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案件分析
告密者案件分析
2012级国贸二班 陈虹 2012101152
案件
1944年，一个德国士兵在奉命出差执行任务期间，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探亲，就在他呆在家的那一天，他私下里向他妻子说了一些他对希特勒政府的看法，表达了他对希特勒及纳粹党其他领导人物的不满。他刚刚离开，他的妻子（因他长期离家服兵役“已投向另一个男子的怀抱”,并想把他除掉），就把他的言论报告给了当地的纳粹党头目。结果，他丈夫遭到了军事特别法庭的审讯，被判处死刑。经过短时期的囚禁后，未被处死，又被送到了前线。纳粹政权倒台后，那个妻子因设法使其丈夫遭到囚禁而被送上法庭。最后，那名妇女以及像她一样服从了纳粹法律的人，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案件分析
本案之所以备有争议，无非是它掀起了关于道德与法律的争议。在这个案子中，原本依照法律告发丈夫的妻子却被判了刑，而那位触犯了当时有效法律的军人却释放，造成这个的原因理所当然地被认为仅仅是因为该妻子在其丈夫服兵役期间出轨，即所谓的违反了道德。因此，不难看出，判定他们的依据似乎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法律之外的道德原则。以至于以后类似案件大都以此为参照，这似乎理所当然。
然而，矛盾随之出现。这个案件似乎很明显地触动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因此，其在法学界掀起了一场讨论的热潮。那么，从结果上看，确实是道德战胜了法律，那么，从源头呢，是否依旧如此？ 假设角色对换，那位妇女她会愿意她的丈夫出于和情人在一起的目的而举报她违反纳粹法律的行为吗？很显然，她肯定是不愿意的。答案已经很明显了，那名妇女不愿意她在做出举报她丈夫的行为时所依据原则成为一个普遍的原则，所以她在行为时所依据的原则就不是一个出于责任的原则，而是出于一个爱好，实质上就是借着法律之手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这样的行为自然就不具有道德价值，也就不是善的。不是每个说实话的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善的，她可以怀着爱和善意说真话，但也可以带着卑鄙的思想意识把真话当作武器来使用。而那名妇女的行为，正好就是后者的真实写照
众所周知，那位妇女告发其丈夫的原因是她出了轨 ，而不想继续和丈夫纠缠下去，因此做出了此事.那么,即是说,这位妇女遵从法律的出发点就已经违背了法律所规定，当然也违背了道德.她出于私心将自己的丈夫出卖给了当时的所谓的“法庭”，因此那名妇女之所以服从了法律但却还要承担责任，并不仅仅因为她服从了当时的法律，更是因为她因为出于不可告人的私心而服从纳粹法律的行为在本质上存在着道德瑕疵。正是因为这种瑕疵，她的行为背负着道义上的责任。这种道德上的责任，不管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各国开始清算纳粹德国战争和道德责任的背景下，还是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是不可免除的。她服从法律并不是基于任何义务，而是基于不道德的目的。她的服从是把法律当作实现自身不道德目的的工具。因此，她的服从已被深深地烙上了两个字：“可耻”。正是因为这种“借刀杀人”的服从，她终将接受正义的惩罚
法学伦理案例
法学伦理案例
1 法学伦理案例
案例一：二奶状告死者发妻 争夺遗产
现年60岁的蒋伦芳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某厂职工黄永彬于1963年6月结婚，因双方未能生育子女，便收养一子黄勇（31岁，已成家另过）。1990年7月，蒋伦芳因继承父母遗产取得原泸州市市中区顺城街67号房屋所有权。1995年，该房被拆迁，拆迁单位将位于泸州市江阳区新马路6-2-8-2号的住房补偿给了蒋伦芳。1996年，年近六旬的黄永彬与比他小近30岁的爱姑相识后，便一直在外租房公开非法同居生活。2000年9月，蒋伦芳与黄永彬将该房以8万元的价格出售，房屋交易中产生的税费由蒋伦芳承担，故实际卖房得款不足8万元。2001年春节，黄永彬、蒋伦芳夫妇将售房款中的3万元赠与其养子黄勇。患肝癌病晚期的黄永彬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其所得的住房补贴金、公积金、抚恤金和卖房款的一半计4万元及自己所用的手机一部，总计6万元的财产赠与“朋友”爱姑所有。2001年4月20日，泸州市纳溪区公证处对该遗嘱出具了（2000）泸纳证字第148号公证书。2001年4月22日，黄永彬因病去世。当日下午，爱姑以蒋伦芳侵害其财产权为由，诉讼至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公然与黄妻争夺遗产。
