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民工的社会权利贫困

第4卷第3期2004年09月　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EastChinaShipbuildingInstitute(SocialScienceEdition)　Vol14No13Sep.2004

文章编号:1009-7082(2004)03-0046-05

论农民工的社会权利贫困

魏秀珍(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关系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摘　要:我国进城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在城市中他们属于贫困群体。农民工的贫困原因是由于农民工与城市人相比缺乏公正的社会权利,即农民工的社会权利贫困是造成农民工地位低下的深层次原因。我国农民工社会权利贫困相当严重,现行的制度和政策缺乏对农民工社会权利的保障,农民工现有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农民工缺乏参与制订社会“游戏规则”的公平机会。因此,我们要根据制度公正的基本理念,给农民工以公平、公正的社会权利。

关键词:权利;社会权利贫困;农民工;制度公正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我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显著的,国家正在走向富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一些地区、一些人群的贫困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有些还有加重的趋势。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为什么贫困现象还会加重呢?特别是在城市打工的广大农民,他们在城市从事最苦最累的工作,其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却得不到保障。以往关心和研究农民贫困的人们,大多都只关注农民的经济贫困,而较少注意其社会权利的贫困问题。实际上,经济贫困是社会权利贫困(Povertyofsocialrights)的折射和表现,经济贫困的深层次原因不仅仅是各种经济要素的不足,更重要的是社会权利的贫困[1]。目前,农民的贫困本质上是社会权利的贫困,包括农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的贫困。所以,治理和消除农民经济贫困的治本之道,是强化农民社会权利的平等和保障农民社会权利的公正。农民工的社会权利贫困问题尤为突出,不解决这个问题,城市农民工的待遇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较少涉及,本文提出这一问题,以就教于方家。一、社会权利贫困的涵义弄清社会权利贫困,首先要明确权利的概念。对于“权利”一词,我赞成利益说,认为权利是“被社会管理者所保护的必当得到的利益,也就是有效要求的利益、有资格得到的利益”[2](P22),是通

过一定的规则所承认的、规定的、赋予的社会成员的利益。社会成员的利益,即社会成员从社会或他人那里得到的利益,可分为两种。一是为社会管理者所保障的利益,是社会或他人应当而且必须给予社会成员的利益,如社会成员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生存发展的机会,这种利益是必须为社会所承认、规定和赋予的,而且社会通过一定的规则(法定的或是伦理的)来加以承认并赋予其社会成员。只有这种利益才是社会成员享有的权利。二是不为社会管理者所保障的利益,如社会强势群体强迫社会弱势群体为其劳作,

或他人赠予礼物,这种利益就仅仅是必须具有的或社会成员应当的,就不是社会成员享有的权利。换句话说,只有为社会管理者所保障的利益才属于其权利。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总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秩序规则来维持利益关系以保证社会正常运行。这些秩序规则包括伦理的规则和法定的规则,它们界定人们的利益关系,由社会秩序规则界定人们各自拥有的利益就是人们各自拥有的权利。因此,权利并非是一个政治概念,许多人一谈到人的权利,马上就想到政治,就是因为一个非政治的人权概念被人为地过度政治化了。即使现在人权写进了宪法,人们仍心存余悸,不敢轻易言人权。其实,人的权利是一个中性和人性的范畴,依

收稿日期:2004-06-14

作者简介:魏秀珍(1973-),女,山东曹县人,曲阜师范大学教师、伦理学硕士,主要从事应用伦理学研究。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此态度分析,才能中立地评价和探讨权利问题,也才能对权利的贫困提出较为客观的分析与评价[3]。正确理解社会权利贫困的含义,还需要明确与社会权利相关的几对概念:一是社会权利贫困与社会排斥。所谓社会排斥,主要是指社会成员被排斥在一般社会大众所应享受的各种社会经济待遇之外。社会排斥只描述了贫困阶层被歧视的一个过程和现象,而社会权利贫困则能够涵盖农民贫困遭到歧视后的结果和原因。穷人不一定是被排斥的结果,而被排斥的也不一定都是穷人。没有社会权利的人,必定不是富人,而穷人必定没有足够的社会权利。因此说社会排斥与社会权利贫困的范畴有交叉,但不可等同。二是社会权利贫困与个体能力缺乏的关系。一个人的能力是造成贫困的主观因素,能力的缺乏或不足易导致贫困。比如,有人曾提出中国农民进城就业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的自身素质低下,市场竞争力弱,因此,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应把提高农民自身的素质作为根本。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农民为什么普遍缺乏竞争能力?一些农民的能力并不缺乏,为什么也缺乏市场竞争力呢?根本原因是社会没有赋予他们发挥这些能力的公平机会和公正权利。社会权利的不足造成了机会的有限,而有限的机会又影响了经济的收入,并最终导致贫困。如果说个人能力的增强主要需要个人主观努力的话,那么机会和权利的提供、增加和保障,则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笔者认为,我国农民贫困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机会和权利的不足,农民个人能力的不足也是由农民社会权利的不足导致的。三是社会权利与公民权利二者的关系。公民权利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狭义的社会权利等。广义的社会权利可以说与公民权利属于同一个范畴,按不同的标准可分为不同的类别:按照内容的不同可划分为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按照规则的不同,可以分为伦理权利和法定权利。当然,公民的社会权利与公民权利都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公民应具备最基本的社会权利,即生存权和发展权。解决我国农民贫困的当务之急是给农民以基本的社会权利,尤其是给在城打工的农民以社会权利。通过以上与公民社会权利相关概念的分析,

