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启示
论中苏论战对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1-04-18作者简介：何一成（1947-），男，湖南江永县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东旭（1989-），男，湖南长沙市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始发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中苏论战，至1966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关系中断，前后历时十年之久。
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争，又是一场“意识形态分歧掩盖下的国家利益之争”［1］，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布局，对服从和服务于中国共产党中心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中共八大提出：“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2］（P40），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武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3］（P240）。
中共中央、国务院从1956年12月起连续发出一系列通知和指示，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并在高校和中级以上的党校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社会主义教育成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
中共八大关于围绕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我党在中苏论战影响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实践都发生了严重偏差。
中苏论战之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体现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解，双方分歧源于对斯大林的评价。
斯大林是列宁逝世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导者，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又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主要缔造者和代表人物，人们长期以来把他看成社会主义的化身。
同时，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相对应，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如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紧密联系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本质，并曾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等实践中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常常被当作标准的社会主义。
苏东剧变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苏东剧变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作者：杨照来源：《商情》2014年第29期【摘要】苏东剧变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发生的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它给各国共产党人和世界人民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同时，苏东剧变对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是，苏东剧变在中国引发的深刻影响，并没有阻止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取得了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的积极成果。
【关键词】苏东剧变；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引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政治大地震”。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土崩瓦解，结束了二战以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两极格局，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重创，严重削弱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一、苏东剧变及其发生的的原因苏东剧变是指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苏联及东欧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波兰等国家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苏东各国执政几十年的工人阶级政党丧失政权，社会主义制度也被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国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这一事件发生的非常突然，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苏东剧变的发生有其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不仅有来自国内、国际资产阶级的反抗和颠覆，还有根植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一系列旧习俗、旧的思维模式对新制度、新体制的侵蚀。
从苏联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斯大林体制具体阐述下、本身的各种问题和弊病，是导致苏东剧变发生的根本原因，但戈尔巴乔夫这一代领导人错误的、不成功的改革无疑是苏联剧变和解体的现实原因。
在苏东剧变发生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对苏东剧变的发生有着影响，但外部因素一定是通过内部因素起作用的，并且内部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因素。
苏联国内各种问题、矛盾引起各种危机，经济因素是其基础，民族关系方面问题是导火线，社会因素直接导致社会制度的急剧变化，政治危机是各种危机的集中反映。
苏联解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
苏联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这种模式，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苏联的迅速崛起并成为世界强国，但总的来说，它其实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1991年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之久的红旗落地了，苏共亡党丧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自行解体。
苏联解体近20年了，那么苏联的解体对我们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什么启示呢？一、斯大林模式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和扭曲在长期激烈残酷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分别战胜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新反对派后，发动了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大清洗三大运动，完全改变了列宁开创的新经济政策道路，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
（1）纵观苏联发展的历史，斯大林模式为苏联的迅速崛起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为苏联的最终解体埋下了永久的祸根，成为葬送苏联社会主义的终极原因。
我们可以从斯大林模式的几个特征和弊病来看：1. 政治上过度集权，缺少民主与法治。
突出表现为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同时还包括消灭异己、监控干群、官僚特权、一党专制、以党代政、控制选举、干部任命。
具体表现在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软弱低效的监督体制、地位特殊的国家安全机关。
（2）这种政治体制实质上是一种专制，完全背离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也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很大的区别。
这种政治体制之下，必然造成最高决策层独断专行、权力滥用、践踏民主法治。
因此，这种带有高压甚至恐怖色彩的政治体制，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背离，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扭曲——对敌人的专政变成了清除异己的工具。
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专制统治都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而反动的体制是必然灭亡的，只是时间问题。
中苏关系恶化对中国的影响 PPT
•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突然下台，毛泽 东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11月5日，周 恩来、贺龙、伍修权、刘晓、潘自力、 乔冠华等一行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礼节性地拜访了苏联各位新领导和各 国代表团，并接受回访，利用一切机 会与苏联方面接触，传递期望改善关 系的信息。但苏联并没有改变路线的 趋势，中共继续批判苏联执行“没有 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
