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新趋向及其理性反思_以乌坎事件为例_梁惟

毕业设计(舆情管控)

河南理工大学

本科毕业论文

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乌坎事件为例

院（系）：应急管理学院

专业名称：公共安全管理

年级班级： 2011级一班

学生姓名：罗衍铖

指导教师：金英淑

2015年6月4日

河南理工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

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乌坎事件为例

院系：应急管理学院

专业：公共安全管理

学生姓名：罗衍铖

学号： 311119020116

指导教师：金英淑

I 摘要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凸显，群体性事件频发，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为了使政府能够正确处置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本论文对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分析了政府在处置乌坎事件网络舆情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政府在汶川地震中正确处置网络舆情的方式，并对公众对网络舆情的态度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分析、对比两个案例，以及结合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政府主要在网络舆情萌芽阶段及网络舆情扩散阶段存在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处置不当的问题，即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政府封锁信息、政府与公众的信息沟通渠道缺乏、政府对网络舆情监管不到位以及政府缺乏专门处置网络舆情的机构。同时，总结出了提高政府正确处置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对策，即及时公开信息、严格监管网络舆情、扩展与公众进行沟通的途径、构建专门的网络舆情处置机构以及完善网络舆情处置法律法规。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问题；对策

风险社会背景下之预防行政——以乌坎事件为例

吴淑香;杨柳

【期刊名称】《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2(011)005

【摘要】以乌坎事件为切入点，行政机关在处理紧急状态时往往会采取一些预防手段。笔者主要从行政机关的这些预防性手段的合法性进行分析，阐述通过程序主义法律范式进行规制，以达到行政机关的这些预防性行为合法的目的。

【总页数】4页(P5-8)

【作者】吴淑香;杨柳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401120;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40112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3

【相关文献】

1.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征分析及其预防 [J], 陈丽维

2.依法行政、执法为民是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本质要求——对广东乌坎事件的反思 [J], 李华明;李莉

3.依法行政、执法为民是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本质要求——对广东乌坎事件的反思 [J], 李华明;李莉;

4.风险社会背景下农村突发性事件的风险叙事:暗喻、隐患与应对——以禽流感事件为例 [J], 郑红娥;武晋;李小云

5.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 [J], 张敏;汪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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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发生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给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和矛盾。这些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和对策备受关注。本文将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探讨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我们来分析一下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一方面，这些事件的性质多样化，有劳资纠纷、环境污染、土地征收、民生问题等多种类型。这些事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规模庞大、涉及面广、社会影响深远、持续时间长、表现形式多样化等。这些特点使得群体性事件变得复杂多变，处理起来也更为棘手。

我们需要了解造成这些群体性事件的成因。造成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是复杂多样的，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社会矛盾激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多，一些矛盾因素长期得不到解决，就容易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二是民众诉求得不到有效解决。在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上，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应对方式可能不够及时、有效，导致民众的诉求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从而激化了矛盾。

三是社会治理能力不足。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由于各种原因，社会治理能力不够强，往往不能有效地预防和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也容易助长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我们需要探讨针对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对策。这方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是深入分析问题，找出症结所在。对于每一个群体性事件，政府部门需要深入分析，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以便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二是健全社会矛盾调解机制。要加强社会矛盾的调解处理工作，建立健全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以减少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三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政府部门需要提高自身的社会治理能力，加强对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预测和干预能力，尽量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四是加强民生工作。在解决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更加关注民生问题，做好民生工作，满足民众的合理诉求。

#当代中国群体性冲突事件的法理思考(下)

当代中国群体性冲突事件的法理思考（下）

2、政府的缺位表现在：片面追求效率，忽略了公平，部分出台的社会政策过度不公，整体上忽视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照顾义务，财政支出直接投放到教育、医疗等方面比例过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供应严重不足，导致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基尼系数在2007年已经达到0.48，已经远远超过了主要的资本主义过家，甚至超过了一向被认为“贫富差距很大” 的基尼系数基本维持在0.41左右的美国。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成为人民群众的“新三座大山”，社会大众未能充分地从经济发展、GDP高速增长中享受到应当享受的利益。

由于一些垄断行业、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和经济利益过多地纠缠在一起，容易形成自身的利益，故在出台一些重大的、和国计民生有关的政策时，往往不能充分考虑民众的意愿，甚至部分政策逆民意而为。例如，举民众反映强烈的汽油价格来说，近年来，中国汽油价格一直处于不断上涨的态势，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国内的立即跟着上涨，名为“接轨”。可是，当国际石油价格下降时，国内的价格却并不“接轨”而下降;又如，当前民众苦于房价高腾久矣。一个基本的常识是：作为商品，房价起落属正常市场规律的作用，政府本不应对之过多操心。但是，由于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财政上过多依赖“卖地财政”，故不愿意房价下落，于是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房产“救市”政策。此举违反了行政伦理，严重伤害了民意，对社会道德、政府的公信力构成公然挑战。事实上，当前群体性事件之所以频发，当从此寻找深层次的根源。

