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

1 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 中国的女性意识觉醒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以现代思想启蒙者的姿态，对几千年来备受压迫的中国妇女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们以彻底推翻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条、呼唤两性平等的人格权利为核心，对女性命运进行了富有开拓性的探索，成为中国女性觉醒的精神导师。“五四”后成长起来的女作家们，从冰心、卢隐到丁玲，共同表达了对男性中心话语的反抗，控诉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展示了伤痕累累的女性心灵世界，以及她们渴望平等、自由、独立的精神追求。但她们都把女性的不幸遭遇归咎于男权社会，没有人从女性自身找原因，而萧红与张爱玲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 1强烈的女性意识及其成因 萧红和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个奇迹，一个生活在闭塞的东北小镇，一个成长于繁华的十里洋场，她们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对女性命运和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入思考，忠实地记录了旧中国不同层次的女性生存状态，塑造了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虽然地域文化和民俗氛围不同，但她们的创作却有相似之处，即强烈的女性意识。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从形成来看，主要源于不幸的童年经历和成年后的情感悲剧。 1.1萧红的成长历程及对其女性意识的影响 萧红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封建家庭里，父亲仅仅因为萧红是女孩便轻视和无视她，母亲也重男轻女，而且还看不惯公公对女孩子的宠爱，萧红是在父母的冷漠寡爱中度过童年生活的。“女孩”作为一种原罪标志注定了萧红在家庭中的命运，她最早也最敏感地意识到了女性所面临的命运，感觉到世界对于女性的种种歧视与冷酷，这种感觉深深的伤害了她那颗稚嫩而敏感的心灵，给她留下了终生难以愈合的创伤。成年后的萧红在学校中接受了新思想，向往民主和自由，但封建专制的父亲为了仕途强行将她嫁入一户有钱人家。萧红从小就目睹了包办婚姻的悲剧，所以不顾一切摆脱了旧式家庭的束缚，走上了追求自由平等的新女性的人生道路。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之下，知识女性主动摆脱旧家庭，追求自主的爱情婚姻已经不是稀奇的事了，但是当时中国男权专制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 2

变。萧红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她自幼缺少家庭温暖，因此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爱情上，对爱情的追求强烈而执着。可是她的爱情道路却极其坎坷，在身怀六甲时，萧红被同居人汪恩甲遗弃在旅馆，被萧军营救后，还要忍受萧军严重的大男子主义和用情不专的士大夫习气，与萧军分手后，她又把感情寄托在端木蕻良身上，遗憾的是端木蕻良是一个胆小自私的人，萧红又一次陷入了感情的困境中。萧红一生追求爱情却连连落空，最后于贫病交加中结束了苦难的一生。 作为一个追求爱情完美、婚姻自主的叛逆者，她一生都在追求、奋斗、挣扎，可又一次次地陷入男权中心的桎梏中，以致她在临终时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作为一个反抗男权专制社会的新女性，萧红饱尝爱情失败的痛苦，这些痛苦的积淀催生了她极端的女性意识。难能可贵的是，虽然萧红饱尝了婚姻的不幸，但是她非但没有把创作视角仅仅滞留在对情感不幸的诠释中，反而使自己的创作从不幸中升华开来，将笔触伸向了下层妇女。对女性在男权专制下的不幸命运的思考，对于女性的宽容和理解，对于男权专制的抗议，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萧红独特的女性意识的起点。

1.2张爱玲的成长历程及对其女性意识的影响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已经没落的封建贵族世家，她的父亲是典型的封建遗少，过着一种堕落、腐朽与时代脱节的生活。她的母亲是具有现代生活方式的新女性，思想差异使他们在张爱玲十一岁时离了婚，母亲背负着对父亲的失望远赴欧洲，父亲不久又再婚。由于与继母发生口角，张爱玲被父亲毒打，“我父亲趿着拖鞋，啪达啪达冲下楼来，揪着我，拳足相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着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此后，她又被父亲囚禁半年之久，重病在身，而父亲竟坐视不管，张爱玲几乎丧命。童年的张爱玲已经深深的感受到了生命的孤独无助和人与人之间冰冷的隔阂。在一篇散文中，张爱玲写她小时候去看电影，电影散场了在门口等家里的车，下着雨，别的人坐在车里看着她，她也看着他们。这样一种彻骨冰冷的孤独感觉是张爱玲童年最刻骨铭心的体验，以致她一生都没能走得出去。后来，张爱玲在 3

佣人的帮助下从父亲家逃到了母亲家，从此开始了一生的飘零。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有母亲物质上的资助，但在情感上，她失去了最后的精神家园。由于母亲的经济状况不好，张爱玲很惭愧自己拖累母亲，在《私语》中她说：“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恐的未成年的人，„„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如果说童年时孤独冰冷的人生体验只是在一个模糊的轮廓上打了一个不甚清晰的底影的话，那么少女时代依附母亲的困境和无助，则为这种体验浓浓上了色。 与萧红一样，张爱玲在追求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上也走了一条异常曲折的道路。张爱玲一生有过两次婚姻。胡兰成是张爱玲的初恋，当时她只有二十三岁，可胡兰成却已经三十八岁，而且还是有妇之夫。尽管胡兰成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化汉奸,可是张爱玲还是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张爱玲的婚姻仪式更是与新式、旧式都不同，除了一张纸写着“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炎樱为媒证之外，什么都没有。她看重的是爱情本身而不是形式。可是张爱玲所托非人，胡兰成在婚后不到一年时间又与两个女人好上，并离她而去。后来，张爱玲远赴美国，幸遇赖雅，结为夫妇，但她的幸福很快又随赖雅的去世而葬送。此后，张爱玲一直一个人寂寞孤独地生活在大洋彼岸。儿时的不幸经历，孤独的生存境遇，感情的背离不契都深刻影响了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使她作品充满对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张爱玲擅长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来发掘人性本质，揭示女性深层心理，表现了女性在寻找自我归宿与物质生存中的苦苦挣扎。 萧红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都觉醒于童年时代。萧红在回忆童年的作品《呼兰河传》中，讲到娘娘庙的塑像的时候，表述了她独特的女性体验：“塑泥像的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人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乱多凶猛，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是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气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理由。”这段议论不无偏激，但一语道破了男尊女卑的历史原因，表达了萧红广泛的社会批判意 4

