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建筑史笔记上

第一章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一节概说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中国建筑与古代埃及建筑、古代西亚建筑、古代印度建筑、古代爱琴海建筑、古代美洲建筑共为世界六支原生的古老建筑体系。与其它古代文明相比，东方的古代中国地理位置独特，这里或为大洋所隔；或漫长的陆地、沙漠、高山所阻。这种特殊地理位置加上众多的人口，使中国古代文明一直没有遭受到外族人毁灭性的入侵。虽然也有改朝换代，但异己卡被驱逐；或被同化，以到于像佛教这种外来的世界性宗教也被加进了许多本地域、本民族的色彩，而趋向本土化。外来影响和冲击的减弱，必然带来内部发展的迟缓和衰落，甚至固步自封，所有这一切是导致中国古代建筑一脉相承、延续而缓慢发展的外因。

中国古老建筑的主体——木构架建筑体系，在汉代已经基本形成，到了唐代已经达到成熟阶段，在世界建筑史上是一支历史悠久、体系独特、分布地域广阔、遗产十分丰富、延绵不断，一直持续发展完整演变，并经历了古代全过程的重要建筑体系。中国木构架建筑也是中国古而灿烂的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身鲜明的形式特征，在世界建筑体系中别具一格，它不仅迥异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建筑体系，也曾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节中国古代木构架的优势与缺陷

一、中国古代木构架的优势

1、材料来源广泛

2、木构架的抗震性能优异，适应性强

3、高度定型化、便于施工

4、便于加工和运输

5、利于迁移和维修

二、中国古代木构架的缺陷

1、大型材料逐渐减少

2、容易遭受自然和人为的侵袭

3、受材料和结构所限难以建造大型建筑

4、建筑的维护成本较高

5、大量木材的使用对环境带来很多影响

第三节中国古代木构架的结构特点

中国古代木构架的结构体系到东汉时期已明确形成抬梁式和穿斗式两种基本形式。南方许多地区经常采用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形式，底层人员活动多，需要较大的空间，所以使用抬梁式的结构形式，上面阁楼空间用于住人和储物，则可以使用穿斗式的结构形式。

以屋架层、铺作层、柱网层的组合为特征的结构复杂的殿堂型构架在唐代非常盛行。与殿堂型构架平行发展的还有厅堂型构架。这种厅堂型在唐宋时期，等级上低于殿堂型，而整体构架的有机性、简洁性都优于殿堂型，因而成为当时先进的构架形式。

第四节中国古代要构架建筑的组成

一、台基

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立面构成的三人组成部分之一，台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殿堂中，台基所起的造型作用十分显著，宽大的台基增强了建筑造型的稳定感。台基最早是为了防水、防潮而起到抬高地面的作用，后来，台基逐渐演变成外观尺度和体现建筑等级制度的需要。

二、屋身

三、屋顶

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形式是非常丰富的，也是最能体现中国古代建筑形式特征的重要元素。中国古代建筑屋顶的独特做法和形象被誉为“盖世无比的奇异现象，”官式建筑的屋顶高度程式化，而且等级森严，园林建筑和民居建筑相对灵活一些。

第九章外来因素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影响

第一节概说

中国近代建筑史的时间断代是从19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逐渐开始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与英、美、法等“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相比，中国是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因此，当中国建筑处于近代发展时期时，西方建筑已经进入到近代后期和现代化前期。特别是1911年清王朝覆灭后，官方系统的建筑活动全面终止，千百年积淀起来的一脉相承的建筑传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突然中断，由此带来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近代建筑在一百余年的时间里，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初始期（1840~1900）

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建筑活动的早期阶段，新建筑无论在类型上、数量上、规模上都十分有限，但它标志着中国建筑开始突破封闭状态，迈开现代转型的初始步伐，通过西方近代建筑的被动输入和主动引进，酝酿着近代中国新建筑体系的形成。

