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社会失序现象

浅谈社会失序现象

观察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我把它叫做所谓“牵出现象”。也就是说，在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没有问题暴露出来的时候，好像一切都很好，甚至灿若桃花。但只要有一个问题暴露出来，马上就会牵出一系列的问题，原来看起来一切都很好的事情，好像各个环节都出现了问题。

最直观的，如果我们在搜索引擎上输入“牵出”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搜索出大量的有关条目，比如：“广东韶关腐败窝案揭秘：粤北首富牵出31名厅官”、“唐骏野鸡大学门升级牵出一群造假名人”、“河北大学车祸‘李刚门’牵出‘校长论文剽窃门’”、“紫金矿业污染门牵出官商勾结网或有人故意为之”、“上海静安大火公寓施工至少经三层转包”、“行贿人后院失火闹离婚牵出武汉大学腐败案”、“前茂名书记落马案调查：房产商牵出多名腐败官员”、“力拓间谍门牵出铁矿石贿赂链”等等。

在去年年末，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就是河南的天价高速费案。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由高速公路逃费引起的普通“刑事案件”。但随着报道的深入，就可以看到这个案子牵出了背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高速公路的不合理高收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其次是公路高收费背景下运输业的非制度化生存问题，即一个企业或经营者如果守法守规地从事经营活动，是注定要亏损的；再次，冒用军牌可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制造、买卖或使用假军牌的问题，其中会牵涉到高速管理人员的腐败，甚至还有其他的方面；而审理这个案子的一审法官的资格居然也是有问题，而且据说还是一个官二代；从语焉不详的报道中，这里似乎还存在一个判刑后捞人的运作过程以及可能存在的司法腐败问题。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时建锋一案的发生，所有这一切都会正常地运转着，但一个线索把后面的这些事情和问题牵扯出来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模样。这种现象在警示我们一个问题，在亮丽的表面背后，我们社会中深层的运作机制是不是发生了问题。而这个问题背后的真正问题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如何防止出现严重的社会失序。

严重的社会失序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中国足球界可以作为一个象征。中国足球管理层腐败窝案的败露，把整个足球界的问题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已经是一个差不多烂掉的领域：相当一部分足球官员和球员卷入腐败甚至赌球的犯罪行为；对足球运动规则的破坏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俱乐部与足协之间、足协俱乐部与裁判之间、甚至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已经被破坏得所剩无几。黑哨和赌球，特别是赌球，已经在有力地瓦解着足球这个以公正和规则为基础的竞技运动得以存在的土壤。有媒体披露，前些年100多万元就可以买一场比赛。为了赌球，裁判可以买通；为了赌球，球员可以买通；为了赌球，甚至俱乐部也参与其中；在一些地方，赌球中甚至出现官员的身影。据说，在一次会议上，一位俱乐部老总向到会的足协领导讲了一个故事，一支球队的主力队员因为参与赌球而输了很多的钱，但自己又没有那么多的钱，结果被地下庄家穷追不舍，甚至到了“要命”的地步，无奈之下，这名球员只好张嘴向俱乐部借钱来还赌债。

早在几年前，我就曾在一篇短文中说过，用一种现代政治的眼光来看，中国的足球圈似乎是一个最富现代气息的地方：它是最早进行市场化运作的领域；它也几乎是中国最透明的一个地方，连足协官员与企业家吃饭这样的事情也会见诸报端；它又是中国几乎唯一可以进行彻底舆论监督的地方，对行业最高层管理者点名道姓进行评论和批评可以说只有在足球界可以存在，以至于有人说足球记者是中国最称职的职业记者；尽管足球也是我们这个体制的一部分，但相比之下，它似乎又是力量最多元化的地方，是一个极少见的可以自下而上施加压力的领域。但现在看，似乎所有这一切都救不了中国足球。

更进一步说，社会失序实际上意味着一种生态的形成。在一个严重失序的社会中，正常的行为往往没有存在的空间。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多少年来，政府财务公开是人们不断呼吁的一件事情。2010年，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政府就在财务公开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自3月15日起，政府业务经费开支全部公开，即实行“裸账”。消息经媒体披露后，白庙乡政府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当地老百姓因此也对自己民生问题的改善寄予了更高的期望。但始料不及的是，自此之后，白庙乡政府由此受到了体制的冷处理：向有关部门争取的项目和资金，很少有回音，来白庙乡的上级部门人员与以往相比也减少了一半。眼看 1000多万改善民生的资金缺口没有着落，白庙乡政府无奈在网上招商、求助，但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依然毫无反应。对此，白庙乡党委书记张映上困惑不已：这“裸账”究竟怎么啦？

