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困境的结构性维度

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总第２２４期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ｏ．６　２００６

Ｓｕｍ　Ｎｏ．　２２４

国际安全困境的结构性维度 姜安（深３）ｒ｛大学社会科学院，广东深－ＭＩ　５１８０６０）

〔摘要」国际安全困境存在多元结构性维度：非均势化、宗教主义和民族主义极端化、恐怖主义化。国际社会必须标本兼治，才能捍卫世界和平。 ［关键词〕非均势化；宗教主义和民族主义极端化；恐怖主义化 ｆ中图分类号１　Ｄ８１５．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１一６２０１（２００６）０６一００４３一０６

国际安全困境的确证是梳理和测度安全问题的逻辑前提。这个逻辑前提是由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组成的。美国学者史蒂文・罗森、沃尔特・琼斯将其原因归解为１２种，即：（１）力量不对称；（２）民族主义；（３）国际社会达尔文主义；（４）沟通不足；（５）军备竞赛；（６）外部冲突导致内部统一；（７）侵略本能；（８）经济和科学的刺激作用；（９）军事工业联合集团；（１０）相对剥夺；（１１）人口限制；（１２）解决冲突。还有人认为安全困境来自：民族主义的竞争；资本帝国主义；联盟；军事工业集团；势力均衡政策；国家安全与领土；国内稳定；外部；沟通误会；国际无政府状态；非道德化川３８２－３８４。王逸舟先生将国际安全困境的根源归结为历史根源，即长期遗留，从未得到根本解决的矛盾和社会经济差距；现实根源，即格局转换、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难民问题、毒品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等［［２１。如同国际关系中其他领域的理论争鸣一样，围绕国际安全困境的争论将是经久不息的。我们认为，国际安全困境存在多元结构性困境，必须进行立体式、复合式分析，才能梳理和测度本源和动因，标本兼治。

一、非均势化 第一，非均势化意味着权力阶层化和不平衡化，也意味着利益分配和利益占有的非平等化，同时还意味着原有秩序的失衡性。作为转型、无序、过渡的代名词，非均势化现象恰恰是冲突发生的先前因素。另一方面，非均势化的重要表现还在于“权力落差”现象的出现，即权力的差距性导致处于下方的权力无法有效地扼制或抵触来自上方的强大压力。这种情形容易导致尼古拉斯・斯拜克曼提出的现象，“……各国只希望看到对它们有利平衡（或不平衡）。它们的目标不是均衡，而是一边倒。如果一个国家同潜在的敌人一样强大，是谈不上真正的安全的。要想得到安全，就必须比对方略强一些。如果一国的力量完全被牵制住，那它就无法采取行动。只有当一国拥有一部分可以自由支配的多余力量，才有可能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３１如此以来，国家权力的分化和势

力的失衡性会极为凸现地表露出来，这对于和平来说未必是福音。 第二，非均势化常使势力强大的国家烙意进行谋取世界性霸权的努力，随之而来的干涉主义

［收稿日期〕［鑫金项目〕［作者简介〕

２００６一０７一０８教育部２００５年度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０５ｊａ７１００１３）