我们可以明确社会权利贫困的涵义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社会权利的数量相对不足。与贫困相关的社会权利内容,主要涵盖公正和适当的资源分配权、就业劳动权、医疗权、财产权、住房权、晋升权、迁徙权、教育权和社会保障权等。表面上看,贫困与否的原因与经济权利的平等与否直接相关,但是,直接影响和改变经济权利的主要因素则是社会权利。当一个公民的人格遭到歧视,迁徙没有自由,晋升受阻时,他的就业权利就自然会受侵犯。一旦就业无法保障,那么,投资权、收益权等经济权利也就成了空话。同样,在人格受歧视时,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参政议政等政治权利,都只能形同虚设。所以,权利贫困主要是指社会权利贫困。社会权利的一定数量和质量,既是社会权利贫困的重要指标,也是影响社会成员经济贫困的关键因素。第二,获取社会权利的机会和渠道不足或不畅。权利数量的存在是一回事,能否拥有并获得这些权利的机会又是一回事。农民社会权利贫困的一大表现是,农民无法或难以享受到城市人所享受到的机会,包括就业机会、受教育机会等。这表明许多农民的贫困并不是主观原因造成的,而主要是客观社会环境导致的机会不公促使他们日益走向贫穷。这种客观环境造成的贫困对社会稳定更具有威胁性。当然,这种社会权利是最重要的又是最难以获得的。如果农民只要求政府解决经济上的贫困,而不是权利上的贫困,那么政府的行政干预和权利滥用的空间就很大,各种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将按照政府官员的主观意志进行排列组合,给与不给,给多给少,给你给我,何时何地给,都在他们的一念之间,这将使“无力者更加无力”。参与是一种社会权利,权利是一种保险,它是农民改善自身地位和处境的根本之道。“物质救济只能释放没有保障的金钱,而权利救济则能赋予穷人一种永恒的力量。”[3]因此,机会的贫困是贫困的一大组成部分,机会是权利的一大象征,

权利是获得机会的重要保证。第三,社会权利贫困还需要有稳定和明确的法律作保证。没有法律保障的权利极易得而复失,得到权利的过程和机会需要公平公正,失去权利的过程和机会也需要公平公正。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社会权利贫困给出一

74第3期 魏秀珍:论农民工的社会权利贫困©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个较为明确的定义。所谓社会权利贫困,是指一批特定的社会成员无法享受到社会和法律公认的足够数量和质量的迁徙、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权利,而且由于他们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被削弱和侵犯而导致相对或绝对的经济贫困。二、中国农民的社会权利贫困现象现阶段,人们对农民的关心越来越多。进城农民越来越多,他们为城市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农民的社会权利贫困现象依然相当严重。进城农民的社会权利贫困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现行制度及法规中缺乏保障农民工平等的社会权利的条款 首先是自由迁徙权的缺失。目前,广大农民由于受身份等级壁垒的限制,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自由迁徙权。这主要表现在消极的限制,与以限制性、禁止性规定为表现的侵害相比,消极限制更为隐蔽,更为普遍,危害更大。消极限制主要通过对移居居民实行歧视性待遇、差别政策来减少公民的自由迁徙。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就是移居地政府对广大农民工实行的以户籍限制为依托的涉及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一整套歧视性政策。其次是农民工公平的劳动就业权利的缺失。农民工由于其身份长期得不到改变,没有城市户口,这种中国特有的“二元用工现象”,使得在劳动就业时,大多数农民工进城后只能无奈地进入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干最重、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所得待遇和福利却极其低下,与城市人相比形成极大的反差。他们面临的困境,一是缺乏稳定性,农民工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可能。二是受到严格限制。城市管理者往往明令严禁、限制农民工进入某些行业和工种。三是劳动力价格低,同工不同酬。农民工进城后,政府劳动部门不可能像对城市市民那样为他们确定工资级别,而只能由老板和用工单位来决定他们的报酬。在没有强制标准的情况下,在一些工厂里,农民工虽然承担了劳动负荷最重,劳动条件最差、最艰苦的体力活,但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收入,仅相当于正式职工的一半,甚至更少[4]。再次是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的缺失。城市中作为流动人口的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令人担忧,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得不到相应的教育机会,被迫或主动放弃了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就已经入学的学生而言,他们受到的教育待遇与当地的孩子相比差距较大。他们中的部分孩子虽然在当地公立学校就读,但是他们属于“借读生”或“外来生”,要交纳数目不等的借读费,还受到来自学校和同学的不公平待遇。这些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孩子的成长。此外,现在许多城市出现了专门为民工子女开办的学校,而这些学校的办学条件往往比较差,从软件到硬件都无法和当地公立学校相比,更无法与“贵族学校”相比。可想而知,这些学生的学习质量不容乐观。第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农民工失去了最后的防卫底线。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农民与市民在享受国家社会保障方面有诸多的不同。我国缺乏面对所有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大部分农民被排斥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农民主要依靠家庭保障。国家只是通过土地使用权的方式给了农民“国家保障”,不承担其它的责任,完全忽视了土地经营的风险性。当这样的农民进了城,依然是靠此方式来自我保障。2002年两会期间,代表们关注的是如何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维护社会稳定。中央也下决心要加大保障力度,从原来的“应保尽保”变为“应保必保”,但在财政部门开列的一张社保清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