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中的文人形象

1 论“三言”、“二拍”中的文人形象 摘要：“三言”、“二拍”作为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描画出了社会众生百态，以其世俗化倾向，迎合了广大市民阶层的趣味。其中对文人这一类型的塑造，打破了传统观念中对文人高尚儒雅的心理定势，由单一死板转入丰富多彩，呈现出文人和现实结合的世俗化。对这一形象系列的探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理状态，也对我们当代知识分子理解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三言”“二拍”； 文人； 形象； 世俗化 Abstract：" San Yan"、" Er Pai" as the vernacular short stories of Ming Dynasty 's representative, depicts all kinds of society, with its secular trend, cater to the general public class interesting. The writer of this type of model,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to literati noble elegant mental set, by onefold rigid into rich and colorful, showing a scholar and the reality of secularization. An image of which series of research,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i 's psychological state, but also to our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an Yan"、" Er Pai" ；Literati ；image ；secularization

明中叶后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思想的不断开放，印刷业的繁荣，在文学上出现了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拟话本小说，作为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表现形式，它们的应运而生，正是迎合了新兴市民阶层的阅读需求。书中描写了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生活状态，塑造了商人、文人、娼妓、僧人等众多形象系列，其中的文人形象大改儒家传统所要求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高尚，由单一死板转入丰富多彩，或名士风流，或情场薄情，或变泰发迹，从落魄秀才到文人名士都呈现出世俗化特征，这也恰恰与书中市井气的主流相融合。对这一形象系列的探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理状态（包括像冯梦龙、凌蒙初这样的文人作者的创作心态动机等），也对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一、按照人物的不同遭际及作者的写作目的可分为四类 2

（一）新编的文人名士 “三言”、“二拍”中写了不少名人的逸闻趣事，以“三言”中居多，名篇有《众名妓春风吊柳七》、《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唐解元一笑姻缘》等，这些故事的主要人物大都为世人所熟知，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性格和正史无从对照，除了故事情节的趣味性可看，出现的人物大可改名换姓，这一类小说凸显了作者的写作意图，或足资谈笑，或教化劝诫。这类通俗小说的内容多是捏造出来的关于闻人名士的轶闻趣事，又多是私生活，可当成人们茶足饭饱后的谈资，满足人们的窥探好奇之心。 《众名妓春风吊柳七》一篇中，写了宋代著名词人柳永和一群秦楼女子交往的故事。作者笔下的柳永是个“风姿洒落，人才出众；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词坛独步的文人，又自恃其才，不屑拜谒缙绅之门，终日只是穿花街走柳巷，惹得名妓们无不敬慕他，以得见为荣。但那些达官贵人们对他这种放浪不羁、恃才傲物的行为视为异类，又因一首词得罪了宰相吕夷简被排挤，从此便成了以妓为家的“奉旨填词柳三变”。故事的结局是柳永的才情被玉帝看中，要他奉旨上天为《霓裳羽衣曲》做新声。把仁宗和玉帝相比，不仅是那些和柳永、孟浩然一样“不才明主弃”的文人嘲解，也揭示了现实社会的黑暗荒唐。在篇末的诗中作者发出了“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的叹息，这叹息声中饱含了同样作为一个失落文人对时事的讽刺而又无奈的态度。同样科场失意，情场得意的风流才子还有唐寅，作为“吴中四才子”之一，唐伯虎有聪明盖世之才，却也恃才傲物，豪放不羁。因科场作弊案不幸牵连入狱，“对唐寅来说，科场案不仅意味着仕进理想的彻底破灭，而且使他负上了终身的耻辱。但当他卖画为生、为自己重新确定自己类似近代‘自由职业者 ’的社会角色之后，便不再消沉，对科举、权势、荣名，总之对缙绅社会所尊奉的价值体系采取蔑视和对抗的态度 ，并有意识地强化了自己‘狂诞 ’的形象” [1]。从此决意功名，放浪诗酒。为了追求华府的侍女秋香，设计把自己卖入华府为奴，这样能放下自己文人架子，不被名利牵绊，敢恨敢爱的形象塑造，正是冯梦龙主情的文学主张的反映。这两篇故事的主人公都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传统儒雅文人，而是颇有市井细民气息的风流才子。另外在演王安石和苏轼故事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把王安石塑造成一位温厚博学的长者形象，苏轼成了恃才傲物的学生，通过王安石对这位大文豪的问难，达到 3

