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时兴“情景再现”新手法引发争议

纪录片时兴“情景再现”新手法引发争议日期：2007-08-30作者：王磊来源：文汇报新闻提示由演员来进行“历史情景再现”，这一表现手法正在成为纪录片创作的新宠。

但纪录片专家告诫说：在肯定“情景再现”能丰富纪录片表现手法的同时，需要切记“情景再现”并不是纪录片的全部。

任何新的表现手法的运用都应该服务于纪录片的整体创作需要，不违背纪录片的真实原则，不能为了哗众取宠而本末倒置。

最近上映的纪录片《南京》中的有些历史情景是由好莱坞演员再现的。

美国电影人不仅搜集了丰富的史料，演员扮演的拉贝、金陵女子大学校长等“见证人”也同样出色。

国内一位纪录片制作人感触颇深：“《南京》里演员饱含感情的‘讲述’，不仅没有削弱史料的真实性，反而强化了要表达的主题。

”有演员参与的“剧情纪录片”是如今纪录片的新宠。

在刚刚闭幕的广博会节目展上，很多历史人文类纪录片特别标注了“剧情类”，由专业演员来实现历史情景的再现，成了纪录片的一大卖点。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再次引起了纪录片观众和专业人士的关注。

突破表现内容最早由Discovery探索频道和BBC等海外纪录片把“剧情”观念引入中国，近几年《生死罗布泊》、《故宫》等国产纪录片的制作播出，“情景再现”已经成为纪录片时兴的表现手法之一。

在本届广博会节目展上，《昆曲600年》、《大明宫》、《前清秘史》等历史题材纪录片不约而同地在宣传中凸显了“情景再现”。

有多年纪录片制作经验的上海纪实频道李晓表示，观众早已不满足由“空镜头”构成的“历史回望”，剧情再现的出现，不仅令纪录片好看，更重要的是突破了纪录片的表现领域：“除了拍摄事件的经过，‘情景再现’帮助纪录片深入到对象的内心深处。

以前多用屋檐落下雨水表现一个人的愁思，现在加入剧情无疑能丰富纪录片的视觉形象。

”挑战传统理念然而，伴随着“剧情类纪录片”的流行，纪录片原本遵循的“真实美学”也面临挑战。

不少观众和纪录片业内人士提出疑问，纪录片怎么能以演员扮演的方式重现，加入了演员表演还是纪录片吗？好的纪录片题材都有一个好的故事。

有了好的故事，创作者不会用电视语言讲述那也是白搭。

参加2002年长片评奖的作品中也有这样的例子。

吉林电视台选送的《虎殇》记录的是一只非正常死亡的东北虎的故事。

这是一个表现人与自然相依相伴又相互困扰的现实题材，应该说这其中有许多有趣而又发人深省的故事，但由于选材不当，故事缺乏生动性和趣味性，好的题材没有讲出好的故事，使人遗憾。

重庆电视台选送的《新世纪希望——多谢四方众乡亲》，由于没有处理好内容与形式有机结合的关系，没有解决好纪录中的故事叙述，30分钟的时间里要展现那么一系列事件，线索不清，叙事混杂，导致了落选。

纪录片的故事性是毋庸质疑的。

在一些经典纪录片中这点表现尤为突出。

当我们看到《远在北京的家》中小保姆张菊芳为了生存在北京做保姆，炸油条，做早餐，卖青菜，直到工厂做工，尝尽酸甜苦辣，我们不仅联想到自己生活经历中的一些片段，并深深为小姑娘的坚韧、乐观精神所折服。

这一切都必须建立纪录片的故事化叙述上，也正是这些感人的故事牵动了观众的心。

而《望长城》中纪实手法的运用带来纪录片创作的突破以后，其真实自然的风格征服了中国观众。

特别是纪实手法所带来的出人预料的故事性，使纪录片随着情节的发展，一步步引人入胜。

情节的选择、故事的发展都成为创作者升华主题思想的结构因素。

这次获一等奖的《爱的变奏》之所以能引起评委们的好评，重要因素就是创作者对故事的讲述艺术。

该片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故事：作品一开头就从金子的“秘密”入手，给我们设置了一个悬念。

然后再从施良飞发现女儿被抱错到苦苦调查亲生女下落的另一条线索出发，对作品展开平行叙事。

观众好奇的心理欲求直到施良飞与段卫健夫妇交替接受采访才得到缓解，金子就是那个被寻觅的孩子，两条平行发展的叙事主线合二为一。

但这时情节发生变化，金子不愿回到生父身边。

情节的起伏变化与一波三折使故事趣味盎然，适当的省略与铺垫、冲突与悬念也使整部作品叙事流畅，节奏紧凑，具有极强的可视性。

黑龙江电视台《治沙两代人》以平实凝重的纪实手法，充分展现了当代农民的“愚公移山”精神。

该片以黑龙江泰来县的庄园式治沙为中心，通过既平行又时空交叉的两条线：曲毅志治理荒沙，实现沙漠变良田；林立学历尽艰辛，治沙难圆庄园梦，展示了两代人艰难困苦的治沙历程，以独特的视角深入挖掘并透视了新一代治沙人矢志不渝、与大自然顽强拼搏的优秀品质。

