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古汉语语义场研究述评

收稿日期：2011-01-19作者简介：王毅力（1980-），男，江西湖口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中山大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汉语史。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JournalofGuangdongPolytechnicNormalUniversityNo．2，2011

二十年来古汉语语义场研究述评王毅力（广州大学，广东广州510006）

摘要：二十年来古汉语语义场研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本文对古汉语语义场研究成果进行总结评述，以期为进一步探讨和研究古汉语语义场奠定基础。关键词：古代汉语；语义场；词汇系统中图分类号：H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2X（2011）02-0062-03

“语义场”(semanticfield)理论是西方现代语义学核心理论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语言学家特里尔(J.Trier)提出了“语义场”理论。“场”原是物理学术语，语言学家把“场”从物理学借用过来，形成“语义场”的概念，用来指一组意义相关的词的集合。语义场理论的实质，主要是反对那种孤立的、只注重单个词发展的、原子主义式的研究，而强调把词汇和词义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尽管语义场理论遭到许多批评和质疑，但它的提出和实践，为词汇语义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者才将语义场理论引入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当中，运用语义场理论研究古汉语词汇则是更晚的事情。本文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分21世纪以前和以后两个时期来总结古汉语语义场的研究成果，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一、21世纪以前的古汉语语义场研究王力(1958)在研究汉语“同源词”时指出：“一种语言的语音的系统性和语法的系统性都是容易体会到的，唯有词汇的系统性往往被人们忽略了，以为词汇里面一个个的词好像是一盘散沙。其实词与词之间是密切联系着的。”可见王先生在研究古代汉语词汇时具有了语义场意识。自觉运用语义场理论对古代汉语词汇系统进行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才开始的。蒋绍愚是较早将语义场理论引入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学者之一。蒋先生(1989)在他的《古汉语词汇纲要》中专辟一节来谈“词在语义场的作用”。他认为“词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们处在相互的联系之中。一批有关联的词，组成一个语义场。在语言的历史发展中，词在语义场中的分布会产生种种变化。”他将词在语义场的关系分为聚合和组合两种，并举例分析汉语中两种语义场的发展演变。他明确指出，古汉语语义场研究应该是取几个不同的历史平面(如春秋战国、东汉、魏晋、晚唐五代、南宋、明代等等)，对各个平面上的某个语义场中作比较全面的统计分析，然后再把各个历史平面加以比较，从而观察分析各个语义场在汉语历史演变中的变化。“如果能把数十个或数百个重要的语义场作这样的历史比较，我们对汉语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就会有比较清楚的了解。”蒋先生这种垦荒式的探索，为古汉语语义场研究指明了方向。解海江、张志毅(1994)在《汉语面部语义场历史演变———兼论汉语词汇史方法论的转折》一文，对语义场理论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运用方面有所创新。作者通过详细描写面部母场及其四个子场“额”、“颊”、“腮”、“颏”的历史演变过程，发现了面部语义场发展演变的一些规律。该文在研究方法论上也进行了总结：(1)由分类历时综述转为语义场模式剖析；(2)由开放、分散、原子式转为封闭、系统论；(3)由定性分析转为定性定量相结合分析。该文的出炉，为古汉语词汇语义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吕东兰(1998)的《从等看汉语“观看”语义场的历史演变》选择各历史时期的有代表性的文献，分别描写其中的“观看”语义场，再前后加以比较，观察“观看”语义场在汉语中的历史演变。贾彦德(1999：402)指出：“训诂学、传统语义学研究字义、词义的演变，通常只着眼于个别字、词意义的改变，其实义位的演变常常与系统的变化相联系。”又说：“义位总是处在一定的语义场中，并和同一语义场特别是同一最小子场的其他义位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这样，义位的演变常常互相影响，涉及一个最小子场甚至更大的范围，大量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贾氏从原有最小子场的消失、原有最小子场的演变、新的最小子场的出现和语义场大第2期王毅力：二十年来古汉语语义场研究述评

①从某种意义来说，“概念场”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语义场”，但又略有区别。详参蒋绍愚：《打击义动词的词义分析》，《中国语文》2007年

