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编纂体例完整版
《尚书》编纂体例 -回复
《尚书》编纂体例-回复《尚书》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篇章之一，它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和政治制度。
下面将以"《尚书》编纂体例"作为主题，详细解读这部书的编纂过程。
1.《尚书》的形成背景《尚书》是西周初年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记事之书，最早的版本大约形成于周穆王时期。
它的编纂背景是为了记录和传承周朝的典章制度，同时也为后世君王提供治理国家的参考和教育的范本。
2. 编纂机构和编纂者《尚书》的编纂不仅仅是一位大臣或君主的个人著述，而是集合了当时的各位重臣共同参与。
如周成王时设立的"大师"，负责整理和编辑各类文字材料，成为《尚书》的初步创作团队。
3. 选材流程与标准《尚书》的选材主要根据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情况进行筛选，以确保整体史书的编纂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选材的标准包括记录君王的政教仪制、治国理政的言行和官员之事，同时着重弘扬春秋时期的风化和忠臣义士的道德楷模。
4. 文字修订和整理在选材后，编纂人员会对所选材料进行文字修订和整理。
修订的过程包括确认文字的准确性、排除文字错误和补充缺失的史实内容，以确保整个《尚书》的内容的真实性和统一性。
5. 编排与组织结构《尚书》的编排和组织结构主要由编纂人员根据各类史料和政治制度的发展进行设计和安排。
整个书籍主要分为序言、"书"和"传"三部分。
序言大致说明了《尚书》的目的和背景，"书"部分是君王的政令和治国方略，"传"部分则是官员的言行和事迹的记述。
6. 校勘与审核《尚书》编写完成后，需要经过校勘与审核来确保每一处文字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校勘者会仔细对照历代版本和史料，对文字和句法进行核实。
审核人员会对整体的内容进行审阅，确保编纂的史书体例完整、内容准确。
7. 修订与补充由于《尚书》完成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国家的不断变革，书中记载的政治制度和政令也需要进行修订与补充。
《文选》：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
《文选》：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作者：慧楠来源：《月读》2017年第02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
这部书对我国后世文学的发展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唐代学者李善在《上文选注表》中所说：《文选》成书以后，“后进英髦，咸资准的”，成了士人的必读之书。
据说李白早年曾三次拟作《文选》中的诗文，杜甫更明确地告诫他的儿子要“熟精《文选》理”。
到了宋代，还出现了“《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可见其盛行的情况。
时至今日，“《文选》学”与“红学”一样，成为了少数以书命名的专门之学。
《文选》的编纂背景萧统（501—531）是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502）十一月，被立为太子，本是继承大统的不二人选。
然而，天妒英才，萧统未及即位便英年早逝，谥号“昭明”，故后世称其为“昭明太子”，他主持编纂的《文选》，也称《昭明文选》。
《文选》的编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这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社会风气，以及萧统本人的學识素养有很大关系。
自建安以来，文学作品急剧增多的势头到晋、宋以后愈加明显，至齐梁间达到高潮。
据统计，从东晋初年到萧梁天监四年（505）的不到两百年时间里，皇家藏书增加了76倍。
这些图书典籍当然包括了各方面的著作，但其中占相当大比例的乃是文学作品。
此时的中国文学在自我独立的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进步，改变了其依附儒学的状况。
文学作品数量众多，对它们进行品鉴别裁、芟繁剪芜，就成为广大阅读者的需要，选录优秀作品的文学总集便应运而生了。
据记载，我国最早的文学总集是西晋挚虞编撰的《文章流别集》，《隋书·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
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
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
”可惜，这部书没有流传到现在，我们无缘得览其面貌。
论“文选”类总集文体排序的规则与体例
Stylistic Forms and Layouts of General Literary Selections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作者： 郭英德[1]
作者机构： [1]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出版物刊名：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62-72页
