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析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
叙事学视域内的《天堂蒜薹之歌》葛浩文译本阐释
叙事学视域内的《天堂蒜薹之歌》葛浩文译本阐释叙事学(narratology)最初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活跃的法国,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关注作品的内部结构,着力研究文本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叙述技巧,是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一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文化转向”影响,后经典叙事学开始关注文本以外的社会历史语境,将注意力转向意识形态分析。
[1]对于文学翻译而言,叙事学有着强有力的理论释解力和实际应用价值。
Whitebrook曾言:“叙事理论能够帮助人们考察翻译如何在跨越时间和文本限制的叙述中起到重要作用。
”[2]Mona Baker在《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中也指出“叙事理论为阐述翻译的道德规范提供了基础”。
[3]国内学者在将叙事学纳入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文本分析的过程中作出了一些更为细致具体的尝试:申丹将原著与一个或多个译本进行比较,为叙事文体学找到了“更为自然的分析素材”,为文体分析探出一条新路;[4]周晓梅认为“叙事学中的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概念”能够帮助消除翻译过程中的“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为翻译和翻译批评提供更为客观公正的原则;[5]郑敏宇提倡译者在小说翻译中必须恰当把握原著叙事技巧并准确再现其叙事风格,方能实现“文艺美学功能的等值”。
而叙事技巧往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宏观叙事结构,如叙事模式、叙述聚焦主体、叙述层次等;二是热奈特所说的“叙述话语”,即“用于讲述某一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口头或笔头形式”,如叙述视角等。
[6]创作于1988年的《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小说中极富特色的一部作品。
小说以1978—1989年的农村改革全盛期为背景,讲述了天堂县政府欺农坑农、农民不堪压迫奋起反抗的故事,再现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画面、社会矛盾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感情经历、思想变化等。
不同于莫言所创作的一系列家族历史小说(如《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天堂蒜薹之歌》是一部鞭笞现实的“义愤填膺”[7]329之作。
读书心得——论莫言小说《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中的审美补偿
读书心得——论莫言小说《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中的审美补偿一、引言《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1988年创作的一部反映弱势群体生存状态，为民族呐喊的力作。
本文采用的是美国翻译家Howard Goldblatt的英译本，就译本中对原著美学层面缺失补偿的处理进行讨论分析。
人类文学作品的功能多种多样，可分为文学的现实作用，文学的审美超越作用，和文学的消遣娱乐作用。
因此，文学翻译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学翻译采用的是文学语言，其艺术手段带有主体性创造性。
文学翻译的要求远不止清楚明确表达原作内涵这么简单。
鉴于文学作品具有形象性及艺术性，不仅体现作家的风格，而且有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因此，文学翻译要求译者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表现力。
然而许多文学作品的翻译不能做到原文的信息、意义、语用功能、文化因素、审美形式及功能的完全重现，存在不可避免的翻译损失。
因此，翻译补偿势在必行。
二、文学翻译补偿层面补偿研究理论的滞后，“一方面是由于翻译损失本身并不十分显现，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容易让人熟视无睹;另一方面是由于译者和译界未能充分认识翻译补偿的必要性。
”［1］(P176)由于翻译损失的复杂性，在同一案例中，可能有一种或多种的补偿手段。
每一种手段又可能适用于多个层面的补偿。
文学翻译的补偿层面主要分为语言学层面的补偿和审美层面的补偿。
语言学层面的补偿，主要可以分为词汇补偿，包括增益、具体化、概略化、文本内、外注释等手段;语法补偿包括助词、复数词意义等手段;语篇补偿涵盖逻辑连接，人称指称等方面的内容。
作为愉悦读者的文学作品，审美效果的再现是文学翻译当中的重要环节。
我国现代翻译家茅盾也非常注重审美效果的再现，他认为:“文学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本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2］(P161)现实中的美不能以抽象形态存在，只能表现在具体的文化当中，成为具体文化中的美。
文化的不同，导致美的表现形态不同。
《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中诗学操纵的体现
《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中诗学操纵的体现Poetics（诗学）一词源自于希腊文“poetic”，乃poiētike téchne（作诗的技艺）的简化形式。
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使用“诗学”一词，他在《诗学》一书中首次构建了系统的美学理论，即他所指的诗学。
现在，诗学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的诗学指的是一切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流派，而狭义上的诗学指的是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艺术手法的综合。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翻译研究派的迅猛发展，诗学又被翻译研究学者们赋予了全新的概念。
勒菲弗尔就对诗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诗学概念就是指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特定社会允许文学成为什么样子。
