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评析

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评析摘要：张之洞一生都在致力于国民教育，为培养既能精通洋务又能恪守古训，既知“新”也知“本”的“中体西用”式人才而努力。他一方面积极倡导变革科举制度，另一方面又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大力倡导尊经。张之洞试图通过废除科举制度来对传统社会体制进行自我调节，不可能在根本上突破传统的藩篱，这是张之洞本人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

关键词：张之洞；教育思想；科举考试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2-0105-05

张之洞一生都在致力于国民教育，从1869年在武昌创办经心书院，到1908年奏请创办存古学堂，他一直都在为培养既能精通洋务又能恪守古训，既知“新”也知“本”的“中体西用”式人才而努力。他所办的书院和学堂，北起太原，南到广州，西起成都，东到金陵，遍布大半个中国，而他在20世纪初主持中国的教育改革，制定了全国性的“癸卯学制”，被誉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1]对科举制度的废除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这些又使其对中国近代儒学的尴尬处境，产生了独特的影响。

一、张之洞对西方实业教育的倡导

张之洞到任两广总督之后不久便发现，”粤东官吏，结识洋人者甚多，而讲求洋务者甚少。向来号称熟习洋务者，非学识粗浅，即品行猥杂。”[2]这也坚定了张之洞开设洋务学堂，培养经世干才的

决心，所谓“善俗之道，以士为先；致用之方，以学为本。”[2]（585）事实上，张之洞很早就发现，“学校之盛，近推泰西，合计英、法、德三国幅员不及中国之半，而所设初学、中学、大学三等学堂凡二十余万区，所收学生在堂有额可稽者共一千七百八十余万人之多”，而“其专门小学堂尚不在此数”。[2]（1140）有感于西洋诸国人才之盛在于设学之广，1887年，张之洞创办水陆师学堂，在考察了“外洋诸国于水、陆两军皆立专学，天文、海道、轮算、驾驶、炮械、营垒、工作、制造，分类讲求，童而习之，毕生不徙其业，是以称雄海上”之后，坚信“若欲应时制变，固非设学不可”，[2]（574）遂设计了一整套聘请洋教员训练水师和陆师的方案。1890年张之洞又奏请设立自强学堂，他在奏折中讲到：“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泰西诸大国之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用非所习之弊。” [2]（996）并由此设计了自强学堂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的学制方案，所谓“方言，学习泰西语言文字，为驭外之要领；格致，兼通化学、重学、电学、光学等事，为众学之入门；算学，乃制造之根源；商务，关富强之大计”。

[2]（898） 1898年，张之洞针对“今日新理新学日出不穷之西书，尚无从探讨其菁华，考究其利病，以为救时之要策”的新形势，又呈递了《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认为“储译材于此，储通才亦于此，是方言一门洵为救时要策。” [2]（1298）

除了设立学习西方技艺的学堂，张之洞还特别鼓励年轻学子出

洋习练，因为在他看来，“洋务之兴已数十年，而中外文武臣工罕有洞悉中外形势、刻意讲求者，不知与不见之故也。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可患”，因此“惟有多派文武员弁出洋游历一策。查外洋各国，开疆拓土，行教通商，皆以游历为先导”。

[2]（999）事实上，早在1885年筹议大治水师事宜的时候，他就设想“拟选派精壮、用心之员弁、生徒出洋习练。其一途隶于出使大臣，分发各国学堂，水陆营伍、炮台、船厂，分科学习。其一途驾坐练船，周历华洋各海口，先中后外，藉以周知诸邦口岸形势、战船规制、练习风涛，驾驶练船即为学堂，兼可讲习诸艺。” [2]（358）在1895年的《吁请修备储才折》中，他又提议：“遣员弁出洋学习。无论文武、官阶大小，遴选年力精壮、明敏有志者百余人，令赴外洋，附入学堂营局，将武备、营垒、炮台等事分途肄习，观摩既便，领悟必速，较之在中国学堂所练，必更切实。” [2]（991）在1903年，张之洞又直接上了《选派水陆师学堂学生出洋肄业片》，并奏称“各学生均属青年有志、资性可造之才，经臣谆切训勉，到外国后务须立品端重，不忘君国，勤求实学，交结正人，期于学成回国，各有专长，以备任使。” [2]（1557）最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将自己学习西方的思想归结为：“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攻也”；“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贴括者击蒙也”；“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 [2]（9705）

二、张之洞对科举制度的变革思想

“科举一事，天下学术所系，即为国家治本所关。” [2]（1304）自隋唐时起，科举制度以儒家的政治标准和价值来选拔人才、凝聚人心，是时人获取地位、名望和权力的基本途径，它不仅承载着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的文化平衡的功能，而且还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运行起到枢纽与调节的作用。但时至近代，科举考试这种专注于诵法圣贤、讲明义理的人才选拔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国家内忧外患的环境下急需经济务实的能用之才的情况，因为“国家取士用人，首重科目，公卿大吏，皆出其中，而科目出身者，毕生困于考试，见闻狭隘，精力销磨，以致未能尽娴经济，若洋务、军务，更难语此。” [2]（1000）可以说，“今日人才之乏，资格太拘、科目太隘致之也。” [2]（10044）于是，对于科举这一实行已久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变革势在必行，所谓“救时必自求人才始，求才必自变科举始。”[2]（1304）1898年，张之洞在所呈递的《妥议科举新章折》中，主张通过变通的方式来改革科举制度，以达到“博之以经济，约之以道德，学堂有登进之路，科目无无用之人” [2]（1306）的宗旨。为此，张之洞设计了变通后的科考形式：“大率如府县考覆试之法，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第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分门发题考试，此为西学经济，其虽解西法而支离狂悖、显背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