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新趋向及其理性反思_以乌坎事件为例_梁惟

件还是有帮助的。因为至今尚无任何声音质疑境外 媒体在乌坎事件上的报道。而且在以上报道中至少 有一个事实可以得到确证：在乌坎事件高潮之时的 12月10日，在粤东与汕尾市毗邻的汕头市确实发生 了一起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该市潮阳区海门镇 “部分群众因担心正在做前期论证工作的华电发电 项目对环境造成污染，受一小部分人蛊惑，几百 名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到海门镇政府，并于中午 12时左右到深汕高速公路海门出入口聚集，堵塞 车辆通行，造成深汕高速公路海门路段一度堵 塞” 。 [6] 可以初步推理，海门事件是受到了乌坎事 件的影响和示范，在客观上起到了与之相呼应的 效果。
而在乌坎事件中，村民与外界之间体现出一定 的串联与互动现象。这可以从事件升级之前汕尾市 人民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中得到说明。该市市委书记 在新闻发布会中认为“事件被村内外一些别有用心 的人所炒作、利用、煽动”，而且他特别强调“有 境外势力对事件推波助澜，致使本已平息的事件又 趋于严重，改变了事件的性质”[2]。在广东省工作 组进村的前一天，组长朱明国同样向外界传递出这 样的信号：林祖銮、杨色茂等组织者“死心塌地为 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必当追究”[4]。相关领导的 讲话并非是凭空捏造的谎言。究竟乌坎事件被哪些 “村内外别有用心的人所炒作、利用、煽动”？又 被哪些“境外势力”所推波助澜？答案在境外媒体 中可以找到不少。据维基百科网站所收集的媒体报 道：“广州一部分人进行了声援乌坎村民的集会， 18日在广东省省会广州市发起示威活动，大约有 12人在广州市内的广场上发放传单……广东省其他 城市以及香港澳门等地也有市民自发上街声援乌坎 村村民。有媒体称乌坎事件已经形成示范效应，开 始蔓延到整个粤东，陆丰龙头村星期日有村民示 威，多个毗邻乌坎的农村也酝酿维权抗争”[5]。虽 然境外媒体的可信度不一定很高，但对管窥乌坎事 72
此外，乌坎事件还体现出紧密依靠互联网、境 外媒体等新趋向。
四、理性看待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新趋向 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上述新趋向主要有两方面
的原因。一是地方政府和官员方面的原因。乌坎事 件发生的根源在于村民的利益受到侵犯，“基层党 委政府在群众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失误”[9]。它的 发生是当前一些地方基层党群关系紧张的真实反 映，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宗旨意识丧失、滥用职权、 以权谋私，重大问题决策搞“家长制”和“一言 堂”。而当民众因利益受侵犯而上访反映问题时， 相关部门往往采取拖、堵、捂、推的办法来回避矛 盾或者掩盖矛盾，甚至对待群众采取简单粗暴的态 度，导致矛盾越积越大，最终激化升级并酿成群体 性事件。出现群体性事件时，他们又采取饮鸠止喝 的处置办法：只要能快速平息事件，政府埋单，要 钱给钱，要人放人，把法律条文、法律程序置之度 外，只求“尽快灭火”。这样的“灭火”无异于饮 鸠止渴，它会导致民众形成“政府是一等权威，法 院是二等权威”的观念，形成“大闹大解决，小闹 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惯性思维。于是当遇到利 益纠纷时，民众就趋向于组织起来、串联起来，把 事情闹得影响更大，以期望更高层的领导作出批 示，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此外，村民游行示威时所打的大量有考究的、 涉及政治经济方面的横幅，以及张贴的各式各样的 标语，都反映出乌坎事件与以往群体事件有所不 同。它具有明显的组织性。
二、由一地的矛盾冲突趋向于多地的串联与 互动
以往群体性事件往往只是发生在一个城镇 （市）之内的矛盾冲突，较少有其它区域的民众参 与进来。比如，乌坎事件之前的云南孟连事件、贵 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和湖北石首事件等我国 四大标本式的群体性事件，由它们所引发的矛盾冲 突只在一城（地）之内，并没有牵涉到其它地方， 更没有与其它地方有串联、呼应之行为。具体来分 析孟连事件：冲突的一方是胶农，另一方是橡胶公 司，胶农与橡胶公司因经济利益发生冲突与打斗。 后来警方介入，胶农进而与警方发生严重的冲突， 并造成两名胶农中弹身亡，数十人受伤。整个事件 都没有出现其他地方民众参与进来的现象。作为冲 突的一方，胶农也没有与外界进行串联和寻求呼应 之行为。