二奶：公民有权处理自己财产
庭审中，原告爱姑及代理人张永红、韩凤喜认为，公民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处分的权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赋予公民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也规定，只要公民享有财产所有权，他便享有其财产的处分权。在黄永彬遗赠给爱姑的财产中，其房屋价款、住房补贴、公积金属夫妻共同财产，黄永彬应享有至少一半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对于抚恤金，因其具有特定人身关系，已不属于黄永彬个人合法财产，黄永彬对此无权处分。但是，黄永彬遗嘱中的合法部分法院应当支持。作为遗赠行为，只要遗赠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并不需要人们去考虑受遗赠人的身份地位以及在立遗嘱前是否有违法犯罪行为。至于受遗赠人的其它违法行为，就本案来说，是另一种法律关系，可通过其它法律进行调整。
自然法学派——精选推荐
案例1： 告密者案
1944年，一个德国士兵在奉命出差执行任务期间，回家短暂探亲。有一天，他私下里向妻子发泄了对希特勒的不满，而根据当时的法律“任何人不得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发
表不忠于领袖的言论，违者死罪”。
他刚刚离开，他的妻子因为在他长期离家服兵役期间“已投向另一个男子的怀抱”，
就把他的言论报告给了当地的纳粹党头目。结果，她丈夫遭到了军事特别法庭的审讯，被判处死刑。经过短时期的囚禁后，丈夫并未被处死，又被送到了前线。妻子将其告发（假设动
机未知），这样丈夫被判死罪。在纳粹政权倒台后，那个妻子因设法使其丈夫遭到囚禁而被
送上法庭。
“告密者案件”引出的困境——
告密者没有违背当时的法律，不能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如果要惩罚这些人的话，我们依据的似乎不是法律，而是依据法律之外的道德。
辩论一：妻子“告发”行为的性质
正方观点：该行为的性质是利用国家机器谋害丈夫的行为，并且该行为可能出于邪恶的
目的（例如妻子可能有第三者等等）。
反方观点：该行为只是守法行为，妻子只是在履行法律义务。
在这一辩论里，由于妻子的行为符合当时的法律，因而若要裁定妻子行为非法，
则必须要证明当时的法律亦是“非法”。由此，产生了第二轮的辩论，辩论焦点则是当时的
法律，即该纳粹法律的“合法性”，即“有效性”问题。 辩论二：法律的有效性问题
正方观点：该纳粹法律无效，因其严重侵犯个人的言论自由，因而是不道德的。法律应
该包含道德，不道德的法律不能被视作法律。
反方观点：该法当视为有效，尽管现在人们可以不接受改法律，然而该法律获得通过并
且存在是事实，再不道德也是有效的。
本轮辩论中，反方的观点可以延伸为，该法律只要通过，在其被废除或修改以前，
都应该视为有效。而正方的观点则可以解读为，法律若违背了道德“不配”作为法律。综合
两方观点可以引出第三场辩论，即，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或者，法律“内容”的道德与否是
否影响其作为法律的有效性。 辩论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努力表述不可界定的东西——墨白中篇小说《告密者》解析
72南腔北调
笔者难以揣测墨白先生的中篇小说《告密者》（原载于2001年第2期《收获》）命名的真实意图，但能触摸到文本里他对异化了的人性进行反讽和鞭挞的深刻犀利，直至发出感同身受的共情共鸣。这种对恶之花的礼赞，在人性的层面上与司汤达的《红与黑》有着某种暗通之处，同时又与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存在一定的血缘关系。然而，这两部名著并未能反映出独特的时代内涵——人在两种文明的格斗中呈现出的是一种疲软失重的状态。细细思考《告密者》的思想底蕴，如同“告密者”现象这种由人人所愤恨到真相大白二次蜕变的过程，不正隐喻着作品所呈现出的荒诞和滑稽内涵的象征意义吗？墨白先生选择了将笔墨落在农村司空见惯的打麻将事件，写出人性深处自我博弈与救赎的过程，不断地探寻社会与人性边缘的卑微丑陋之滥觞。“他们长有千里眼？他们咋知道老牌筋在我家打牌呢。”老牌筋、赵月清、方万青和袁启生赌博被公安局里的人抓走属天经地义，但花子的丈夫老手只是在观看并没有参与此事也同样被抓走，难免让她愤愤不平！