他指出诗学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微观层面的文学手法、体裁、主题、原型人物及情景、象征符号等一系列要素；二是在宏观层面上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发挥的功能。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长久以来形成的主流诗学观，译者在翻译时总会有意或无意受到自身文化诗学观的操纵。
因此，译者也会有意或无意改写源语文化中的诗学观从而使译语读者能够接受译文中的诗学观，而不是将原文内容生搬硬套到译文中。
下文笔者以《天堂蒜薹之歌》葛浩文英译本（目前搜不到其他英译本）为例，探讨诗学对英译的操纵体现。
一、诗学对译文风格的操纵体现文学风格是指作家在文学作品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
由于个人阅历、教育经历、文学素养、审美取向的不同，每位作家的写作风格也不尽相同。
判断文学作品翻译是否成功，除了要看是否译出作品字里行间的意义外，还要看是否准确传递作品风格。
以莫言为例，莫言的作品大多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
《天堂蒜薹之歌》中他写的是家乡农民的生活，用的是家乡人民的语言，讲述的是乡亲们的故事。
本书英译者葛浩文在翻译时也基本忠实再现了原文风格，尽量使原文中乡村农民的生活气息在译文中完整保留下来。
《天堂蒜薹之歌》中的语言虽质朴无华，但小说作者时而细腻时而粗粝的描写及丰富的文学想象力使整部作品显得流畅、壮丽。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的艺术价值
作者： 王学谦[1];邵丽坤[1]
作者机构： [1]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出版物刊名： 社会科学战线
页码： 254-257页
年卷期： 2014年 第9期
主题词：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板块结构;想象力
摘要：莫言的早期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在文学史的复杂格局中被忽视，其艺术价值体现在它将尖锐的现实批判赋予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将不熟悉的人和事转换成自己熟悉的家乡的人和事，克服事件本身的制约，以人物为结构重心，盯着人物写，塑造了众多的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超越一般社会问题小说的叙事模式，使作品达到既介入现实又具有强烈艺术表现性的理想境地。
读书心得——意识形态对《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的操纵体现
读书心得——意识形态对《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的操纵体现一、引言在勒菲弗尔与苏珊·巴斯奈特合著的《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中，勒菲弗尔这样定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网络”（conceptual grid)，是由一定时期、一定社会为人们所认同、接受的观念和态度构成的。
它是读者、译者和文本亲密接触的必经之路。
同时，他还把意识形态分为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操纵，又是独立的个体，受到了个人意识形态的操纵。
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不仅操纵着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还操纵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由自主对原文进行一定的改写。
二、意识形态对译本选择的操纵莫言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创作于1988年，其英译本由美国的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于1995 年首次出版发行。
这本书在英语世界能得到出版的原因与美国读者对该类体裁作品的喜欢不无关系。
小说英译者葛浩文在访谈中曾坦言，就美国读者而言，更偏爱三类小说，“一种是性爱多一点的，第二种是政治多一点的，还有一种是侦探小说”。
《天堂蒜薹之歌》讲述了一起因政府违约失职致使蒜农冲进政府大楼砸、抢、烧引发的恶性事件。
书中的故事情节在美国读者眼里完全就是一部带有一定偏见性的政治小说，这正是让他们感兴趣的。
与此同时，历史的推进及时代的演变成就了当代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即自由、宽容、民主、公平及个人主义。
书中描绘的农民的反抗精神正好与美国民众所推崇的为了追求民主、公平奋起反抗的精神不谋而合。
因此，基于这样的读者需求，这部小说很快就被顺利发行。
三、意识形态中的政治因素对译文的操纵体现《天堂蒜薹之歌》的创作时间是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当时中国的生产技术及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比较低下。
在美国民众的印象中，这个第三世界的国家从鸦片战争之后就一直贫穷、落后。
书中描绘的农民贫穷、卑微的生存状态正好符合美国民众对中国一贯的偏见。
读《天堂蒜薹之歌》有感1600字相关作文
读《天堂蒜薹之歌》有感1600字相关作文《天堂蒜薹之歌》这部小说是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莫言于1988年写成并出版的一部体现当代中国有责任的作家的良知，同时也反映了生活在弱势的群体中的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中记叙了一件因为农民发起“蒜薹事件”，随后一系列复杂人际关系交错混合，政府和农民之间的藤脉互相纠缠的故事。
小说的发展线索主要是以在偶然情况下被裹挟进一次蒜薹事件的高马、高羊和方四婶三人的故事经历来进行描写，最初是刚复员军人高马要与方金菊婚恋，知识很可惜，这件事情遭到了方家的反对——方家为了给他们家年过40，腿有残疾的大儿子方一君娶亲，与刘、曹两家签订了所谓的不平等的值得讽刺的“换亲协议”：方家竟然要将年仅20岁的方金菊嫁给已经45岁而且还患有气管炎的刘胜利。
高马想通过婚姻法维护自己和方金菊的合法权益，不料对方根本不讲理，高马自己反而被痛打了一顿。
高马于是到乡里去告状，没想到又被助理员杨民政找了个借口打发了出去，后来高马才知道——原来杨助理员是换亲者的亲戚。
高马没办法，决定和金菊私奔，但是又被捉了回去，遭到了方四叔的毒打，已经怀孕的放金菊被逼得忍无可忍，选择了上吊自尽。
这一系列的经历使得高马对自己的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充满仇恨，胸膛里怒火冲天。
在这一次蒜薹事件中，高马发自内心的自觉参与到其中去，并且还高呼口号，推波助澜。