失序的关键是权力失控

应当看到的是，类似的现象已经不是发生在个别的环节和地方，这种社会失序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在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的今天，这是一件需要我们必须加以警觉的事情。

社会的失序，首先是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失范：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腐败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腐败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在日常生活领域中，这种社会失序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学校的教师和领导用学生来敛财，医护人员靠病人来致富，垄断企业在一片骂声获取垄断利润；假冒伪劣产品盛行，坑蒙拐骗泛滥，食品造假使得食品安全的问题日益突出；摔倒的老人无人敢扶，受到残害的儿童被利用作为乞讨的工具。由此，社会形成一个怪圈，正如有人所说的：教师们拿着学生上缴的钱，出门后却又要送到医院和电信等部门去挨宰，垄断部门员工不得不花大价钱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医院和学校。生产者把超标或有毒的产品卖到市场，拿换回的钱来去供养官员和教师医生。而贪官和老板则用巨额财富来挥霍，实际上吃到嘴里的却是不干净的食物，还有被污染了的水和空气。前些年有人说，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最近又有人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在撕裂。据说，北大的一个领导说过这么一句话，当一个社会连和尚与老师都在堕落的时候，那这个社会就已经烂透了。

一般地说，社会失序的现象都是发生在社会的转型期，原有的规范或规则失效，社会秩序出现混乱。但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秩序的混乱还可以这样解释的话，对今天的社会失序进行如此解释则有点简单化了。

社会失序最核心的是权力的失控。说起来有点矛盾的是，权力的扩张与失控是两个并行的过程。在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尽管我们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权力仍然是我们社会的中枢。这种趋势出现的根本原因来自一种更深刻的背景，这就是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复杂化的挑战。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城市化过程的加快，使得今天经济社会生活在日益复杂化。这种复杂化的经济社会生活，客观上要求一种更有效的治理能力。在既缺少自主的社会又缺少自主的市场的情境下，对更强治理能力的现实需求很容易直接被转换为对更强大权力的呼唤，人们期望用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力来应对所有这一切。

权力的强化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而且从短期和表面来看，似乎要更为有效，更为得心应手。但权力的强化却独独不能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权力本身的失控。

吴思先生曾提出潜规则的概念，最近吴钩先生又提出隐权力的概念，他用这个词来揭示历史上官僚体制下权力的隐秘运作。其实，无论是潜规则也好，隐权力也好，表明的都是正式权力规则的失效。结果就是权力的失控。这里所说的权力失控是指，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权力的失控可以用一种似乎矛盾的现象表现出来。一方面，权力霸道专横，恣意妄为。另一个方面，整个体制的权力和权威基础受到削弱。前几年就有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权力的失控同时也意味着一些部门的官员实际上不是在对这个体制负责，而是用伤害整个体制的办法来获得上级的欢心，用表面维护体制实际损害体制的方式为自己谋取利益。这种现象对体制会造成深深的损伤。这种损伤的两个致命之处，一个是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一个是道德优势受到损害。结果是为一个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机制到时候无法发挥作用。这次的钱云会案件就是一个例子。有人说，乐清事件已经收尾了，但乐清事件的真相可能永远烂尾。最坏的结果是一个没有真相的结局。不是说事情本身没有真相，而是说没有一个被社会认可的真相。更进一步说，我们这个社会在失去真相让人们认可的能力。

就社会的角度而言，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在权力肆无忌惮的地方，权力吞噬了理和法，无理可讲，无法可依，成为一种远非个别的感受。所以在谈到加强社会管理的时候，有人说，社会管理首先是应当将权力管起来。如果权力不能受到有效监督，社会失序的趋势是无法得到有效遏制的。当一个社会公平正义不能得到有效维护的时候，就导致一种双面的结果。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增加，一方面是犬儒主义的盛行和是非与道德感的泯灭。近些年来，我国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根据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已由一万起增加到六万起，参与人数亦增加到307

