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访谈

何见平：搭建中外交流的文化桥 20年了，来来回回东奔西走，总是游历在“平面设计”这个杯子般大小的圈子里，伴随设计的诸多烦恼，却仍以设计为生，又以设计为乐……

何见平，1973年出生于富阳，旅居德国的国际著名平面设计师，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上个月24日至29日，他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了一场名为“泛泛之交”个人平面设计展。趁此机会，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个展：与平面设计的“泛泛之交” 记者：这次个人平面设计展为何取名为“泛泛之交”？ 何见平：“泛泛之交”被人所阅读的第一感受，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把它用来当作展览的名称，是想解释我和设计专业之间的关系。

平面设计这个专业，随着科技、工具的发展，越来越被人轻视，他们会觉得平面设计是项很简单的工作，仿佛有了电脑的帮助就能成为专业设计师了。其实不然，就 我个人而言，从进入大学专业学习至今已有22年，深刻感受到了这个专业的难度，科技的转变更让人的表现力普及化、相似化，要在司空见惯的视觉图形上凸出个 人的审美和艺术特征，实在是太难了。

我把自己与设计的关系形容为“泛泛之交”，是因为我感觉自己还没能进入一个得心应手、挥洒自如的专业表现境界。

记者：何老师太谦虚了。 何见平：不是谦虚，而是观念的区别。普通观众在看到我的作品的时候，往往并不需要考虑专业的表现创造、形式、审美或前瞻，但设计师必须兼顾，他必须有新的 创造才有专业建树。平面设计需要视觉语言的创造和设计思想的建立，这些都是艰难的限制，它和其他专业一样，钻研得越深，就越觉得渺小，我到40岁时才发现 了这一点。

专业者对专业首先应存敬畏，有敬畏才有约束和创新。当设计艺术成为普及化的表现媒体，如果缺乏敬畏，不再被约束，就会出现创意相似、表现方式相似甚至是抄袭的作品。

《立体平面人》：获得国际海报双年展金奖 记者：在2012年度第23届波兰华沙国际海报双年展上，您的作品《立体平面人》获得了文化类海报金奖，你也成为首位问鼎该奖项的华人设计师。您是怎么看待这次获奖的？

何见平：对个人从业经历来讲，这是个过程，从无到有，从门外到门内，从爱好者到专业者，从喜欢设计到被设计所接纳。所以，获奖本身并没有给我造成什么特别的困扰和喜悦。 其实可以从两方面看待这个问题。一是在纸质媒体逐渐被网络媒体所取代的今天，海报越来越不被公众所关注。艺术海报结合了艺术和社会媒介功能这两种形式。波 兰海报双年展是一个超过40年历史的国际性专业竞赛，我很高兴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活动，让别人注意到这个专业的存在以及发展。

第二个方面，我作品本身没有明晰表现出是东方人的创作还是西方人的思维，而是尽量遵循自然而然的视觉语言表现。不过，我在创作这个作品时，受到了欧洲达达 主义（20世纪西方文艺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流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颠覆、摧毁旧有欧洲社会和文化秩序的产物，涉及视觉艺术、文学、戏剧和美术设计等各个 领域）的一些影响，比如Max Ernst（德裔法国画家、雕塑家，被誉为“超现实主义的达·芬奇”，在达达运动和超现实主义艺术中均居主导地位）的绘画艺术。

记者：你的获奖对中国的平面设计师会带来什么影响？ 何见平：我不能代表中国设计师来谈论这个问题。中国已快速进入国际设计家庭，从这一点来讲，我的获奖也许会有一定帮助，说明中国的设计已经受到国外的关注。就像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一样，表明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的关注。

凤凰创意：搭建中外平面设计交流的文化桥 记者：当初，您设想把杭州转塘的双流水泥厂改建成文化创意园区，于是凤凰创意国际园区应运而生，您的“何何设计”成为了第一家入驻企业。这几年，公司主要取得了哪些成绩？

何见平：主要是文化桥梁的功能，承担了文化“翻译”的工作。我将国外专业、优秀的人才、作品、展览，穿插于美院的教学中，并进行了一系列交流，不是单方面 给予性的交流，而是双向性的。不仅仅是西方作品的展示，中国也在面向西方传播文化，比如，我主办了中国的设计在瑞士、德国的展览。

富阳也会出现这样的交流。因为富阳融入杭州，没有地域的差别，都有悠久的历史，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的空间、平台，给刚出现端倪的文化艺术设计更多的扶持。

家乡富阳：对我有“母文化”的影响 记者：您1995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平面设计专业，1997年至2001年就读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求学，后一直从事平面设计工作。富阳的生活环境对您的事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何见平：谢谢你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对我意义匪浅。在中国艺术中，有一种观点是“妙法自然”，就是让自己的创作有自然心情的流露，其中最重要的表现点就是 反映自己学术、人格、审美的三重修养。设计师也一样，必然受“母文化”的影响，而富阳就是我的文化母体，这种母体不是指某个人、某个艺术表现方式，而是指 日常生活中的气候、人文、环境、地理等等。

我希望在设计创作中，既融合西方的艺术观、艺术表现形式，也能在表达中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母文化”的流露。

