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的自信——从黄摩崖的《头颅中国》一书说开去

湘西的自信 ——— 从黄摩崖的《头颅中国》一书说开去 作者:彭业忠 原稿刊登于2013年11月1日《团结报》

扛把木椅子，走上楼顶，在暖暖秋阳下，慢慢阅读一本书———《头颅中国》。我不知道，这种状态，究竟是一种生存的境界，还是一种窘迫的逃避？

好在，此书真实地给我带来了阅读的快感和审美的惬意。 各位看官都有“材料式阅读”带来的痛苦，且将继续痛苦下去，所以对全是正确废话的东西，大家都持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和抗拒心理。

然而，《头颅中国》书中的所表达的观点和表述的语言，却让你不得不时常扼腕称叹。这正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好文不怕长，好书不怕厚。

《头颅中国》的作者黄摩崖，是湘西的一位青年才俊。其实，早在2012年，《头颅中国》初稿就声名鹊起，在首届天涯原创作品大赛中，荣获历史版冠军，是大赛中唯一获奖的非虚构类作品。

《头颅中国》，是一本有思想厚度的著作。 《头颅中国》的厚度，不在于它拥有355页码，而在于它的思想———字字珠玑式的新观点，让人目不暇接。

在第一话的第4节———“国字的脸”中，黄挺对中国的文字、书法、艺术、哲学和宗教有了这样的宏论：

“谁又曾料想到秦灭六国，始皇帝欲保帝国千秋万代，必然要行‘书同文’之改革，规范写法，令‘文化人’识得认得。后来的‘文化人’真不满足于识得认得，渐渐自觉出汉字的奥妙，笔画往来，对字的崇拜油然而生，便发掘汉字天然的装饰性。象形本就是对世界的收摄提炼，书画同源并非胡言，书即画，画即书。通过造字原理的回溯玩味，以及书法艺术的开辟经营，中国人本体论上的求索与主体性的感悟早就散落在艺术中，书法既是‘起点艺术’，也是‘终极哲学’。故西哲不触摸汉字，便不可能把握中国艺术；不进入中国艺术，便不可能了解中国人之心智、生活、哲学与宗教。艺术不在宗教的领导下，艺术天生是宗教！”

读懂这段文字，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在年轻的生命历程中，却悟得如此之深刻。 《头颅中国》是一本史论类的哲学著作。作者从历史出发，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对中国先秦史进行了纵横捭阖式的论述。但《头颅中国》的作者黄摩崖，却不拘泥于先秦，用了宏大开阔的视野，将历史及现今之中国和世界，全数揽入自己的论述范畴。

第四话中的第6节———“天上天下”中，黄摩崖这样论道： “古埃及第十王朝的文献《对美利卡拉王的教训》有言：‘人民是神的牲畜’。而司马子鱼说：民，神之主也。’朱熹讲：‘人者，位乎天地之间，立乎万物之上。’凡接受‘人贵于物’之思想者，便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之‘天下’，人的地位实在太高了。中国习惯将‘Natural right’译为‘天赋人权’，其实这权利并不是谁给予的，而且这权利本不只限于人权。但这不是谬误，而是转化，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天地之性人为贵，而且所有人间的得失，都应有天的参与，《天演论》之译名亦是如此。人道之上尚有天道，天人合一又避免了人群主体性的过分张扬，真是妙不可言。”

作者思想的厚度，在其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与论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中国先秦史———秦朝以前的历史，历经春秋战国等纷繁复杂的时代，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为止。其在中国史学界，历来就被当成一个“难点”。 黄摩崖将这一“难点”作为其第一部著作的书写对象，足见他的胆识与底气。

在严谨的学术界，史学著作最怕的是啰唆，哲学著作最怕的是晦涩。《头颅中国》都得以较好地规避过去了，全书的语言有着相当的内在张力，自然也就有了相当的可读性了。

第九话中的第4节———“两种时间”中，黄摩崖是这样进行描写的： “劳作虽然风风火火，但农人囿于身份，也只是俯仰田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还是缓缓铺开，平静无澜。即便是要从饥寒交迫中寻求改善，仍是慢工细活。墨子的经济学说中有对传统的依恋，如‘以时生财，财不足则反之时。’此‘时’乃物候时令，是农业时间，围绕着它过活，便是‘固本’。我名之曰‘西周时间’。农夫们有时会有怨言，有时也会有赞歌，情绪不复杂，可供贵族文艺家轻松捕捉，而南方广阔的楚越之地，经济也一直没有起色，所谓‘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就这样度过了几百春秋。”

传统的学术文章，大多采用的是叙述性语言，而此书中却大量采用了描写性语言，使史学论著的可读性让人心悦诚服。

脱离现世，去以史说史，是无人喝彩的，也是优秀史家之大忌。史学，从来就有其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

《头颅中国》将历史与现世的结合，是恰到好处的。 第九话中的第3节———“工商城市”中，黄挺的表述是这样的： “每个中国人都有乡愁，那是他们对乡土与乡亲的记忆体验，而这些乡里集合在一起，就是大半个社会。只要有社会，就不可能老死不相往来。城市广场是西方文明的心灵之窗，而周人的乡间也自有公共空间。庠、序、校便是村社的公共建筑，奇特的是，这些先民的公共场所兼有学校、议事厅、礼堂与俱乐部的性质。关于议事，一般是年纪越长越有话语权，孔子是极其尊重乡俗与民情的，同时他也极其慎重地加入对乡里秩序的体验之中，据他观察，‘乡原，德之贼也。’舆论并不可畏，然群情盲动与道德绑架却是值得警惕的。”