虽然乌坎事件发生的根源还是经济利益，民众 主要是提出经济利益上的诉求，但他们也明确地提 出了一些政治上的诉求。事件的起因是村民不满大 量的土地被村干部盗卖，到政府上访要求归还属于 自己的土地。但村民在提出他们的经济诉求的同 时，还明确提出政治上的诉求。他们一开始就认为 村里的村委会选举存在问题，矛头直指村支书和村 委会主任，并打出“打倒贪官”、“还我民主选 举”、“反对独裁”等标语上街游行。在省工作组 进驻后，村代表坚持认为原村“两委”干部选举存 在问题，提出“希望省工作组能够让他们公开公平 公正地投票选举村‘两委’，查处涉及违法违纪有 腐败行为的干部”，以及“释放被捕的三名村民代 表”[7]等政治上的诉求。值得注意的是，村民这些 经济和政治上的诉求后来大多得到了政府的认可。 在省工作组入驻之前，陆丰市政府就决定对原村党 支部书记薛昌、原村委会主任陈舜意实行“双 规”，并“冻结丰田畜产有限公司与碧桂园项目合 作事宜，此后将由政府主导进行规划，在征求大多 数村民同意后再调整其农用地性质进行开发，并将 所得利益依法依规处理” 。 [8] 省工作组入驻调查 后，认为“村民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基层党 委政府在群众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失误”[9]。再后 来，“经深入调查取证，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和省 的法规政策，对乌坎村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作出 整体无效认定，尽快组织开展村委会重新选举工 作”[10]，被捕的村民代表也被释放了回来。
三、由单纯泄愤型或经济诉求型趋向于经济政 治复合诉求型
以往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大多出于泄愤或者出 于经济方面的诉求，几乎不涉及政治方面的诉求。 先于乌坎事件3个月发生的增城事件就是泄愤型群 体性事件的典型代表。该事件缘于一名四川籍孕妇 占街摆地摊、阻塞通道，并因此与治保人员发生争 执和肢体接触，导致孕妇倒地。事后，该孕妇和丈 夫同意了政府的调解，并愿意由救护车送到医院接 受检查。但现场聚集的数百名无关人员起哄并坚决 阻挠孕妇上车，并有部分不法分子向在现场做工作 的政府工作人员、警察和警车投掷石块、玻璃瓶等 杂物，并袭击了当地的派出所。事件在当天深夜得 到了初步平息，但在第二天，现场又聚集了数百名 人员，加上围观群众超过千人。不法分子不仅袭击 了警察、派出所、警车，还损坏了现场的部分私人 车辆、银行柜员机等。事件中那些不法分子绝大多 数与事件并无直接关联，他们来自天南地北，很多 人彼此之间并不认识，他们参与其中只是为了发泄 心中不满——对现实的不满、对生活的不满或者对 工作的不满，但他们的不满与事件本身显然并无直 接联系。当前，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大多属于像增城 事件的“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 突”，也是属于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并没有 明确的利益诉求，无论是经济利益诉求还是政治利 益诉求。之前的不少群体性事件都具有这些典型特 性。这些事件具有明显的偶发性，参与人员属于一 种偶合人群，些新趋向。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乌坎；新趋向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3-0071-04
2012 年第 3 期
2011年下半年发生于广东省陆丰市的乌坎事件 无论在规模、影响，还是在持续时间上都达到了我 国群体性事件新的高度，而且呈现出一些与以往群 体性事件不同的新趋向。探究这些新趋向对于我们 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由自发松散型趋向于组织严密型 我国以往的群体性事件大多属于自发松散型。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呈现 快速上升之势，其中较大部分表现为一种“非阶层 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它们往往起源 于偶发事件，接着是众多与此无关者加入进来，期 间没有明显的组织者，没有呈现出组织纪律性。比 如2008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事件缘于一中学女生跳 水自杀，家属不服公安机关的死亡鉴定而上街游 行，众多与此无关者加入并推动事态发展，进而冲 击党政机关。事件造成“县委、县政府、县公安 局 、 县 民 政 局 、 县 财 政 局 等 被 烧 毁 办 公 室 160多 间，被烧毁警车等交通工具42辆，不同程度受伤 150余 人 ， 造 成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1600多 万 元 ” 。 [1] 2009年的湖北石首事件，2010年的“昆明城管打下 跪老太，民众怒烧警车”、“马鞍山局长打人，万 人群体抗暴”，2011年的广东增城事件等群体性事 件都具有明显的自发松散性。以往的群体性事件也 有小部分属于“有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但它 们绝大多数仍属于自发松散型。比如2008年的甘肃 陇南事件和云南孟连事件，虽然参与这两起群体性 事件的民众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但他们当中并没
