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素材——梁思成

梁思成

编写古建筑史

梁思成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从1931年起，他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决心写出中国自己的建筑史”这项事业中。他和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历经10余年，走访了15个省，近200个县，测量、摄影、研究了2000余项包括汉、唐、宋、辽、明、清6个朝代的建筑与文物，积累了大量资料。

《清式营造则例》

1934年编著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这部著作成了初学中国古建筑的入门必读教材，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不可少的资料，也是如今古建修整工作人员常用的工具书。

《中国建筑史》

1944年，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这时，多病的身体折磨着他，脊椎软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经常戴着铁马甲工作;学社经费来源的断绝又使他不得不多次去重庆政府募化微薄的津贴;十分短缺的物质条件使得只能靠

大量的线描图来弥补照片的不足。在林微因、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终于在抗日时期西南的一个小山庄里完成了。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根据大量的实物和文献资料，第一次按中国历史的发展，将各时期的建筑，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到寺庙、园林、民居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并对各时期的建筑特征作了分析和比较。这些论述和分析都远远超过了过去外国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水平，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聘请梁思成去讲学，他带着《中国建筑史》和同时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图片，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国外学术界的极大钦佩和赞扬。这些成就离不开集体的劳动，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们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走访了15个省，近200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了2000余项建筑与文物，积累了大量资料。梁思成正是根据这些丰富资料，去粗存精，分析比较，和同事们一起使中国古建筑这一瑰宝，终得拂去尘埃，重放异彩于世界文化之林。

梁思成- 调查、研究

对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梁思成坚持测量力求细致，分析要有根据，绘图要严密，所出成果要与世界水平比高低。

艰苦条件

30年代的华北，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梁思成每次外出调查都要经受不少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条件十分艰苦，但他对测绘工作始终一丝不苟，并且身体力行。他和助手们一起，对建筑物从整体到局部进行详细地绘图测量;对各种构件与装饰，从里到外，从正面到侧面都细致地加以摄影记录;对所有碑文、史料都一一抄录无误。正是凭着这一种民族自尊心和志气，使当时营造学社的许多研究成果，测绘的许多图纸都达到了国际水平。

实地调查

193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去山西五台山调查佛光寺。正当他们为第一次发现一座唐代建筑而欢喜若狂时，北京芦沟桥畔已燃起了抗战的烽火。梁思成和刘敦桢带领着仅有的几位研究人员，在云南、四川等地仍坚持着古建筑的研究，他们调查了40余个县，为当时的中央博物馆绘制了大量古建筑模型图，在印刷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出版营造学社的汇刊。

梁思成- 新建筑

在30年代，梁思成总结了近代国外建筑的发展和近百年中国建筑的状况，他提出既反对全盘西化，将洋式建筑照搬进来，也反对那种完全仿古的做法，认为这决不是中国新建筑的方向。他向往着一种既能用新技术、新材料，又具有民族传统的新建筑形式的出现。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各国都在准备着战后的和平建设，讨论着新城市的理想规划，探索着新住宅的多种形式。梁思成也向往着自己祖国在胜利后的建设，他在四川乡下读着国外新出版的书刊，研究城市规划，住宅建筑新的理论;他著书写文，探讨中国新时期的建筑设想。

梁思成认为新中国建筑也和新中国的文化一样，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他写文章，作报告，连续发表了《中国建筑的特征》、《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建筑与中国建筑师》等，热情地介绍中国建筑传统，论述建筑创作的主张。他十分注意新建筑的实践，对于北京民族宫、美术馆这样较多的应用了大屋顶和古代建筑装饰的建筑，梁思成并不认为他们就是最好的和唯一的民族形式;他发现有些地区、有些农村的住宅采用了中国建筑的横向开间比例，用普通砖砌出少许具有中国风格的装饰，他十分高兴地认为这可能是创造民族形式的广阔途径。

梁思成- 建设新中国规划新北京城

梁思成提出不要只着眼于个别工程的兴建而必须着手制定一个省，尤其是每一座城市的整体规划。1950年初，他与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陈占祥先生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梁思成根据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性质，预见到北京的长远发展，提出将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北京城的西郊。梁思成从新行政区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方面加以分析比较，论证如将这个新区放在旧

城之内则将带来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难。梁思成认为北京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留有众多文化古迹而且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城，主张把这座世界上少有的历史名城保留下来，在改建中保持它的传统风格。