主题词： “文选”类;总集;文体;排序规则;体例
摘要：历代'文选'类总集的文体排序遵循先文后笔、先源后流、先公后私、先生后死、先雅后俗等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分别体现了文体排序的语体特征、时间特征、空间特征、功能特征和审美特征,并分别根基于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分类观念、'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念、尊卑亲疏的宗法观念、'重生''贵生'的传统伦理观念以及雅俗之辨的文化观念.在历代'文选'类总集的编纂中,这一基本体例的运用呈现出混杂性、交错性的特征,这同中国古代总集编纂时'唯假文以辨体,非立体而选文'的编纂方式有关,并体现出中国古代'因文立体'的文体分类意识.。
《文选》序体研究
正常现象辨——＜由（文选序）辨析选学若干疑案＞商兑之三》、《关于＜文选序＞与＜文选＞之 价值取向的差异问题一兼论＜文选＞非仓卒而成及其＜序＞非出自异手》等有关《文选序》与 《文选》关系的研究。·
三、某一朝代的序体文研究，内含《文选》序类。如：刘涛的《论南朝序体的撰作风 貌》从内容和形式上概括了南朝序体文的撰写风貌，序体文内容丰富，或为朝廷歌功颂德， 或阐发文学观点，或褒扬某些作家的为人为文等；在形式上骈体和散体并行。他认为王融 和颜延之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属于歌功颂德的序体文，且具代表性。：邓万忠《南北朝 序文研究》首先辨析序体，再对南北朝序文的流变、地位、影响进行探讨研究。文中提到 颜延之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和任吭的《王文宪集序》，基本是从艺术手法进行解析， 对诗序骈化特征做出肯定。，常娟娟《六朝赋序研究》从具体作品出发，把六朝赋序作为整 体研究，揭示其文体的缘起和发展变化过程。作者认为《文选》中所存在的割序、增序问 题体现着编者明晰的文体意识，赋序自创更是文学家文体意识自觉之体现，赋序的功能正 被多方面开发。·万燕燕《汉魏六朝赋序与文体学研究》则更着重对汉魏六朝赋序进行文体 学研究，发现该时期文人的复杂赋体意识和类型化的赋作创作题材与成熟的赋学批评理 论。她在文中提到班固《两都赋序》、皇甫谧《三都赋序》，认为后者继承前者赋体源流的 传统，二者与左思《三都赋序》作为文学批评专篇，带有较强的传承性。５这样的研究，既 注重历时，又不忽略共时，更能准确地把握萧统对序文的选录标准。
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至今，《文选》的体类研究从未间断过，成果越来越多，且研究更趋 细致和深入。这段时间里的主要研究：首先是周贞亮（１８６７—１９３３）、骆鸿凯（１８９２一１９５５）关 于《文选》的分体研究；这些研究乃基于指导文本阅读目的，骆鸿凯指出五条《文选》分 体研究纲领：“一、区一体所苞之时序与作家；二、考一体文章之源流正变：三、辨一体 所苞众篇之体性：四、析观众篇作法；五、比观众篇作法异同”ｓ这几乎囊括了后来体类著 述的主体内容。后来体类研究更具体到了《文选》中各种文体的方方面面，如游志诚的《文 选》诗类是用文类方法研究；·曹道衡对《文选》所收齐梁应用文的研究和王运熙对《文选》 的“史论”“史述赞”“论”的研究都是着重于文学的角度研究；５傅刚以统计学的分析方法 来探讨萧统的赋学观、诗歌观、文章观。就体类研究而言，有选诗、选赋、选文文体研究。 胡大雷《文选诗研究》扩展了分体研究，既是类型学的选诗研究，也是文学史的选诗研究ｊ 甚具方法论意义；６李乃龙《文选文研究》，主要择《文选》中的２０种文进行辩体和品文， 解读独到；，韩晖有关《文选》“赋”的一系列研究，乃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此外，还 有一些单篇论文和硕博论文，如艾红红的《（文选）书信体作品研究》、张乐《＜文选＞“书” 体作品研究》、卢清秀《＜文选＞书体研究》。这三篇硕士论文都是先从文体溯源出发，再探 析该文体的选录标准，继而分析文本，发现文本内容所反映的文人心态或文学观。三者相 比：在文本对象上，艾红红是以２２篇书体作品和７篇笺类作品为文本探析对象，张乐和 卢清秀是以２２篇书体作品为文本探析对象：在选录标准上，认为除了萧统选文的基本标 准外，还有书体的具体标准。艾文认为作品要为名篇佳作或短札、要有气势和风采，张文
《文选》次文类作家编序研究《文选
《文选》次文类作家编序研究【内容提要】本文对研究《文选》次文类编序规则有重要价值的十九种次文类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文选》次文类编序的混乱主要是存有乱序与以生年先后编序。
《文选》次文类中的乱序均出现于建安、曹魏、西晋三个时期，刘宋时期惟有谢惠连与谢灵运、范晔与谢灵运出现了两组乱序，齐梁作家在《文选》次文类中无一组乱序，且全部以卒年先后排列。
含有以生年编序的四组八位作家亦全部是魏晋作家。
因此，《文选》次文类编序的混乱是萧统编纂《文选》时所依赖的前贤匆忙编辑成书的总集与《文选》编纂时仅依据前贤总集而未能认真整理的疏忽共同造成的。
关于《文选》次文类的编序，《文选序》明确指出：“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
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
类分之中，各以时代为序。
”但是，对于“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的具体内涵，《文选序》并未明言。
