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家人品与文品的复杂关系

论作家个体人格与创作成就的复杂关系龚炜（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邮编400074）自古以来，我们的写作理论和文学理论都十分强调人品和文品的一致对应关系，以这种对应关系为最理想的境界，一般认为只有在这样一种对应关系下才能写出优秀的文章作品。

前人的论述中，这样的格言很多：“诗品出于人品”。

①“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②“天下吝啬人刻薄人狭隘人粘滞人俱不会作诗。

”③“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

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

”④“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

”⑤“做一个好作家也必须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伟大的作家也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人”⑥其实，上述意思，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就已经作了最简洁的表述：“凡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这番话与刘熙载的“诗品出于人品”长期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公认的不争之论。

但是，我们的文学理论长期以来忽视了研究另一种情况：即作家个体人格与其文学成就不一致的情况，这就使我们对作家成长规律的认识不尽完善、不尽客观，并导致了我们对作家人品修养的难度和艰巨性的忽视。

翻阅一下古今中外许多作家的传记、史料，并审视现实生活中许多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我们就会发现，“作人贵直，作文贵曲”、“诗品出于人品”只说明了人品与所谓文品关系的一种关系，但它绝不是对人品与作品思想、艺术价值关系的全面概括，它有它的片面性。

作家人品与创作成就的关系远不是用这样一句话就可以省事地概括的。

况且“文品”这个概念也十分宽泛，十分复杂，它既有美学的意味，也有伦理道德的意味，很难用一种不变的尺度去评价。

传统的“文品”观念也难免说不含有等级意识的影响，用它来评价古代赞歌可能是比较可行的，但如果要想“放之四海而皆准”地评价所有的文学创作实践、尤其是用“文品”观念来评价现内涵日益复杂的当代文学作品，就很容易机械化、僵化，不尽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原则，不尽符合文学创作实际。

这样容易把道德范畴的“人品”和不尽属于道德范畴的“文品”混为一谈，认为它们之间有着简单的因果关系，或只存在着一致关系，显然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精神。

首先必须充分肯定，“作人贵直”、“诗品出于人品”之说对作家、写作者提出的要求是很正确的，但是，我们也决不能把理想当作事实，对作家、写作者的人力量作过头的美化与神化，至少有一小部份作家不太符合“诗品出于人品”的原则，我们还得正视这个现实。

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并非完全地、长久地对应、一致。

鲁迅先生所说的只要是革命者，则无论写什么都是革命文学，也未免太绝对化了，尤其是“喷泉、血管”之说，似乎还有一点“唯成份论”的影子。

随便从培根、鲁迅、杰克·伦敦、巴尔扎克等人的经历中，都能发现上述说法有不符合事实之处。

英国的著名散文家培根，因其优美、深刻的议论散文、开创了近代实验科学而备受后世的尊崇。

1生活中的培根并不像人们在《培根论人生》中看到的培根那样高尚：他为了爬上高位而出卖、诬陷朋友，把朋友送上了断头台，最终却因贪污受贿案而被人告发，丢掉了官位，还坐了几年大牢。

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了曲折、个性充满了矛盾，并不像他在文章中表现的那些内容那样纯洁、高尚。

但他的文章也并不因他的人生经历和所谓“人品”而减色。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少年时，用一成不变的某些培养标准去评价，那么，他简直是一个无恶不作的顽童、一个“问题少年”。

杰克·伦敦的父亲是一个酒徒，每天除了酗酒，就是打骂杰克·伦敦那善良的母亲，少年杰克·伦敦从小就没有受到良好的学校和家庭教育，而且由于贫穷，他曾在十几岁时就做了当地海盗的“小头目”，腰间插着两把手枪，带着一群人趁夜偷、抢渔民们打来的鱼；后来又到法国边境行乞，因能飞身爬上当时世界最快速的火车而做了“丐帮帮主”；青年杰克·伦敦由于受到阿拉斯加淘金热的诱惑，后来只身到阿拉斯加，也想发笔大财，结果，黄金没有淘到，倒是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硬汉小说。

杰克·伦敦的前期人生经历绝对称不上什么正派，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创作才能，反而对他的创作起到了深刻的促进作用。

他还公然声称：“不为稿费而写作的作家不一定写得出好作品，而为稿费写作的作家不一定写不出好作品”。

他的这些言行估计都很简单地用人品的好坏来衡量，但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却是公认的。

⑦作家人品和文品的关系实在是很复杂，绝不是一两个原则、一两个简单的结论所可以概括的。

作家人品与文品既有一致性的关系，也有矛盾的关系。

一致的方面，前人已经论述得很多；而矛盾的方面，我们要么是避而不谈，要么是绝对化地、简单地谈谈。

因为一个作家，既然已经可称之为“家”了，他们的作品往往就要广为流传，而且成为人们学习的典范（如选入大、中小学课本，一版再版），似乎就有必要“为圣人讳、为贤者讳”了。

今天，随着我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我们都知道对功勋卓著的老一代革命家搞个人崇拜、神化是不好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津津有味地神化作家呢？我们对一些有历史污点的作家、作品尚且能够比较平心静气地研讨，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根据事实，对作家人品与文品的关系作一番认真的探讨呢？为什么不可以对流传已久的一些“通说”来一番质疑呢？作家人品与文品的关系，受着作家人格（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而非伦理道德范畴的“人格”）的决定性影响，这“人格”即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作家）连续的、稳定的个人特质，它受着个人成长经历、家庭影响、遗传因素、后天习得、心理气质的深刻影响。