四、厉行法治，走出传统中国“威权主义和黄宗羲定律”怪圈

当前，在中国发生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并未突破传统的“威权主义和黄宗羲定律” [16]的命题范围。在该命题下，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直在周期震荡中循环，每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每当社会文明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情绪的极端和暴戾以及社会矛盾和冲突也随之发展到顶点，然后马上来一次大的震荡，把几乎所有积累一扫而光，接着一切从头开始，从零甚至是从负数开始。 [17]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我们有理论上最先进的制度，有宪法、法律及完备的法律实施机构，但为什么会宪法、法律会空转?那种出了事后靠严惩个别腐败官员、然后组织官员进行政治学习等传统应对的方式实践证明效果有限。笔者认为，必须直面民意，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理性对待、积极回应各类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通过现代性的观念和制度变革，踏踏实实的厉行法治，才能使中国最终走出传统的“威权主义和黄宗羲定律”怪圈，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人民时评)

“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人民时评）

张铁

《人民日报》（ 2011年12月22日 09 版）

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

广东陆丰乌坎事件近日迎来转机。以广东省委副书记为组长、包括数名厅级干部的省工作组21日进驻陆丰，倾听民众诉求。省委书记“必须直面和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批示，工作组“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的真诚表态，让一度情绪激烈的当地村民趋于平和。

从乌坎事件来看，村民的诉求点在利益，转折点也在利益。今年9月以来，部分村民之所以频频上访，源于对村干部处置土地、财务、换届等问题的不满。如果能及时抓住利益诉求点，事发前认真倾听、公正评判、果断解决，就不会小事拖大、层层升级，演变成群体性冲突，乌坎事件也就会呈现不同走向。如今的峰回路转，正在于省工作组充分肯定“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这表明，在面对具体矛盾冲突时，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在不断前行中不可避免地积累了一些矛盾，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冲突显性化。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经济发展快，开放程度高，社会转型快，流动人口多，社会管理压力大，社会矛盾早发多发，出现的问题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警示性。直接诱发乌坎事件的土地问题，在全国其他地方也不鲜见，这些问题交织着个别利益和公共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使“偶然性”冲突背后存在着“必然性”动因。

有利益博弈并不可怕。有了这样的博弈，才能更好地平衡利益、协调关系，让整个社会处于动态稳定之中。群众固然不能“有诉求就过激，一过激就违法”，再合理的诉求也要在法律框架下解决，基层政府也不能把本属正常的诉求表达，用“堵”和“压”使之演变成过激对抗。在乌坎事件中，基层政府最初失误正在于，没有正视村民合理的利益诉求，让理性的上访升级为过激的行动。省工作组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坚定承诺，化解了激烈的情绪，为问题的彻底解决，为当地的稳定和谐，创造了基本条件。这种有错即纠的政治勇气，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宗旨：对群众利益负责，就是对党的事业负责。

中国群体事件

未知驱动探索，专注成就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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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群体事件

引言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其社会结构和群体关系相对复杂。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群体事件时有发生。群体事件是指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以共同的目标或诉求，通过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意见或抗议的行为。这些事件可能涉及社会和经济问题，也可能与政府政策或社会不公等有关。本文将探讨中国群体事件的背景、原因以及对社会和政府的影响。

背景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状况不均衡，社会利益的分配不公平是中国群体事件形成的主要背景之一。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贫富分化等问题引发了许多群体事件。另外，中国的政府体制和行政手段也会导致群体事件的发生。政府的不透明和不公正行为，以及对群体表达诉求的压制，也可能成为群体事件的诱因。

原因

1. 社会不公：社会不公是引发群体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社会结构造成了较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衡。许多群体事件是因为一些社会群体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或被剥夺，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而组织起来。

2. 政府政策问题：政府的政策决策和执行不当也是引发群体事件的原因。当政策对一部分群体造成不利影响时，他们可能会集体行动来表达对政策的不未知驱动探索，专注成就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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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和抗议。一些政府的错误决策甚至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群体事件，对社会稳定产生直接威胁。

3. 反腐败抗议：腐败是中国社会的一大顽疾，也是民众最为关注和抗议的问题之一。中国群体事件中的一部分是因为民众对腐败问题的不满而举起了抗议的声音。这些事件通常与官员的贪污行为和不公正的权力运作有关。

