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器之辨与体用之争

道器之辩”与“体用之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点思考(公共管理学院 04级行政管理专业田云章)一、道器之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是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作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管子也说:“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 ,“道生天地”,还说:“闻一物以贯万物,谓之知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即道是不能用我们通常的语言来描述的｡他们所说的“道”有点像是包罗万象的统一性,是先天地之生的万物本原,或一切事物永恒规律的代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道”相对的是“器”,指各种派生的、有形的或具体的事物｡关于“道”与“器”的关系,我国近代学者郑观应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所谓“道”,即“形而上者”,是万物与人性之本原,是治理国事之本；作为一种学问,“道”是“包含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的原理之学｡所谓“器”,即“形而下者”,是万物,是有利于物质发明和实际生活之末；作为学问,指“一切气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等“后天形器之学”｡关于道和器的关系,重道轻器的思想长期占上风｡要么强调要“以道御器”,即要让器服从于道,服务于道｡要么强调“道本器末”,即道是根本,其他一切是道的外在表现,器是从生、从属的东西｡孔子明确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讲究“安贫乐道”,即使处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知”的境地,也不改其志｡既然道是“本”,器是“末”,那么在追求根本、注重高远的人看来,就应该重本轻末、重道轻器｡积极地理解它的意义,在于强调求道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朝闻道,夕死可矣”也逐渐成为一种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真理而献身｡但是,“重道轻器”的原则并未能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在“道”上有更大的作为｡这是因为,一方面,它难以深入现实,难以被后人实行；另一方面它也没有使对道的探究有新的突破,带来的却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落伍｡“重道轻器”原则的内在缺陷和历史局限性使得往往将理想混同于现实、理论脱离实际｡具体表现为:首先,把“道”与“器”割裂开来,只看到道高于器、统率器的一面,没有看到道寓于器、依赖于器的一面；只强调要重道,却没有反思道从何来；只讲要“以道御器”,却不懂得具体的道也要生于器、受器的实际效果检验；等等｡这样就难免产生很大的片面性｡例如,由于重道轻器,又把道仅仅理解为“大道理”和道德原则,似乎只有搞政治、讲道德才是重道,而关心经济、研究科学技术等都与道无关｡因而导致了轻视科学技术、生产创新等,甚至说技艺是“小人”的事业,为君子所不齿,视之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礼记·王制》说:“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受这种观念的影响,科学技术研究在中国长期没有得到统治者应有的鼓励和重视,特别是自近代以来,根本就没有产生我国的现代科学、实验科学｡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其次,过度抽象的“道”,至多表现了少数君子们的兴趣和志向,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卫道者所承认的思想境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要求太高、太难｡将这些作为社会的理想和原则时,往往意味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关心广大人民百姓的疾苦,更不尊重实践的现实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境界,为后来的统治者以求“道”为名牺牲人们的现实利益,甚至“以理杀人”提供了口实｡其三,对“道”的研究和阐述不注重科学的论证,完全依照主观先验的思维方式,不重视将其变成社会的普遍精神、方法、规则、程序、法制等｡所以它在社会生活中,也只是支持“人治”而非“法治”的理论｡尽管孔子认为应该“是人宏道,非道宏人”,但实际的结果却总是相反,“认人不认(道)理”、“重成事不重立规矩”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风尚,这不能不说是观念本身的缺陷所致｡毫无疑问,“重道”本身是非常重要的｡道是指根本道理、方向、道路、原则等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当然就要犯大错误,出大问题,吃大亏｡所以做事必须重道,对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轻率｡但是,道本身不是先验的、一成不变的简单公式和绝对教条,对于我们说来,唯一正确的根本之道,是科学的真理体系和为“人”的价值原则｡从历史上看,当“重道”原则被加以抽象片面的理解,并且被绝对化了的时候,往往比只知“重器”,即只从眼前现实出发、目光有些短浅但脚踏实地的思想境界还能够造成更大的危害｡我国“文革”时期“左”的表现,把这一点发挥得最为充分:它不仅把高度政治化、道德化的“道”片面地当作唯一的“道”,用以排斥经济、生产、科学、技术、业务等等国计民生之道,而且对政治、道德之“道”本身,也采取了非常不负责任的实用主义态度,只求服务于一时的斗争需要,却缺乏科学、认真、细致的研究和建设,任凭少数人随心所欲地解释,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道也屡受践踏,结果是国家“道器两伤”｡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很值得深思｡二、体用之争与“道器之辩”相联系的,还有“体用之争”｡在古人那里,它们都属于对世界、人生和文化中“本末问题”的思考｡大体上,“体”是指事物的自身存在、实体形态,也可以推广到事物的内在本质、结构、规律、属性等,是指相对于“用”而言的自身基础、内在根据、变化前提方面；“用”是指事物的外部联系、功能、作用、运动、表现等,总之是指相对于“体”而言的外在现象、过程及条件方面｡前人将“体用”二字应用于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时,“体”往往就代表着立场、原则、目的等根本问题；“用”则是指具体方法、手段、条件等从属问题,二者之间有主辅之分｡这种规定本身,似乎已经预示了“体本用末”、“重体轻用”的结论｡“体用问题”作为重要议题,是在近代中华文化感到危急的时候｡19世纪中叶,英国舰队凭借“坚船利炮”,以强盗式的侵略撞开了中华帝国闭锁的国门｡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腐败的清政府一败再败,割地赔款,强制通商,丧权辱国,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之境地｡面对资本主义以野蛮方式显现出的勃勃生机,坚守“仁、义、礼、智、信”之道的国人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一场民族救亡运动首先在思想界掀起｡救亡运动的文化主旋律,很快就确定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世主张｡