经过一番刨根问底的论证才终于明白：一定有卧底，有告密者。谁是告密者呢？花子和郑凤兰等周围的人在脑子里一遍遍过电影般，最终把种种疑点集中在全成身上时，便开始用最刻薄最尖酸的语言对其进行了千般诅咒，甚至想出了报复的办法。在这里，作品凸显出对告密者身份的忧思，以及对当下困惑迷茫的叩问——检举赌博者，向不良倾向作斗争，本该是最为形而上，也最为光明磊落的正义之举，反而却胆怯和败阵了——竟然已经陷入随波逐流这不正之风的泥淖而难以自拔。在这里，作家站在思想的高地，将自己的经验和经历揉搓扯碎后，化成具体的情节和细节时，读者便在文本的故事框架中撞见了许多曾经见怪不怪甚至熟视无睹的反常和悖论。因为全成成了告密者，花子和郑凤兰的丈夫被抓走要罚五千块，两个人自然对此强烈不满，说“叫全成拿（罚款），不拿就把他家的锅砸了！”不仅如此，花子还“用手指点着全成家的大门，直骂得天昏地暗，直骂得鲜血淋淋”，骂了还不解恨，不知是谁又往全成的门上糊了屎，把他地里的胡萝卜“铲得没有一块好地方，满地都是被铲成一截一截的胡萝卜的尸体”，以至于“把土地都染红了”。文本里触及的这些细节，在笔者看来作家的用意并非只是为了揭露和批判，墨白的笔调平静安详，不露痕迹地把曾经的丑恶都镶嵌在了朴素的文本之中，而义愤填膺只会成为短视和浅层次的发泄。作家选择直面真实的叙述格调，呈现出其惯有的思辨状态，折射出对人性另一极的深刻反思和鞭挞，让小说别具一种戏谑和反讽的意味。阿多诺①曾说过：“如果哲学有任何定义的话，那就是一种努力，努力说出不可说的事物，努力表述不可界定的东西。”显然，墨白并非要做一个道德上的说教者或者思想审判者，他要探寻的是如果周围的一切塌方式沦陷，我们该如何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呢？优秀的作家都擅长用他们缠绕、纠结的笔墨讲述纷繁的故事，夹杂着变幻的正义和邪恶与想象，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好的现实主义小说总是蕴含着深刻的洞见和内涵。老手和老牌筋被抓走了，花子和郑凤兰便踏上了寻找丈夫的路途，因为赵月清也被抓走了，两个人便去寻找他正在当信用社主任且有点儿人脉关系的儿子努力表述不可界定的东西——墨白中篇小说《告密者》解析文/曹世忠73南腔北调来中。“不就是打个牌吗？这能算事儿？老头儿在家闲着没事儿，他再不出来打个牌你让他干啥？没事儿没事儿。”本来来中以为自己神通广大，却不料依然得和人家套近乎说好话、请客，手段使尽之后仍然还逃脱不了碰一鼻子灰的尴尬结局。当花子在全鱼宴直呼其名时来中便“不放脸”，说：“谁叫你们来的？”又责备奚落她们“你们没长脑子吗？这也是恁来的地方？”那语气“就像吵他家的小孩，就像丢了他家祖宗八代的人一样”，寥寥数语，把一个虚伪虚荣爱撑面子又狐假虎威的人物形象刻画出来了。郑凤兰的“娘家兄弟”老郑呢？尽管是派出所所长，对上司也同样阿谀逢迎，毕恭毕敬，但当胞姐郑凤兰提出把全成（所谓的告密者）抓起来时，就摆架子打官腔，厉声说：“你赶紧回去把罚的钱准备好，去吧去吧，我们还要工作。”在这里，作品勾勒出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形象，犀利的笔锋鞭辟入里，将其讽刺得体无完肤。墨白创作小说从来不会拘泥于某个单一的事件，更不会被事件本身的逻辑羁绊住自己飞升跳跃的想象。关于乡村题材类的描述，他自是有着一番不同常人的深刻体察，强烈的问题意识使他往往能够直抵现实生活的深处与细部，进而剖析当下社会尤其是执法部门存在着吃拿卡要腐败痼疾的危害性，引起人们的深思和警觉。在从县城回来的路上，郑凤兰说（问）：“恁都交（罚款）了吗？”袁金山说：“不交会让你出来？咱这就是好的了，要不是方万良那个外甥，就是有钱没有两天你也别想出来。”于是方万青、袁金山和赵月清当天刚刚被公安局放出，就又聚到一起赌博了；于是，中央电视台“焦点”治理过的淮河水“越治越黑”，有点儿像“老牌筋家里酿制的酱油”了。文以载道，言近意远，小说止于此，而余韵不止。墨白的思考最终回到了文明法制层面。执法部门整治歪风邪气的初心何在？是从根本上铲除社会毒瘤，还社会一片朗朗晴天？还是简单地以罚代管后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沦落为拜金主义的奴隶？在这里，作家墨白没有陷入那种非此即彼的平面化的概念书写窠臼，而是找到乡村社会的病灶，对现实的叩问振聋发聩，石破天惊！在这里，作家采取典型化的艺术处理方式，从浩瀚的素材中提取典型性的人物、事件，构成《告密者》这部作品的骨架；墨白又选取了许多极富个性的故事与细节，以及诸多鲜为人知的乡村轶事，使作品血肉丰满，具备了史诗般纯净的文学品格和品质。墨白的《告密者》不仅有现实主义的关切，更有人性的救赎。作品里每个真实深刻的故事背后都蕴藏着耐人寻味的思考。墨白以他独特的敏锐视角，对不同层面的事件和人物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反向的逻辑悖论。