二、繁荣期（1900~1937）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的侵华战争迫使清王朝彻底屈服，1901年清政府宣布变法，实行新政。至此，全面向西方学习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潮流和时尚，1901年至1911年间清政府的官方建筑全盘西化。新的政变革带动了新式建筑的需要，政府机构、学堂等官办建筑应运而生，引进西方建筑成为中国工商企业、宪政变革和城市生活的普遍需求。这样，中国已从早期对西方建筑的被动输入过渡到这时的主动吸纳。这种全社会深层次的转变极大地推动了上海、广州、武汉、北京、南京、天津等近代主流城市的迅速发展。20世纪20年代初期，我国赴欧美和日本留学的第一代建筑师相继回国。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在1923年设立建筑科，迈出了中国人创办建筑教育的第一步。

三、停滞期

1937年，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当时上海五千多家工厂就有两千多家工厂被炸毁。从1937年到1949年，中国陷入了持续12年之久的战争状态，城市和建筑的发展趋于停滞。

第五节日本建筑师在东北的建筑活动

1644年清军入关以后，清政府为保护所谓“龙兴之地”，便着手修筑东北的柳条边墙。柳条边依其建造年代又有“老边”和“新边”之分。顺治年间修筑的“老边”，北起辽宁威远堡边门，“一条向东南随山而行，修筑到鸭绿江边，另一条往西直向山海关。”今天残存于长春一带的柳条边，其修筑年代则是在康熙年间，又名“吉林新边”。按当年清政府的划分，“新边”以西为游牧地，东面就是满洲八旗的渔猎区。

1681年“新边”竣工以后，清政府严格规定：“在禁地内捕蛤蜊、抓水濑、采蜂蜜、挖人参，为首者枷两月，鞭一百。”正是清初的封禁政策，使关外的东北保持了原始的自然环境，这里树木繁茂，水草丰美，土地肥沃，当时民间就曾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来形容这里的自然风貌：“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1895年《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由此引起列强之间的矛盾，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在索取了重金赔偿之后，被迫退还辽东半岛。1896年中俄签订《中俄条约》，允许俄国从赤塔经黑吉两省修筑铁路，即中东铁路。1898年中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海域租给俄国，并同意修筑中东铁路通往旅大的南部支线。

随着中东铁路和南部支线的修建和通车，加剧了日俄之间的矛盾，终于在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1905年俄国战败，根据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日本获得长春以南的铁路干线和一切支路，以及该铁路线内所附属的一切权利和财产，长春成为南北铁路的交汇点。这样，长春、沈阳作为铁路附属地城市，大连作为租借地城市，其城市规划和建筑都被日本所控制。1932年以前，在东北的日本建筑师的设计风格主要以当时在日本流行的西方复古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样式为主，与上海、天津的同期建筑相比，这些建筑显得更细腻和精致，这一时期日本建筑师活动的重点区域在大连和沈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关东军的一手策划下，成立了伪满洲国，并“奠都”长春，后改名为“新京”，其后对长春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日本出于企图长期霸占中国东北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提出了以“满洲式”建筑为主体，来表现伪满洲国“新国家”与“五族和谐”的政治需求。由此出现了一种具有强烈殖民色彩的新建筑形式——“满洲式”建筑，这种在形式和内涵上都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政治意图的特殊建筑形式，虽然数量不多，但它却是这一时期长春近代建筑形式的主体。而其建筑形式的特征有别于同期任何其它建筑风格，有着明晰的发生、发展轨迹，并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来支撑。

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关东军就曾提出建议，在满蒙建立由日本人支配的“满蒙独立国”，“总督府”设在长春。伪满洲国成立以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进一步提出“新满洲、新国家、新形象”的政治口号，以及日、朝、满、蒙、汉的“和谐”一体化发展。所谓“满洲式”建筑的指导思想就是建立在“五族和谐”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建筑形式中出现“日、满、蒙”的传统建筑形式特征就不足为怪了。设计中除有中国传统建筑的曲线和构图，日本式的构件和细部做法外，一些方形并有明显收分的柱子及细部做法和浓重的色彩处理，都使其更具特色。