细而析之，《文选》次文类“各以时代相次”，可以分为在作家层面上“以时代相次”与在作品层面上“以时代相次”两个层次。
在作家层面上的“各以时代相次”有三种可能:一是以作者卒年先后为序，二是以作者生年先后为序，三是同时以作者生年、卒年先后为序。
至r《文选》次文类在作品层面上“各以时代相次”，是指同一次文类收录一位作家多篇作品的编序，本文对此暂不讨论。
李善在指出曹植《公宴诗》、左思《招隐诗》、曹植《七哀诗》、潘岳《河阳县作》、何劭《杂诗》、枚乘《上书谏吴王》六篇作品编序的错误时，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对两位作家（如曹植与王粲、左思与陆机、潘岳与陆机、何劭与陆机）在《文选》不同次文类中两种不同的编序提出质疑，二是指出枚乘与司马相如在“上书”体中的位次有误。
值得注意的是，李善在指出枚乘与司马相如编序有误时，明确指出：“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后，误也。
”因此，李善判断的依据是《文选》次文类以作者卒年先后编序。
但是，《文选》次文类未遵从以作者卒年先后编序的作品远远不止此一篇，且有大量作家的排列是既不依作家生年先后又不依作家卒年先后的乱序。
古代文化常识 史书体例全面整理
史书体例编年体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
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
因为它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
以编年体纪录历史的方式最早起源于中国。
如：《春秋》，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左传》，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原名《春秋左氏传》，相传为春秋末年的鲁国史官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简称《左传》；《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也是我国编年体通史的杰作，北宋司马光（1019—1086）主编，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花了19年的时间编写成的。
补充：按年月日顺序记载的中国史书体裁。
起源于春秋。
编年体史书数量极多。
著名的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等。
其优点是便于考查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并可避免叙事重复。
缺点是记事按年月分列杂陈，不能集中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难以记载不能按年月编排的事件，往往详于政治事件而忽略经济文化纪传体东亚史书的一种形式，是以本纪、列传人物为纲、时间为纬、反映历史事件的一种史书编纂体例。
纪传体史书的突出特点是以大量人物传记为中心内容，是记言、记事的进一步结合。
从体裁的形式上看，纪传体是本纪、世家、列传、书志、表的综合。
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兼述帝王本人事迹。
世家，主要是记载诸侯和贵族的历史。
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
书志，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各方面的历史。
表，是用来表示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和无法一一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
优秀的纪传体史书把这些体裁配合起来，在一部史书里形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
它既有多种体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规格。
我国最早的纪传体史书，也是我国最优秀的一部史书，是西汉司马迁编纂的《史记》。
《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起，一直到作者所生活的汉武帝太初年间结束，上下三千年，共计一百三十篇，篇目分别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
《文选》序
《文选》序
《文选》序
题曰：昔圣贤之遗教，今学者之所藏，可以为国家之根本。
久矣，盖于上古正治之初，桓公崇文举士，乃至于文王所称“百
家辩论”，尽皆以传承为圭臬。
夫中国自古以来，历经无数代少子、
君子，承受传统之文化，今为历史的枝桠。
众多大师乃至圣贤之智慧，凝结成熔岩之谱系，不仅可用于省思，更可作为鞭辔对付当代政治和
意识形态。
其特蕴大义，予人深思。
且看今日的家长与学生，虽然拥有优越博大的知识，但仍旧荒芜
古物，如无知之深渊；学者与教育家，虽然精通新旧经典，但仍蹉跎
岁月，无问及细琐。
因此，特立本卷文选，以收录和记述一百八十篇文典，以示激励
和令人敬畏。
当中，有孟子、老子、荀子、庄子及诸子百家的精华思想，也有周易、礼记及春秋等经典之四书，尔虞我诈，稳固其魂，精
深其义，搜罗广大，涵盖真经。
综观中华文化精髓，以催促当今政治
文明，以示范当前教育学习，以章其道德风尚，以育其子孙气节，以
抒其赋予之本性。
今文选为流传中华文明和经典之精粹，以此次编纂，实为深情追忆。
《文选》中的书笺
《文选》中的书笺