望东方周刊》访谈时透露，从2006年到2010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有人据此推算，2010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18万起。上海交通大学《2010中国危机管理年度报告》

则显示，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有72宗，即平均五天便发生一宗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

在一般民众中，则是犬儒主义心态的形成。犬儒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对改变不公平状况的绝望，于是只能承认现实，然后再在冷嘲热讽之中认可不公和不义之事。圆滑和韵于世故被看作是成熟的表现，为公平正义进行的抗争则被视为幼稚。这种犬儒主义，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为罩住中国改革的魔障。有人经常说，改革现在已经改不下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丧失了面对和改变社会不公的勇气。

社会失序中的非制度化生存

近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社会中的许多人，包括受到人们羡慕的公务员，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去年底《人民论坛》杂志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近半数党政干部受访者自称“弱势群体”。而有这种感觉的，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受访者达55.4%。而“京报调查”则表明，认为自己处在“非常弱势”位置的占18.8%，认为自己处在“一般弱势”位置的占61.9%，整体上有八成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只有 12.2%的人将票投给了“一点也不弱势”。

在这个现象背后的，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社会结构的断裂，二是在一个失序社会中人们的非制度化生存状态。

早在本世纪初，笔者就曾提出断裂社会的概念，以警示我们社会中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危险趋势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中，大体沿着上层与下层、贫与富、城与乡的脉络，在形成一条主要断裂带。在断裂带两端的，是社会的分歧、对立和断裂。当前中国社会中的一些矛盾和对立，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的。“仇富”与“嫌贫”意味着精英和民众之间的裂痕已经大大的加深。前些年我就曾分析过这样的现象：在网络上，人们可以看到对精英的奚落和羞辱越来越多，而精英本身似乎也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无关的时候；当有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也可以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这种断裂的社会结构反映在行动的层面上，就是上层寡头化与下层民粹化的趋势。这样的结构性背景，无疑为理性地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增加了难度

其实，在一个失序的社会中，无论是社会的下层还是上层，甚至就是企业等行动者，都往往是生存在一种非制度化的状态。

前面说到的河南高速天价收费案，形象地表明一个行业的非制度化生存状态。一名农民，两辆挂假军车牌照营运的大货车，8个月2361次免费通行高速公路，偷逃过路费368万余元人民币，而其利润才只有相对少得可怜的20万元。据报道，在8个月的偷逃过路费期间，如果正常缴费，需缴纳90万元；而如果要保证有利润，就得超载，而超载又面临高额罚款，在其368万元涉案金额中，仅罚款就达278万元。这意味着，在这样的环境中守法经营的可

能性是不存在的。这样的状况，不仅仅在运输业存在，在其他的行业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比如乳品业，三聚氰胺事件几乎摧毁了中国的乳品业，而最近发生的皮革奶又给乳品业雪上加霜。问题是在于，这是否仅仅是一个道德或监管的问题，道德和监管的因素自然是不可否认的，但在其背后，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产业的生存状态。当时的报道就表明，在这样的一个产业生态中，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其他经营者那样使用三聚氰胺，要么亏损倒闭。而最近家乐福和沃尔玛两大跨国零售巨头因涉嫌欺诈受罚的事件，更说明，在一个生态已经恶化的环境中，一个在其他环境中奉公守法的企业也会“变坏”。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有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两大商业巨头的发展史表明，价格欺诈并非其成功范式的组成部分。那么，何以在中国敢于这样做？什么样的激励造成了现代版的“橘生淮北则为枳”？答案是，与业界生态有着直接关系。

在一个失序的社会中，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社会的下层或弱势群体，其实也包括社会中的其他人，甚至包括社会的上层。前面所说的现在许多人都自认为是弱势群体，就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现象。在公务员考试中，常常有几百甚至几千人竞争一个名额，但就是在这样一种让人艳羡的职业中，却又有相当一部分人却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现象斥之为得了便宜卖了乖。这里有很值得人们玩味的内容。去年，社会中议论纷纷的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第三次移民潮。有人认为，当下发生的向海外移民的浪潮是中国历史上第三大移民潮，此前的两次分别是1644年前后和19世纪中后期的移民潮。2010年6月10日，《环球》杂志与新浪网联合进行调查，截至11日19时，7000余名受调查者中有移民意向的高达88.2%。汇丰银行的一份调查显示，月收入在1.2万元以上或流动资产在50万元以上的中国内地富裕人群中，60%在未来十年有移民计划，移民目的国（或地区）前四位为：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加拿大。而且还有调查表明，在最近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移民的动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移民第一位的动机是子女的教育，而在去年，移民的第一位的动机已经变成了安全。这里所说的安全，我认为可能不仅仅是指人身的安全（如去年发生的杀害儿童事件所造成的影响），可能还包括财产的安全，甚至包括更虚一点的对于未来的可预期性等。