从相贺兼介设计的“第二厅舍”（1932）开始，到雪野元吉设计的忠灵塔（1934）、石井达郎设计的伪国务院（1934）、牧野正已设计的伪中央法衙（1936），直至建国忠灵庙（1936），“满洲式”建筑走过了一条发生、发展的道路，其建筑形式的“融合”与“重构”也“日臻成熟”。

佐野利器（1880~1956）是日本近现代著名建筑师、建筑理论家，工学博士，曾任日本建筑学会会长的佐野利器于1932年秋受关东军的委托成为“伪国都临时建设局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他是委员会成立初期唯一的建筑学家，在对长春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提出的建议书中进一步强调了在政府办公建筑和纪念性建筑中要体现所谓“满洲的气氛”。在此之前，1932年5月，相贺兼介设计“第一、二厅舍”时，就已经开始对所谓“新国家首都”的政治办公建筑形式问题进行过新的探索。通过佐野利器的建议从“官方”的角度将这种政治要求进一步明确下来，对“满洲式”建筑的演进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和强制。同时，佐野利器从专业角度上也起到了很大的个人作用。

佐野利器是当时日本国内“帝冠式”建筑的积极倡导者，随着佐野利器的到来，其拥挤者和学生也纷至踏来，为“满洲式”建筑形式的逐渐完善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

伴随着东北大连、沈阳，特别是长春等殖民城市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日本建筑师涌入这个巨大的设计市场，催生了一大批建筑设计作品，其中不乏优秀的建筑师和建筑作品，远藤新就是其中的代表。1917年，28岁的远藤新经人推荐拜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有机建筑理论的创始者美国人莱特为师，莱特于1916年底被邀请来日本设计新帝国饭店。1933年，44岁的远藤新来到长春，至1946年离开中国期间，远藤新往返于中国东北和日本本土之间，在长春、沈阳、吉林、齐齐哈尔等地设计了众多的建筑作品，直到1946年秋，57岁的远藤新才回到日本。

1933年底，远藤新设计了“新京国际饭店设计方案”。同时，受伪满洲中央银行的邀请负责伪满中央银行俱乐部及总载、副总载、理事官邸，课长、职员宿舍，合同事务所、武道馆等25栋建筑的设计。远藤新的这些设计从平面布局形式到空间处理手法、建筑外墙材料

及色彩等多方面都有明显的共同特点，显然深受莱特草原式住宅设计理论的极大影响。远藤新在长春的设计作品较之在日本的作品更为简化。同当时来到长春的其他日本建筑师不同，远藤新企图寻找一条新的设计道路来表现中国的传统文化，更试图学习莱特在日本的创作经历，将其设计理念同当地传统建筑的精神相结合，寻求一条本土化的设计道路。因此，他对建筑设计的追求不仅仅停留在直观的形式表层上。

伪满洲中央银行俱乐部位于当时白山公园北侧的岗地上，远藤新在设计时试图“打算以长城的一小片来建俱乐部。”也正是在这种设计思想指导下，岗地上的俱乐部被设计成细长的形式，长为60米，宽只有15米。这栋建筑虽然规模不大，却充分考虑了周围环境和地形特点，因地制宜进行设计。远藤新还在建筑的南侧设计了一条长达七十余米的长廊，东南侧的长廊与建筑共同合成为一个内向型空间的庭院。利用这个内向型空间，远藤新设计了一个方形的游泳池同建筑室外平台相连接。在这座建筑的设计中，充分展现了远藤新所追随的莱特有机建筑理论的思想精髓，并有所升华。他把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围合空间的设计手法运用到设计中来。

从1840年来，无论是官方建筑，还是普通民居，甚至祠堂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也直观地在建筑上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