记者：在个人审美和艺术表达上，您有哪些价值取向和追求？ 何见平：我欣赏比较理性的方式，有内涵，有内容，有一种逻辑性，能引导别人来理解。但是这一点往往还不够，也许是单调和枯燥的，必须要融合艺术表现力、感 染力，必须要有艺术的思考和创意。通过小小的“视觉圈套”，让观众更加明白你艺术理性表达的内涵，也就是把自己的思考、自己的信息传达到别人脑中，并兼顾 了自己的审美传达，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三馆”建设：更重要的是提升人的意识 记者：富阳将在东吴文化公园旁规划建设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目前这个“三馆合一”的概念性规划已经通过评审，预计年底将动工建设，而这个方案是由获得了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王澍主持设计的。您觉得“三馆”文化设施建设会给富阳带来哪些变化？

何见平：鲁迅先生提倡“拿来主义”。富阳在黄金地段建设“三馆”，并邀请著名建筑设计师来设计，说明政府深刻认识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但并不是建造一个“三馆”就能改变一个城市的文化，或者创造一个城市的文化。更不是拥有三个博物馆的城市就一定比拥有一个博物馆的城市更有文化。文化中最 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是人！是人的意识，是民众对文化的理解和喜爱及对文化融入生活的态度。现代的政府，应该引导文化中的人性趋向。

造一个博物馆容易，但改造馆外的软件却很难，比如参观者的秩序、文明举止等等，这些反而能催生人的文化素质，是最重要的。所以，在经营文化上，政府需要有更加开放性的眼光和长远性的期盼。

记者：提高人的文化意识需要如何引导？ 何见平：并不是城市建设就能立竿见影地改变人的修养。当然，一个城市各方面的建设能逐渐改变人的文化修养，但它需要时间参与发酵，需要潜移默化的引导。因 为，我永远相信一点，文化是从生活中来的，生活是文化的最大源泉。文化的最大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原创性、它的思考、它的与众不同，而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文化强市：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 记者：今年，富阳提出要建文化强市，实施文创产业推进工程等“九大核心工程”，对此您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

何见平：富阳历来是造纸之乡，说明我们城市有书法、国画的传统，这是好事情，因为文化需要时间来沉淀，不是一下子就能挖掘出来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被遗忘的。

文化强市的愿景是好的，说明政府也看到了文化的重要性。我觉得政府的工作永远是持续长久地引导、鼓励和支持，比如加大文化课程、艺术课程融入教育的比例； 提高艺术家、设计师的社会身份，让艺术和设计恢复自信；多作一些交流展览，让一些陌生的艺术、文化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文化强市要有这样的一批人，将文化事业作为工作去推广，要给他们自信的社会地位，以便更好地创作。富阳在文学、绘画、书法这些方面人才辈出，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商业、税收价值，而要有长远发展文化的眼光。 回报家乡：寻找合作的机会和可能性 记者：您是否有在家乡富阳发展平面设计方面的意向？ 何见平：未来的中国，最大的市场就是设计市场。中国产业从制造到创新到研发，在这种转变过程中，需要新的不同工作的人，而平面设计、服装设计、动漫、网 络，新媒体等领域的人才需求正在不断增大，这种需求是社会的需求，需要从数量向质量转变。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末考中国美院的学生很少，但现在中国美院 的画室都开到富阳了。所以，只要市场存在，转型就无处不在。

2008年，我曾向富阳市政府推荐ICUC项目，打算在富阳建设设计文化的聚集点，相当于文化小区的概念，拥有高等教育、时尚设计、艺术、休闲等功能，但这个项目最后还是因为各种原因而流产了。如果政府还有这方面的意向，我愿意继续合作。

这样的项目不是短暂的商业利益可以评估的，10年、20年后，社会效益会非常大，因为人才会扩散到世界各地，向世界介绍这个城市。

袁银昌：漂亮不是本质的东西 炎炎夏日，书香袅袅。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下月即将举行，2013年“中国最美的书”活动也在紧张进行中。日前，记者专访了著名图书装帧设计师、“中国最美的书”活动资深评委袁银昌。

记者：一般读者买书、读书、藏书，很少注意到书是如何装帧设计的。你们的工作被称作“为书裁衣”，通常要经过怎样的过程？

袁银昌：一般来说，一部书稿进行了三校后，就通知我们可以开始做设计了。过去，书籍装帧只意味着做一个封面设计，版式、字体等等都是固定模式。没有电脑，封面设计都是手工绘画，包括书名也要写上去。首先要画彩稿，做三四个方案，由责任编辑、出版社领导、作者挑选，三方都通过后，开始画黑白稿、做制版稿。

现在，随着图书业的发展，设计理念也在不断提升，从过去的书籍装帧到现在的书籍设计概念的转变，从美术设计到编辑设计新定位的提出等等，这都是一种进步。书籍设计更强调整体性，从封面到前言、目录、正文甚至到版权页都要有完整的风格呈现。作为设计师，要想做好设计，要在前期就介入到图书的策划、讨论、定位，从设计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方案。比如，我曾经设计过一本书叫《巴金对你说》，在文字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讨论摄影、文字的布局结构。我甚至先把草图画好，然后让作者根据我划定的位置去选编文字。这让本书的编者之一、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连说“很难”。但那本书做出来后的效果很不错，得到了各方认同，包括巴老本人。

记者：在您看来，怎样的书算是“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