•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很复杂，是多 种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一个总的 合力”的结果，中苏论战是诱发“文 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基于反修防修 考虑的，其任务是以苏联出现赫鲁晓 夫修正主义为鉴，对全党、全民进行 “反修、防修”的思想教育运动，其 政治口号是“挖出睡在身旁的赫鲁晓 夫式人物”。正如邓小平指出的： “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 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 而毛泽东反修防修的思想正是在中苏 论战中逐步形成并得到强化的。
• 中苏论战还加剧了中共和毛泽东对马 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在论战中， 除了反对苏联“老子党”、“大国主 义”的一面，双方分歧的核心就是对 社会主义的认识。可以说，中苏论战 既反映了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 平，又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党和毛泽 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教条主义倾向。
• 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即三评)一文中，依据南斯拉夫政府 允许城市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存 在，允许农村中个体经济、小生产者 经济的存在，允许“城乡资本主义的 发展”，就认为南斯拉夫正在走一条 “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南斯拉夫 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8]。这就否定 了南斯拉夫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 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本 国社会主义建设并进行探索的理论和 实践。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斯大林所创建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20世纪的人类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从总体上说来,它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为人类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它既在苏联大地上播种了社会主义,又在同一片土地上败坏了社会主义。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它既创造了一度震撼人心、激越进步的雄伟事业,向全世界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打败反人类的德日法西斯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又使苏联人民付出了不必要的、空前惊人的牺牲。
苏联解体了,不只是在历史的篇章上留下了它的印痕,更多的是激发我们进行无穷的思考。
十几年来,中国依旧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所谓前车之鉴,研究苏联衰败的原因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从根本上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失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苏联解体乃是其制度性缺陷导致的。
苏联政治体系的上层处于一种麻痹僵化状态,它对苏联面临的深刻的社会问题置若罔闻,社会长期存在三个矛盾。
第一,过左的急于求成的路线使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过早建立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难以持久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尽快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亦难以提高。
第二,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和对外关系的体制同社会主义要求尽快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的矛盾。
第三,党政军官僚特权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更是雪上加霜。
其次,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上逐渐堕入了教条主义。
在教条主义方面,苏联表现得尤为典型。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联曾经搞过短暂的直接民主的尝试,随后便建立起议行合一,高度集权的政体并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这种转变虽然确实与当时应对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叛乱有关,但主要还是基于全面贯彻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的基本构想。
此外,这样做也是执政前革命作法的惯性延伸,更为共产党人熟悉和欢迎。
苏东剧变对社会主义的启示
第一，必须改革。
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固定的模式，它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新技术革命提出的挑战和长期形成的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使得改革成为迫切的历史要求。
苏东国家长期以来未能顺应时代要求和国情的发展及时调整政策、进行改革，或者虽然进行过改革的尝试，但浅尝辄止、半途而废。
苏东剧变是苏联模式弊端造成的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一次总爆发。
它告诉我们，必须改革，而不能像勃列日涅夫那样自己不改革还反对别人改革，这个改革必须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根本改革，而不是对苏联模式的修修补补；这个根本改革必须符合本国国情，而不能搞教条代替。
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及时从体制改革中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和本国国情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就会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从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那里去寻找出路。
第二，必须开放。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2]。
当代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求得发展。
在对外开放中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关系。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时又要警惕和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
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尤其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既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又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
第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品。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好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苏东剧变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因为经济上不去。
它告诉我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上；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第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
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
不要像过去那样把苏联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把许多妨碍生产力发展、不利于人民生活改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原则加以固守。
苏联社会主义发展解体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
苏联社会主义发展解体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今年的12月25号是苏联解体的26周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末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
1991年12月25日19时38分，克里姆林宫上空那面红色的苏联国旗在苍茫暮色中悄然降下。
这标志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已经终结。
很所人会有疑问，这样一个在20世纪曾辉煌过69个春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唯一可同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怎么会突然间解体了呢？认真分析研究这个问题，总结其中的原因和教训，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无疑是具有很大意义的。
围绕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和谁之过的争论至今未停息。
因此，20年来，它都是世界范围内的中心话题之一。
