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

《中国文化要义》读书笔记文献综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分析与评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重点与难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链接书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总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陈小霞国政2班11080302162013年12月12日《中国文化要义》读书笔记一、出处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二、本书逻辑在《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中，梁漱溟主要是通过总——分——总的方式来论证他的观点，他先是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十四个特征，然后逐步介绍和阐释，在最后一个章节中进行总结。

以下将对梁漱溟关于中国文化的观点进行全面细致地梳理。

在梁漱溟看来，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而中国文化之所以具有极强的个性，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有一种意义在其中，掌握了要义就可以明白中国文化的特征。

其中，他列举了14个中国文化的特征，它们分别是： 1、广土众民；2、偌大民族的同化融合；3、历史长久；4、明知在文化中有伟大力量，但又不能确实指出力量之所在；5、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6、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以孔子伦理为准则而无宗教’；7、家族制度在中国全部文化中处于主要地位，根深蒂固，以家族本位为中国社会特色之一；8、中国开化既早，出现很多优秀的物质发明，但学术不向着科学前进，从未产生科学；9、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要求始终没有在中国出现过，也没有形成那样的法制；10、道德气氛特重；11、中国不是一般国家类型中的国家，属于超国家类型；12、中国自东汉以来就是无兵的文化；13、中国文化为孝的文化；14、中国的隐士与中国的文化关系重大。

此外，因为民族品性大多由民族文化铸造而成，因此梁漱溟选择用民族品性的优缺点作为其观点参考佐证的资料。

梁漱溟提出很难说明中国到底是属于哪种社会性质，那些想把中国在封建社会资本社会二者间安插下去的观点，是对于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独系演进论’（文化演进各处有沿着一条路，其表现不同，是代表这条路的各阶段）也是一种‘阶梯观’。

但随着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这些假说几乎全被否认，文化是难以划分阶段的。

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是沿着生物进化而来的，虽然有高下之分，但没有必进之阶，属于一种流派观。

梁漱溟以家庭在社会组织和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作为论述其关于中国文化观点的开端。

社会构造是文化的精髓，若在社会构造上差不多，那么文化也必定大致相近，由中西社会对照来研究中国人的家是最恰当不过的。

梁漱溟反对冯友兰关于中西方差异的说法，认为生产工具、生产方法的进步不是使家庭解体的唯一因素，并且不像冯友兰所认为的中国的经济方式是中古经济的一般方式，中国的经济情形是其他地方罕有的。

并且经济是构成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唯一决定者，且经济势力随着历史发展而渐减，如果把文化局限于经济范围，这是机械观所犯的错误。

文化是非机械的，因此各处文化有其个性——国民性。

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

西方以宗教如基督教为中心，进而转向大团体生活，中国却以非宗教的周孔文化为中心，进于伦理本位，以家族家庭生活为延续。

集团生活要有一种组织，组织有范围和主要机关，范围超出家族，且在范围内每个人都感受到约束且有切身利益关系。

造成大集团生活的主要是与基督教相关的事实，基督教神的绝对唯一，反对偶像崇拜，不惜与异教为敌，兼爱同仁，用教会打破家族和阶级制度，实际上很难政教分离等，这些都锻炼了西方的集团生活。

此外，集团生活的组织能力、法治精神和一般公德有赖于日常生活的养成，而经济上的倒退，恰好提供了他们的集团生活的机会，再加上同为集团生活部分的城市自治体（也就是地方组织）和基尔特经济组织的兴起，使得对外抵抗较强，对内干涉较强，与此相反的是中国没有宗教，缺乏团体所需要的公德：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

与执法相对的是，中国人习惯于徇情；关于组织能力，中国人要么做一个顺民，要么做一个主宰者，很少学会合作；在倚重家庭生活的社会，很少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国家观念薄弱。

且中国人不在宗教组织内，地方自治只有乡自治无市自治，职业团体没有全国性的组织，宗族意识强于行业意识。

此外，集团生活与家庭生活颇不相容，教会的凝结力是以家族的凝结力为牺牲的，这些都使得中国无法像西方一样过一种集团生活，只能转向以家族为核心的伦理生活。

伦理就是种种关系，既是情谊关系，也是相互间的义务关系，所形成的组织没有边界、不形成对抗，首重家庭，而又不止于家庭，取义于家庭结构用以制作社会结构。

中国之所以是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在梁漱溟看来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周孔教化。

与西方的自我为中心相比，中国伦理更注重的是尊重对方，反而忽略自身。

不仅政治构造上存伦理关系，政治上的理想也归于伦理，中国人只知道官民间的伦理义务，不认识国民与国家的团体关系，也中国没有福利与进步的观念，有的只是‘父父子子’的天下太平的观念。

又因为中国是职业社会，每一家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可能有很大的升降，这给家庭伦理很大的鼓励作用，使得伦理取代了宗教。

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以道德代替宗教。

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为开端，且每以宗教为中心，这是因为宗教有统摄凝聚的功能、统摄驯服的作用，这两个功用都是从一个要点来的，即趁其在惶怖及种种不安之中，建立一种共同信仰目标。

因此，在人类文化中心位置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价值判断，文化的改造亦重在此。

其中，宗教、道德、礼俗、法律为其寄寓之所，而后三者刚开始的时候都蕴含在宗教中。

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中国也不例外。

在周孔教化没有兴起前，祭天祀祖也是一种宗教，其后，祭天祀祖却成了周孔教化的一条件。

之所以说中国没有宗教是因为其三千年的文化发展统一不以宗教做中心，虽有种种宗教并存，但都未影响到孔子的地位，并且中国家族制度的强固性能把基督教佛教等一些反家族的外来宗教变成一种维持家族的助力。