《文选》是南北朝时期梁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昭明太子）编选的一部文学总集。
《文选》收录了上起周代，下至南朝梁代一百三十位作家及若干佚名作者的作品七百六十四篇，按体裁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三十八类。
《文选》选文注重文采，多录骈偶之作，集中了汉魏六朝文学的主要精华，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
《文选》内容丰富、选录精审，很多名篇依赖《文选》得以流传至今，故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文选》所录诗赋文章，成为后人学习写作的典范，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文选》作为总集之首，其编纂体例对后代的文学总集具有示范意义。
《文选》保留了大量先唐时期的语言材料，具有重要的语言文字学价值。
《文选》一度是科举士子的必读教科书，具有教育史、科举史的研究价值。
文选六臣注体例
《文选六臣注》的体例如下：
首先，在卷首列有“梁昭明太子萧统撰”及六臣衔名。
其次，书中包含了吕延祚和李善的两篇表文。
再者，书中的注解内容为五人共同完成，并在陈仁子辑的诸儒议论之后进行注解，议论的结尾部分有“茶陵东山陈氏古迂书院刊行”的牌记。
此外，在版本方面，有仿元刻本和明嘉靖本两种版本。
卷端还钤有一枚藏书印章，印文不易辨识。
此书似乎源自清初大藏书家卢址抱经楼的旧藏，并经过民国时期的怀辛斋和现代的三通书屋收藏。
刷印用的是白棉纸，初刻初印，十分精美。
其版式为四周单边，每半叶十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三字。
书口中间上下分别记“文选几”或“文几”及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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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选》史籍知识点整理2017历史16.1项常清1.编年体：是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顺序编写的一种史书体裁。
其优点是便于比较、了解各史事之间的关系，使读者对史事发生经过的时间十分清晰；缺点是同一事件发生和延续的时间过长，对历史人物的生平和典志等史事，也无从详其原委。
如起居注、实录体等。
我国第一部正规的编年体史书是孔子编修的《春秋》，《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完善的编年体通史。
2.十三经：是指由汉朝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的十三部儒家经典。
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3.《尚书》：是儒家经典之一，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
这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
西汉初存28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
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
按传统的体例分为"典"、"谟"、"训"、 "诰"、"誓"、"命"六体，重要的内容一为敬天法祖，二为讨伐逆命。
大多数篇章文字古雅，语言质朴。
《尚书》为我们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周奴隶社会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其史料价值：①具备了六体，是我国古代文告，会议记录等应用文体的滥觞。
而且开辟了我们古代散文的先河。
②保存了大量的古词汇，这些古词汇反映了殷商时代的语言特点。
③《尚书》为研究虞、夏、商、周提供了研究材料。
4.《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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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选编纂背景文笔辨析（渊源观念产生，发展）二、分类37 四部丛刊38骆鸿凯39台湾学者三、文论（应用文）四、编辑体例1、傅刚论文上的2、诗赋骚赋不收乐府选赋要求一、文选编纂背景（一）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1）刘师培《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第三课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
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文体辨析是在汉末以后开始的，其学术渊源，却可以追溯至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
向、歆父子整理图书，奏其《别录》《七略》，开中国目录学之先，然其工作的意义却并不仅在目录一门。
《宋书》卷十一《律历志序》说：“汉兴，接秦坑儒之后，典坟残缺，耆生硕老，常以亡逸为虑，刘歆《七略》、固之《艺文》，盖为此也。
