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的标点

古书的标点作者：丰家骅来源：《寻根》2020年第01期我国古书没有标点，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始加上新式标点，因而人们往往认为，标点是西风东渐后，从国外传入的舶来品。

这实在是一个误解。

我国古书不用标点，并不等于我国古代就没有标点，不过名称不同而已。

我国古代不但有标点，而且很早就出现了加标点的书，只是数量不多，鲜为人知罢了。

一标点，古称句读，一名句断、句投、句绝，它是读书时用来断句的。

汉语是表意性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意义单位。

古书不加标点，同一段文字，断句不同含义就大不一样，甚至相反。

《韩非子》中有一段话说，古代有一个精通音乐的人叫夔，尧任命他做乐官。

哀公问孔子说：“吾闻夔一足（一只脚），信乎？”孔子答道：“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意思是说夔有此一人就足够了，并非只有一只脚。

可见“夔一足”与“夔一，足”标点不同，意思就完全不同。

《论语·泰伯》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意思是说，老百姓可以使他们这样去做，不可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去做。

把老百姓当作劳动工具，對老百姓很不尊重，态度是极为错误的。

但康有为把这句话的标点改动了一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意思就成为：老百姓同意，就叫他们去做;不同意，就给他们讲道理，说服他们去做。

这对老百姓很尊重，即使在今天也应加以提倡。

我国古籍中这类例子不胜枚举，经书中亦屡见不鲜。

经文出现歧义，在古代是件大事，古人十分重视，所以提出读经必先审句读，早就认识到标点的重要性了。

我国古代的文字，最早是在甲骨和金石上的，最早的书多刻写在竹简木牍上，受物质材料的限制，文字力求简练，不加标点。

后来出现手写本，照原本抄录，也没有标点。

古代的标点是怎么产生的呢？任何一件新生事物的出现，都源于现实的需要，小小的标点也概莫能外。

古书无标点，古人读书需要自己断句，因而古代学校，入学伊始就十分重视断句的训练。

《礼记·学记》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

一年视离经辨志。

”入学第一年就要考查“离经辨志”，所谓离经，郑玄注曰“断句绝也”，就是在两字之间隔开，即点断句子;“辨志”，则是正确领会经文的含义。

若是断句错了，就不能正确理解经义，这是读懂古书的起点。

断句需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学识水平。

所以古谚说：“学识如何观点书。

”（李匡义：《资暇集》卷上“字辨”）古人读书一般是边读边点，点书常作些标记，如在字旁加一个小圈，在字中间加一小点等，这些点书的记号，日久便演化成了标点。

古人作文“文不加点”，一直到近代仍是如此。

1929年5月20日，胡适还曾写信劝陈寅恪写文章“不可不加标点符号”（《宁国府门前的石狮子》，《中华读书报》2017年7月19日15版）。

文不加点，往往造成后人的误读，尤其是人名、地名、少数民族名，时过境迁，会令人无法辨读。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讲了一个例子，《汉书·地理志上》济南郡十四县名：“东平陵、邹平、台、梁邹、土鼓、於陵、阳丘、般阳、菅、朝阳、历城、、著、宜成。

”前人多“不得其句读而妄为之说”，后人如不实地考察也是无法正确点断的。

因而古代有些作者怕文句被误解，写作时遇到容易混淆的地方，常作个标记告诉读者，如汉代西陲遗简中有简使用“”符号。

王国维说，这是因为“四人名相属，虑人误读”，故于“隧长四人，前三人名下皆书以乙之，如后世之施句读”。

这类写作时所加的符号，有些后来也演化为标点。

我国古书，两汉时设专官校定，及至宋代活字印刷发明后，异本增多，更促进了校书事业的发展。

南宋馆阁校书，校改已有一定的程式和标识。

陈《南宋馆阁录》卷三“校雠式”云：“多字，以雌黄圈之;少者，于字侧添入……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

”“其有人名、地名、物名等合细分者，即于中间细点。

”校书的符号有圈，有点，有乙，人名、地名、物名在字中间加细点作书名号等。

许多私人藏书家仿馆阁制度，校改也有一定符号，因衍而删去之字，圆圈围之;增入之字，以方圈围之;颠倒之字，以墨线曲折乙之等。

（方崧卿：《韩集举正校例》）这些校书的符号行之日久，约定俗成，为大家所采用，也演化为标点，说明中国化的句读完全是中国文化土壤上固有的产物。

二我国古书虽不加标点，但我国古代还是有标点的。

早在春秋时期，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出现了双短横号“=”，《殷墟粹编》第二五六片：“王受又=，册至。

”郭沫若注：“又=，乃又重文。

”金文中除双短横号外，还出现了钩识号，用来划分层次。

这可说是标点符号的萌芽。

到了汉代，由于读书和注书的需要，标点符号有了很大的发展。

出土的汉简和帛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简》使用的标点符号有五种，《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使用的标点符号有六种，如圆点号、钩识号、逗号、顿号、黑方号、二短横号等。

（袁晖：《标点符号词典》修订本）因而，章学诚《丙辰札记》说：“点句之法，汉以前已有之。

”标点源于读书，是读书时所做的记号。

《史记·滑稽列传》载，东方朔初入长安，公车上书，有三千奏牍，“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

