回归模型在估计时设定转换机制是内生的，需要事前设定某一些特征作为转换变量。
由于具有马尔可夫转换机制的区制变化在区制转变过程中为外生变化，能够更好地描述政策规则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卞志村，2014），故本文在以前学者研究非线性“泰勒规则”基础之上，利用马尔可夫区制转移来描述泰勒规则在我国的非线性特征。
二、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调整的分析（一）具有利率平滑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非线性模型设定“泰勒规则”由Taylor于1993年提出。
在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各国中央银行中，虽然都没有刻意去遵循“泰勒规则”的形式，但是Taylor的研究认为这些央行在无意中都遵循着这样一种规则形式：获得在目标利率水平下的通货膨胀稳定和充分就业水平下的产出稳定，即当通货膨胀与产出正相关时，它们没有必要进行过多的调整，但如果通货膨胀高于既定目标并且产出高于其在充分就业下的水平，货币政策将以提高利率为手段。
经典的泰勒规则形式为：rt=r0+α（yt-yf）+β（π-πT），α，β>0（1）其中，r表示经济中的实际利率，yt是实际产出，yf是充分就业下的产出，π为实际通货膨胀，πT为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目标。
在α，β>0情况下，利率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偏离稳态水平进行修正。
经典的泰勒规则在设定货币政策时，将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调节参数α，β假定为不变，这将遇到“卢卡斯批判”问题，因为在政策规则实行的过程中参数并不一定是保持稳定的。
设定利率型的泰勒规则时引入变化参数就能避免“卢卡斯批判”问题，而具有区制转移特征的马尔可夫转移矩阵的引入能够比较好地捕捉到参数的变化情况和状态之间跳跃特征。
在泰勒规则中引入区制间的转移特征就形成了具有马尔可夫区制转移形式的泰勒规则。
然而，由于中央银行的当前决定与前期利率相关，为了平滑利率，一些研究对泰勒规则进行了修改以便包含前期利率。
通过规则的简单变形，同时把区制转移的特征引入政策调节参数中，就形成了本文研究的具有区制转移和持续性的当期型泰勒规则，形式如下：对具有区制转移性质的马尔可夫回归模型，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来估计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及其状态转移参数。
（二）我国的实证分析与检验为了分析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本文选取1996年一季度到2014年二季度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用CPI的季度数据作为通货膨胀的代理变量。
产出选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季度GDP，潜在产出以1995为基期、剔除价格因素的实际GDP经过季节调整、再利用HP 滤波方法得到。
利用实际总产出减去潜在产出最后得到我国产出缺口偏离稳态的百分比。
由于我国的同业拆借市场利率比较早实行了市场化，因此本文利率变量选取7天期银行间拆借市场加权利率。
从表1中检验结果来看，利率、产出缺口以及通货膨胀代理变量均为平稳变量。
本文把利率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调整的非对称性分为两种区制状态st=1和st=2，利用Matlab软件和马尔可夫区制转移工具包对原有的程序进行了一系列修改，估计了货币政策方程（2），得到如表2所示的各个区制状态的参数。
根据表2得到的估计参数值，在两区制状态的划分下，π（s1）=0932，π（s2）=27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比较显著，这说明利率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调节作用确实呈现一定的非线性，具有很明显的两区制状态。
对产出缺口的调整系数中，在区制状态st=1时，φy（s1）=0336，p值为036，在5%显著性水平下并不显著，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即：φy（s1）=0；在区制状态st=2时，φy（s2）=3757，此时在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状态st=2的持续概率p22=0，说明区制状态2自身持续的可能性极小，可以认为不存在状态2，从而φy（s2）的估计值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这样也就间接说明利率对产出缺口的调节参数可能为0。
由于在同时设定利率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系数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模型估计不精确，本文采用参数约束的形式，将区制状态2下利率对产出缺口的调节参数设为一固定值，于是货币政策方程（2）式就变为：Rt=（1-ρ）（φπ（st）πt+φyyt）+ρRt-1+zM，t（4）从表3的各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来看，经过约束后，利率对产出缺口的调整系数不随区制状态变化时的各系数的估计标准误都比估计（2）式中的标准误有所降低，说明（4）式更适合我国利率型货币政策规则。