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社会失序是对中国社会的一个严峻挑战。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有效应对社会失序问题的挑战，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当意识到并正视这种挑战，选择正确的思路来应对这种挑战。

有人认为，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形成的问题，发展中形成的问题应当用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这是这些年来不断被人们重复的逻辑。从理论上来说，这当然是不错的，发展的成果可以成为缓解这些问题的资源。但是要看到，发展与社会失序的缓解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而上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其中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有的还是由于发展造成的。特别是要看到，近些年来，我们的发展方式始终转不过来，这样的发展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倒会促使问题的恶化。因此，解决社会失序的问题需要一些新的思路。

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我曾经讲到这样一个问题，即第二次转型的挫折与对发展的质疑。在这个概念之下，我要说的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们的社会要立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才能让我们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曾经实现了一次成功的转型，当时是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社会是立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是意识形态。我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我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这就是一切的理由。所以那个时候人们相信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是这样一个基础在文革时期已经耗掉了。这时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一次转换，要从意识形态这样一个基础转到绩效这样一个基础。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应当说，这一次的转型非常成功，它使得我们快速发展了三十年，也奠定了这一段相对和谐稳定的基础。

但是这样一个新的基础在九十年代后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受到一部分人的质疑。比如，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形成的失业下岗人员会提出来，你经济是发展了，但跟我有什么关系?社会中下层弱势群体也会提出类似的问题。这说明，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将社会的基础完全建立在绩效和发展上已经不够了。当然这绝不是说不要发展了，而是说仅有发展不够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开始出现。这实际上是表明，这个时候我们面临着又一次转型，需要将我们这个社会立基的基础由绩效转到绩效加公平正义上来。应当说，中央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新理念，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的经济有一个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能够实现基本的公平正义，我们这个社会才会有一个新的稳固的基础。但是问题是这次转型的阻力太大，更为困难。我们知道，第一次转型的主要阻力是旧的意识形态，这样的阻力实际上是比较容易克服的，而且可以说在文革后期，整个社会就此有了基本的共识。但是第二次转型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这次遇到的不是意识形态的阻力，而是更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这次遇到的阻力太大。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在第二次转型中解决的那些问题，比如说民主制度的推进、法制的建设、对于权力的制约、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公平正义如何得到维护、社会当中的规则和秩序如何建立等等这样的问题，推进就相当艰难。包括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困难，真正的原因其实也在这里。

在第二种基础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我们就只能继续依赖第一种基础。为什么都说要转变过去传统的发展模式，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是片面追求 GDP？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发展已经开始陷入走火入魔的状态，大拆大建，拆了城市拆农村？为什么一些地方还是不顾经济效益地盲目上大项目？原因就在于此。这就好比一桌人吃饭，本来就很饿了，但现只有凉菜上来了，热菜始终上不来，人们就只能使劲吃凉菜，甚至拍黄瓜里面一点汤都喝了。所以我们的发展为什么会偏离，现在人们对发展的质疑，就是因为我们转型还未成功。

面对社会失序，单纯的维稳也是不能奏效的。社会稳定当然是需要的，但是要看到，面对社会失序的时候，仅有维稳是不够的。而且，我们要看到，当我们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目标的时候，很可能会造成一种倾向，即将为解决社会失序所必需的变革作为可能会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而束之高阁。

在两三年前，我们就提出一个提法，叫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以美国为例，其走到今天，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与社会进步的过程直接有关的。具体来说，有三件事情对于美国的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二是罗斯福新政第二阶段所进行的社会变革；三是上个世纪60年代发动的建设伟大社会运动。在经济快速发展了30年，而社会中存在明显失序趋势的今天，我们也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这种社会进步运动的根本目标，是建立起能够确保公平正义的机制和制度安排，在这个前提下，规则和秩序才有可能形成，社会失序的问题才可以真正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