被捕以后，高马用“我恨你们”回答，同时拒绝了别人建议他辩护的意见。
他在服刑期间，听到方家兄弟出卖金菊的尸骨与曹家结阴亲的信息，内心彻底奔溃，他对现实生活绝望了，决定越狱，不幸被发现并击毙。
而上文提到的方四叔，在赶着牛车卖蒜薹的路上，被当地乡党委书记的汽车撞得车毁人亡，场面惨不忍睹。
可是方四叔死后，方四嫂及家人不但没有得到乡党委书记应有的合理的赔偿，反而多次遭到了官府的打压。
方四婶被压迫得满腔怒火，最终彻底爆发，在一个晚上放火烧了县长的办公室，边烧边喃喃自语道：“老头子，俺给你报仇了。
《莫言批判》：文艺评论界对莫言作品的反思与评论（2）
《莫言批判》：文艺评论界对莫言作品的反思与评论（2）精彩文摘直议莫言与诺奖(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然而，诺贝尔文学奖却是将“世界性”和“全球性”当做自己的追求目标的。
也许是为了补偿它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对中国文学的轻忽和怠慢，竟然在12年的时间里，两次将该奖颁给身份不同的中国人。
最早的那一次，就不去说它了，现在单说最近的这一次。
那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为什么会最终选择莫言呢？根据“诺奖”评委会10月11日公布的“实际内容仅两行文字”的说法，是因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
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在我看来，莫言的写作，就其文体风格和精神本质来看，并没有多少“中国传统文学”的因子，而且在处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结合问题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出多少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激情和勇气。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中国小说的突出特点，是“其言直，其事核”的写实性——即清代学者蒋彤所说的“文洁而事信”和“无虚假无疏漏”的“坚实”，是对“白描”技巧的倚重，是紧紧贴着人物的心理和性格来刻画人物，是追踪蹑迹地追求细节描写的准确性和真实感，是强调文学的伦理效果和道德诗意，那么，莫言的小说不仅并不具备这样的特点，而且几乎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
莫言写作最大的问题，就是“文芜而事假”，——芜杂、虚假、夸张、悖理，这些就是莫言写作上的突出问题。
莫言的作品中，没有中国文学的含蓄、精微、优雅的品质，缺乏那种客观、冷静、内敛的特征，缺乏那种以人物为中心、从人物出发的叙事自觉。
相反，莫言的写作，是极为任性恣纵的；他放纵自己的想象，习惯于根据自己的主观感觉来写人物，常常把自己的感觉强加给人物，让人物说作者的话，而不是人物自己的话；让人物做作者一意孤行要他们做的事，而不是他们根据自己的处境、性格和心理定势可能做或愿意的事。
一波三折意蕴深沉——论《天堂蒜薹之歌》的两次修改
一波三折㊀意蕴深沉论«天堂蒜薹之歌»的两次修改贺仲明㊀马思钰㊀㊀１９８８年ꎬ莫言在«收获»杂志第１期发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ꎬ随即作家出版社于当年４月出版了同题单行本ꎮ作品的创作源于山东省苍山县的一起农民与地方政府冲突的真实事件 因为当地官员的腐败无能和思想的保守以及他们工作当中的官僚主义 ꎬ①特别是事件处置过程中的失误等原因ꎬ引发了农民冲击政府机关的群体性事件ꎮ事件最终的处理结果是部分农民被逮捕判刑ꎬ一些政府官员也受到行政处理ꎮ苍山距离莫言老家高密不远ꎬ莫言耳闻到这件事情后ꎬ心情激动而充满义愤ꎬ于是创作了这部作品ꎮ正如莫言对自己写作过程的描述: 我原先不相信一边写小说一边热泪涌出的事ꎬ但写这部小说时我鼻子很酸过几次ꎮ因为小说中的人物的遭际能让我想到我的亲人ꎮ ②作品具有相当强烈的感情色彩ꎬ也就是对事件中处于弱势的农民群体表示了深切同情ꎬ对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作为表达了明确的批判ꎮ对于当时的莫言创作来说ꎬ这部作品的出现似乎有些突兀ꎮ就在不久前ꎬ他因创作了著名的 红高粱 系列作品而广受关注ꎬ人们对他创作的认知还停留在奇崛㊁豪放的家族小说上ꎮ因此ꎬ«天堂蒜薹之歌»这部面貌迥异作品的问世ꎬ并没有引起文学界的太多关注ꎮ③不过ꎬ莫言本人对这部作品却很看重ꎮ在作品首发５年之后的１９９３年ꎬ他对作品进行了一次较大幅度的修改ꎬ并予以再版ꎮ到２００４年ꎬ莫言又对作品进行了一次修改ꎮ在莫言的创作历史中ꎬ对一部作品这么大幅度的多次修改现象很为少见ꎮ剖析这些修改ꎬ体察修改背后的原因ꎬ对于深入了解莫言在１９８８年至２００４年间的创作思想以及艺术上的状态ꎬ颇有价值和意义ꎮ一１９９３年的修改本是莫言对作品的第一１４１㊀ＤＯＩ:１０.１６５５１/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２－１８０９.２０１９.０１.０２４２０１９年第１期㊀当代作家评论①②③莫言:«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在中国»ꎬ«莫言文集 碎语文学»ꎬ第２７页ꎬ北京ꎬ作家出版社ꎬ２０１２ꎮ莫言:«愤怒的蒜薹»自序ꎬ第１页ꎬ北京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３ꎮ以下文中所标注页码除有特殊说明ꎬ均出自该版本ꎮ在与批评家王尧的对谈中ꎬ莫言明确提到了这一现象: 他们感觉我这一步也倒退得实在太大了ꎬ几乎没人来评价ꎮ (莫言㊁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ꎬ第１３８页ꎬ苏州ꎬ苏州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３ꎮ)事实上ꎬ作品发表后ꎬ仅仅出现了两篇青年批评家撰写的评论文章ꎬ分别是王利芬的«使命感的驱使 读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文论报»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５日)和朱珩青的«愤怒ꎬ一种新的情感方式的探索 读莫言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萌芽»１９８８年第９期)ꎮ次修改ꎮ这次修改的发生ꎬ有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原因ꎮ莫言对作品的自我完善愿望是最主要因素ꎮ当初他创作«天堂蒜薹之歌»的心情颇为激动ꎬ写作的时间也非常短ꎬ只花了３５天ꎮ如此的创作心态和创作时间下ꎬ自然难有充分的打磨和细致的推敲ꎬ作品存在某些粗糙和不圆满处也就难免ꎮ莫言希望能够通过修改ꎬ处理作品的一些仓促之处ꎬ更好地进行完善ꎬ应该是修改的最主要原因ꎮ客观因素也有一定影响ꎮ作品发表后ꎬ因为明确的故事背景和充分的价值立场ꎬ引起了事件发生地苍山县政府人士的不满ꎮ因为写了这本书ꎬ某县的一些人托人带话给我ꎬ说我只要敢踏上他们的地盘ꎬ他们就要 ①莫言的表述虽然轻松ꎬ但实际上ꎬ考虑到中国的文化传统ꎬ考虑到莫言不但生长于山东ꎬ而且家人都还生活在山东乡下ꎬ他需要承受一定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ꎮ这当然不是说莫言对作品的修改是迫于外在压力ꎬ但是ꎬ这种外在因素对他修改作品的愿望多少会产生一些影响ꎮ或者可以说ꎬ外在的压力成为了他进一步完善作品㊁在作品中更充分地表达自我的动力ꎮ莫言这次对作品的修改是全方位的ꎮ其中ꎬ包括一些情节和细节上的补充和完善ꎬ以及一些语言表达上的修正和增删ꎮ这些修改主要属于技术层面ꎬ使人物身份更加准确ꎬ叙事更加周密ꎬ语言表达也更规范ꎮ作品最主要的修改ꎬ是在初版本基础上扩展了大约６万字的篇幅ꎬ包括加写了两个章节的内容ꎬ增添了一些人物形象和不少风景描写ꎬ还补充完善了大量细节ꎮ这些修改非常宽泛ꎬ也不仅仅只是局部上的影响ꎬ而是关联着整部作品的思想主题和艺术表达ꎮ所以ꎬ我们不想在这里进行细致的罗列和对照ꎬ而是结合这些修改对作品思想和艺术上的影响来进行展示和分析ꎮ首先ꎬ也是最直观的一点ꎬ就是作品继续保持并强化了现实批判的主题ꎮ莫言在多年之后回顾«天堂蒜薹之歌»时ꎬ这样说到自己的感情倾向: 因为我是农民出身的作家ꎬ有一颗农民的良心ꎬ而这个良心是不安的ꎮ不管农民采取了什么方式ꎬ但我的观点是跟农民一致的ꎮ我绝对站在农民的一边ꎮ ②毫无疑问ꎬ强烈的批判性和倾向性是作品的显著特色之一ꎮ这一特点ꎬ在修改本中没有丝毫的改变ꎬ而是得到进一步的强化ꎮ最外在的表现是作品的标题ꎮ作品原题为«天堂蒜薹之歌»ꎬ现在却改为«愤怒的蒜薹»ꎮ莫言没有谈过他这一修改的原因ꎬ但从其字面看ꎬ应该蕴含着作者更明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指向ꎮ如果说«天堂蒜薹之歌»借 天堂 与 歌 表现对农民未来的美好幻想与期待ꎬ在某种程度上 体现了借梦想以否定㊁超越现实的想望 ꎬ③那么«愤怒的蒜薹»传达出的 愤怒 就是撕裂式的ꎬ也更清晰地凸显了作者的立场和态度ꎮ通过这个标题ꎬ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莫言将 蒜薹 作为了一种象征ꎬ一根根卖不出去最终腐烂变质的蒜薹如同被漠视的挣扎在温饱线下的农民ꎬ他们无法抵抗草芥般的命运ꎬ内心充满 愤怒 ꎮ当然ꎬ 蒜薹 之怒是无力的ꎬ也是无足轻重的ꎬ因此ꎬ它所传达出的情感是无奈与愤怒的交织ꎮ标题之外ꎬ作品在内容上的处理也体现出这样的特征ꎮ最典型的是对第二十章的补充ꎮ初版本一共十九章ꎬ但第十九章篇幅很短ꎬ主要只是转述一个«群众日报»记者所写的通讯报道ꎬ内容是介绍事情的来龙去脉ꎬ价２４１㊀当代作家评论㊀２０１９年第１期①②③莫言:«愤怒的蒜薹»自序ꎬ第１页ꎬ北京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３ꎮ莫言:«大江健三郎与莫言在中国»ꎬ«莫言文集 碎语文学»ꎬ第２７页ꎬ北京ꎬ作家出版社ꎬ２０１２ꎮ贺仲明:«乡村的自语 论莫言小说创作的精神及意义»ꎬ«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３期ꎮ值立场不是很明确ꎮ但是ꎬ修改本在保留该报道的基础上ꎬ又以转述«群众日报»的方式增添了两部分内容:一是 述评:天堂 蒜薹事件 的反思 ꎬ二是 社论:应当吸取的教训 ꎮ在这两部分内容中ꎬ作品对事件进行了更详细和更具理性高度的分析ꎬ它一方面指出了事件中少数不法分子在事件中所起的破坏作用ꎬ但更将重点放在对政府管理者的批评上ꎬ从政治理念㊁工作方法和思想意识等角度指出其存在的问题ꎬ并认为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 领导脱离群众㊁脱离实际ꎬ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 ꎮ(第２７４页)比较起初版本的客观性报道ꎬ修改本对事件更多了反思和批判意识ꎮ陈思和曾经提出«天堂蒜薹之歌»中包含三层叙述话语ꎬ 公文报告的庙堂话语㊁辩护者的知识分子话语和农民自己陈述的民间话语ꎮ ①毫无疑问ꎬ这主要体现在这一修改本中ꎮ它借助了 公文报告的庙堂话语 形式ꎬ传达的却是为民代言的 知识分子话语 ꎬ是站在弱者(农民)立场上对强者(政府机构)的揭露和批判ꎮ修改本所增加的几个次要人物形象ꎬ也进一步强化了作品的现实批判主题ꎮ如第二章ꎬ叙述高马在政府大院里被殴打时ꎬ增加了看守大门的 穿花格子衬衫的小青年 李铁的形象ꎮ高马遭到金菊家人殴打后ꎬ到乡政府投诉ꎬ却被拒之门外ꎮ悲愤之下ꎬ高马把身上的血抹到了政府招牌上ꎮ李铁制止无用ꎬ又殴打了高马ꎬ只是在遭到官员呵斥后才停止ꎮ之后ꎬ李铁又用水和抹布消除高马留下的血迹ꎮ作品在叙述李铁上述行为的同时ꎬ还进一步细化了高马痛苦挣扎的场景ꎮ对比之下ꎬ李铁形象很明确被寄寓了暴力帮凶的内涵ꎬ也是作品现实批判的拓展ꎮ与之相似的ꎬ还有第十六章新增的死囚犯形象ꎮ这个死囚犯与高羊同居一个囚室ꎮ死囚犯对社会充满仇视ꎬ性格也非常凶残ꎮ他用铁链殴打高羊ꎬ想致他于死地ꎮ而高羊之所以被与死囚犯关在一起ꎬ纯粹是警察的故意为之ꎮ二者共同制造了对高羊的伤害ꎬ其批判性意图是很清晰的ꎮ作品更强的批判意识还通过故事悲剧性的增强体现出来ꎮ批判往往与悲剧性相关联ꎬ因为弱者的悲剧往往源自于强权ꎬ对他们命运的悲惨和无奈的强化能够更增添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强权的否定ꎮ相比于初版本ꎬ作品修改版通过细节补充等方式ꎬ令人物生活的苦难表现更为深重ꎬ命运也更为悲惨ꎬ故事的氛围也更为凄惨和低沉ꎮ最典型如第三章ꎬ叙述高羊被抓时ꎬ对他瞎眼女儿杏花的描写ꎮ从小女孩最初摸索着㊁哭叫着寻找父亲ꎬ到高羊怀着愧疚回忆她被自己踢打的场景ꎬ以及以歌唱儿童美好生活的儿歌与杏花寻找父亲的细节相映衬ꎬ都深深地强化了弱小者的凄苦和无助ꎮ此外ꎬ在这一章ꎬ作品还增加了高羊㊁四婶ꎬ以及马脸青年 被警察虐待的细节ꎮ考虑到这些细节之后就是 马脸青年 的被虐待致死ꎬ它们既是对情节的合理补充ꎬ也进一步揭示了弱者命运的卑微和无辜ꎮ另外ꎬ修改本还大量地丰富和细化了风景描写ꎬ强化了作品的悲剧性氛围ꎮ作品第一章就加入了这样的描写ꎬ 一群蓝色的乌鸦疲惫地从院子上空掠过ꎬ地上闪过灰淡的阴影 ꎬ 弥漫着腐烂蒜薹的臭气 ꎮ(第１页)三个精短的句子ꎬ解读空间却异常广阔ꎮ莫言将气味和色彩混用ꎬ黑色的乌鸦羽毛被染成更具画面感的 蓝色 ꎬ与 混沌的尘埃 形成颜色上的对照ꎬ传递忧郁的情绪ꎬ 疲惫 与 灰淡的阴影 相呼应ꎬ构成了低迷颓废的氛围ꎮ再加上空气中 弥漫着腐烂蒜薹的臭气 ꎬ从嗅觉带来生理上的刺激ꎬ压抑逼仄的环境无形中给予了读者 逃离 的心理３４１㊀２０１９年第１期㊀当代作家评论①陈思和:«莫言近年小说创作的民间叙述 莫言论之一»ꎬ«钟山»２００１年第５期ꎮ暗示ꎮ也就是说ꎬ作品暗示需要 逃离 的不仅仅是自然环境ꎬ而是含蓄地指向更为混沌的社会环境ꎮ作品发端即以忧郁的基调介入ꎬ与故事悲剧性地发展㊁落幕遥相呼应ꎮ其次ꎬ作品还深化了其他主题ꎬ艺术表现方式上则更趋向含蓄深沉ꎮ正如前面谈到作品最后一部分引用的 社论 和 报道 ꎬ除了批评政府ꎬ也批评了某些农民ꎬ即作品的批判主题并不只是唯一指向政府ꎬ它也揭示和批判了农民的某些弱点ꎬ特别是农民的懦弱和怯弱ꎮ这一点ꎬ在修改本中表现更为充分ꎮ比如前面谈到的修改本新增的高羊被同牢房死囚犯虐待的场景ꎮ在这一过程中ꎬ高羊没有丝毫的反抗精神ꎬ而是尽显懦弱ꎮ而之后ꎬ由于生病ꎬ高羊接受了监狱女医生的治疗ꎬ他也是一副受宠若惊的神情ꎬ显示出谄媚式的幸福ꎮ由此可见ꎬ修改本在对高羊遭遇表示同情的同时ꎬ也深刻地批判了其精神和性格上的弱点ꎮ而且ꎬ作品还将对农民的批判与现实社会批判结合起来ꎬ更深入地思考农民弱点形成的原因ꎮ如作品对高羊喝尿故事的叙述ꎮ初版本写到高羊两次喝尿ꎬ第一次是在第七章ꎬ高羊在狱中被中年犯人欺负ꎬ被迫喝尿ꎻ第二次是在第十二章ꎬ因为高羊偷偷埋葬了身为地主的母亲ꎬ被治保主任逼迫喝尿ꎮ修改版中ꎬ作品以回溯方式增加了高羊小学时喝尿的情节ꎮ当时ꎬ高羊被同学王泰欺骗和栽赃ꎬ恐惧之下ꎬ高羊被迫喝下自己的尿ꎮ在这一叙述中ꎬ两人的身份成为最醒目的中心:高羊与王泰是一个生产队ꎮ王泰的爹是生产队长ꎬ高羊的爹是受贫下中农管制劳动的地主分子ꎮ (第９６页)可以说ꎬ作品的三次喝尿情节都表现出底层农民的卑微和无奈ꎬ而修改本增添的这一次则对其背后的现实政治原因做出了某些解释ꎬ深化了作品的批判内涵ꎮ同时ꎬ以高羊童年经历来观照其性格形成的内在因素ꎬ使高羊的行为更为合理ꎬ性格展现也更为充分ꎮ修改本还增加了高羊对自己被迫喝尿事件的评论ꎮ确实ꎬ高羊是依靠忍辱才逃脱治保主任等权力者的为难ꎬ才能够苟活下来ꎮ所以他的人生经验是 忍着吧ꎬ忍过来是个人ꎬ忍不过来就是个鬼 ꎬ(第１８４页)并自我安慰 人就得知足ꎬ就得能自己糟践自己 ꎮ(第１８４页)作品对高羊的遭遇当然是同情的ꎬ但更揭示了其自我麻痹㊁内在软弱的精神实质ꎮ修改本增加的这段议论ꎬ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鲁迅笔下的阿Ｑꎬ以及鲁迅作品所蕴含的 哀其不幸ꎬ怒其不争 态度ꎮ与此同时ꎬ作品修改本还通过对一些情节的处理ꎬ删去了那些情绪表现比较直白的地方ꎬ使作品的思想情感更为含蓄深沉ꎮ最直观的ꎬ是作者删去了关于国家政治的言论ꎬ对政府机关㊁国家领导人等政治话题采取避而不谈的策略ꎮ此外ꎬ作品还更广泛地借助一些景物㊁动作㊁外貌描摹等细节描写来表现思想倾向ꎬ达到 无声批判 的效果ꎮ例如ꎬ修改版第三章中ꎬ在高羊和马脸青年入狱之后ꎬ增加了一段对女警察外貌的观察: 女警察横眉竖目的样把高羊吓得够呛ꎬ他可从来没想到女人会这样厉害ꎮ她穿着一双棕红色皮鞋ꎬ鞋头尖尖的ꎬ跟儿高高的ꎬ腰里也扎着一根皮带ꎬ皮带上也挂着一把手枪ꎮ (第３９ ４０页)在这里ꎬ莫言对女警察外貌及其穿着的刻画都带有情感色彩ꎬ或者说ꎬ将感情色彩蕴藏于细致描写当中ꎮ 尖尖的 鞋头暗示女警察尖厉刻薄的态度ꎬ 高高的 跟儿说明了在面对农民时ꎬ女警察从身份上的俯视ꎬ表现以农民为代表的受支配者与警察代表的权力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关系ꎮ这种不平等使 高羊 们在披着 权力 外衣的女人面前也 吓得够呛 ꎬ暴露农民群体自卑㊁懦弱的心理ꎮ在另一个层面上ꎬ莫言将 女警察 本质的女４４１㊀当代作家评论㊀２０１９年第１期性特征表现出权力特征ꎬ她全身除了一双皮鞋能够显示女性身份之外ꎬ其他的地方ꎬ如 腰带 手枪 和 横眉竖目的样 已经消弭了性别特征ꎬ在 权力 与 身份 面前ꎬ女性被化身为权力样式ꎬ程式化地为权力系统服务ꎬ具有明显的讽刺意味ꎮ除了以上思想主题上对初版本的继承和深化ꎬ修改本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创作趋向ꎬ它蕴含的是莫言创作风格上的时代性特征ꎮ换言之ꎬ在初版本的１９８８年ꎬ莫言的创作还处在创作风格比较恣肆奔放的时代ꎬ«红高粱»是典型体现ꎮ但是ꎬ几年之后ꎬ莫言的创作风格更趋向沉静质朴ꎬ传统民间故事色彩比较突出ꎮ修改本完成于１９９３年ꎬ其中自觉不自觉地传达出这种新风格的气息ꎮ典型如第十七章ꎬ这一章几乎是重新创作ꎬ其叙述风格也与其他章节有较大差异ꎮ本章的基本情节是高马在法庭受审ꎬ但作品却将笔力集中在回溯高马在浇蒜薹的月夜与白胡子老头王长礼的闲谈ꎬ绝大多数的篇幅是王长礼在讲故事ꎮ他所讲的两个故事与高马被审的情节完全没有关系ꎬ风格也截然不同ꎮ虽然我们也许可以从后一个故事中读出某些隐喻意味 张家湾的蛤蟆受到皇封之后 至今还是不叫 ꎬ 你不服不行 ꎬ(第２３０页)暗示了普通百姓在权力面前的无奈和卑微 但显然ꎬ它更多体现的还是戏谑和自嘲色彩ꎬ是一种民间精神的体现ꎮ从叙事角度说ꎬ作品在这里设计出不同时间㊁空间的两个情节齐头并进ꎬ采用故事嵌套故事的叙述模式ꎬ使叙述层次更为丰富ꎬ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叙事节奏更为缓和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莫言在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之后创作的作品如«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木匠和狗»等ꎮ所以ꎬ严格说ꎬ王长礼所讲的故事放在这个地方是否合适也许可以讨论ꎬ但从莫言创作变化来看则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ꎮ二在距离作品的第一次修改多年之后ꎬ莫言再次对«天堂蒜薹之歌»进行了修改ꎮ这一版的修改与«天堂蒜薹之歌»的海外传播密切相关ꎮ葛浩文是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ꎬ他在１９８８年下半年即决定翻译此书ꎮ但在给美国出版社提交翻译稿件后ꎬ编辑对作品的结尾提出了异议ꎮ编辑认为«天堂蒜薹之歌»是个书写农民与现实冲突㊁表达农民愤怒的故事ꎬ但是故事的结尾发展不充分彻底ꎬ不合美国人的阅读趣味ꎮ葛浩文将此意见转达给莫言ꎬ于是ꎬ按照英文编辑的意思ꎬ为了更适应美国读者的审美倾向ꎬ莫言为作品新写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ꎬ如葛浩文所言: 十天后ꎬ他发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结尾ꎬ我花了两天的时间翻译出来ꎬ发给编辑ꎬ结果皆大欢喜ꎮ ①于是ꎬ在美国１９９５年出版的英译本中ꎬ小说结尾与中文版有较大差异ꎮ中文原版的第二十章中所转述的«群众日报»有关报道和社论等内容被删除ꎬ而给蒜薹事件的几个重要人物增加了悲剧性的结局ꎮ②这一修改本在中国大陆出版ꎬ已经是在２００４年１月ꎬ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的㊁作为 莫言文集 之一的«天堂蒜薹之歌»ꎮ之前的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０４年间ꎬ作品还有过２００１年４月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版本ꎬ这一版中ꎬ作品的书名已经从«愤怒的蒜薹»改回到«天堂蒜薹之歌»ꎬ莫言还为该版本撰写了新的 自序 ( 自序 的写作时间是２０００年１２月ꎬ内容还是阐释写作缘起ꎬ只是表达上与１９９３年５４１㊀２０１９年第１期㊀当代作家评论①②转引自曾景婷:«中国文学 走出去 译介模式探究 以葛浩文英译莫言作品为例»ꎬ«翻译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２期ꎬ第２０页ꎬ南京ꎬ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ꎮ葛浩文译本的出版信息为:ＴｈｅＧａｒｉｌｃＢａｌｌａｄｓ:ａＮｏｖｅ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ｙＨｏｗａｒｄＧｏｌｄｂｌａｔｔꎬ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ｅｎｇｕｉｎＧｒｏｕｐꎬＶｉｋｉｎｇꎬ１９９５.