姜安（１９６３一），男，吉林集安人，深圳大学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博士。

・４３・政策、扩张政策、强权政治和征讨精神常常成为引发侵略战争、冲突的重要因子之一。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似乎应当提及出来，即非均势化中的霸权主义行为与战争的关系问题。霸权主义系指大国、强国凭借实力，按照本国意志对别国内政进行干涉、控制，侵略别国领土的思想、政策和行为。霸权主义的实质是对利益的争夺和侵占。从这一意义上讲，霸权是以利益的非法获取为前提的，也是以牺性异己的利益为条件的。这就极易使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集团与集团、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利益纷争成为一种定式。从另外的意义出发，霸权努力的另一个前提是霸权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前提是实力的非均势化。通常情况下，那些国家实力相对较强的国家，往往较易获取霸权的基础性条性。这个条件一旦成熟，在相关国家的力量对比中就会呈现出非均势化状态，“权力落差”现象就会出现，地区或全球失衡现象就易于发生。拥有霸权行为的国家，首先是因为获取了“霸权资格”。这种“霸权资格”是以强大的国家实力或强烈的征服欲望为前提的。这种势力一旦形成，便是国家权力意志的无限放大，就会弹射出极具能量的征讨热忱、垄断精神、扩张心理、民族优越感、世界领袖意识、大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等品质。惟有如此，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法西斯霸权主义会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西方殖民主义者会托起世界性的纷争和对抗？ 第三，非均势化增加了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安全难度。非均势化使国家之间无法形成一种稳定的相互预期从而无法使各国无差别地消费国际公共商品，增强了国家行为的不平等性和非民主性，从而增加国际安全的不确定性。为此，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吉尔平特别指出，只有霸权国家具有足够的动力与能力来提供减少不确定性的国际公共商品，为了克服这一困境，应把这一使命交付给霸权国家。只有确立了某个霸权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各个国家行为的不确定性，从而使世界赢得和平。我们通常把这种观点称为“霸权稳定论”。笔者反对上述论述。原因在于：第一，霸权与国际和平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联。霸权是制造国际公共商品非平等性分配的根源，因为霸权的使命之一就是制造不平等和不公正。第二，霸权行为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市场经济是天然的平等经济、民主经济。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是靠各个主权国家之间以平等身份进行经济往来而 ・４４．

发展自己的。霸权行为无疑会破坏这一天然法则的规定性。第三，霸权在制造权力不平等中已经给世界带来了矛盾和冲突，霸权本身就是在制造对国际公共商品的占有，不会给所有国家带来公平。 第四，非均势化的经济表现是南北化。不同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以及不同人群间的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世界上的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少数人手中。这是一个困扰了人类几千年，至今仍然困扰着人类的世界性、历史性问题。近２００年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也迅速扩大。据美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统计，自１８２０年以来，世界人口增加了５倍，世界实际产出则为原来的５０倍，但人类所收获的这一巨大财富却是分配不均的。１８２０年，世界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人均收人比是３：１，１９１３年为１１：１，１９５０年为３５：１，１９７７年为４４：１，１９９２年为７２：１，１９９７年大约为７４：１，２０００年接近７５：１。对此，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２０００年在法国《快报》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不公正的世界乃是一个危险的世界》的谈话纪要，指出当今世界贫富失衡的严重状况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这种不平衡的状况是对和平的严重威胁，一个不公正的世界是一个危险的世界。２０世纪的世界历史证明了沃尔芬森这番话的正确性，犯罪、冲突、战争、恐怖主义等均与财富的两极分化有关。如何让经济全球化更具有包容性，让所有人都享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必须面对的问题。 第五，非均势化的文化表现是意识形态差异化。通过政治学和精神现象学等考察，意识形态具有价值导向性和神圣使命性的特征。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会通过意识形态来为国家行为或集团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诊释，这几乎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基本定势。在戴维・伊斯顿的“一般体系”分析中，合法性存在于意识形态、结构、个人品质三种来源上。它实际上提出一个基本原理，即基于合法性要求，政治权力必须建立在一个共同认可的基础上。其中，意识形态将可能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于是，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性和神圣使命性就会被行使权力的主体充分地利用起来。而事实上，意识形态是基于赢得和维护行为主体的利益，被制造或创造出来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的总和，自然地就具有价值导向性和神圣使命性的特点，当这个特点被其行为主体用于维护自身合法性时，它固有的特征将会被进一步放大。从这一意义上讲，意识形态被人为地赋予一个神圣的任务，那就是通过它培植和确立一种极具政治色彩的“宗教主义”。这种“宗教主义”旨在强调行为主体所有政策选择和行为方式的极端神圣性、使命性和权威性。意识形态具有的强大价值导向性和神圣使命性特征，以差异性方式发挥作用时，就有可能造成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十分深远。它制造了不同意识形态对国际价值观的差异性认识和评价，世界上许多沟通不足和怀疑都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抗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是产生国家间矛盾乃至冲突的文化性原因。