设计国徽、纪念碑

创办建筑系

1928年，梁思成刚一回国就到东北大学担任建筑系主任，一心要为中国培养新型的建设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于是回清华大学筹办了建筑系，从此，他把自己的后半生投入了中国的教育上。

培养建筑教育人才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梁思成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在他担负着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况下，他坚持亲自教课。他十分重视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所以他除了讲授中、外建筑史外，还经常给刚进大学的学生讲“建筑概论”，担任低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他不但具有渊博的知识，而且善于深入浅出地、用生动的语言和比喻向学生讲明什么是建筑，建筑师的任务和建筑师应该怎样工作等。他善于从课内到课外，经常教育和引导学生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观察所见到的建筑，研究与建筑师有关系的一切事物，启发学生对建筑事业的责任感，培养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兴趣和感情。

梁思成治学严谨，在学术上平等待人，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建筑人才，还把自己收藏的丰富图书资料捐献给清华大学建筑系。

梁思成- 成就

梁思成是我国也是世界著名的建筑学家。是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之长子。1901年4月出生于日本东京，在东京的华侨学校上学。他在父亲的教育督促下，自小打下了良好的中国文化基础。1912年，梁启超携全家回到了北京。梁思成考入了"清华学堂"，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在康奈尔大学建筑系学习，获学士、硕士学位。在转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因梁启超病重而中断。梁回国不久应张学良邀请到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1931年回到北京，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从此他与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1946年梁思成回到了母校，在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并担任系主任直到1972 年逝世。梁思成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研究、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奠基者和创立者。

我国古代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著名的长城、雄伟的宫殿、秀美的园林、多姿多彩的民居，可惜在中国却没有人科学地研究它。梁思成在国外留学期间，当他看到许多中国古代文物，如战国的铜器、汉代的画象砖、唐代的石佛在异国博物馆出现时，他无限感慨。1928年他与林徽因婚后到欧洲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游历考察，看到那些建筑文物都得到妥善保护而且还有专门机构进行着系统的研究，梁思成夫妇下定决心投入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由中国人自己写出中国的建筑史。1931年回到北京，梁思成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投入对中国建筑的考察与研究。当时反映中国古代建筑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宋代的《营造法式》;一本是清代的《营造则例》。这两本书讲的大多是官方建筑法规。1929年梁启超得到一本宋代《营造法式》影印后寄到美国。梁思成看到此书，如读天书一样，根本看不懂。他感到要想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还必须从实地考究入手，然后再从大量的测绘资料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他首先选择了北京的故宫--这座集中国建筑之大成的杰作。

他到故宫做实地考察，把《营造法式》、清代的《营造则例》中的图文与故宫建筑实际进行对照，从总体到局部，从结构到装饰进行考察，还请教了当时尚健在的老工匠，并搜集散落在民间的资料。为了全面研究中国古代建筑，需要更广泛的搜集资料，梁思成他们克服了在资金、交通、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困难，历时五年，跑了100多个县。包括应县木塔、定州大佛、赵州石桥在内的几百座古代建筑。依靠简陋的工具、采用古老的办法测绘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1934年通过实地调查与测绘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他把中国清代的建筑样式、结构、装饰做了科学的分析并用现代建筑的图表示出来，使后人对古建有了科学的认识。

日本人说中国以前不存在唐代木结构建筑，要看唐代木结构建筑只有到日本奈良。梁思成不以为然。一次他在敦煌的壁画中看到五台山大佛光寺的形象，后在北京清凉山寺找到大佛光寺的记载，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带了助手到五台山探寻大佛寺，据判断这座建筑绝不晚于宋代。他们又从大殿的整体到局部，从梁架到门窗进行了仔细的测量，后又发现了经幢上面还刻了名字，推算经幢建于公元857年。根据一般规律是先有庙后有经幢，大殿建造年代还早于公元857年(唐宣宗时期)，林徽因又在庙中找到了供养人，在大梁上也找到了有关建造年代的记载。这是我国自己发现的第一座唐代建筑。

"七七事变"爆发后梁思成带着家人取道天津、长沙于1938年1月抵达昆明，在昆明他们建立中国营造学社并在西南地区对中国古建筑进行调查。他们研究经费过去主要靠外国的基金会赞助，抗战后，资金受到了很大影响，梁思成夫妇在贫病交加的困境下坚持调查工作，并整理、刊出了学术论文。

1940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及助手开始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然而他们从重庆的国民政府那里只能要到很少的经费，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1945年《中国古代建筑史》终于在西南后方的一个农村诞生了。学术水平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

梁思成先生对中国古代文物的保护

世界各国对文物的保护有不同的主张，在修复文物及古建筑时有人喜欢修旧如新，而梁思成认为这样对文物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对古建筑应当是使其延年益寿，而不是返老还童，要整旧为旧，如对蓟县独乐寺的修缮。

二战时期，他曾呼吁美国轰炸日本要注意避开奈良的古建筑，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1948年国民党动员北京的大学教授去台湾，梁思成坚持留下等待解放。年底，清华园先解放了。梁思成连夜把北京重要的古建筑都在地图上标了出，由中央发给准备攻城的解放军。后傅作义接受了和平解放的条件，北京城内的古建筑得到了保护。

梁先生对北京城的保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曾多次上书大声疾呼，北京城其建筑规模、文化艺术价值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发从消费城市转化为生产城市，梁思成并不不同意。他总结了欧洲城市建设发展的经验，联合有关人士向中央提出保护老北京，另辟新区建北京，这样既能保护古城原貌，又可适应首都的种种需要。他认为保护不是原封不动搁置，而是在不伤原貌的情况下，加以改造。如北京的古城墙可以改成遗址公园等。

50年代北京在建设发展中把牌楼拆了不少，在北海大桥的扩建中还计划把北海团城拆掉。梁思成火了，找到了总理，经过总理与梁思成等人的现场勘查，才把团城保留了下来。

1964年世界各国建筑学者会聚意大利威尼斯，研究城市发展与古城保护问题。提出古城与新城不要混在一起，这就是有名的"威尼斯宪章"。这些原则实际上梁思成在30年代就提出来了。有人说梁先生保护古建筑的主张是"向后看"，实际上他是向前看，而且很有预见性。

梁先生对祖国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即1949年10月2日，他全家人席地而坐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他经历了中国受屈辱的年代，如今看到贫苦落后的中国从此开始走向了复兴，他怎能不激动?从这时起他下定决心要为人民服务。美国曾邀请他携全家到美国工作，他末接受。他说我的祖国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

在反右扩大化时他曾受到冲击。在经济困难时期他也过着艰苦的生活。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带高帽当成反动权威批判，但这些磨难并没有改变他对祖国的忠诚。他一心盼望台湾回到祖国大家庭实现祖国统一，晚年曾动情地背诵陆游的诗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梁先生有着严谨的学风，对各项作业特别是绘图要求十分严格，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在每个细节都是一丝不苟、毫不含糊。他特别重视基础教育、注重学生素质的提高及作风的培养。他讲课学贯中西、才思敏锐、妙趣横生。梁思成先生一生追求真理，他的业绩是永存的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王世襄

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2009年11月28日），号畅安。男，北京人，祖籍福建省福州市。汉族，著名收藏家、文物鉴赏家、学者。他使井市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他不但能玩，也能写，他玩物并研物，他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他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2003年12月3日，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从而成为获得该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王世襄出身书香门第，小学至高中，就读北京美国学校，同时家中聘请国学耆宿，讲授文史诗词。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获学士学位。1941年毕业于该校研究院，获硕士学位。论文为《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继在家中撰写论文元至清部分。1943年全稿完成后，赴重庆寻求工作。是年冬去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任助理代表，清理追还抗战时期被敌伪劫夺之文物。一年中，经过侦察调查，奔走交涉，追还、征购数批文物，总数达2000馀件，一律由故宫博物院接收保管。1946年底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次年初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由日本横滨押运到上海，经郑振铎派员接收。旋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1948年6月，被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弗利尔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返回故宫任原职。王世襄属于那种真正的书香门第。父亲王继曾是著名的外交官，曾经担任过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祖父王仁东曾任内阁中书、江宁道台，祖父的哥哥王仁堪是清光绪三年的状元，曾上条陈劝阻慈禧太后修颐和园。高祖王庆云更是被记载入了《清史稿》中。

母亲金氏一族，则是江南有名的大户人家。外公靠办实业起家，很有西洋新派思想，把几个孩子都送到英国留学。母亲金章在英国学习美术，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花鸟画家。舅舅金城则更有名，20世纪初北方画坛的领袖，当时的地位甚至超过张大千。