”汉朝立国，天下图书颇有散亡，故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至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汉书·艺文志序》)就是说这一工作的本来目的是整理图书，但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工作方法却对后世的学术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章学诚《校雠通义·叙》说：“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这说明刘向父子所作的是学术史的工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八字是对这一工作的概括。
辨章学术是因为秦火之后，典籍残缺，且师传亦断绝，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说：“秦焚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此遂灭”。
《新唐书·艺文志序》说：“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这便是“辨章学术”的背景。
刘向、刘歆父子作《别录》、《七略》，以艺文为对象，剖析条流，使各有其部，总百家之绪，推本溯源，这便是“考镜源流”。
《汉书·楚元王传》中的刘向传、刘歆传说到：“《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有意其推本之也。
”颜师古注曰：“言其究极根本，深有意也。
”正是这样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对汉魏六朝的文学批评以及总集的编纂产生了影响，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即基于此点。
（2）文体类别的区分，其源始自《七略》。
《七略》的《诗赋略》据班固《汉书·艺文志》，分诗赋为五种，其中赋为四家，歌诗为一家。
四家赋为：一、屈原赋类；二、陆贾赋类；三、孙卿赋类；四、客主赋类。
刘向之时，属于文学体裁的大概也就是辞赋与歌诗，因此《诗赋略》虽叙为五种，实则是两种。
东汉以后，文体发展很快，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八种文体。
“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其实远不止这些。
《三国志·卞后传》注引了曹丕《答卞兰教》，其中还提了“颂”体。
如果从《后汉书》著录的文体看，已远远超过了这几类。
统计的结果，大致有诗、赋、铭、诔、颂、书、论、奏、议、记、碑、箴、七、九、赞、连珠、吊、章表、说、嘲、策、教、哀辞、檄、难、答、辩、祝文、荐、笺等三十多种，可以说是文体大备了。
但因为范晔是南朝人，故《后汉书》的文体著录或许会带有带有南朝人的观念，再以《三国志》核查，其所著录文体也有十三种之多。
这一事实既说明：1、当时文体的发达2、也说明当时人对文体辨析已经区分的非常细致了，但是呢文体辨析在归类上尚无严格的体例。
史书著录的同时，本身就进行了一种辨析了。
（二）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到汉末具备了文体观念产生的历史条件，即是文体增繁的事实。
（1）①这里要提到一本书《东观汉记》。
《东观汉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巨著，记录了东汉从光武帝至灵帝一百余年的历史。
全书由班固、刘珍、蔡邕、杨彪等人编撰，历经自汉明帝至汉献帝几乎一朝时间，也没有最终完成。
晚出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作，如三国吴谢承、晋薛莹、华峤、谢沈、袁山松以及南朝宋范晔、梁萧子显的七家《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张莹的《后汉南记》，无不取材于《东观汉记》，所以《文心雕龙·史传篇》有“后汉纪传，发源东观”的说法。
在诸家《后汉书》之中。
在诸家东汉史作中，由于范晔的《后汉书》集诸家之大成，加之屡有人注音释义，遂大行于世，《东观汉记》于是逐渐式微，后来就不断散佚了。
现存的是后人的辑佚本。
说这么多呢，就是说《东观汉记》在东汉历史的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②《东观汉记》著录了文体，已经了具有辩体意识。
《后汉书》于各人物传记中往往记传主所著文体。
《东观汉记》也记录了当时人善属文的事实，并在史书中将文辞弘丽作为肯定的评语。
东观汉记》看，对人物文学才能的评论，往往是指书记一类应用文体。
与《后汉书》、《三国志》等关于能文章，善诗赋的记载稍有差别。
（2）汉末文体辨析意识，在蔡邕的《独断》中也有反映。
《独断》辨析的文体有策书、制书、诏书、章、奏、表、驳议、上书等。
每一文体都从其名称之来源、本义分辨谈起，说明该文体的使用对象和范围。
这种辨析方法对后来的辨体著作，如刘勰《文心雕龙》产生了影响。
不过，《独断》并非专门的辨析文体著作，只是反映出当时的辩体意识。
与《独断》类似，汉末刘熙《释名》也是考释事物名称的书。
刘熙此书较《独断》又更为系统，在篇十九《释书契》和篇二十《释典艺》中所论文体有奏、檄、谒、符、传、券、策书、启、书、告、表、诗、赋、诏书、论、赞、铭、碑、词等，说明这些文体都是当时普遍被使用的。
刘熙之后，建安末桓范作《世要论》，亦有论文体之章，分别是《赞象》、《铭诔》、《序作》。
桓范之论，又与蔡、刘不同，蔡、刘是正面考释文体的名与实，桓范呢意在批判当日文体淆乱的事实。