二、宗教主义与民族主义极端化 从远古到如今，宗教一直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素。由于历史和人为的扭曲，人们从文化或政治的角度看待宗教时，往往采取轻视或冷漠的态度。其实，宗教是一个严肃的课题，若与种族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更为复杂，远非一般的评论所能涵盖［’］。仅就宗教与国际安全关系而言，我

们到处都能看到彼此间互为因果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翻开世界冲突史和世界宗教发展史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如下的事实：中东地区硝烟不断的因由，似乎总是离不开“所罗门王”、“大卫王”和“耶稣”等诸神的“争吵”。尽管他们都曾以各自省悟出的“良知”去劝训人类积德行善，捍卫和平，却无法避免或停止迪南人、犹太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巴勒斯坦人之间的纷争，反倒成了异质的宗教徒们相互攻击的思想材料；从１１世纪欧洲各封建王国开始进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直到１２７２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开始的第八次十字军东征为止，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中，宗教与国际冲突的因果关系被渲染得无以复加；至于东西欧意识形态分歧的基因—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对立，克什米尔归属与印度宗教冲突的互动关系以及东西方冲突中宗教独特的作用都诊释出一种法则：排除安全的宗教因素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 然而，在将宗教因素视为国际安全困境基因时还不能仅仅满足上述史料的简单堆砌。我们需要研析的是宗教因素何以能成为安全困境的重要因子。因为有一种现象使我们经常陷人一种误区之中：几乎每种宗教都在劝人归善，或普渡众生，或修身养性，似乎这种教义繁衍出来的精神应当

是博爱与和平，而非仇视、敌意甚至是战争。我们在将宗教作为国际安全困境的因子时，试图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有着系统的价值判断体系。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从原始图腾崇拜的差异性开始，不同宗教对世界有着不同的理解，并设计不同的行为法则，也就蕴藏着异己力量的存在。特别是当宗教无法挣脱与种族、利益、集团势力的结合时，那种巨大的差异性和矛盾基因就使宗教具有了强烈的政治归属性（或许单独的宗教信徒未必如此，但作为集结起来的群类间的宗教就无法排除上述特征）。宗教与人群的居住疆域、文化、习惯、生活方式、资源等要素均构成了天然的联系，并以神灵的形式“武装”着不同的种族。在宗教气氛浓烈的地区，无论科学和真理如何被一再地揭示，也无论世界发展到后工业时代，还是进人多么高的境界，民族冲突、文化冲突、利益冲突、区域冲突、政治冲突中都有宗教的影子。正如安瓦尔・萨达特在《阿拉伯统一的历史》中所言，东西方之间的对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对“神”的理解的差异上。只要这种理解存在，冲突就会继续下去。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主要强调民族本体文化体系的存在价值，对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极具影响。民族主义对一国外交政策的影响，首先主要体现在国家外交政策的“道德性”上。也就是说，民族性的道德体系与人类性的道德体系具有共同性和差异性。特别是就其差异性而言，民族性国家外交政策使其在其利益性上更加倾向民族利益，而非人类利益。这使得国家外交政策的道德性更具有民族性。于是，以本民族利益评价国家对外决策的伦理性或道德性，就成为国际社会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从其功利性角度而论，任何一个国家外交政策都深受民族道德价值体系的影响。其次，民族主义对一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体现在“法定性”上。也就是说，一国对外政策的依据往往从有利于民族利益的角度，试图表明其政策的合法性。甚至极端化的民族型外交政策，有可能被说成是拥有高于国际法的正确性。再次，民族主义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体现在“使命性”上。即是说，任何一个民族化的对外政策都被赋予了民族使命感、责任感，从而使其外交获得了利益归属性和神圣感。即使这项对外政策伤害了其他民族利益，也被解释成对本民族的必要性和有益性。 按照史蒂文・罗森和沃尔特・琼斯的看法，极 ・４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