这种出生实在让人羡慕，世代为官的父亲家族给了他儒学礼教方面的精神支持，而母亲家族则为他提供了强大的艺术基因。王世襄从小在国际学校学习，每天放学后还接受两个小时的儒学教育。不过事情如果按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历史上只会多一个精英分子，而不会出现那独一无二的王世襄。他的童年时代，除了家里规定的学习，全用来玩了。养鸽子，每天举着根大竿子撵着鸽子跑；养蛐蛐，不仅花钱买，还拉着小伙伴跑好几公里到郊外去捉野生的；学武功，请了老师来教八卦拳和太极拳，还拜了清代遗老来学摔跤；为了捉兔捉獾，特意学着如何驯鹰驯狗，结果认识了两位爱鹰爱狗如命的朋友，其中一位，就是程砚秋的叔叔荣三爷。

王世襄说自己，“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其实哪能啊，应该是“玩物咏志”。翻译家杨益宪曾经为这位至交好友写过一首诗：“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称玩主，老大京华辑逸文。”他不像那些纨绔子弟，只知道瞎玩，不晓得琢磨。这些年少时的爱好，到70多岁时他都写成了专著或文章。养蟋蟀，专门编了本《蟋蟀谱集成》，收了前人之作17种；养鸽子，不仅写了《鸽话》20篇，还和赵传集先生合编了一本《明代鸽经清宫鸽谱》，里边影印了彩图二百多幅，实在是珍贵无比；玩葫芦，专门出了中英双语本《说葫芦》，甚至是养大狗，也写了篇专门《獾狗篇》。这些老北京人的民俗爱好，都被王世襄用文字的方式保留下来了。当然，使王世襄“一朝成名天下知”的还是他对明式家具的研究。在那个年代，大多数收藏家、文博专家都以收藏、研究金石碑帖为荣，因为它们带着古代流传下来的金石学优良基因，而认为竹木漆器类文物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其实早些时候，王世襄也渴望成为一名传统的文博大家，他待过梁思成的营造学社，还在故宫负责过战后文物的清理和追回，只是在新中国后被诬蔑成“贪污犯”被故宫辞退了，远离了主流的文物圈子，王世襄只能重拾以前的爱好，开始研究些漆器、竹刻以及家具。

1985年，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一书在香港出版，填补了中国人研究明式家具的空白。不久之后，《明式家具研究》问世，更是激起了收藏家研究明式家具的热潮。

我们都知道，王世襄收藏的明式家具，现在全部完好地收藏在上海博物馆。藏家收藏的一批文物，没有被拆散，而是完整地进入博物馆收藏体系，享受最顶级的保护条件和世人景仰的目光，这大概是文物最好的归宿了。那么，王世襄藏的家具为何会进入上海博物馆呢？当年王世襄收藏这些家具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彼时北京实行私房改造，规定凡出租房达15间，便要归公。王世襄家里有一所房长期出租，只有11间，够不着没收的条件。但是房管局和街道知道他家的厢房存放着大量家具，就全力动员他出租，并威胁说如果不出租，就占用厢房办托儿所或街道食堂。迫不得已之下，王世襄只好将房子出租，把所有的家具都堆入了北屋的一间小房间。新搬来的住户，是一个铁匠，天天打铁，焊洋铁壶，他的老婆是个捡破烂的，破烂堆满了院子。这样的生活环境，对家具的保持极为不利，对王世襄夫妇的生活也造成了不便。此时王世襄年事已高，想着搬家到其他地方安度晚年，可是单位不给分房，自己买又没钱，这么多年的积蓄全都花在买文物上了。刚好那会儿上海博物馆修建完工，专门开了个家具展厅，但是没有家具。香港一位庄先生想要买下这些家具，捐赠给上博。王世襄提出条件：“你买我的家具必须全部给上博，自己一件也不能留；如同意，收入《珍赏》的家具我也一件不留。我不讲价钱，你给多少是多少，只要够我买房迁出就行。”就这样，这批明式家具就以当时国际行情的十分之一的价格，于1993年2月全部藏入上博。

其中有四把明代的牡丹纹紫檀木椅，是举世知名的最精品，《珍赏》一书中只用了一件，出现过两次。按照协议，王世襄只需要交出一把即可。但是他却把四把全交了，他说：“四把明代精品在一起，太难得了，我不愿拆散它们。还有在我家中多年，四把椅子从未按应有的格式摆出来过。到上海可以舒舒服服地同时摆出来，那有多好啊！”所以你现在去上博的家具展厅，仔细看看，那四把椅子就静静地摆放在那里，一如几百年前它最初的模样。

王世襄说：“只要从它获得了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遣送得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束。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这种对身外之物“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实在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