版的 自序 略有不同)ꎬ但作品正文仍是对１９９３年版原封不动的复制ꎮ①２００４年的当代世界出版社版虽然没有明确标注这是 全新修订版 (如后来一些版本所做的那样)ꎬ但在正文上ꎬ它已经借用了英译本的结局 不过也不是完全沿用英译本ꎬ而是穿插了其结局ꎮ具体说ꎬ就是将原版本的第二十章«群众日报»的报道和述评㊁社论都保留了下来ꎬ但在这一章之前新增加了一章ꎬ整部作品由此变为二十一章ꎮ增加的这一章就是英译本中对人物命运的补充ꎮ②此后再发行的中文版都改用了这个新的结尾 ꎬ③确实ꎬ根据英文版修订的㊁由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月首次出版的这一版本成为迄今为止的定本ꎮ之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天堂蒜薹之歌»ꎬ都是采用这一版本ꎬ包括２０１２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作家出版社于当年１１月出版的«莫言文集»２０卷本ꎬ也是如此ꎮ这一版本增加的字数并不多ꎬ只有七千多字ꎬ内容也比较简单ꎬ只是简洁地安排了方四婶㊁高马和张扣的结局ꎮ因为作品的前两个版本都是叙述到参与蒜薹事件的农民被判刑处理为止ꎬ书中的主要人物ꎬ除已经死亡的金菊㊁方四叔之外ꎬ命运没有再做交代ꎮ而在这里ꎬ叙述的时间已经在蒜薹事件结束的几个月后(作品最后叙述的高马死亡时间是１９８８年元月ꎬ也就是事件大半年之后)ꎬ人物都有了完整的悲剧结局:方四婶保外就医ꎬ因为其女儿金菊死后还被人逼迫着与人结了阴亲ꎬ她抑制不住悲愤而上吊自杀ꎬ高马知道金菊的情况后伺机逃出监狱ꎬ却被击毙ꎮ与此同时ꎬ一直作为画外音而存在的张扣也迎来了死亡ꎮ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张扣的死亡ꎮ张扣是作品叙述中非常重要的人物ꎮ他的唱词被作为每一章的导言ꎬ完整地叙述了蒜薹事件的发展过程ꎬ而且ꎬ这些唱词都具有非常明确的爱憎态度ꎬ明确体现了在事件中受到伤害的农民立场ꎮ在初版和１９９３年版中ꎬ张扣一直没有正面出现在作品中ꎬ只是如影子一般的存在ꎮ但是到新版本中ꎬ张扣终于正面出场ꎬ作品叙述了瞎子张扣从县拘留所被释放后的生活ꎬ描述了他的形象面貌ꎬ特别展示了他因为敢于说真话而受到社会底层百姓们的拥戴和关心ꎬ也因此ꎬ他受到了神秘人物的严重警告ꎬ并最终在一场秋雨过后惨死在泥泞中ꎮ显然ꎬ作品对社会政治进行批判的意旨非常明确ꎬ正是因为敢于说真话触怒了有关利益集团ꎬ使他们感觉到有威胁ꎬ他们就会不择手段要封住说话的嘴ꎮ可以说ꎬ张扣的死亡叙述更强化了现实的严酷ꎬ也更深化了作品的现实批判主题ꎮ从叙述层面说ꎬ张扣的死亡结局暗合１９９３年修改本对最后一次歌谣演唱者的修改ꎮ如前所述ꎬ这一版本已经把最后一章的歌谣演唱者由张扣改为他的徒弟ꎬ现在赋予张扣以出狱后很快就死亡的结局ꎬ使这一安排更为合理ꎮ而且ꎬ更重要的是ꎬ作品中的张扣徒弟不同于张扣ꎬ他缺少张扣的勇敢和反抗精神ꎬ而是显得精明和世故ꎮ敢于说话的人死了ꎬ只留下了说着 先让俺抽您一支高级烟 ㊁ 抽了香烟俺也不开口ꎬ送一张«群众日报»您自己看 ④的明哲保身的徒弟ꎮ换言之ꎬ神秘人在张扣死前对他发出的 祸从口６４１㊀当代作家评论㊀２０１９年第１期①②③④有研究资料记录«天堂蒜薹之歌»有南海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５月的版本ꎬ但笔者经广泛查找都没有找到该版本ꎮ笔者估计这一记录属于讹误ꎮ在这一过程中ꎬ英译本翻译者葛浩文应该起了重要的建议作用ꎮ参见«对话葛浩文:翻译要先把母语搞好»ꎬ收入美 葛浩文:«葛浩文随笔»ꎬ第２５７页ꎬ北京ꎬ现代出版社ꎬ２０１４ꎮ转引自曾景婷:«中国文学 走出去 译介模式探究 以葛浩文英译莫言作品为例»ꎬ«翻译论坛»２０１５年第２期ꎬ第２０页ꎬ南京ꎬ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ꎮ莫言:«愤怒的蒜薹»ꎬ第２６５页ꎬ北京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３ꎮ这段话在三个版本中都有ꎬ只是后两个版本都把演唱者的身份从张扣改成了他的徒弟ꎬ这一修改显然非常恰当ꎮ这里就依从后两个版本来分析ꎮ。
从莫言作品《天堂蒜薹之歌》的英译看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从莫言作品《天堂蒜薹之歌》的英译看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莫言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他的成功，不仅来自于他自己的努力，不仅来自于他娴熟的创作技巧和对生活深邃的思考，而且还来自于其作品的翻译者，来自于翻译者对其文学作品的再创造。
这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一个翻译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因此，探讨莫言作品的翻译问题及其翻译过程中的再创造，既可以加深读者对其原文的理解和感悟，又可以突出翻译者对文化全球化所做出的贡献。
因此，本文选取莫言作品《天堂蒜薹之歌》为例并对其英译过程中翻译的创造性叛逆问题进行详细地阐释和说明。
一、《天堂蒜薹之歌》与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一）《天堂蒜薹之歌》《天堂蒜薹之歌》是一部以当代农村生活题材而创作的小说作品。
这篇小说是莫言在一则新闻事件的启发下创作完成的一部以个人记忆为叙述方式的文学作品。
小说所叙述的故事发生于上个世纪一个叫作天堂县的地方。
其核心内容围绕“蒜薹滞销”事件的起因，精心描述了高马、高羊和方四婶的喜怒哀乐。
特别是在对前两位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演绎了一段新“官逼民反”的故事。
小说中的高羊是一位没有一丁点反抗意识的农民形象。
因为没有反抗意识，他不仅因诬陷而被学校开除，而且还颇具屈辱性地喝过自己的尿。
即使在改革开放后过上了自己幸福的生活，他也把自己得来的幸福看作是来自于与乞丐的对比，为此他说：咱这些庄户人家不能跟好人家比较，咱只能跟叫花子比，人就得知足，就得能自己糟践自己。
由此可见社会对其反抗意识的摧残达到了极点。
特别是当“蒜薹事件”发展到顶点的时候，他在内心中还替县长打报不平，认为作为一县之长的大官，不可能也不应该为全县卖蒜薹的事情操心费神，从此可见其性格的扭曲。
小说中的高马是与高羊完全相反的一个人物形象，他不仅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而且还具有煽动能力，于是在他的带领下，大批的蒜农到县政府去说理。
甚至在这次行动中，高马还喊出了“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
（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不仅需要翻译者具有娴熟的翻译技巧，熟谙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而且还需要翻译者具有与众不同的翻译能力，即所谓的“创造性叛逆”。
从葛浩文英译本《天堂蒜薹之歌》看中国文学“走出去”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从葛浩文英译本《天堂蒜薹之歌》看中国文学“走出去”中译者
的创造性叛逆
近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成为日渐热门的话题,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热情和行动不断高涨。
2012年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莫言作品及其英译者葛浩文译文的研究掀起阵阵热潮。
葛浩文翻译出版的莫言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和学者的广泛认可、赞赏和接受,这对于中国文学、文化在国外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创造性叛逆”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指出来的。