影响

群体事件对中国社会和政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社会稳定：群体事件的发生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当一部分人的诉求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时，他们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动，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动荡。

2. 政府形象：群体事件对政府的形象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当政府不能及时回应和解决群体诉求时，容易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进而对政府的执政合法性产生质疑。

从乌坎事件谈政府危机管理创新

从“乌坎事件”谈政府危机管理的创新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近年来，处于急速转型期的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给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这些群体性事件中，又以去年的“乌坎事件”最具代表性，它突出的暴露了转型期中国的一系列问题，它的处理结果显示出一种新的解决此类问题的思维模式。探讨“乌坎事件”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后一段时间政府处理同类型的危机，将有着重要和积极的借鉴意义。

案例梗概

乌坎，广东省的一个小小村庄，在去年却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尤其在行政管理学界，一时间都在谈论乌坎。这一切都源于乌坎发生了一起群体性事件，称之为“乌坎事件”。该事件发生于2011年9月下旬，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村民因土地的征地赔偿、村财务、村干部换届等问题引发不满，进而到陆丰市政府上访，在上访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效果后，村民进行了游行示威，期间暴发了部分冲突；事态在12月初，因一名维权村民死于看守所而出现了更大的变动，并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

在事情发生初期，当局各级政府依旧以一种依靠高压处理社会突发事件的方式，派出了大量警察对村民进行管制，期间还暴发了冲突，逮捕了一些带头游行的村民。在十二月份后，面对持续恶化的形势，广东省委及时调整了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派出了工作组进入乌坎，工作组在省委副书记的带领下，和村民开展了建设性的对话，给村民做出了五项基本承诺，最终使乌坎村民维权行动得以和平解决。

案例正文

2011年9月21日三四千人手持横幅前往开发地块、村内存在土地争议的企业、村委会以及市政府游行请愿，一度封堵公路，当天政府没有表态； 22日上午百多名汕尾武警特警进驻当地武力驱散正在集会的市民包括妇女儿童，10多人受伤其中有两个儿童被打重伤急救，随后矛盾激化当地人围攻派出所与市政府，投掷石块和推翻警车有10多名警察受伤，当地香港人物业亦遭破坏，警方施放水炮驱散，并拘留4人； 23日早上当地人再度聚集聚集派出所外，促交代征地赔偿，要求当局释放3名被捕村民，及交代征地赔偿问题。同日隔壁的龙头村也发起同样的抗议事件，千名村民拆毁围墙夺回自己农地； 24日由乌坎村全体村民推选的13位代表与陆丰市和东海镇多次沟通并向政府提出3项诉求：查清乌坎村改革开放以来土地买卖情况；查清村委换届选举情况；公开村务、财务。陆丰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邱晋雄代表市委市政府作了答复：市、镇两级将组成强有力工作组进驻乌坎村，调查核实村民代表提出的问题；工作组于9月26号进入乌坎村，每7天公布一次工作进展；乌坎村"两委"干部要全力配合市工作组开展工作，村民代表参与监督。此外，邱晋雄还要求村民代表配合政府做好工作，以及村民绝对不能组织过激行为等。村民代表对以上答复表示满意。

如何看待和处理群体性事件

在现代社会中，群体性事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这些事件通常是由多个人在一起行动或反应而产生的，如抗议、暴力骚乱、游行等。一个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可以导致很多不利的后果，如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社会秩序混乱等。因此，如何看待和处理群体性事件成为了社会管理和治理中的重要课题。

在面对群体性事件时，我们需要采取一种冷静、理性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问题。我们不能盲目地反对或支持群体行动，而是应该对事件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找到事件背后的社会、政治原因，并寻求解决方案。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灵活性，因为群体事件通常情况下都是具有分化、变化和复杂性的，可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理位置和不同的对象之间存在差异。因此，我们需要遵循原则，同时保持实际应用中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1. 加强社会管理和监管。对于一些具有潜在风险的事件，我们需要采取积极的可控措施，包括在人群多的公共场所加强警力配备、尽可能保障游行、集会、示威等的安全性和组织有序性。同时，对那些明显违法犯罪的群体行为，需要通过法律管束予以处理。 2. 提高政府的意识和责任。政府需要认真倾听民意，尽量避免对某一问题的漠视和忽略。当然，政府在制定政策和施政方案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公民的利益和意见。

3. 建立有效的社会统筹机制。社会应该建立起一整套有章可循的机制来应对不同的群体事件，包括预警、应急响应、协调、宣传等各个方面的职能。不仅如此，社会各界要积极参与其中，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和表达自己的权益诉求和社会期望。