西班牙文学理论家乌纳穆诺指出：“所以能造就一个人，这是缘于统一性(unite)与连续性(continuity)的原则......记忆是个体人格的基础，就像传统是一个民族集体性格的基础一样。

”⑧大多数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都是十分曲折和复杂的，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者很少。

正如杜甫在诗中写的一样：“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没有曲折生活的磨炼甚至是折磨，没有内心的理想与痛苦（有理想的人比没有理想的人要多许多痛苦），就没有灵魂的碰撞。

而优秀的作家们常常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激溅起他们才华的浪花的。

一位作家，在成名前后受到的磨炼、磨折过多，经历常常会异于常人。

而文学创作本身也绝非一件轻松的事，它带给作家的痛苦有时不亚于生活带给作家的痛苦（高尔基就说过：“世界上最大的痛苦是语言的痛苦”），这些复杂的心路历程，几乎肯定会给作家们的性格带来许多变化，也会使他们犯一些错误、做出有悖于道德伦理的事来。

下面，我们再举些实例。

法国著名小说家莫泊桑的一部小说选集，全部说明着莫泊桑的经历与生活圈子。

我们一般对他的《羊脂球》、《项链》、《菲菲小姐》推崇备至，但对他的其它小说则很少提及。

其实，莫泊桑描写巴黎妓女生活的小说很多，《羊脂球》、《菲菲小姐》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只因它们写得很有正义感、闪耀着爱国精神，而堂堂正正地走入了我们的中学和大学教材。

但《羊脂球》只能说代表了作家的最高创作水平，远不能说它就能代表一个完整的、复杂的莫泊桑的全部。

《莫泊桑小说选》的译者前言忠实地介绍了莫泊桑不检点的生活：他几乎一直混迹于巴黎的腐朽糜烂的上层社会，最后染上不治之症而中年早逝。

莫泊桑的“人品”确实不值得后人效仿，但他观察生活、心理刻画的细致，却是令人赞叹。

此外，小仲马如果视“玛格丽特”如贱类，绝不与之来往，恐怕也写不出《茶花女》。

法国人民没有苛求作家，他们至今仍把小仲马当年写给“玛格丽特”的情书珍藏在博物馆里，甚至还为玛格丽特塑了雕像、作为城市的象征而永远纪念。

培根若不是诬陷朋友并把朋友送上了断头台、因而良心不安、问心有愧，恐怕也不会对友情有那么深刻的体会；在元代统治者视文人为“臭老九”的黑暗时期，关汉卿经常出入于瓦舍勾栏，与沦落风尘的珠帘秀情深意长、结成了非常人可比的真诚友谊，写下了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 巴尔扎克一生都执着于经商，他无论是办公司还是出版社，都因不善经营而亏本、负债累累，饱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世态炎凉和尔虞我诈，但他乐此不疲，《人间喜剧》的系列作品也因此才有丰厚的生活基础。

我们可以断言：在个人奋斗者、野心家拉斯蒂涅（《高老头》中的主人公）身上，何尝没有巴尔扎克的影子？巴尔扎克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固穷”、“为富不仁”大相径庭，却并非“无德”，也并非“不仁”，反而才华横溢、目光犀利，深刻地批判、生动地描写了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人间万象，令马克思极为赞赏！周敦颐在《爱莲说》一文中曾礼赞荷花的“濯清涟而不妖，出污泥而不染”，一部份作家的人格、生活经历的确如此，他们出身低微、命运坎坷、久居下层社会，但并没有染上什么恶习，相反却像梅、兰、竹、菊一样，在清贫的生活中保持着高尚的人品，决不狗苟蝇营，令人钦佩。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另有一些作家，他们与不那么高尚的生活大大有染，久居“污泥”之中，难免不受到一些传染，但由于他们还是能够忠实于描写现实，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消减这种传染带给他们的负面影响，从而写出优秀的作品。

许多作家的生活经历、个体人格极为复杂，因为生活本身就十分复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高尚”、“低俗”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来看待作家人品与文品的关系，这可能会使写作这件事情变得更加令人望而生畏。

如果我们认为作家人格与文品之间只有一种绝对化的同构关系，反而不符合现实生活状况，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利于我们深入地研究作家的成长规律和创作规律，甚至会使我们因人废言。

“文革”当中这样的悲剧已经太多太多了。

极“左”的思潮曾经使我们横扫一切，把人类的许多优秀文学遗产打翻在地，营造了一个浩瀚的文化沙漠，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值得指出的是，在古代中国，除了有“作人要直、做文要曲”之类的古训外，还流传着“文人无行”的普遍看法。

这是很奇怪的二元悖谬，是长期笼罩在文人头上的两顶帽子（高帽子和黑帽子），正是鲁迅所说的“捧杀”与“棒杀”手段。

它使作家们要么自以为与众不同、高高在上，像浩然的《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一样，“连肚脐眼那样的缺点也没有”；要么动辄得咎、胆战心惊。

直到今天，谁要是被人认为有“文人习气”，那等于是被判了道德和人品的“不及格”。

一方面，我们自古以来对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我们却又对能否达到这高要求不抱希望，干脆说一声“文人无行”了事。

在作家个体人格与文品的关系上，我们要么是全盘肯定，不考虑实际情况地要求作家成为白璧无瑕的美玉，成为“高大全”式的楷模；如果你达不到这个境界，那很好办，对你来个全盘否定就得了。

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古人的言论中实在是汗牛充栋，今天的大多数写作教材和文学理论教材也基本是全盘照搬了这些流行的说法，睁着眼睛不看事实，如果不是抱着“为贤者讳”的动机，不是为了粉饰所想称道的作家，不是为了“神化”作家与文学，那就是不开动脑筋，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