第一个将创造性叛逆引入国内的是谢天振教授,他非常赞同埃斯卡皮的观点,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谢天振教授就不断撰文予以介绍和阐释,并在《译介学》一书中给与了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阐述。
创造性叛逆肯定了译文与原文之间不可抹去的差异,它将关注点放在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传播和接受等问题上。
根据原文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接受和传播程度,为加快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和脚步提供借鉴。
本文从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这一角度,对葛浩文英译本《天堂蒜薹之歌》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从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具体表现——个性化翻译、误译和节译三个方面详细剖析英译本《天堂蒜薹之歌》。
在此基础上,又从以下三个过程阐述和探究影响译者的多重因素,翻译前,译者的翻译选材;翻译中,原文作者对译者的态度,以及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后,出版商给予译者的意见等等,从而争取全方位的从葛浩文译本的成功外译中,探寻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具体方略,并从学校中的教学和翻译教材的选择、译者和作者,以及出版商和政府等方面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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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析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引言批判性话语分析作为一种语言学思潮，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发展。
其关注话语与社会的内在关系，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产生了启发。
英国社会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提出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三个论点：1.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它是社会秩序的一种永恒的介入力量，从各个角度反映现实，通过再现意识形态来操作、影响社会过程。
2.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与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权力关系之间是一种互为影响的关系。
3.语言的使用可以促使话语的改变和社会的变革。
社会问题是批判性话语分析所要关注的真正对象。
批判性话语分析不是为了单纯的语言研究而分析语言材料的选取、语篇结构和话语历史背景，而是要透过表面的语言和其他符号等表现形式，分析其中所蕴含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矛盾。
“任何语篇，哪怕只是语篇中的一个句子, 都同时具有三种功能：表意(描写现实)、人际(建构社会关系和身份)和语篇(使语篇各部分相互衔接、连贯)功能。
”话语通过特殊的方法描写、构建社会，再现权力关系。
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主要方法有：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话语历史背景分析。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的一部具有强烈的思想性和批判精神的长篇小说。
小说叙述了天堂县蒜薹事件始末：天堂县的农民在天堂县政府的鼓励下大范围种植蒜薹，期望卖个好价钱来增加收入。
但是蒜薹丰收后，天堂县政府却借各种名目征收税款。
不仅本县的冷库装满蒜薹后就关闭大门不再收购，而且不允许外县的采购商来收购蒜薹。
蒜薹滞销，蒜农们心急如焚，他们想找天堂县县长说理，可天堂县县长却避而不见，而且加高了自家的院墙。
天堂县的蒜农们被逼得走投无路，终于奋起反抗，砸了县长办公室，但蒜农们也因此被逮捕、定罪。
小说以高羊、高马和金菊一家的经历为线索，通过对这些人物遭遇的描写，体现了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
本文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三种主要方法对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进行分析。
一、系统功能语法分析系统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三大功能：表意功能、人际功能和篇章功能。
[4]及物系统是表现表意功能的一个语义系统。
在语言上，可以用及物系统中不同类型的过程来叙述现实世界中的同一过程，或者用同一过程，但变换参与者的位置。
而意识形态对作者选择哪一种过程、怎样安排参与者的位置会产生重要影响。
[5]P152语言的人际功能是指语言表达作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以及他/她对事物的推断的功能，可以体现意识形态。
[1]P24比如《天堂蒜薹之歌》中，高羊在监狱中生了病，女医生为他看病时，他因为自己能够得到这样的“高级女人”的照顾而“感到巨大的安慰”。
生病时的一碗病号饭，在高羊等农民的眼中也是“高级面条”。
这些不仅体现出高羊等农民身上老实巴交的质朴的特点，而且体现出作者对天堂县不平等的社会人际关系的观察与思考。
语态的选择也可以体现意识形态的特点。
比如，选择主动语态还是被动语态，就能表现出不同的语篇含义和作者的态度、感情色彩。
比如《天堂蒜薹之歌》中写高羊被带走时的情景：“他被拖得心跳气喘，满身臭汗。
”[6]P7。
选用被动语态，突出了高羊的被动和无力，表现出了其任人摆布的无力的悲凉处境，体现了作者对他的同情。
下面具体分析《天堂蒜薹之歌》中具有特色的语义系统。
(一)色彩形容词的使用色彩往往暗示、代表着一定的情绪，能够使人想起相似或相关的感情经历，从而唤起心中的相应的情绪或感觉。
《天堂蒜薹之歌》中运用了很多色彩形容词，有的是事物本来的颜色，有的是使事物陌生化的荒诞的颜色。
比如“蓝色的乌鸦”，可能是由于光线等因素的关系，给人造成一种乌鸦是蓝色的错觉，也可能是为了渲染气氛、为下文发生的悲惨事件做铺垫而有意所作的陌生化处理，给人一种荒诞错乱的感觉，同时还流露出作者对小说中这个荒诞错乱的世界的怀疑和否定。
再比如对抓捕高羊的警察的服饰颜色的描写“白衣绿裤、绿裤上镶着红线条”，在不明情况的慌张中，高羊居然还能仔细观察警察衣服的颜色，这样写看似有些不合理，实际上却符合人的潜意识和精神运动的规律：在恐惧、慌乱的情绪中，人反而会对周围的色彩特别敏感。
还有用在高羊的双目失明的女儿杏花握着探路的小竹竿上的色彩形容词是“焦黄”，给人一种焦灼、恐慌的感觉，读者很容易从中感受到作者为小说中农民的处境感到心酸、焦虑的心情。