其中“乙其处”的“乙”即“”，表示停顿，这是汉武帝读简时所做的一个记号，以便以后从这里接着读。

后来，许慎把这些符号收入《说文解字》中，“丶”字云：“有所绝止，丶而识之也。

”说明这是用来断句的，亦即今日读（逗）号。

“ ”部“（）”字云：“用钩表识其处”，即今之句号。

“丶”和“”正式收入字典，这说明这两个标点符号已得到社会的承认，并为公众所使用。

古代经书无标点，又不分段，初学者读书断句、分段、正确理解经义，是有困难的。

因而，汉代设立了五经博士，每部经书都有专人传授，包括“句读”。

句读之名最早见于汉何要《春秋公羊传解诂序》“援引他经，失其句读”。

当时诸经各有师承，高诱《淮南子注叙》云：“自诱之少，从故侍中同县卢君，受其句读，诵举大义。

”高诱受教于卢植，卢植受教于马融，马融则是曹大家（班昭）的弟子。

句读作为一项专门学问，师徒一代代口耳相传，各家亦不尽相同。

如“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凡邦之事跸”（《周礼·宫正》），先郑（郑众）和后郑（郑玄）断句就不相同。

魏晋至唐五代，在原先基础上，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标点。

如圆点在字下连用表示删节，《史通·点繁》云：“凡字经点者，尽宜去之。

”圆圈置于字之右，表示书名人名。

乙字，表示调整字序等。

人们对标点作用的认识也日益加深，韩愈《师说》即云：“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

”从汉至唐标点符号在数量上代有所增，但在使用上却未能出现突破性的发展。

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全凭刀刻手抄，复本极为稀少，这限制了标点的运用，宋以前全加标点的书几无一册。

至宋代，由于活字印刷代替刀刻手抄，书籍有许多复本，印数有的多达千卷。

（郑如斯：《中国书史》，书目文献出版社）复本既多，读书人便可邊读边点，从头至尾给书加上标点。

《宋史·何基传》说：“凡所读无不加标点，文显意明。

”“标点”一词，即始见于此。

宋时钩号已变成圆圈，标形如○，有大、中、小之分。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每章之前用大的○，每句之间用，一句未完停顿用“丶”，全句完画一个“。

”。

何基是朱熹门人黄的学生，得朱熹之传，“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通鉴纲目》标注点校，尤为精密”（《宋史·王柏传》）。

这已证明至宋代已出现了加标点的书。

藏书家叶德辉说：“刻本书之有圈点，始于宋中叶后。

”（《书林清话》卷二）这是可信的。

岳珂在《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中说，世所传九经，“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本始做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惟蜀中字本与兴国本，并点注文，益为周尽”。

当时建安余氏、兴国于氏是刻书名家，他们刻的书正文和注释“皆分句读，称为善本”。

现存宋刻本《春秋公羊解诂》《春秋梁传》都使用了标点。

宋刻本《南华真经注·杂篇·天下》：“彭蒙、田骈、慎到。

”人名加了专名号横线。

宋版《西山先生真文真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旁均有句读圈点。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刻本书使用标点，滥觞于南宋，流及于元明。

据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二）“元人四书五经标点”条云：“常熟毛黼季藏元人标点的五经，魏叔为之记。

”他还曾在泰兴季振宜御史家见过元人王鲁斋标点的四书与五经。

叶德辉见过的元刻叶时《礼经会元》四卷，何焯校《通志堂经解目》、程端礼《春秋本义》三十卷，都“有句读圈点”（《书林清话》卷二）。

至明代，我国最大的类书之一《永乐大典》手写本，正文墨笔抄写，有红色句读，是刻模加印上去的，位置固定，用法规范。

至清代，高邮王氏刻本《广雅疏证》《经传释词》等，都加有句读符号。

从这些古书来看，我国古代不仅使用过十多种标点符号，而且还出现了不少加标点的书。

三从宋代到明清，我国古籍虽出现了一些有标点的书，但数量不多，绝大部分的古书仍没有标点。

明代《永乐大典》手抄本，虽用印模加上红色的句读，但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墨笔手抄，则全除句读，经、史、子、集中无一本有标点。

这说明标点的使用，仍未得到官方的承认，清人刻书、作文一般还是不加句读。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科学文化传入我国，国人开始学习西方。

清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清廷派使团访问欧美，同文馆第一批英文班的学生张德彝随往，归来写了一本《欧美环游记》，书中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西方各国的书籍都有标点，但他认为烦琐，并不提倡，影响甚微。

1897年，广东人王炳章在香港出版了一本《拼音字谱》，在国产句读和西方标点的基础上，草拟了十种标点符号，有逗号、句号、段号、惊叹号、诘问号、连接号等，比较简便实用，受到学界欢迎。

1904年严复的《英文汉诂》、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都开始用了新式标点，但影响仍然不大。

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在提倡白话文的同时，发表了许多倡导新式标点的文章，1919年发表的鲁迅的小说《药》，同年出版的胡适的《哲学大纲》，都试用了新式标点。

1919年12月，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半农）、钱玄同、胡适等人代表“国语统一筹备会”，向北洋政府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

次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了《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的训令，从法律上确定了现代文必须使用标点符号，这才结束了我国书籍的“无点”现象。

那么，原有的古书无标点，又如何解决呢？这就不得不说到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了。

汪原放，安徽绩溪人，与陈独秀、胡适是同乡。

他是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侄儿，时任亚东书局的编辑。

约在1917年，他读了胡适的《藏晖室札记》中的《论白话》《论标点符号》等文后，受到启发，尝试将《水浒传》标点分段出版。

汪孟邹担心书的销路，陈独秀听说后大力支持，看了汪原放的书稿后，更是连声赞扬，建议删掉眉批、夹注，排印出版。

1920年8月20日，由汪原放标点、分段的《水浒传》，由亚东图书馆正式发行，陈独秀和胡适分别为书作了序，陈序说：“亚东图书馆将新式标点加在《水浒传》上翻印出来，我以为这种办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