各国学术界、新闻界、政界召开了无数次讨论会，发表了数不清读不完的论文，出版了万种以上的书籍，讨论的问题大同小异，归纳起来，主要有：第一，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是什么？第二，苏联亡党亡国对谁是喜事，对谁是悲剧，甚至灾难？第三，苏联亡党亡国是必然还是可以避免？第四，在不少国家执政党亡党并没有导致亡国，为什么苏共亡党导致苏联亡国？第五，在人类历史上，在绝大多数国家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都导致国家发展繁荣，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社会制度进行的“新思维”改革导致亡国？第六，苏联亡党亡国对世界格局的主要影响是什么？第七，苏联亡党亡国对中国产生什么主要影响，中国应从中应吸取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对中国警示是什么？第八，对发起苏联改革的戈尔巴乔夫作什么样的历史评价。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问题，是关系到要抛弃什么，避免什么，不重蹈覆辙的大是大非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对上述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国家对有的问题作出相同相似的回答，但对大多数问题作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20年过去了，我们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应更客观更理性更清晰地讨论，以便弄清历史真相的基础上，弄清主要原因，吸取深刻教训，警示长鸣。
苏联兴亡的经验与教训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苏联兴亡的经验与教训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引言：苏联，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起来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主义国家，他的兴盛与衰亡深刻影响了近百年来的世界历史，并将继续作为他国学习的榜样与示警的红灯影响更长远的时间。
苏联的建立与急速发展，为20世纪浴血追求独立的受压迫民族指明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强道路；实践了社会主义的理论，证明了马列思想的先进性与正确性，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壮举。
苏共的垮台与苏联的最终解体，是苏联社会各种问题总爆发的结果，也是苏共执政能力逐渐下降直至完全丧失政权的结果；苏联的解体，有许多外部原因，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苏共的内部原因。
我国作为仅存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之一，面临全新的机遇与严峻的挑战，汲取苏联及苏共的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显得必要且紧迫。
一、苏联兴盛的经验1.国家正确地干预、参与经济建设是落后国家快速发展的捷径苏联成立之前，沙俄工业基础较之欧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经济薄弱，且科学技术远远落后美国。
综合国力孱弱，虽有数百万陆军，但枪支都不能配发完全，一战及日俄战争的失败最终引发了社会的剧烈变革。
也许正是这些惨败促使苏联人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与重工业，在国家计划经济的制度下，集中全国物力，使用国家力量，史无前例地大规模规划国家发展前景，通过两个五年计划的短短十年，就使苏联积累了雄厚的工业制造能力，为击败法西斯德国打下了工业基础。
苏联初期的计划经济取得空前成功，与同期欧美自由经济的大萧条对比鲜明，使欧美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甚至有美国记者回国后宣称在苏联看到了行得通的未来。
苏联的发展之路，是将国家力量充分运用到经济建设之中，正确地干预、参与经济建设。
这种方法为我国所用，在建国初期完成了从没有重工业到初步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建立起了日后改革开放依靠的工业基础。
美国罗斯福新政，也是美国政府充分利用国家力量监管、干预经济生活，使美国率先走出了席卷欧美的经济大萧条。
可以说，国家干预、参与经济已经成了发达国家拯救危机的法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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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论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当代启示叶政［内容提要］对中苏论战进行深刻反思和经验总结，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其当代启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应破除刚性与泛化，实现建设方式的现代性转化；在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及党际交往模式方面，应摒弃“中心论”，合理区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以及保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必要限度；在处理两制关系问题上，对两制和平共处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两制竞争共处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有比较理性的认识；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必须明确党的历史方位与中心任务、加强和改进干部队伍建设以及推进党内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设。
［关键词］中苏论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教训［分类号］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505(2011)01-0092-04 中苏论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共运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中苏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国际共运格局的演变乃至世界政治经济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中国方面来说，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党的历史方位的判断、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变迁、内外政策的制定与调整等，均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鉴往知来，对中苏论战进行深刻反思，总结中苏论战的经验教训和启示，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一、中苏论战对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如大多数学者所言，中苏论战肇始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不同认知与理论分歧。
这场论战无论是其涉及的意识形态争议之内容，抑或是其采取的解决争议之方法，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对主流意识形态建构逻辑的认知水平以及对意识形态发展趋向的把握能力。
总结论战期间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经验教训，对我们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以下重要启示：(一)破除意识形态的刚性与泛化“意识形态刚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僵化。
在中苏论战中，“意识形态刚性”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体现，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解的教条化与绝对化。
例如，在论战的文章里，把“物质刺激”、利润原则、工资差别等视为“资产阶级权利”和“修正主义”的重要表现加以批判；而与“资产阶级权利”相反的则是依靠政治和思想上的革命来保证经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又如，1963年6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指出：“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进到无阶级社会以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
”[1]按照这种“大过渡”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才能逐步解决。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2]。
由此，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
“意识形态泛化”是指过高估计了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
论战时期，“意识形态泛化”具体体现在把意识形态作为衡量一切是非标准的唯一尺度，凡事必问“姓社姓资、姓马姓修”，大到国家和政党之间的敌我友善、小到社会生活中个人兴趣爱好的高尚低俗，都要经受意识形态的检验。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反修”、“反资”成了权衡利弊得失的标杆；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导力量上，也由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转向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
尤其是随着论战的升级，为呼应国际斗争的需要，在国内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指导和解决社会主义存在的各种矛盾，其间的教训着实令人惋惜与深思。
(二)实现意识形态建设方式的现代性转化实现意识形态建设方式的现代性转化，是我们从历史经验和教训中获得的重要启示。
当下，这种转化的着力点在于：其一，意识形态时代内容的有效展现。