第5期；谭代龙：《义净译经身体运动概念场词汇系统及其演变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2008年，第26-27页。

规模的演变等四个方面，结合大量的汉语事实来分析汉语语义场的历史演变。二、21世纪以后的古汉语语义场研究进入21世纪，语义场演变研究成为古汉语界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有关古汉语语义场研究的论文的数量明显增加，这表明对古汉语语义场研究关注度逐渐上升。蒋绍愚(2005)的《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在谈到“各阶段词汇系统的描写”和“近代汉语词汇发展史的研究”时指出，研究各阶段词汇系统或词汇发展史可以从局部做起，可以先对若干重要的概念场(conceptualfield)①进行静态描写或者以某一概念场为单位研究其中词汇的历史演变。这些重要观点，阐明了语义场的演变研究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对新世纪古汉语词汇语义场研究富有启发意义。近十年来，有关古汉语语义场的研究成果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一）通史性研究。如崔宰荣(2001)《汉语“吃喝”语义场的历史演变》廓明了“吃喝”语义场的发展演变轨迹；汪维辉（2003）《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考察了言说动词语义场中的“说类词”在历史上的演变过程和现代方言中的分布情况，并进行对比分析；王建喜(2003)《“陆地水”语义场的演变及其同义语素的叠置》研究了“陆地水”语义场从夏至清在数量和词的组合上的历史演变，并联系社会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其他还有谭代龙(2007)《汉语起立概念场词汇系统及其演变研究》，王枫(2008)《“语告”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王毅力、徐曼曼(2009)《“颈”语义场的历时演变》，等等。近年来，一大批学位论文以某一典型语义场的历史演变作为研究对象，例如闫春慧(2006)的硕士论文《汉语“洗涤”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探讨了汉语“洗涤”类动词语义场从上古到近现代的发展演变过程；朱莹莹(2007)的硕士论文《手部动作常用词的语义场研究》对上古和现代汉语的手部动作语义场进行描写的基础上，比较两个历史时期手部动作的常用动词的发展变化的特点；王洋(2008)的硕士论文《汉语“烹煮”语义场的历史演变研究》考察了“烹煮”语义场的历时变化情况；郭晓妮（2010）的博士论文《古汉语物体位移概念场词汇系统及其发展演变研究》，着重考察了“搬移类”、“拖曳类”、“抬举类”、“顶戴类”四类概念场的历史演变情况；其他还有张荆萍(2008)的硕士论文《试论古汉语“出售”语义场的历史演变》、双丹丹(2009)的硕士论文《“种植”类动词语义场的历史演变》、张黎(2010)的硕士论文《汉语“燃烧”类动词语义场历史演变研究》、赵永超(2010)的硕士论文《古代汉语“快速”语义场研究》，等等。（二）专书研究。李娟(2006)的博士论文《司法语义场研究》以语义场理论为指导，结合同时期其他文献材料，对《汉书》司法语义场中各义位关系作描写和研究，归纳《汉书》司法词汇词义系统的特点，并探讨一些相关理论问题。焦毓梅(2007)的博士论文《常用动作语义场词汇研究》，以姚秦译经《十诵律》为主要语料，结合其它共时、历时语料讨论了斯瓦迪士(M.Swadesh)基本词汇表中涉及到的13个常用动作语义场的共时分布及其历时发展演变情况，探寻常用动词语义场发展演变的原因及规律。施真珍（2009）《“羽”语义场及“羽、毛”的历时演变》考察了《后汉书》中“羽”语义场的使用情况，并从历时角度探讨了代表词“羽”、“毛”的更替情况。（三）专人研究。杜翔（2002）的博士论文《支谦译经动作语义场及其演变研究》从共时角度描写三国吴支谦译经中若干动作语义场的面貌，并从历时角度描写这些语义场各主要义位的兴替情况，总结了语义场演变的有关问题和一般规律。谭代龙(2008)《义净译经身体运动概念场词汇系统及其演变研究》（语文出版社）描写了身体运动概念场在初唐僧人义净译经中的分布情况，进而探求各个成员及其系统属性的演变过程，并尝试结合认知语言学对词汇系统演变作深层探究。（四）断代研究。如黄树先(2009)《说“径”》对“径”语义场先秦时期面貌进行了考察，并探讨了词义发展演变的轨迹；吴宝安、黄树先(2006)《先秦“皮”的语义场研究》利用语义场理论对先秦与“皮”有关的26个词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并总结了先秦“皮”语义场的特点；吴宝安（2006）《西汉“头”的语义场研究———兼论身体词频繁更替的相关问题》对“头”语义场在西汉的情况及身体词频繁更替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龙丹(2008)《魏晋“牙齿”语义场及其历时演变》考察了“牙齿”语义场中的成员“牙”和“齿”在魏晋文献中的分布情况，并勾勒了该语义场的历时演变轨迹；尹戴忠（2010）《上古“远看”概念场研究》考察了“远看”概念场中词语的词义演变，并探讨其成员在上古汉语发展过程中的消长和更替。王毅力(2010)的博士论文《两晋汉语词汇研究》第五章“两晋汉语同义语义场及其演变研究”，从共时角度考察“偷窃”、“咬啮”等四组同义语义场在两晋时期的使用情况，并对这些语义场的历时演变轨迹进行了勾勒。