而从利率对产出的调整系数来看，φy=-002的p值为095，在5%显著性水平下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不能拒绝原假设：φy=0，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利率型货币政策并没有起到调节产出缺口的目的，违背了传统的泰勒规则，这与国内一些学者估计的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缺口的反应不同（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张小宇，2013），但与卞志村（2007）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泰勒规则型的货币政策在中国更加符合名义利率以通胀为调节目标的货币政策。
从估计的利率平滑的货币政策参数可以看到，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在两个区制状态下调整系数具有明显的不同，并且在5%显著性水平下都显著。
区制1利率对通货膨胀的调整系数估计值为0638小于1，说明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是不足的，导致实际利率下降，实际利率的下降刺激需求，使得需求继续增加，进而加剧通货膨胀的上升，没有起到抑制通货膨胀上升的目的。
故此区制状态被称为消极的货币政策区制。
在区制1消极的货币政策区间，平均持续期为2415个季度，比较短暂，同时自身持续的概率仅为0593，比较容易滑向区制2。
区制2利率对通货膨胀的调整系数估计值为1119，大于1，利率上升的幅度要大于通货膨胀的上升幅度，实际利率因此也是上升的，这样就可抑制需求进而抑制了价格的继续上涨，因此为积极的货币政策区制状态，并且平均持续期为6570个季度，自身维持的概率达到09301，自身持续的概率比较稳定，不易走向消极的货币政策区制。
从图2货币政策划分区制状态的平滑概率分布也可以看出，整个样本区间我国的利率型货币政策在大多数时期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在设定货币政策不存在非线性情况下，谢平和罗雄（2002）、陆军和钟丹（2003）等人研究表明，我国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是不足的，以利率为调节目标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而在本文设定的具有区制状态转移的情况下，既捕捉到了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消极反应区制，同时也验证了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存在积极的反应区间，并且积极的货币政策区制更加持久稳定。
（三）与线性泰勒规则的比较诸多研究文献（郑挺国和王霞，2011；陆军和钟丹，2003；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课题组，2009）在对中国泰勒规则进行线性检验时都发现，对通货膨胀前瞻性泰勒规则能够更好地描述中国的政策规则。
为了比较在无区制转移情况下泰勒规则的应用，本文还同时估计了前瞻性泰勒规则以及当期型规则的系数（详见表4），具体估计方程如下：前瞻性：Rt=（1-ρ）（φππt+1+φyyt）+ρRt-1+zM，t当期型：Rt=（1-ρ）（φππt+φyyt）+ρRt-1+zM，t表4的系数显示：无论是前瞻型还是当期型泰勒规则，利率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的p 值均不能拒绝系数为0的原假设；在两种线性规则的设定中，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系数都大于1，表明利率型货币制政策对通货膨胀都起到抑制作用。
三、结论本文研究了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的非线性特征，验证了我国的利率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调整存在明显的两区制状态――积极区制和消极区制，其中，积极区制利率的调节幅度要大于通货膨胀的上升幅度，使得实际利率下降，总需求减少，进而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而消极区制名义利率的调节幅度要小于通货膨胀的上升幅度，实际利率此时是下降的，不能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具体结论如下：（1）样本区间内大多数区间数处于积极区制状态下，并且积极区制下的平滑概率更加稳健，不宜走向消极区制，持续期也大于消极区制，而消极区制却比较容易滑向积极区制状态；（2）尽管利率对通货膨胀的调节在样本区间的多数时期是积极的，但调节的作用有限；（3）具有区制转移特征的泰勒规则中残差项不包含未被提取的信息，相较其他两种规则更能描述我国的利率规则；（4）利率没有起到调节产出的作用，原因可能是我国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间的传导机制的缺陷，即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只是反映资本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而商品市场间的利率管制行为使得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并没有传导到商品市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