花子和郑凤兰“两个大屁股女人”尽管在告密者面前有点儿咄咄逼人，但她俩在公安局门口见到两个身穿橄榄绿制服脸色白嫩的女人走出来，便自惭形秽，立刻“出气就短了”。地位的卑微自然决定经济的拮据，五千块罚款（后来变成两千块）对土豪阶级来说也许不屑一顾，但在20世纪90年代对于从地里“啃”钱的草根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你看，两个人到县城时是被别人的车“捎”去的，到全鱼宴时和三轮车师傅锱铢必较，中午饭每人四个烧饼就解决问题，尽管如此算计抠唆，回来时车票钱依然不够，得走着回家，幸亏碰上方万青和袁启生雇的车辆“雪中送炭”，才免去徒步劳累之苦。有钱的交了罚款当天就被放出来了，花子没有钱，咋办？银行里存的钱是准备给儿子结婚用的，不能动。养的老母猪过不了半个月就要生猪娃了，也不能卖。她想起地里的胡萝卜，要不先拔出下来卖掉，卖多少是多少，不够了再想办法。没想到，花子在自家的胡萝卜地里看到了老手，她以为是自己的眼睛花了，或者是自己产生了“幻觉”，揉了揉眼睛再看，还是老手。花子很惊讶，没有钱他们咋叫你出来了？花子就觉得“老手今天说话有些躲躲闪闪的，他心里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儿”。花子原本对告密者咬牙切齿，兜了一大圈，竟然没想到告密者会是自己的丈夫——老手！于是，花子便觉得“背后有许多尖利的眼光都朝她刺过来，那目光把她的肌体刺得遍体鳞伤”，而绝望也像“秋天的树叶一样随风而至”，最后“把她围住了”。这种反讽性的幽默在先锋派墨白的小说中并不鲜见，但大多深埋和潜藏于小说的脉络之间，而此处的痛快淋漓更是挖骨剔髓，刀74南腔北调刀见血。小说的架构和写法，往往暗示着作家对于社会人生的看法，而作为思考者的墨白对于情节的巧心安排，则努力尽量向人性深处挖掘——小说中的花子对告密者深恶痛绝，而这篇小说的结局——那告密者恰恰就是自己的丈夫老手，带有颠覆和黑色喜剧的色彩。小说被命名为《告密者》，这三个字，就像是暗伏于小说的脉络，忽隐忽现，又无处不在。水深静流，波澜不惊。当读者对老手是告密者和花子一样惊诧时，回头再读才发现作家其实在暗中早已作了铺垫，前后照应，珠圆玉润。作品里对老手出场的描述仅有几笔，却生动传神，极有个性。第一次，黎明时分，花子碰见了全成，说她（昨黑时）看到“那个人（抓赌的黑脸人）正和老手站在河边说话”，问老手那是谁？老手说：“他找你（全成）。”全成听了后，“似乎突然间有点儿冷，他缩了一下脖子”，说：“昨天我不在家……”从这里可以看出老手心虚，故意在给妻子造成错觉，嫁祸于人。第二次，抓赌徒时，其他人都上车了，只有老手还在下面不上去，他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妈那个x，出孬种了。”被迫上了车，还“一副慷慨就义的样子”，这是老手在放烟幕弹，向众人证明自己也是受害者（公安局抓他也是掩人耳目而已）。第三次，花子询问老手和老牌筋为何没被放出时，袁启生小声说：“也怨老手太兴（方言，态度不好之意）了，在人家那儿你兴人家还不收拾你？”按一般常理，公民进公安局都是俯首帖耳的，老手的反常行动是心中有数，也是为了掩饰自己“告密者”的身份，故意给同案者看的。果然，在方万青、赵月清前脚被放出（交了罚款）之后，老手也脚跟脚被放了出来（花子的罚款八字还没一撇）。由此可见，老手是一个貌似忠厚而城府极深的人，应该说作家塑造的这个人物很成功，有一定的典型性。在这里，“告密者”前后呼应且恰到好处地构成了一种互文，它们互为阐述，但更重要的是，绝妙的讽刺，低调的幽默，除显露出作家成熟而老到的写作智慧之外，更让人在无奈和叹息的缝隙中瞥见了生活的丑陋和无奈。《告密者》这部作品显露出整体性的隐喻特征，也构成对于文本之外的世界空间的一种延伸。于是现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开始消融，开始呈现出其严密完整的作品建构。遗憾的是，笔者思想迟钝，才疏学浅，读完全篇依然没弄明白，老手自己开赌场而且还要收“底钱”，为何要自讨苦吃，接二连三去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呢？也许是刻意留白给读者的缘故吧。因为，艺术作品本身就不需要对人物作面面俱到的交代，含糊艺术形象的内涵要比作家事无巨细的叙述深刻得多，也丰富得多。弗吉尼亚·伍尔夫曾经在谈到艾米丽·勃朗特的创作时说：“她必须正视别样的生存状态，与种种事物的表面结构打交道……因此，我们得以攀登上这些感情的顶峰，不是由于什么豪言壮语，而是因为听见了一个女孩儿在树枝间一面摇摇荡荡，一面唱出了几支古老的歌曲……”《告密者》蕴含着丰富广博的文学可能与厚重驳杂的思想空间，为那些不被众人所注意的暗隅里的人性呐喊。因此，以个性锐利的判断呼应时代主潮，提供对历史、对现实富于穿透力和超越性的人生思考，便成为作家孜孜以求并坚定不移的写作伦理；而如何在抽象思想的表述和具体细节的描绘之间寻得平衡点，是每一个小说家需要不断攀登的终极目标。