三、古汉语语义研究应注意的问题由前所述，古汉语语义场研究发展比较快，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已经成为汉语词汇史研究中一个引人入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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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领域。笔者认为今后古汉语语义场的研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语义场理论在古汉语词汇研究中的重要性得到了一定的认可，但重视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与语音史、语法史相比，汉语词汇史的系统性研究是最差的。现有汉语词汇史成果，主要还是集中在词语的考释上，对词汇进行原子式的研究。只对词语进行考释还远远不能揭示出汉语词汇史的全貌，特别是常用词的研究。常用词是词汇中最复杂的一部分，如果不把它们放在整个词汇系统中来观察，就很难观察到语义场中常用词在演变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也就难以正确归纳它们的发展演变情况及其规律。近年来，常用词汇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常用词的语义场演变研究还稍显薄弱。因此，语义场理论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推广和运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第二，要注意各类研究的平衡性。某个语义场的通史性研究已经得到足够的重视，成果最为丰硕。相比较而言，专书、专人和断代的语义场研究成果还不太多。某个语义场的历史演变研究固然重要，但是专书、断代研究更是语义场历史演变研究的基石。只有当重要的专书、每一个时代的语义场都研究清楚了，再比较各个时代的语义场情况，整个汉语语义场的历史演变面貌也就完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再者，同义、类义语义场研究的成果相对比较多，反义语义场的研究相对薄弱，有待于加强。第三，须重视定量统计方法。研究语义场的历史演变时，一定要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那些口语性比较强的历史文献要做穷尽性的调查统计，否则只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然后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观察语义场的发展演变轨迹。这种研究方法，在各种大型电子语料库已经出现的今天，已经越来越多地被采用。另外，在调查统计时选择的语料一定要广泛，尽量考虑到所选语料的代表性和多样性，否则得出的结论可能就经不起推敲。第四，应加强解释工作。对语义场的历史演变进行描写和解释是语义场演变研究的两项基本工作。首先我们必须把某一语义场从上古到近现代的演变轨迹描写出来。如果演变事实都没有弄清楚，或者是描写得不准确，其它都无从谈起。但是语义场的演变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描写，因为古汉语语义场研究的目标是揭示语义场的发展演变规律及内部机制。目前的研究还是以描写语义场历时演变为主，对于语义场发展演变规律的探讨有一些，但还远远不够。例如，解海江、张志毅（1993）在详尽描写了面部语义场的发展演变后，对该语义场中“脸”这一词位的变化提出了四点原因；王毅力、徐曼曼（2009）对“颈”语义场中“领”的消亡及“颈”的萎缩进行了解释，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时兴的认知语言学力求以较少的规则解释繁杂的语言现象，从而寻找人的认知和语言的普遍规律，我们在探寻语义场的发展演变规律时可以借鉴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