类似的还有“红日”、“漆黑的桑叶”、“玫瑰色的红光”、“洁白的槐花”、“浅绿的氤氲”、“通红的光线”、“白沙土”、“红黄河床”、“褐色的土”等，这些色彩形容词的使用使得景色描写更具画面感，也给景物增添了浓厚的感情色彩。
不仅在《天堂蒜薹之歌》中，莫言的其他作品中也有不少色彩形容词的使用，如《透明的红萝卜》中，开头就写到“浅黄色的叶片”、“红锈斑斑的铁钟”，为小说营造了一种荒凉萧瑟而又沉重的氛围，还有描写小石匠“眉毛黑黑的，牙齿是白的，一白一黑，衬托得满面英姿”[7]P1，色彩对比鲜明，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更典型的是“金色的红萝卜”[7]P32，看似荒诞的颜色，表面上似乎是由于光线的反射与折射，其实寄寓深厚，象征着黑孩的梦想和希望，体现着萝卜在黑孩眼中的珍贵，同时还表现出他因为过于饥饿而出现的幻觉和错觉。
(二)感观话语的使用感观话语的使用在《天堂蒜薹之歌》中也是很常见的。
感观话语可以把小说中人物的感受更真实、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更易于读者自身代入，使读者感同身受，引起读者的共鸣。
比如高羊被抓之前，仿佛预感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在院子里走着，灼热的土地烙着脚，热气上冲，他感到双眼正在分泌眼眵……他的心突然感到十分沉重，冰凉的感觉从背后缓缓升起”[6]P2。
这样的描写令人感同身受，体现出作者观察生活、感受生活的细致。
高马在试图抓金菊的手这个过程中，“身上泛起一阵阵幸福的凉意”[6]P5，听到四婶咳嗽了一声，他“打了一个冷战，遍体凉透”[6]P16，“他的脑子里轰轰地响着，眼前的灯光弥漫成一团旋转的彩云……他把她的手紧紧捏住，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周身发冷，心里一片灰白”[6]P23。
这些感观话语的使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高马此时紧张而又幸福的心情，从中可以体味作者对高马勇敢追求自由恋爱的肯定和赞赏。
(三)冲突性动词的使用冲突性动词富于动感和画面感。
《天堂蒜薹之歌》中使用了不少冲突性动词。
比如高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打开大门而被捕时，左腿处挨了警察一击，“跪”在门前的石头台阶上。
警察“伸”出手“抓”住他的胳膊往上“提”，而他迷迷糊糊地用手去“抓”警察的胳膊，但是手铐杀进肉里的痛让他松开手，胳膊“平托”着，好像“捧”着一件易碎的珍宝。
这样的描写把高羊被捕时的痛苦情形充分展现了出来，富有画面感。
特别是由于手铐的束缚而不得不保持的奇怪的姿势，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抓捕时的粗暴和高羊的无力与软弱，作者的爱憎也体现得很鲜明。
描写警察抓捕高马时遭到反抗的场景，也使用了大量冲突性动词：“高马闪电般弯下腰，从地上挖起两把尘土，猛地打在两个警察脸上，黄尘飞散犹如硝烟，警察下意识地抬臂护眼，身子歪斜后仰后退，从那平面里凸出来。
高马转过身，双手扒住墙头，身体耸起来，整个人上了墙。
两声枪响，墙上飞起两股烟，高马叫一声娘，跌到墙那边去了。
”[6]P13其中，主语为高马的动词占了绝大部分，“弯”、“挖”、“打”、“扒”、“耸”、“叫”、“跌”等一系列动作几乎瞬间完成，连贯而富有动感。
相反地，这里抓捕者的动作则显得滑稽可笑，二者的对比凸显出作者鲜明的感情色彩。
在《透明的红萝卜》中，描写黑孩和小铁匠争抢那个“晶莹透明”、“玲珑剔透”的“金色”的红萝卜的场景，冲突性动词的运用也很鲜明。
黑孩的“捉”、“跳”、“插”、“滑”、“抓”，小铁匠的“蹿”、“踢”、“抢”、“踢”，[5]P32二者的动作均一气呵成，十分敏捷，充满了冲突与对抗的张力，鲜明地体现出两人对这个美丽的红萝卜无比渴望的心情。
(四)审丑话语的使用审丑是与审美相对应的概念，有研究者认为审丑也是审美的一种表现形式。
审丑的目的并不是丑，而是美。
而有时审丑语言的使用可以给人一种放大了的、更为深刻的感受效果。
《天堂蒜薹之歌》中有一些对丑的事物的描写，非常具体鲜活、淋漓尽致，有些审丑话语甚至达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从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比如“他搓着胸脯上的灰泥”[6]P2，“尿渍的边缘曲曲折折，好像天边的云团”[6]P9，这样的描写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些粗俗，但却体现了作者客观写实的态度，以及对生活观察的细致。
更甚者，还有一些血淋淋的场面描写，“车厢上露出来的一块三角铁在他的脑袋上剐了一下，裂开了一个白乎乎的大口子，白了一霎霎，就咕嘟咕嘟冒出了黑血和一些豆腐渣一样的东西……他的血喷在路面上，发出扑哧扑哧的声响。
”[6]P55使人触目惊心。
而这样的描写越具体、越残忍，对人的触动就越大，越容易唤起读者对人物的同情。
总之，审丑话语的使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带给读者独特的、陌生的、奇异的审美感受。
二、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语篇体裁理论强调话语实践的多产性和创造性，而语篇的异质性是多产性和创造性的来源，这种异质性即语篇交织性。
语篇体裁交织性分析强调作者对语篇生成的修辞意图和读者在理解语篇时对这种修辞意图的理解，[8]P38对于揭示不同语篇材料和体裁在特定语篇中结合的方式与和谐程度，进而考察其语义和语用功能[9]P47，具有重要的意义。
[2]P153(一)比喻、反复、象征等手法的运用《天堂蒜薹之歌》中多次使用比喻、反复、象征等修辞手法。
比喻的修辞手法可以使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更加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其存在的基础是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相通之处，这种相似性能够使读者心领神会，获得一种奇妙的审美体验。
比如《天堂蒜薹之歌》中把奔跑着逃避抓捕的高马比作“一匹上了绊索的高头大马”[6]P12，生动地描绘出高马在奔跑时的慌乱和笨拙，令人感到心酸。
再比如方四叔在赶着牛车卖蒜薹的途中被撞得车毁人亡，对方四叔在被撞的一瞬间的形态的描写：“胳膊扎煞着像翅膀，衣衫飘舞着像羽毛”[6]P228。
这样的比喻本应颇具美感，但放到这样的语境中却给人一种无助、恐怖的感觉。
还有写高羊的双目失明的女儿杏花“营养不良的脸黄里透着白，像发了热的蒜薹”[6]P39，把小孩子不健康的脸色和发了热的蒜薹联系起来，非常形象生动，富有新意，暗示天堂县一些农村家庭生活的不易。
有的景色描写中也运用了比喻的手法，比如“一轮明月冉冉升起，犹如一朵肥硕的鲜花。
月光犹如鲜花馥郁的香气，洒遍了辽阔的原野。
”[6]P257比喻生动鲜活，非常符合景物的特点，富有新意与美感。
反复的修辞手法在小说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比如第一章中高羊在被抓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反复对自己说：我没有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