墨白先生正是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着，依然是昂扬奋发的姿态，他的这一追求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被无数文学爱好者所仰慕。注释：①西奥多·阿多诺，1903年9月11日出生于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奠基者。主要著作有《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权力主义人格》《音乐社会学导论》等，1969年8月6日阿多诺在瑞士维斯普度假时猝死于心脏病。 作者单位：巩义市作协 责任编辑 李佳****************美编 赫赫
《告密者》影评解说文案_告密者(2010)：没有需求,哪有贩卖。
《告密者》解说文案_告密者(2010)：没有需求，哪有贩卖。
作者：吾爱影人
德国| 加拿大剧情电影《告密者》，于2011年上映，由拉尔沙·康达基导演，拉尔沙·康达基 EilisKirwan编剧，影片讲述了《告密者》根据十年前在联合国担当维和人员的凯瑟琳·波克瓦克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来，讲述了一个女警察陷入美国当局一桩丑闻事件的种种遭遇。影片线索极为复杂，充满了政治隐喻色彩。。
我先想到男尊女卑的问题，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目前或多或少都守旧着这种低俗的传统，造成了人口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也直接产生了许多的社会矛盾，加上人口数量不断膨胀，去年好像已经达到70亿的官方统计数据了，这得让多少男士饮恨啊。与表面上的失调比起来，更多的是性别上的歧视，女人从玩物到商品，一次又一次的群体性贩卖和地下组织的勾当让人类从来就没有稀罕自我本身的道德沦丧，无法生而平等，得不到健康的人格和合理的尊严，再在类似战争这种自相残杀的游戏中走向极度混乱的边缘，而战争往往发生在宗教地域经济等比较复杂和落后的地方，女性受到的伤害往往也就更甚，没有保障，叫天天不应，申诉无门，叫地地不灵，她们看不见外面的世界，身边剩下的都是屠杀，残忍，无知，无助，起码的反抗被无情的剥夺，声音被扔进无底的枯井中，体验不到活着的美好，追求和向往变成无稽之谈，害怕沉默背后的支撑点是后怕，后怕顺从的延续力还是害怕，不断更迭，恶性循环，陷入万劫不复的恐怖想象中走不出来。 再是战争带来的战争后遗症，这本是对参战人员而出现的词汇，现在可以套用在更多的层面，那些口口声声维护和平的人们，也无法逃脱精神上满目疮痍的桎梏。因为战争最易受到情绪和情感伤害的就是亲身参与的士兵，无论是战争中还是战争后，他们都直接接触了城市在炮火后一片狼藉的现实，这里权利暂时是绝对的，兽性暂时是主导的，人性除了挥霍与掩埋
对于告密者问题的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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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7'. 对于告密者问题的实例分析
摘要：告密者难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疑难杂案”，它代表了法理学，法哲学中重大问题的冲突，揭示着现代生活中真正的合法性困境。我将以德国二战后的一起真实的“告密者”案以及其引起的自然法与实证法的法学争端为蓝本，分析告密者难题，并从中选出较好的方案，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一部分 真实的“告密者”
1951年，《哈佛法律评论》摘要报道了一个德国法院裁决的告密者案：被告决定摆脱她的丈夫——一个长期服役的德国士兵，丈夫在探亲期间向她表达了对希特勒的不满。1944年，被告向当局告发了丈夫的言论，并出庭作证，军事法庭根据纳粹政府1934年和1938年发布的两部法令，判定该士兵犯有发表煽动性言论罪和危害帝国国防力量罪，处以死刑。经过短时期的囚禁后，他未被处死，又被送往前线。战后，被告和军事法庭的法官被交付审判，检察官根据1871年《德国刑法典》第239条，起诉二人犯有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罪。 1949年班贝格(Bamberg)地区上诉法院在二审中判定涉案法官无罪，但被告罪名成立，因为她通过自由选择，利用纳粹法律导致了她丈夫的死亡和监禁，而这些法律“违背.