受到周孔教化后，中国就走上了以道德代替宗教之路。

道德为理性之事，存于个人的自觉自律。

梁漱溟之所以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就在于古代中国提早开发理性。

单以道德代替宗教是危险的，约束力低下，因此要完成代替宗教的任务，道德的养成必须要有所依傍，那就是‘礼’。

实现一个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会其重点在于礼乐制度，礼乐制度的作用是启发众人的理性，清明安和，远离引起人祸的愚蔽偏执之情和强暴行动之气，消弭人祸于无形。

中国文化的特殊正是从其伦理本位的社会来认识，封建社会例有等级身份的区别，其建立和巩固主要依靠宗教，而中国自孔子之后，理性发展，伦理名分随之变化，主要表现在中国是世界上阶级身份最少且最不严格的国家，关系随情理而定，这恰是一种反阶级身份的精神。

孔子的正名是以旧秩序为蓝本，根据理性不断添加新意义，逐渐形成一种新秩序。

新秩序即指伦理社会的秩序，启发人的理性，将社会关系建筑在情谊之上，规定了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而这也正是造成中国社会的历久鲜变以及文化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

儒家之伦理名分意在一些习俗观念的养成，通过不同的名分有与之相对应的职位，相互配合便构成社会。

梁漱溟把理性看做人类的特征，认为理智和理性都是心思作用的两面，它们的区别在于知的一面是理智，情的一面是理性。

西方偏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国却与之相反。

西方的理是一些静的知识，不指示方向，必须离开主观好恶，而中国的理意在指示人们行为的方向，虽见于感情却是无私的感情，是超脱本能而冷静下来的产物。

儒家认为人生的价值意义在于不断自觉地向上践行他所看到的理，这个理就存在于人世关系上，人类无所不到的情发端于家庭骨肉之间，有近及远又由远即近，指向‘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

因此，自周孔以来的三千年，中国文化趋重与纳国家于伦理，合法律于道德，以教化代替政治。

中国社会结构除了伦理本位的社会外，还是不同于西方阶级对立的职业分途的社会。

阶级之所以为阶级是因为其存在于经济政治对立争夺的形势中，经济上基于一种制度秩序而存在的剥削关系构成了对立的阶级，而秩序的成功以国家为后盾，实行政治统治，经济上的剥削阶级就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以统治维持经济上的地位，以剥削加强政治上的力量，深化了阶级对立。

阶级是反理性的，它虽不从理性来，理性却从它而来。

在梁漱溟看来，阶级是进步的体现，是人类社会进程中必经的过程，先是形成社会阶级，再一步步解放它，每一解放就是人类理性的发展。

随着奴隶制到农奴制到劳工制直至阶级的消灭，国家的形势也发生变化，这正是政治进步的过程。

西方的政治进步也正在于以阶级作为阶梯渐进于民主。

因此，要看中国有没有阶级存在，主要是看土地分配问题。

梁漱溟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土地自由买卖且集中垄断不明显，有土地的人占多数，且工商业主要为一些小工小商，农工业生产都不会演变出对立的阶级，所需要考虑的是政治势力对土地分配的影响。

战国后士的兴起，以官吏代替贵族，既不是世袭也不是终身制，人人都可以获得做官的机会，统治和被统治时有易位，因此不存在两个阶级对立的情况。

况且因为官吏的职业化，在中国只有一个统治者，却看不到统治阶级。

且士与农之间不相隔，因此士民工商这组成社会的不同职业之间也是相互配合的。

但是说中国没有阶级，不代表着中国就没有剥削和统治，只是说相对于西方的集中和固定，中国的剥削和统治是分散和流动的。

与政治上长期不进不退的局面相适宜的是经济上的长期停滞。

封建是以土地所有者加于耕作者的一种超经济地强制性剥削，解除封建就要解除剥削，其中主要有两种手段：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

西洋封建的解体在于经济进步，而中国利用经济手段土地自由买卖解除封建是不彻底的，经常出现土地集中垄断的情形，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和政治手段，具体表现为贵族阶级的消解和士人的出现。

战国后，贵族政治上的地位逐渐为士人所取代，反对世卿，废封建行郡县，先后解放了封建束缚下的土地和人民。

士人的作用是实施教化启发理性养成礼俗。

在皇帝和百姓间协调，规谏君主约束自己，教训百姓各安本分，忠君敬长，唤起双方理性各尽义务，彼此忍耐，向里用力。

不同于西方的以新阶级代替阶级，中国封建毁于士人，以理性相安取代武力统治，起于内部的分化。

这是中国封建解体的由来，也是从这时候起，中国缺乏阶级，不像国家。

而其结果便是二千年来的中国不进不退，演变为一种变态畸形。

中国文化的又一个特征是中国不像国家。

中国之所以不像国家是因为缺乏阶级对立而走向职业分途。

中国不像国家的具体表现在于中国缺少国家对内对外应有的功能，却缺乏国家观念。

为什么会这样？内部的消极放任是因为对外对抗观念薄弱，但最基本的却是中国社会构造本身不适合对内统治，对外抗争。

对于人类寻求生存的两种手段，社会从经济手段发展而来，国家则是起源于政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