“舆论并不可畏，然群情盲动与道德绑架却是值得警惕的。”这对当下利益纠裹十分复杂的中国社会，是有警示作用的。

黄摩崖在《头颅中国》的《自序》中写道：“我也尽力将史料编排做得详略得当，并致力推翻陈见，阐明义理。”在学界，众所周知，推翻陈见不易，而阐明义理更难。所谓“陈见”，其实是诸多好手、大家，在历史的长河中共同堆积起来的灼见，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不可更改的学术定势，要推翻“陈见”，何其不易也；推翻“陈见”之后，阐明义理便是构建自己的学术领地，除了要熟读史籍和诵读的广博外，见解的卓异更为重要。

这便是著作者能力与胆识的最好表现。做学问就要敢于挑战权威，不能囿于前人的牙慧，否则我们的学术怎么向前发展？

黄永玉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别太相信权威，权威也是用裤子来遮羞的。” 放眼历史，我们就知道，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先生，1917年秋季，还在北京大学读二年级时，就做过一件挑战权威的事。

当年，章太炎先生的门生朱蓬仙，学问其实是极好的，但其在北大任教的《文心雕龙》讲习，并非他的研究强项，因而在学生面前弄出了一些纰漏，国学底子好的同学们感到不可原谅。于是，一位同学出面，把朱教授的讲义稿借来，交给傅斯年“审核”。傅斯年用一夜的时间，从中找出30多条错误，由全班同学签名上书蔡元培校长。此后不久，遇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文心雕龙》讲习这门课了。

湘西，从来就是生长挑战权威的狠角色的地方。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一个名叫凌宇的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湘西汉子，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首届研究生考试，并顺利地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始人之一王瑶先生和严家炎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界，就有“北王南钱”之说，“北王”即为王瑶先生，“南钱”则为华东师范大学钱谷融先生。早在1964年，凌宇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读本科时，就成了钱谷融先生的弟子。

凌宇按照王瑶先生的要求，系统地研读“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当时，沈从文的著作只有1957年版的《沈从文小说集》。凌宇读完这本集子后，他敏锐地感知到，沈从文是“五四”以来为数不多的伟大作家之一。于是，凌宇萌生了要读完沈从文所有作品的念头并付诸行动，也就开始了“重新发掘”历史尘埃掩盖着的沈从文的巨大文学价值。

通过作品的研读，凌宇认为沈从文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而其恩师王瑶先生则认为，沈从文不过是“一个有特点的作家，是一个名家，而不是大家”。

师徒二人的学术观点严重对立。 凌宇的硕士论文《中国现代小说的审美特征和演变轨迹》中，关于沈从文作品审美特征的篇幅很多。由于凌宇的硕士论文，不是王瑶先生指导的，直到答辩的前一天，凌宇的硕士论文才送到王瑶先生的手中。王瑶先生看后，认为问题很多，要凌宇推迟答辩。

第二天早晨，凌宇来到答辩现场后，才知道王瑶先生的意见。此时，“湘西性格”中的倔劲，冲上了凌宇的脑门，他坚决要求参加现场答辩。答辩甫一开始，王瑶先生就列举了论文的一大堆问题。凌宇则把几年来对沈从文作品系统研究后的独特见解，条分缕析地和盘托出。

师徒二人，争论得面红耳赤，现场的师生们都呆住了，谁也不好去劝和。最终，徒弟“战胜”了师父，王瑶先生不仅认可了凌宇的论文，还使凌宇的论文获得了导师们的全票通过。

在学术界和传媒界，这就是屡次被提起的体现北大传统精神的“北大旧事”。 这是自信的湘西人，在北京大学这一学术高地的精彩亮相。 凌宇后来任教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担任院长和博士生导师，著有《从边城走向世界》、《沈从文传》、《符号———生命的虚妄与辉煌》等学术专著，成为“沈学”界公认的学术旗手。

权威其实是可以挑战、也需要挑战的，不然的话，学术就会停滞不前了。在这里，鄙人并不是简单地将黄摩崖与傅斯年相提并论。如果这样，就是对黄摩崖不负责任的“捧杀”。 鄙人的意思是，从《头颅中国》一书看，摩崖有做大学问的潜质，只要不骄不躁，潜心研究，假以时日，定会有更大的学术斩获。

坦白地讲，此书是我第一次自告奋勇地想写一个书评，只想为后学做些肯定与鼓励的事，却一时无处下笔；稍后，写了第一稿至1507字时，自己当读者，回头一看，差矣，只得重起炉灶。可放了颇长时间，自己竟不敢触碰、无法触碰。惭愧，惭愧！

通常情况下，一本书总会有她的紧要之处，而评者只需要抓住这些关键的章节，认真阅读，且稍加体悟，一篇书评便可自胸中流出了。

书好，书评更要好，方能取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与效果。鄙人反复阅读之余，只有感慨的份了，自己的学养是在作者之下的。

《头颅中国》是一个历史大题材的著作，而非湘西元素的作品，但却体现了湘西人的能力与自信。2012年轰动中国文坛，并让中央高层领导高度关注的长篇散文《娘》，也是一个人类亘古不变的共同大题材，亦非湘西仅有的文学元素，却由湘西作家彭学明写得如此妙不可言，充分展现的也是湘西人的能力与自信。

自沈从文以降，湘西的文化人，把湘西人的这份能力与自信，展示得可谓淋漓尽致，让“湘西”不再单纯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变成了巨大的一个文化符号了。

把湘西的文化自信，转化为湘西人的经济自信，湘西的同步小康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