2 / 7'. 了所有正派人士所持的健全良知与正义感”。报道最后提到了拉德布鲁赫1946年著名的文章《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该文被法律实证主义者解释为标志着拉德布鲁赫从实证主义向自然法的转向，在其中他提出了一个类似“恶法非法”的拉德布鲁赫公式：通常情况下法的安定性应居于首位，即便法律不善也不能动摇安定性，但如果安定性与正义的冲突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法律已经沦为“非正当法”，法律就必须向正义屈服。看起来，班贝格法院的判决推理似乎与拉德布鲁赫公式是一致的。
然而，1958年英国著名的实证主义领袖哈特却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了另一篇题为《实证主义法律与道德的分离》的文章，尖锐的批评了这次判决受到拉德布鲁赫的影响。相应的，哈特提出了实证主义的解决方案：要么不处罚告密行为，要么发布一个追溯纳粹掌权前的法律的法令来惩罚告密者，“尽管溯及既往的刑事立法或惩罚是邪恶的，但将其公开适用于案件中，至少体现了坦率的美德。我们必须明白，当惩罚该女子时，我们只是在两个邪恶中选择其一：要么使该女子免受惩罚，要么放弃法不溯及既往这一大多法律体系都接受的珍贵道德原则。”根据此种解释，哈特提出了“告密者困境”。
告密—根本性的疑难案件
ZWM根据互联网资料编制
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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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3年，罗马执政官西塞罗被他的仇人安东尼发布法令宣布为公敌。
•被宣告为公敌的人不再受到法律的任何保护，窝藏或者隐瞒他们的人与他们同罪，杀死他们的人可以凭头颅领取巨额奖金，奴隶还可以得到自由和公民权，告密者得
到同样的奖金。西塞罗
•西塞罗准备逃亡到马其顿，一个奴隶向追捕的军队告密了，追兵很快找到了他。一个曾经在诉讼中被他搭救的百夫长砍下了他的头颅和双手，献给安东尼请赏。他的头和手被悬挂在他曾经抨击独裁者的讲坛边，悬挂了很长时间，跑来看这些示众之物的人，比以前跑来听他演讲的人
还要多些。安东尼
•从此，罗马城中人人自危，陷入一片恐惧，人们最害怕的恰恰是从前自己亲爱和熟悉的人。
•奴隶出卖主人，儿子出卖父亲，债务人出卖债权人，农夫出卖地产肥美的邻居，妻子出卖丈夫，丈夫被杀的当天，她就举行她的新婚典礼……
。
•西塞罗生前曾抨击苏拉那部残酷的公敌法令，他说这样的法律“就不应再视
为正义。
正义只有一个；
它对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约束力，并且它是基于一个大写的法，这个法是运用于指令和禁令的正确理性。”
•然而他最终却惨烈地殉身
于此。
•随着守护罗马共和法律
的国父西塞罗死去，共
和制已经沦陷，帝国就
要来临。在暴君频出的
罗马帝国，只要独裁者
愿意，他们都可以变成
苏拉和安东尼。苏拉
安东尼
•法律在独裁者手中就变成
酷虐的杀人利器，搅动起
平常人心中最黑暗的贪欲和恶念。
•那些堕入黑暗的人们，强
横尚武的可以选择做独裁者军中的百夫长；
•孱弱无力的可以选择叛卖和告密。
古罗马第18军团的百夫长马库期-
塞留斯
•两千年后，罗马帝国古老的统治技艺经由秘而不宣的心灵默契，降临到阿道夫•希特勒治下的第三帝国土地。
•在第三帝国的议会里，法律变成了更为酷虐的杀人利器，被宣布为公敌的，不仅仅包括所有反对独裁者的人，还有一个人数众
多的无辜族群。
•在第三帝国阴郁的生存斗
争中，酷虐的法律同样搅
动平常人心中最黑暗的贪欲和恶念。
职业伦理案例
职业伦理案例
职业伦理案例：医生泄露病人隐私事件
事件概述
某医院的一位医生因为个人原因，泄露了一位病人的隐私信息。该病人是一名知名企业家，因为身体不适来到该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在就诊期间，该医生利用自己的职务权力查询了该病人的个人信息，并将其告诉了自己的朋友。
事件分析
1. 泄露隐私信息违反了职业伦理
作为一名医生，保护病人的隐私是其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和法律责任。而该医生却利用自己的职务权力，将病人的个人信息告诉朋友，严重违反了职业伦理。
2. 泄露隐私信息影响病人权益
泄露隐私信息不仅违反了职业伦理，也会对病人造成不良影响。在本案中，由于这位病人是一名知名企业家，其个人信息被泄露后可能会引发社会舆论和商业风险等问题。
3. 泄露隐私信息对医生本人的影响 医生泄露隐私信息不仅违反了职业伦理，也会对医生本人造成不良影响。在本案中，该医生的行为被曝光后，可能会面临职业惩罚和社会谴责等问题。
事件解决方案
1. 对医生进行处罚
该医院应该对该医生进行严肃处理，并依法给予相应的处罚。同时，该医院还应该加强对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和监管，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2. 给予病人赔偿
由于病人的隐私信息被泄露，可能会对其造成不良影响。因此，该医院应该给予病人相应的赔偿，并采取措施保护其个人信息安全。
3. 强化隐私保护意识
