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沈琴琴 张艳华

【内容提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历史变迁进行考察，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多重分割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设计紧密相关，政府强制性的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准入等制度的过度供给造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局面；而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交易成本上升；提出政府作为制度供给的主体，应加快改革扭曲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加强对垄断的监督管理，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信息发布制度，为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创造条件。 【关 键 词】劳动力市场/劳动制度/制度变迁

引言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劳动用工实行“统包统配”制度，城市单位的招工、用人均按照统一的计划指标方式进行，企业没有独立的用工自主权，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中国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人口流动。因此，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前不存在劳动力市场。1978年以来，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促进了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与产品市场相比相对滞后。尽管我国社会劳动力的流动呈现递进式的向上流动态势，劳动力的职业结构趋向于高级化，但是如果对城镇劳动力的职业结构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城镇内部的七大类职业构成呈现出金字塔形状。其依次为生产工人、服务人员、商业人员、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等。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只能滞留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供给方的金字塔底部，从而使得局部劳动力市场具有较明显的非竞争性。这种非竞争性表现为一部分劳动者之所以获得较低的收入，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获得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没有在其中就职的机会，进而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收入不对称的情况。归根结底，这种状况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 回顾已有的文献，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w)与新结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里(M J Piore)从结构化的角度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劳动力市场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具有完善的晋升机制，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则相反，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1]。之后，国外许多学者对各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进行了验证。如威廉·T·狄更斯(William T Dickens，1985)，罗伯特·迈克纳布和乔治·萨卡罗普洛(Robert Mcnabb & Goerge Psacharopoulos，1981)，他们分别计算了美国和英国劳动力市场的明瑟收益率，结果表明，美国和英国都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表现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受教育年限与工龄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更明显，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由于对劳动者文化水平要求不高且劳动者本身流动率偏高等因素，受教育程度与工龄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不显著[2-3]。 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主要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提出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历史较短，许多制度还尚待完善，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表现有其独特的特征。关于这一点国内学者也做了很多相关研究。赖德胜(1996)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是一种制度性分割，并认为这种分割是经济转型国家的特殊现象[4]。蔡昉、都阳(2001)认为，政府人为地把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开的政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扭曲性发展政策，是妨碍劳动力市场发育的制度性根源[5]。李建民(2002)揭示了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是公平失衡的结果，而且这种分割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公平。从长远来看，建立起一个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6]。刘精明(2006)结合具体的社会改革进程，运用1996年和2003年两次“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社会调查数据，从新结构主义视角探讨了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分割及其结构特征的变化，并以此解释了不同部门中人力资本收益模式发生变化的原因[7]。 纵观当前的研究成果，学术界更多地关注和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表现、特征和原因。本文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变迁及其不良影响进行分析。 一、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变迁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指由于政治、经济等外在制度因素或经济内生因素的制约，使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特征或不同运行规则的领域，不同领域在工资决定机制、工资稳定性及劳动者获得提升机会等方面具有明显区别；同时，劳动者很难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流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既有刘易斯(Lewis，1954)所指的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之间的分隔，也有制度性分隔[8]。如果说前者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因素造成的，则后者带有较强的人为性，而这种人为造成的资源扭曲性配置恰恰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阶段划分，不同的学者看法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差别只是在于划分的详略程度不同。本文从劳动力市场制度变迁的角度将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1978-1984年，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建国之后很长时期以来，广大农民追求比较利益的冲动被强制性压抑，生产积极性不高，效率低下，甚至部分地区农民的生存得不到保障。在这种形势下，农民迫于生计，穷则思变，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率先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安徽凤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运行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一制度于1982年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并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这一发端于农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赋予了农民土地使用权、经营自主权、收益配置权和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使得单位面积耕地投入的劳动力大幅度减少，从而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是，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限制，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几乎不存在，分割非常明显。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的就业完全由国家按计划调配，多数为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就业非常稳定，除了具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外，还有住房、养老、医疗、教育、托幼等保障职工及其家庭生活必需的实物福利和社会服务。虽然农村中的广大农民短期内收入增加较快，但也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生活并不稳定。因而，我国便便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镇劳动力市场。 (二)1985-1996年，城乡分割与体制内、体制外分割并存的劳动力市场 这一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日渐减弱，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所产生的转移要求和对这一要求产生阻碍作用的户籍制度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加，客观上要求通过制度的调整来缓解农村劳动力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压力。为此，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放松户籍管制的政策。1985年1月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紧接着1986至1988年，国务院又分别发布了《关于国营企业招用工人的暂行规定》和《关于加强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源开发工作的通知》。户籍制度的松动极大地减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压力，城市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民工潮。但是，城乡之间的分割并未从根本上打破。1992至1996年，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法规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1994年，劳动部颁布了《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强调“当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并符合一定条件时，用人单位可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即如果本地劳动力能够满足市场需求时，不允许雇用外地劳动力。此外，外出农村劳动者被要求在外出之前须持身份证和其他必要的证明，在本人户口所在地的劳动就业服务机构进行登记，并领取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在到达用人单位后，须凭出省就业登记卡领取当地劳动部门颁发的外来人员就业证，证、卡合一生效。这些规定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间接成本，抬升了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门槛。 与此同时，国家实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私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吸引了大批农民工涌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但是以户籍为识别依据的城市用工制度没有给农民工太多的职业选择余地，大部分农民工只能从事那些工资低、工作的稳定性差且缺乏必要劳动保障的职业。这部分劳动力与所在行业构成的市场，学术界将其称为体制外市场，或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而拥有城镇户口的大部分居民仍由政府安排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就业，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劳动权益有保障、有规范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这些居民与其所在企业构成了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在该市场中，劳动者的工资报酬主要取决于所在企业的经济效益与其个人在企业中的职位，与个人劳动技能、能力不存在必然联系。即收入不与个人绩效挂钩，且外来农民工很难进入，故该市场又被称为不完全竞争市场[9]。 (三)1998年至现在，城乡分割与一、二级劳动力市场分割并存 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政府对户籍制度的约束正在逐步放松，挡在城乡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农民工既可以进入“城门”，也可以进入“厂门”。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户籍制度的惯性及一系列以此为基础的就业、社会保障政策依然是农民工、甚至是外地大学生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均难以逾越的障碍。各个省、市、地区限制外来农民工的政策可谓此起彼伏、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因此，中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仍尚需时日。 在这一阶段，国有企业经过多年的改革，已初步建立起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产权明晰、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营者对企业的员工数量和工资水平有了较强的控制能力和决定能力；同时，国家事业单位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机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