从《独断》、《释名》三书都将文体当作一般事物的观念看，文体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它的地位也只是在众多事物中占有一席而已。
又从二书所记诸文体看，主要还是应用性文体。
三国时期的文体辨析较东汉时更为明晰而自觉了。
就《三国志》著录的文体看，分类都比较整齐，不象《后汉书》那样往往将篇章与诸文体混杂记载。
同时，《三国志》所著录的文体，如诗、赋等纯文学体裁基本排列在前面，显得集中、突出。
文笔一词，于三国以后，使用的意义渐有了变化，已不再仅指应用性文体了。
这一词语是包括了文和笔两方面内容的。
文笔的区分，基本是将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开来，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建安时期系统的文学理论文章，主要是曹丕的《典论·论文》。
曹丕之后，晋陆机《文赋》列叙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文体，分别指出这十种文体的不同风格特点，这也是在辨析文体的基础上对作家写作进行的指导。
晋挚虞《文章流别集》，汇各体文章为总集。
他还著有《文章流别论》严可均《全晋文》辑有佚文，从这佚文看挚虞详细讨论了各文体的起源、发展，指出各文体的分限。
总观魏晋时期的文体辨析，可以见出对基本的应用性文体和基本的纯文学文体，经过辨析，都有了比较清楚的界限。
文笔之辨，以刘勰所论最为系统。
《文心雕龙·总术篇》专门讨论了文笔问题。
他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
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
”按照刘勰的说法，文笔之分，在齐梁时已经分明，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观点，已为大家普遍接受。
南朝的文学批评已不简单地限于文体的区分，而是在文体区分的基础上更纵深地讨论各文体的风格、作家写作的得失；同时，开始总结文学自秦汉以来发展史中的成绩和不足，探讨文学本身的特点和规律。
《昭明文选》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二、《文选》的编辑体例引导阅读文选目录分为：赋诗骚（一）：凡例（1）《文选》的编辑体例，见于《文选序》。
萧统在《序》中对体例主要说明了两点，即①《文选》不收什么和收录什么；②对所收作品如何编排。
什么样的作品不入选呢?萧统说：“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
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
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
若斯之流，又亦繁博。
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
今之所集，亦所不取。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
方之篇翰，亦已不同。
”据此，《文选》不收经、子、史三类。
这一种自觉以经、子、史与文学作品区分的思想，代表了南朝人对文学特点认识的高度，是值得我们称道的。
经、子、史虽不入选，但其中的序、述、赞、论部分，因其具有“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特点，“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这还是从文辞等文学特征上去考虑的。
关于这几句话，是不是《文选》的选录标准的问题，从阮元以来就展开了争论。
其实萧统的意思很明白，这是针对为什么选录经、子、史中的序、述、赞、论而发的，认为这几种文体虽为经、子、史中文章，但由于具有文学特点，故予以收录，这与单独宣布选录标准还是有区别的。
因为萧统主要论述的是这几种文体，而其它一些文体，如诗、骚、赋等等，也许就不是这几句话所能包容的。
也就是说，这几句话符合《文选》的选录标准是没有问题的，但决不就是选录标准。
（2）从体裁上说：除了经、子、史中的序、述等文体外，《文选》主要地还是选录赋、诗等文学性体载。
从内容上说：《文选》的选文及分类安排，偏重于应用文。
以诗和文为例，在诗二十四个小类中，“公宴”、“祖饯”、“咏史”、“游览”、“哀伤”、“赠答”、“行旅”、“乐府”、“杂诗”、“杂拟”等类，所收作家、作品数量超过其它各类，是《文选·诗》中的大类；而这些类目除“咏史”、“哀伤”外，都是应用性极强的题材。
文的情况更是如此，在三十五类文体中，大概除掉“辞”之外，都是应用文。
这种情况很清楚地表明了《文选》所针对的读者对象，也难怪在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中，《文选》几被当作教科书的原因了。
（二）：《文选》的分类37类说：《文选》是按文体分类的，一共分多少类呢?根据现在的版本，如李善注系统的尤刻本、六家本系统的明州本、明袁褧复宋本、六臣注系统的赣州本、建州本(《四部丛刊》影宋本)，都是三十七类，所以便有人认为《文选》分类应该是三十七类。
38类说：近世以来，学者往往持三十八类说，骆鸿凯《文选学·义例第二》说：“《文选》次文之体凡三十有八，曰赋，曰诗，曰骚，曰七，曰诏，曰册，曰令，曰教，曰策文，曰表，曰上书，曰启，曰弹事，曰笺，曰奏记，曰书，曰移，曰檄，曰对问，曰设问，曰辞，曰颂，曰赞，曰符命，曰史论，曰史述赞，曰论，曰连珠，曰箴，曰铭，曰诔，曰哀，曰碑文，曰墓志，曰行状，曰吊文，曰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