作为一名医生，在工作中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职业责任和道德义务。同时，也要加强个人隐私保护意识，在处理病人信息时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职业规范。
结论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职业伦理事件，医生泄露病人隐私信息严重违反了职业道德和法律责任。该医院应该对医生进行处罚，并加强对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和监管，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同时，也要加强个人隐私保护意识，在处理病人信息时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职业规范，保护病人的合法权益。
富勒的法律内在道德观及现实意义
富勒的法律内在道德观及现实意义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学界永恒不变的辩题。其中，上世纪中叶针对告密者案件的判决，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富勒与英国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哈特展开的多次论战在西方法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两人的多次论战中，关于恶法非法和恶法亦法的争论促成了新自然法学和新分析法学的形成。1964年，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这一著作中，系统的阐述了法律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创新性地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律程序规则自身的内在要求，重新确认了法律的道德性，并借助两种道德的区分，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本文以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为研究文本，对法律的内在道德理论确立进行了脉络分析以加深对该理论的理解，并提出法律内在道德观对我国法制建设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法律内在道德理论的确立
一理论提出背景
1. 告密者案件
告密者案件是哈富论战的导火线。1984年二战期间，一位德国军官在家里向他的妻子表达了对希特勒及纳粹政府的不满，但他的妻子在这位军官服役期间有了外遇，因此，妻子为了遮掩出轨的事实向当地纳粹政府告发，导致这位军官被纳粹政府判为死刑。但是，死刑还未执行前这位军官被送往战争前线作战，直到二战结束后，军官回到家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他的妻子意图谋害他，要求追究她的法律责任。但妻子在审判过程中坚决认为她根据当年纳粹德国政府制定的法律向政府告发丈夫的不法言论不过是尽到公民的法定义务，应是无罪的。最终法院引用法律之外的道德观念，认为纳粹政府制定的法律违背人的健全良知和道德观念，是无效的法律，判定妻子因谋害丈夫使其入狱的行为有罪。
2. 哈富论战
告密者案件中法院最终判处妻子为有罪可以视为自然法在二战后复兴的起点。但是在审判过程中，围绕恶法非法恶法亦法，出现了以哈特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和以富勒为代表的自然法学之间的争论。哈特在1957年《哈佛法律评论》发表《实证主义与法律和道德的分离》的中认为法律与道德应该是分离的关系，即要区分法律实际是怎样和法律应该是怎样。同期同本期刊也刊登了富勒针对哈特的观点发表的《实证主义和对法的忠诚:答哈特教授》，并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不可分割的，法律自身秩序的制定也必须以道德为基础。随后，在1961年哈特针对富勒提出的法律内在道德观出版《法律的概念》一书，并认为道德只是法律功效的体现，而不能认为法律与道德有联系;1964年富勒发表代表作《法律的道德性》，在该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自然法的思想，并明确提出法律的内在道德这一概念。最后在1965年，哈特在《哈佛法律评论》发表了对《法律的道德性》一书的书评，而在1969年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的再版中回答了哈特等人的质疑。
哈特与富勒的“恶法”论战
哈特与富勒的“恶法”论战
作者：暂无
来源：《检察风云》 2017年第10期
哈特与富勒的“恶法”论战
文/王伟臣
论战始末