识。她意识到了男性中心文化模式给女性带来的不幸和灾难，以及这种文化模式对女性应享有的生命权利的剥夺。她发掘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所处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和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自有文明以来，男性一直左右历史，女性意识一直是被压抑的。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子的形象是由男人来塑造的，她的理想标准也是由男人为了便于自己统治的需要而赋予的。她们是欲望的对象，是审美的对象，是男性理想的载体，总之，是除了她们自己之外的一切。中国妇女绵延数千年的悲惨处境，就在于女人没有独立生存意义和价值，广大妇女牺牲于代表着男权的传统习俗和历史惰性之下。 在十六岁写的短篇小说《霸王别姬》中，张爱玲将自己清醒的女性意识关注到虞姬身上，彻底否定了女性作为男性附庸的传统观念，将“霸王别姬”写成了“姬别霸王”。张爱玲改写了传统文学写滥了的英雄美人模式，变成太阳和月亮的象征模式。虞姬想，如果项王是那炽热的喷出耀眼火焰的太阳，那么她便是承受着反射他的光和热的月亮。当项王垓下突围前在帐中熟睡，虞姬深夜沉思，她怀疑自己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想到项王无论成功与否，她都仅仅是他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音。在这里，张爱玲赋予传统的女性虞姬以现代女性思想。这里思维和感知的主体不再是项王而是虞姬，行为与话语的主体也是虞姬。虞姬作为一个被奴役的女人，对自己“为了项王而活着”并因为他的富贵而富贵的人生价值的反思和否定。很明显，虞姬不愿意继续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她要告别这个男权世界对她的奴役。《霸王别姬》标志了女性主体虞姬的觉醒，她发现了自己存在的可怕真相：毫无意义和价值。对于女性的她来说，自我是一个荒诞的存在。她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活在世上，而是以男人“玩物”身份存在。这个身份对于女性意识已经苏醒的虞姬来说是难以承受的。她清楚自己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末路英雄，而是一个强大的男权世界。即使她能够逃脱项王的控制，她同样也会落到别的男人手中。虞姬不愿意再做只能反射太阳光的月亮，因为无论是得到阳光普照的满月还是失去太阳宠幸的蚀月，她作为人的生存权利和价值都是被男性中心的社会所剥夺和遮盖了的。于是，虞姬决定自己做主选择自己的归宿。她选择在项王突围前拔刀自刎。虞姬的自刎是悲壮的，神圣的，她破坏了传统文学中虞姬美丽温顺的形象，同时也是对男权社会的宣战。她以结束生命，放弃生存的权利来反抗男性控制下的女性虚无的生存状态。 5

2女性观照同中有异 在创作中，萧红和张爱玲都是以纯女性的目光关注着女性，让女性成为文中的观察主体与思维主体。她们的小说，无论是用第一人称还是用第三人称的表述方式，都是以女性的视角去观察、评判的，都是由女性身份的讲述人在讲述，女性在话语中都占据了主体地位。但是，在书写对象和关照视角上，二者又体现出明显的不同。 2.1萧红关注揭示女性的生存状态、生存价值。 萧红笔下的女性多是生活在封建礼教、父权等多重压迫之下的农村妇女，她们的需要是微薄的，穿衣吃饭、结婚生子构成了她们生活的全部内容，求生存的劳动本身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它扼杀了人对于自身价值的追求欲望。出于一种强烈的性别意识，萧红对女性的描写大多是通过身体表现，不论是生育、被殴打还是自尽都与流血、伤残、贫病、变形、死亡相关联，女性的身体特质是萧红描写的重点。在这些痛苦中，作者又特别重视对女性生育痛苦的描写，她以自己深切的感受，写出了她那一份不同于男性的深长而痛楚的女性生命体验。在中国的北方农村，女性生活在一个以男权文化为主导的历史社会里。女性不仅在情感需求上得不到最基本的满足，就连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和分娩也遭到男性无情的忽视甚至憎恶。《生死场》的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作者作了这样的描写：产妇“光着身子，像一条鱼似的”在灰尘中爬行、号叫，男人撞进来不但没有安慰，还拿起身边的长烟袋投向那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产妇，每次遇到妻子生产，男人就醉酒撒野；他不仅命令在苦痛中挣扎的产妇拿这拿那，还用水泼向产妇,“大肚子的女人，仍涨著肚皮，带著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著她的男人”；“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如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在这一章的末尾，以窗内“麻面婆的孩子已在炕上哭着，产婆洗着会哭的孩子”，“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 作结。在整个村子里，人和动物的生产交替出现，人的生命活动降低到动物般的本能活动，女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她们除了必须忍受生育之痛，还要承受丈夫的指责甚至于打骂。女性的生育本来是伟大的创造和痛苦的牺牲，可是萧红的小说将这一创造降低到与动物的自然繁殖一样盲目而泛滥。男人的傲慢、自私和性别歧视使女人成为一个无自我意识的传宗接代的工具。与男性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