收稿日期：2012-02-28 作者简介：梁惟（1974-），男，广西博白人，中共贺州市委党校讲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李营歌（1982-），
女，河南平顶山人，中共贺州市委党校讲师，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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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政治发展
NO.3 2012
非一群乌合之众，而是具有一定组织纪律性并在村 中具有较高号召力的组织。
孟连事件是经济诉求型群体性事件的典型代 表。该事件发生的根源在于胶农与橡胶企业存在的 经济利益纠纷。孟连县的橡胶产业采用“公司+基
JOURNAL OF CHONGQING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政治发展
2012 年第 3 期
地+农户”模式发展起来，胶农按协议价格把胶乳 卖给橡胶公司。当橡胶的市场价格大幅攀升之后， 橡胶企业没有跟进提高橡胶的收购价格，导致胶农 不再愿意卖橡胶给企业，而自行卖给价高的收购 者，从而引发双方的矛盾冲突，并进而与执法的警 察发生打斗。在整个孟连事件中，胶农只是为提高 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斗争，他们并没有提出政治上的 任何要求。陇南事件、2010年的因征地拆迁引发的 广西苍梧事件等都属于这种纯经济诉求型的群体性 事件。近些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 进，大量的征地拆迁引发了很多民众集体维权的群 体性事件，但它们大多只是经济上的诉求，几乎不 涉及政治诉求。
有出现明显的骨干分子，民众并没有被组织起来， 他们在这两起事件中只是闻风而动、随众而行。
乌坎事件具有明显的组织性。乌坎事件的发生 并非偶然。在长达三个月的事件中，村民推选出杨 色茂、林祖銮等13位在村中享有较高声望的村民组 成了“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代表村民向 政府提出诉求，并组织召开村民大会、上访游行、 维护村内治安与秩序，以及组织捐款医治事件中的 受伤村民等活动，还成立了“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 会”，把妇女也组织起来，声援村民代表的工作。 在每次上访游行之前，“临时代表理事会”会在互 联网上帖出游行的时间并呼吁中外记者前来采访的 公告。在2011年12月9日汕尾市人民政府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有关领导在对乌坎事件进行通报时表 示将“加紧推进取缔‘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 会’和‘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非法组织的工 作”[2]。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村民的聚散进退都受 到指挥者和骨干人员的操控，行动统一，其组织程 度已具较高水平。后来在乌坎事件发酵升级、省工 作组进驻后，广东省委副书记、乌坎事件省工作组 组长朱明国与村民代表会面时达成的协议之一就是 承认“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的合法身份。 再后来，与工作组进行协商的还是林祖銮、杨色茂 等“临时代表理事会”成员，而且工作组还是依靠 林、杨等人开展说服村民的工作。事件平息后，林 祖銮在乌坎村“两委”重新选举中当选为党总支书 记和村委会主任，杨色茂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 。 [3] 这从侧面说明了“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决
政治发展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新趋向及其理性反思
——以乌坎事件为例
梁 惟，李营歌
（中共贺州市委党校，广西 贺州 542899）
摘要：乌坎事件体现出我国群体性事件由自发松散型趋向于组织严密型、由一地的矛盾冲突趋向于多地的
串联与互动、由单纯泄愤型或经济诉求型趋向于经济政治复合诉求型等新趋向。我们要理性看待和正确应对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