4. 推动民间组织和参与。民间组织是通过自发性行动来表达民意的重要机制，政府应该鼓励、支持并规范这些组织的活动。同时，群众更应该积极地行动起来，关注手中的权利和义务，尤其是对某些在法律上存在漏洞的事情，群众们可以组织起来进行有序的声讨和维权。

最后，我们必须承认，处理群体性事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需要注意全局，更需要时刻与情况相匹配并保持有效的反应。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需要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些情况，保持平和、务实和果敢的态度，以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挑战。

“后乌坎”时代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思与辨

民主构想与治理期待是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双重使命。广东乌坎村事件再次引发了村民自治时代民主选举与社会治理的深入研究。以2012年3月乌坎村民主选举为分水岭，“前乌坎”时代偏向民主选举，“后乌坎”偏重于农村的社会治理。通过对“乡土精英治理模式”的分析，认为农村基层社会宜采用民主框架下的威权治理。

标签：“后乌坎”时代；社会治理；乡土精英；威权治理

一、“前乌坎”时代

2011年9月，广东陆丰市乌坎村爆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2011年12月，当地政府官员派代表与村民代表临时理事会谈判，事件转向和平发展。2012年3月，乌坎完成了新一届村委选举，村民自治再次实现。然而在“民主”胜利后，乌坎村社回到原本矛盾交织的境地，村落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在利益分化、发展观念经济至上的价值重塑时代，村民自治面临“微失控”。村民自治与农村治理是一个问题的两个角度，村民自治从一出生就承载着强烈的治理期待与美好的民主构想这双重政治使命，面临着民主追求的探索与农村治理转型的双重寄望。

二、“后乌坎”时代

2012年3月4日，在政府及媒体的监督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选举法》，乌坎村村民如愿地选举产生了乌坎村第五届村委会，乌坎村进入村民自治的新阶段。然而，民主之后呢？村民长远的民主期待和最现实的农村治理被割裂。在“民主”胜利后，乌坎的村社回到原本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各个宗族各种势力各种组织利益诉求不同，利益分化严重。在乌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当前广大农村地区已经初步实现了村民自治的民主面貌，民主选举、村民自治、村务自主等观念已深入民心。与此同时，农村地区面临着农村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与村民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等问题，学界开始反思并探讨农村基层的社会治理的适度空间，寻求更为有效的农村治理方法和模式。

三、村民自治视野下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困境

广东乌坎事件的启示

王秀娟李睿　

（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山西太原０３００１２）　

摘要：我国正在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多年累积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已经开始逐步凸　

显出来，去年在广东连续发生的多起影响深远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一些新趋势，给我们社会管理敲响　

了警钟，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对基层政府管理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　

必须反思总结，通过剖析乌坎事件，增强社会管理改革的紧迫性。　

关键词：乌坎事件；权益；群体性事件；启示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８４３１（２０１２）０４—００３５—０２　

一、广东“乌坎事件”的演变过程　

乌坎村位于广东汕尾市陆丰东海镇，毗邻乌坎港　

为边陲渔村，富甲一方，号称“汕尾第一村”。曾先后两　

次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光荣称号，并被评为　

“全国文明村镇建设先进单位”。　

１．矛盾暴露阶段——－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１日上午，乌坎　

村４００多名村民因土地问题、财务问题、选举问题对村　

干部不满，到陆丰市政府上访，下午和第二天，一些村　民发生打砸行为，官民、警民之间开始了“拉锯战”。　

２．矛盾激化阶段——＿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１日，４００名左　右村民再次上访，打出“打倒贪官”，“还我耕地”等标　

语。当天下午及第二天发生几次数百人在村内聚集活　

动。ｉ１月２４日，村民薛锦波、张建成、洪锐潮、庄烈宏　等，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和妨碍公务罪被警方拘　

捕。１１月２７日，村民设立路障防止警方进人，而警方　

则封锁了该村，双方形成对峙局面。１２月１１日，被羁　

押在汕尾市看守所的薛锦波突然死亡，围绕死因与尸　

体，官民矛盾激化。　

３．事态缓和阶段——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１日，广东省　

委副书记朱明国带工作组进驻乌坎，将原来定性的乌　

坎事件为境外势力干扰修改为村内利益纠纷。乌坎的　村民维权行动开始走上和解之路。　

４．问题初步解决阶段一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８至２０１２　

年３月４日，广东省工作组在乌坎村召开群众通报会，　承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时间表。对乌坎村第五届村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