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历次宏观调控实践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历次宏观调控实践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历次宏观调控实践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一共经历了8次宏观调控实践，其中7次是反通胀的紧缩性调控、1次是反通缩的扩张性调控。

按时间顺序排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时期：时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1978－1981 行政和计划手段对经济进行整顿1985－1986 紧的紧的1989－1990 紧缩紧缩1993－1997 适度从紧适度从紧1998－2003 积极稳健2004－2007 稳健稳健2008 稳健→积极从紧→适度宽松2009—扩张适度宽松1、1979－1981年的宏观调控：刹住“一拥而上”1978 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社会迸发出极大的建设热情，各地出现一拥而上和宏观经济的过热情况，1978年经济增长率高达11.7%，产品供不应求，投资出现过热现象，消费品价格上涨。

当时宏观经济运行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宏观经济运行增速迅猛、投资规模猛增、财政支出加大导致出现较严重财政赤字、盲目扩大进口导致外贸赤字，外汇储备迅速地接近于零。

1979 年、1980 年物价出现了明显上涨，其中1980 年通胀达到6%，这就是第一轮的经济过热。

1979年3月，李先念、陈云就财经工作写信给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

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用3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

4月，召开了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用3年时间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实行新八字方针，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然而，在1979年、1980年两年中，从中央到地方对调整的认识并不统一，贯彻执行不力，基建总规模并没有降下来，地方和企业财权扩大后盲目上项目，财政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

为此，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再次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在经过1979年和1980年两年调整之后，1981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大调整。

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宏观调控得以有效实施。

当时采取的主要调控措施有：解放思想，搞好综合平衡；注意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严格控制新项目上马；加强物价管理，坚决制止乱涨价；扩大企业自主权，让企业办更多的事情。

国务院在1980 年12 月发出了《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对通货膨胀进行治理。

这些宏观调控措施抑制了总需求与通货膨胀，使1981年经济增长率很快回落到正常的水平，1981年GDP 增速只有5. 2 %，比上年回落2. 6个百分点。

2、1985－1986年的宏观调控：抑制信贷、消费的急剧扩张和高通胀1984－1985年宏观经济形势是：随着农村改革的成功和改革向城市的推进，伴随着基建规模、社会消费需求、货币信贷投放急剧扩张的情况，宏观经济出现了过热现象。

1984年，中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即“拨改贷”。

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货币发行失控、工资奖金增长过快、社会消费需求膨胀的情况。

1984 年GDP 增长率达到15. 2 %，为建国以来最高，当年通货膨胀率高达9. 3 %。

为了抑制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高通胀，当时采取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全面进行信贷检查等一系列措施。

这期间，人民银行已开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

1984年11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和大力组织货币回笼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

198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

同时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下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措施，包括：1985年4月的《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通知》，1985 年4 月国务院批转人民银行《关于控制1985 年贷款规模的若干规定》，7 月国办的《关于加强银行金融信贷管理工作的通知》，10 月《关于全面开展信贷检查的报告》。

但1985年这一年经济过热局面并没有控制住，许多地方和单位仍在盲目上项目、铺摊子。

为此，1986年3月通过的“七五”计划，分为前两年和后三年两个阶段。

前两年进行调整，着重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的问题。

然而，在1986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回落之后，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出现滑坡，强烈要求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增长。

加之1986年时“七五”计划的第一年，各地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

在各种压力之下，原计划用3年时间进行调整的计划没有得以继续，所以1986年进行的宏观调控过程中，扔潜伏着进一步引发新的过热的可能。

虽然1985年实施了“双紧”式宏观调控——实施紧的货币政策和紧的财政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宏观调控的思路开始形成，使得1986年经济增长率下降到8.8%，通货膨胀率下降到6.2%，经济形势有所缓和，但经济增速和物价涨幅仍然较高，经济再次膨胀和过热的风险并未根本消除。

3、1989－1990年的宏观调控：治理整顿，实现经济“硬着陆”从1979年到1988年，由于实行改革开放，长期被压抑的潜在生产力获得了解放，中国经济实现了近10年的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中积累的不协调、不平衡因素也越来越多。

1989到1990年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物价高峰，1988年投资率为37.4%；经济过热，经济增长率为11.3%；进口增加，外贸赤字为77.5亿美元。

加上1988年初，在大量商品供不应求、通货膨胀率客观还比较高的条件下，政府过早地作出决定，要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闯关”。