回顾二战以来西方法学的发展史，最为重要的学术事件就是一场波及整个西方法理学界的大论战。论战的一方是英国牛津大学法学教授哈特（1907—1992）。作为新分析实证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分析哲学框架内发展了一套精深的法律实证主义理论。曾先后和自然法学派的代表富勒、德沃金展开过著名的辩论。哈特的贡献在于以语言分析哲学为基础，重新挽救了在二战后饱受批评的分析实证法学，其两位学生拉兹与麦考米克亦是新分析实证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论战的另一方是美国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富勒（1902—1978）。他曾先后在俄勒冈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和杜克大学法学院任教。自1939年起到1972年退休，富勒一直长期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并于1948年继罗斯科·庞德之后接任该学院专设法理学卡特讲座教授。罗纳德·德沃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时是富勒的学生，深受富勒影响。
1957年4月，哈特教授做客哈佛大学发表了一篇名为《实证主义和法律与道德的区分》的演讲，公开为法律实证主义辩护。随后，哈佛大学教授富勒发表长文《实证主义和忠于法律——答哈特教授》，将矛头直指哈特，辩论就此展开。1961年，哈特出版了《法律的概念》一书，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试图回答富勒的批评。三年后，富勒出版了《法律的道德性》一书，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批评哈特的主张。1965年哈特撰写对《法律的道德性》一书的书评，将他和富勒之间的争论推向高潮。而富勒在1969年《法律的道德性》再版的时候回答了哈特的批评。那么他们反复在争论什么问题呢？这个要从著名的“告密者困境”谈起。
告密者困境
“告密者困境”是一个著名的有关法律与道德的难题。1944年，一个德国士兵在奉命出差执行任务期间，回家短暂探亲。期间，他私下向妻子说了一些对希特勒及纳粹党头目不满的言论。但是没想到，他的妻子早已经红杏出墙，投入他人的怀抱。于是为了离开丈夫，这位妻子便借机向当局告发其夫在离开军队休假时，曾有过侮辱希特勒的言论。依据1934年纳粹政权的一项法令，所有不利于第三帝国统治的言论及任何损害德国人民军事防御的行为都是违法的。结果，她丈夫遭到了军事特别法庭的审讯，被判处死刑。经过短时期的囚禁后，丈夫并未被处死，又被送往前线。
从“告密者案件”看富勒的法律与道德关系
第１９卷
２００９年 第４期
１２月 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ｎｙａ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Ｉ．１９ Ｎｏ．４
Ｄｅｃ．２００９
从“告密者案件＂看富勒的法律与道德关系
苏秋香
（华侨大学法学院，福建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摘 要：富勒对法律的道德要求或者说对法律的追求，不再是外在于法律的道德目的，而是内在于法律自身的
目的，也就是说，法律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形式要件。他认为，判决告密在案件中被告败诉是正当的。
关键词：告密者案件；法律；道德；程序自然法
中图分类号：Ｄ９０．０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４９１６（２００９）０４－００２４－０２
Ｆｕｌｌｅｒ’Ｓ ｖｉｅｗ ０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ｌ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ｅｒ’Ｓ ｃａｓｅ
ｓｕ Ｑｉｕ－ｘｉ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Ｈｕａｑｉ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Ｑｕａｎｚｈｏｕ ３６２０２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Ｆｕｌｌｅｒ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Ｉｎｓｔｅａｄ，ｈｅ ｃｌａｉｍ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ｌａｗ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ａ ｍｉｎｉｍｕｍ．Ｉｎ ｈｉｓ ｖｉｅｗ，ｔ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ｓｅｄ ｌｏ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ｅｒ’Ｓ Ｃａｓｅ ｉｓ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ｅｒ’ｓ Ｃａｓｅ；ｌａｗ；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