劝诫世人的目的“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绝期”，正如在本篇入话中说的“劝奉世人虚己下人，勿得自满”。 （二）变泰发迹的秀才们 在“三言”、“二拍”中“秀才”这一称谓的文人占了整个形象系列的很大部分，他们是在科举制度下，读书取仕的书生和读书人。有关这类文人的遭际故事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语是“变泰发迹”，“泰”有否极泰来之意，在他们发迹之前多处于“否”的状态：家境贫寒，穷困潦倒，没有能力齐家，又在通往象牙塔的途中坎坷多磨，文福不济，内心极为愤懑不平，甚至流露出“时也，运也，命也”的消极思想，但作者们却对给了他们人生大团结的结局：登科及第，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福荫子孙。较为典型的有典型代表人物有《穷马周遭际卖鎚媪》的马周，“赵伯昇茶肆遇仁宗”的赵伯昇，“钝秀才一朝交泰”里的马德称，“老门生三世报恩”的鲜于同，“钱秀才错占凤凰俦”的钱青，“韩秀才趁乱聘娇妻”的韩师愈等等。他们的发迹模式多是通过算命先生、做梦、路遇贵人等外界条件相助实现的。这一人物类型世俗化，主要通过他们在落魄时的外在形象和内心理想层次的降低表现出来。 在外在形象的表现方面，失意文人在屈居人下时的落魄穷酸、非君子化体现的极为明显。比如穷秀才马周，在科举蹭蹬的时候，由于内心苦闷无处疏解，只有靠喝酒麻痹自己，又一贫如洗，一日三餐都是吃了这顿没下顿，唯独少不了喝酒，若自己没钱买的时候，便去邻家讨酒吃，而且喝醉后必然发酒疯，污言秽语，乱叫乱骂，惹得邻居们都厌烦。这样无赖的“酒鬼”形象既没有一般读书人的谨慎文雅，也没有李太白醉后的飘逸放达，全然归于一般市井小民的流俗。这种按照市民阶层的审美理想，把文人设计成在社会大舞台上表演的平凡世俗的市井角色，这也是明代文人生活的社会现实反映，明末清初戴名世曾感慨道：“余惟读书之士，至今日而治生之道绝矣，田则尽归于富人，无可耕也；牵车服贾则无其资，且有亏折之患；至于据皋比为童子师，则师道在今日贱甚，而束脩之入不足以供俯仰。”[2]这正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真实写照，无力置办田产，想经商发家，不单需要资本还要冒着极大的风险，而当私塾先生又养活不了一家老小，正是这种尴尬落魄的情形，使得他们不得不融入柴米油盐中考虑自身出路。 有同样表现的还有出身书香世家的钱秀才。由于家道衰落，寄人篱下，利用 4

自身的才貌替表兄骗娶商贾之女，最后却阴差阳错的成全了自己的好姻缘。文章用讽刺的笔法揭露了丑陋的封建礼教，通过对人物精彩的心理描写，展现其小人本质：在准备行骗之前想：“欲待从他，不是君子所为；欲待不从，必然取怪，这馆就处不成了。”[3] 虽然他也能够明辨是非，认为这是非君子的行为，但是当和自我利益产生了矛盾的时候，还是选择了做回小人。并且在相亲的过程中极其有心计，看人家先生学问平常，顿起虚荣之心“故意谈天说地，讲古论今，惊得先生一字俱无，连称道奇才，奇才！”[4]这种不惜抛弃读书人尊奉的“礼义廉耻”道德准则的小人形象，内心自私腌臜，只不过徒有一副谦谦君子的皮囊罢了。 再说南宋朝进京科考的俞仲举，因病耽误了考试，又盘缠用尽回不了家，就流落杭州，有点钱便借酒酒消愁，最初还有几个相识可怜他，后来烦扰人次数多了，也就慢慢被人嫌弃，沦落到这步田地，索性破罐破摔，像乞丐一样，只要遇见有秀才上店里吃酒，便厚着脸皮蹭上去投渴。慢慢堕落到和街头无赖小混混一样，借机赖掉茶钱，算命钱，又还不上房钱，房东赶他走，竟厚颜无耻道：“再与我五贯钱，我明日便去”。被孙婆骂为不像读书人，他也就全不顾了斯文体面，如此辩道：“我有韩信之志，你无漂母之仁。我俞某是个饱学秀才，少不得今科不中来科中。你就供养我到来科，打甚么紧。”[5]一次吃醉酒的时候，想想自己如今的状况，便想以死了结，于是在墙上题了诗，推开窗正准备跳湖，恰巧被赶来的酒保救了，捡回一条命的同时却又怕酒保索要酒钱，无奈只好用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无赖理由唬住了酒保。这种文人委实可怜，可是作为可怜之人的可恨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中的困难，而是用摒弃文人素质的耍流氓行为来应付，古人讲做人要有骨气“君子不食嗟来之食”，在这样的形象面前莫要什么品行骨气了，委实不如孙婆、酒保、茶博士、算命仙一类的市井小民。对这一人物形象进行颠覆传统的塑造，其作用就在于“人们在对他的嘲谑中理解了他、贴近了他；他给人们带来了轻松的笑声，人们也对他产生了一种良好预期„„俞良的形象不仅是说话艺人为取悦百姓创造出来的，它也是贴近下层生活的风流才子们的一种自我描摹” [6]。 就文人理想层面来看，俞良认为只要当上官来便可以如此享受人生，“那时赏你穿对朝靴，安排在轿儿里，抬来抬去，饱餐羊肉滋味，重教细腻。更寻对小小脚儿，夜间伴你” [7]。《老门生三世报恩》中的鲜于同的故事更是典型，虽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