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韩非子的说理艺术

浅议韩非子的说理艺术

韩非，战国末期韩国人，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正是在他这里，完成了自荀子开始的对儒家思想的转换，艰难但是坚定的，把中国国代政治思想由儒家的礼乐治国、仁政思想，推向了法制的轨道。如果说商鞅是法制政策的实践者，更多的还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那么，到了韩非这里，就已经把这实践系统化、体系化，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

韩非从他的老师荀子哪里继承了“性恶”的人性观，与他老师一样，对人性的善良丧失信心，认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因此，他对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先王的种种仁政美景抱有深深的厌恶，并从理论上揭穿了那些美妙的情景。比如尧舜的禅让，并非出于仁义，而是身为天子付出太多获利太少。因此，他认为为政者就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策略，“不期修古，不法先王”，“世异时移，变法宜矣”。这是他“切事情，明是非”的清醒、高明之处。

韩非的贡献，就在于他的“实事求是”。中国的政治思想，从此开始摆脱了儒家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义。这样一来也就有可能出现更加切合人性实际的政治思想——类似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法治理论。然而，韩非的“法制”，迥然有别于“法律高于一切”的现代法治，而是向帝王君主奉献的“治术”——他的“变先王之法”就是要彻底抛弃仁义道德的温情面纱，用严酷的刑法律条来统治百姓。换言之，他的法，只是指向下层的，不包含帝王君主的法，这显然与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但是却十分符合当时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所以，法家被当权者青睐并加以应用。

了解了韩非的思想之后，我们便来看看他是怎样游说帝王君主，阐述他的道理的吧。

《韩非子》中建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融为一体的法制学说体系，其文多为说理文，逻辑严密，分析透彻，深刻明切，辞锋犀利，风格峻峭，善于分析类比，归纳总结，善于用历史故事和语言故事阐明事理。

由于韩非文章大讲特讲用法术威势治人，极力强调法令的重要性，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他认为“明主”治国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刑”，“杀戮之谓刑”。他大讲特讲严刑峻法治国，主张对危害新兴地主阶级专治统治的各种社会势力都给予严厉打击，其文章直率陈辞，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所以形成了冷峻峭拔的突出风格。

韩非的文章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峰犀利，论述细致条理明晰。比如《说难》中列举“进谏”的困难也有十五种之多。而其中仅“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一节，就以此为中心，分析了因此招致祸患的种种可能有七八种之多。谨严而冷峻，颇有警世之意。

韩非的散文发展和丰富了论说文的写作技巧。其论文中心明确、内容广博、结构完整、

构思精巧。如《五蠹》一文，是韩非说理散文的代表作，他以其进步的历史观为基调点，首先列举生动的事例说明古、今社会的重大变化，指出治国相应的也该“不期修古，不法先王。”并指出“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批评和嘲讽了那些复古守旧的治国观念。面对新的复杂的社会状况，要实行严厉的法治手段，“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迂腐的仁义“非所以持国也”，只有“施赏不迁，行诛无赦”，各类社会成员才会真正的为国家尽力。“离法者罪”，“犯禁者诛”对那些危害国家利益，危害社会秩序的各种社会力量都要予以严厉的打击。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儒、侠、带剑者、患御者等五种社会势力就是危害新的社会秩序的“蠹虫”，“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国破家亡，也是不足为怪的。文章中心突出，主线明确，内在逻辑关系紧密，手法娴熟，论证严密充分，具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

韩非散文的另一突出的特点，是大量运用寓言和历史故事来论说事理，极大的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形象性和说服力。就数量而言，《韩非子》著作中有寓言故事三百多则，位于诸子之首；就体制而言，韩非之前寓言的创作和运用基本是零散的，而在韩非的文章中形成了巨大的寓言群，各群既有其中心思想贯穿始终，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就取材而言，韩非的寓言故事多取材于历史和现实生活，生动、形象、寓意鲜明便于说理，更令人信服。韩非子运用大量浅显生动的寓言故事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的表现了他的法家思想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不少故事因其内涵丰富，生动深刻而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如“守株待兔”“买椟还珠”“自相矛盾”等等。

韩非的说理艺术显然非同一般，法家学说也因此盛行于诸侯之间。无论后人对韩非及法家思想作何评价，韩非的说理艺术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郑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