中苏论战期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论战客观上加速了国内意识形态建设步入误区的可能，尤其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上，逐渐脱离了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这是我们从中应当深刻汲取的教训之一。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3]任何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都是在回应时代变迁和日益变化的社会生活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因此，执政党应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断发展意识形态，使其更好地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
主流意识形态也应当在确保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在与其他流派的对话中汲取有益成分，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从而保持长久旺盛的生命力，实现自身与时代和社会的同步发展。
其二，意识形态表达方式的切实改进。
细观中苏论战时期的文本，那个特定年代的意识形态话语与文风跃然纸上——经典语录的罗列堆积、墨守成规的说教口吻、充满革命激情的叙述笔调、公式化的逻辑语式……如果置于当下之情境，从内容到形式显然已经难以赢得人们的认同。
推进意识形态表达方式的创新，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改进文风。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靠空洞的呼吁，更不是靠强制的方式，而是要拿出真正有思想水准和感召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
同时，改进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还要求我们始终从对象的实际需要出发，避免夸夸其谈。
假如我们不看对象，而完全按照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甚至把在国内都不怎么受欢迎的大话、套话、空话搬到国际交往中去，那样的宣传就会变成自说自话，不仅不会说服别人，反而还会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
二、中苏论战对探索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党际交往模式的启示在社会主义国家及政党之间，如何建立和保持一种健康有序的关系，避免出现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而导致国家及政党关系的大起大落，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在当代，我们总结中苏论战的经验教训，不仅要对意识形态分歧本身所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必要的澄清，而且要对当时与论战紧密相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政党交往模式进行深刻反思。
(一)国际共运“中心论”的深刻反思以某一个国家为中心，成立指导和协调世界革命运动的国际组织，并成为革命经验的主要输出地，是国际共运的传统模式。
中国共产党是在“以俄为师”的背景下领导和开展中国革命的，长期以来对苏共和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和中心地位予以尊重和认同。
然而，随着中苏论战的爆发，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的“中心”和“为首”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不提“以苏为首”，但这并不表明苏共不想当“中心”，只是认为“为首”没有给苏联和苏共带来多少实际的好处。
赫鲁晓夫曾言：“‘为首’在物质上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既不能给我们牛奶和黄油，又不能给我们土豆、蔬菜和住宅。
那么，它在道义上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给不了什么!”[4]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赫鲁晓夫更是指责中共意在同苏共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
在论战的高潮阶段，中国共产党认为，“对于目前的苏共领导，如果还说‘为首’的话，那就是为修正主义之首，那就是为分裂主义之首了”[5]。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虽然否认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但并不意味着就此否认了世界革命中心的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苏联中心地位的“丧失”，无形中为中国中心地位的凸显提供了契机。
国际共运“中心论”的历史纷争说明，国家之间应按照正常的国际交往准则来协调各自的行动和处理国际事务。
同时，实践也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矛盾和分歧，只能在互相尊重、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来解决，而一定要争一个“中心”或是“正统”地位，并为此进行论战，是不理智的。
(二)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合理区分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关系不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党际关系的好坏，往往会成为影响和决定国家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
在各国共产党内部，强调的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
而当这种原则被提升至整个同盟或阵营所遵循的共同法则时，这种特殊原则就具有了普遍性和权威性。
二战后，由于苏联的超强地位以及历史的思维惯性，先前在共产国际内部所遵循的组织原则很自然地被带到了执政后的国家关系中。
在中苏论战中，苏共领导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最惯用的一个论据就是所谓“抗拒多数的意志”、“破坏国际纪律”。
对此，中国共产党指出：“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下，既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共产国际式的集中领导的条件下，在兄弟党关系中引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完全不正确的。
各个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是各自保持独立而又互相联合的关系。
”[6]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必须作出合理的区分。
党际交往是一个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际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
党际之间可以保留意识形态相关问题的分歧，但不能干扰国家关系的正常开展。
因此，正确的选择应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7]。
(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必要限度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首先提出来的，它“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8]。
苏联从斯大林开始，一直没有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而使这一原则变成其实施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的工具。
在中苏论战中，赫鲁晓夫的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表面上是要求其他国家在决策时要兼顾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利益，而实质上是要服从和服务于苏联的国家利益。
对此，中国共产党指出，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即努力发展本国革命并毫无例外地支持所有国家同样的斗争，而决不是借国际主义援助之名行霸权主义控制之实。
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共产党认为，在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之后，有义务也有责任援助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革命斗争，甚至不惜超出国力水平去无偿援助其他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抬高到超越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
实践证明，过去我们的失误在于构想出一个超越现实国家利益的国际利益，要求“一个国家的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一国应当为世界的整体利益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9]，从而遮蔽了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过程中的首要地位。
因此，总结历史经验，理性的选择应当是既要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又要把国家的现实利益放在首位，从而使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实现有机的结合。
三、中苏论战对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启示如前所述，中苏论战折射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中刚性和泛化的图景。
这种刚性和泛化的意识形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
在论战中，当我们在这样的思维框架里去审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制关系时，得出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对立与激烈冲突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结论，尽管反映出冷战时期两制对抗的客观现实，但却忽视了两制关系中新的变化因素。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两制关系的现状及未来走向，需要以新的思路去认识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