沈寿康在1896年4月《万国公报》上发表《匡时策》一文,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8月,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也说:“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薛福成则强调“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可见其最初的主张,是把西学当作拾遗补缺的手段｡在不对祖宗的主体东西加以变革的前提下,仅仅对其枝节进行些修补,增加点新鲜玩意儿,这对于具有华夏中心主义传统偏见的中国,当然是最保险、阻力最小的革命或变革｡两年后,张之洞按洋务派的观点对“中体西用”做了新的阐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其说明的要点,在于将“中体西用”之说朝着有利于变革的方向引导,强调坚持“中学为体”时,不必事事拘泥于经文,只要本着中华传统的精神去做就行｡这显然意在针对保守派的反对,为洋务运动作辩护｡他还针对传统文化的变与不变的问题指出:“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认为“伦纪”、“圣道”、“心术”不可变,而“法制”、“器械”、“工艺”等则可因时势而变｡总之,只有以“中学”为体为本,以“西学”为用为末,才是积极的、最佳的选择｡中体西用的口号表明,在中国传统文化破裂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时代精英,一定程度上已经意识到了传统文化的弊端,并比较系统地反思、对比了中西文化｡在内忧外患之中,他们认可了西方文化有其合理之处,有足以弥补中国文化的价值与作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儒家精神为主体,合理吸收外来文化,重新建构民族文化｡这一含有变革图强精神的口号,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梁启超后来评价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为当时维新派的“流行语”,举国以为“至言”｡从上述理论和后来的实践中,可以进一步观察出“体用”划分的性质｡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出现的自强运动｡它以“中体西用”为理论纲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在长达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中,一代名臣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先后扮演了重要角色｡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从无到有,它在推动社会政治变革、传播先进科学技术、促进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变革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历史功绩｡但它的最终失败,则留下了更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且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的尝试,如果不经过这一"变器不变道"的器物改革阶段,那么,就不会有失败后痛苦的反省,也就很难后来旨在政治改革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以及进行思想文化变革的新文化运动｡有学者总结说:“1840年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一个始而言技、继而言政、进而言教的过程,言教即主张学习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等资产阶级观念｡”从实际上看,“言技”可能遇到的阻力会最小,因为就如同我们目前的社会中,即使对现代化最深恶痛绝、对西方最反感的人,也大都不反对使用电话机、电视机、电冰箱等“洋货”一样；到了“言政”即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则会遇到较大的阻力,因为它将触动一部分人、特别是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言教”,因为涉及人们普遍的、根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触动的是最深层的基本观念,所以阻力必然会增至最大｡如果说,在言技、言政阶段,改良派的主张还可以容纳在“中体西用”的纲领之中,那么,到言教阶段就再也不行了｡而洋务派在历史发展到应该抛弃“中体西用”的时代仍固守着这个口号｡结果是,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这个口号一样地失败了,它们未能达到拯救中国、使之富强起来的目的｡“言技”——“言政”——“言教”这一进程,既反映了吸收西方文化的层次,是由浅入深、逐步扩展开来的,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原来仅仅“言技”的设想；同时也表明,关于“体”和“用”的区别,究竟什么是不可变移之“体”,什么是可以随心选择、为我所用之“用”在实际上是难以截然分明的｡回顾早先的“体用之争”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它的局限性｡割裂了体和用,即割裂了存在者和它的存在方式、事物的实体和它的功能属性、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本质内容和外在形式等等之间的联系｡严复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他看到了体用是就“一物而言”的,体乃用之体,用仍体之用,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各有体用,由体而用,由用而体,不可分割的,一体之用和一用之体不可能分属二个不同的事物,恰如“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这一思想相当深刻｡“中体西用”曾使整个思考方向重新堕入了“重道轻器”传统的轨道｡以道为体,以器为用,意味着以体为本,以用为末｡这样的“中体西用”说就必然只看到中西强弱差距的表面结果,而忽视了其中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以为这种差距仅仅在于器用本身,缺少由此而引发的对“道”本身的科学反思｡洋务运动“变器不变道”的改革,结果只能是使自己“舍本逐末”,把科学技术仅仅当作一时的权宜之计和“末级”手段,只把获得某些科技成果而不是发展和充分依靠科学技术当作目标｡建国后,大跃进时期的全民大炼钢铁“赶英超美”、跑步进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时代也只能成为今天的笑谈｡要使中国富强起来,究竟是同时着眼于解决主体自身的问题,还是仅仅着眼于外在的器用?对这一问题觉悟的迟早,解决它的条件是否具备,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对头和有力,往往决定着社会成败｡“中体西用”又以保守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不仅对“中学”之“体”是否合乎时势,是否基本健全,是否属于“精华”,采取了不加批判地保留的态度,而且它还包含一种盲目乐观情绪,或者说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即对于中西文化比较,有所谓我们“物质文明落后,精神文明领先”的判断｡这更导致了文化、思想与制度上的抱残守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使这种抱残守缺心态发展到了极致｡纵观起来,由于“体用之争”本身缺少科学的深度和力度,所以只能停留于主观意向化的构想、设计和辩论之中｡其中大量含混模糊、似是而非的概念和判断,使它难以产生更加深刻积极的、切实可行的结论｡历史已经证明,在文化导向上,使用任何一种“体用分离”的观点作为基础,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