198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对极少数重要商品的价格继续由国家宏观控制，并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完全开放，由市场调节。

接着又放开了高价烟、酒的价格，市场销售价一举提高了好几倍甚至上十倍，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也上升到了两位数，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物价高峰。

而当时的银行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只有7.2%，商品价格指数与银行利率明显倒挂，很快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商品抢购风潮。

与此同时，尽管当时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得到一定控制，但预算外投资规模的膨胀远远没有控制住，而且愈演愈烈。

伴随抢购风潮的是银行存款挤兑风潮，1988年8月中国第一次在建国以来发生储蓄存款净下降，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

其中定期减少27.8亿元，活期增加1.7亿元，1988 年通货膨胀达到了18.8%。

在此情况下，中央紧急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坚决进行宏观调控，全面压缩需求，控制物价。

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用3年或者更长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

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宏观调控才得以有效实施。

历时3年的“治理整顿”，其中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主要集中于1988和1989年两年，调控措施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对物价的调控。

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明确提出1988年下半年不出台新的涨价措施，后又发布规定对加强物价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

二是加强信贷控制、提高银行储蓄利率。

1988年7月人民银行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严格信贷资金管理的通知》，将法定存款准备金从12%提高到13%，并从9月起开办人民币长期保值储蓄存款。

随后，9月1日和次年2月两次将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由6%提高到9.45%。

此外，政府还颁布了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基建规模、清理整顿各类公司、制定国家产业政策等各项调控措施。

由于这次经济失控的范围宽、来势猛、影响大，因而调控的步伐也就比较急，采取的措施与力度也比较大。

可以说基本上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进行“急刹车”，并采取强硬的宏观调控政策抑制总需求——坚持执行紧缩信贷的方针和紧缩的财政政策，从而迅速地抑制了增长和通货膨胀，仅仅经过不到1年时间，经济就重新达到了基本平衡，经济实现了“硬着陆”。

中国经济在1989年、1990年陷入了低迷时期，经济增速分别只有4.1%和3.8%，1990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率急剧下降到2.1%，建国后第一次真正出现了买方市场和生产能力过剩。

本次宏观调控的措施效果虽然非常明显，但是由于此次调控“一刀切”的现象比较普遍，刹车过猛，因而存在着某些不足：宏观调控不够适时和适度，即动手调控的时间偏晚，力度偏大。

4、1993－1997年的宏观调控：抑制投资和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软着陆”1992 年1 月、2 月，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中国大地带来了一股春风，经济开始迅速高涨起来，1992 年上半年GDP增长10.6 %，结束了1991年的平稳增长，步入高速增长时期。

当年GDP增长率达到14.2%，CPI从上年的3.4%提高到6.4%，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44.4%，实际利用外资增长62.7%。

到1993年，全国出现了几千个开发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升近1倍。

当时的经济出现了“四热、四高、四紧、一乱”现象，经济又出现了明显过热。

通货膨胀率在1993年和1994年达到13.2%和21.7%，成为物价上涨的第四个高峰。

1993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采取十六条措施，正式开始了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

这次调控主要是运用信贷、税收等经济办法，将经济过热的局面缓缓扭转过来。

重点虽然还是控制基建投资，但主要不是直接压缩投资和具体项目，而是严格控制银行信贷规模和开征高额的投资方向调节税。

在此前提，具体压什么、压多少，主要由各部门、各地方自行决策，以达到既压缩建设规模、又提高建设效果的双重目的。

这期间，财政、货币政策实行的是“双紧”配合，财政政策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货币政策方面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

经过近3年的努力，1996年终于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经济基本上恢复了平衡，而且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大幅度下滑，经济增长幅度回落到9.6%，通货膨胀率降到6.1%。

1997年进一步巩固“软着陆”的成果，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

此次宏观调控显然比前一次更成功，但也有所不足，虽然较好地做到了适时、适度，但没有做到适可而止，调控的时间拖长了一些。

从当时经济的总体形势看，到1995年下半年，调控实际已基本到位了。

从1996年开始，理应适当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松，增加一些基本建设投资，以扩大就业和适当增加居民消费需求。

但当时并没有作这样的调整，而是继续从紧。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外贸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加上国内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涝灾害，使经济存在振荡衰退、大幅下滑的危险，市场销售不畅进一步加剧，经济开始从过去的通货膨胀变成了通货紧缩，物价指数绝对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