现实生活中，要完整地记录一个过程是不容易的，但纪录片创作中又不能放弃对过程记录的追求。

叙述故事中要遵循故事自身的发展规律，注重理清事件发生的开头、发展、高潮、结局的过程。

这一过程承载着对思想的表达与深化。

纪录片只有在过程展示中才能将故事一步步推向高潮，抓住观众。

《追寻往事》中创作者对片中主人公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跟踪拍摄，获得了作品主人公——侵华日军女儿野田契子情感变化的过程。

野田契子带着“父亲肯定在中国做了不好的事情”这个谜，来到中国解开谜团。

1999年她来到了卢沟桥，开始进入对日本侵略中国往事的追忆中……随着认识的加深，野田契子情感也在发生变化，她体会到了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可以宽恕罪恶，但不能忘记历史。

”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父亲赎罪，捐款30万无修建校舍。

2002年4月，野田契子来到自己曾捐献修建的学校再次捐款。

记住这段历史是为了和平，该片以纪实的手法给我们展示了野田契子这一认识的过程，着力表现人物的情感变化，特别是大量鲜为人知镜头的运用给人以视觉和心灵的冲击，体现了编导驾驭重大题材结构叙事的能力。

《大明宫》制作方的李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流露出倚重“情景再现”的无奈：“大明宫保存得不如故宫，不用剧情讲故事带出历史，仅仅依靠文物史料，几乎不能构成纪录片。

”而尤小刚则表示，“情景再现”在海外已相当成熟，熟悉纪录片的观众并不会混淆“剧情”和史实之间的关系。

针对“情景再现”的争议，业内人士则提出需要把握内容和表现之间的关系。

“纪录片目前也开始尝试类型化，剧情类是其中之一。

‘情景再现’作为一种适应类型化的创新，我们在肯定其丰富纪录片‘真实美学’内涵的同时，也需要切记‘情景再现’并不是纪录片的全部。

”纪实频道副总监干超表示，任何新的表现手法的运用都应该服务于纪录片的整体创作需要，不违背纪录片的真实原则，不能为了哗众取宠而本末倒置这些经验说明，故事的讲述是纪录片取得成功的关键。

纪录片的叙事结构依赖并体现了创作者对现实的洞察和理解，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

其真实的记录，精致的故事结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是满足观众收视兴趣的重要前提。

纪录片留给观众印象最深的是作品的细节。

20世纪20年代，罗伯特·弗拉哈迪在无声片时期，也只有通过细节的捕捉来增强画面的可视性。

在《北方的纳努克》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段落：纳努克用力从冰窟窿中往外拉一条绳子，人们全神贯注盯住他的动作，想知道他在干什么，后来悬念解开了，当纳努克拉出一头海豹时人们的疑问有了答案。

这个细节以及尔后一系列相关的细节，都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最能体现人物特点和事件特色的场景和段落，是故事讲述中的闪光点。

细节的捕捉是纪录片人的一项基本功，是创作者观察生活、认识生活的结晶，是对事件认识的升华。

细节犹如一篇文章的文眼，它留给观众印象最深刻，往往能集中体现作品的主题，深化作品的主题，其鲜明特点是着墨不多，但有“以小见大”的作用。

在《爱的变奏》里，有许多精彩的细节。

其中有一对话的细节：当记者问梦娟，你希望金子来你们家吗？梦娟说：心里说不希望！记者问：为什么？梦娟说：她来了爸爸妈妈就不跟我亲了，顾着她，吃饭时候夹鸡的时候，就一个鸡腿给了他。

这是一组对话的细节记录，记者采访深入到了事实本身，深入到了当事人内心深处，表现了孩子的真实情感。

把握纪录片中的个性特征是纪录片创作深主题、实现美学理想境界的基础。

如何在纪录中寻找典型环境、典型语言、典型细节，这使创作者挖空心思。

《治沙两代人》是在怎样的环境里引出这治沙的两代人的呢？画面的开头是在荒沙中行走的脚步。

童声：泰来风沙害人苦，要想吃粮拿命赌。

汗洒荒沙多少遍，到头还是风包土。

然后是脚步、沙漠。

解说：“……20世纪70年代，人为地对植被的破坏，更加剧了沙漠化的程度。

尤其是在70年代末，泰来县的沙漠化程度正在以每年相当于一个中等乡镇的面积扩展……”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下，推出了第一代治沙人曲毅志；推出了第二代治沙人林立学。

纪录片创作中典型环境的展示，人物与环境的介绍，都是为突出特殊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丰富作品主人公的情感服务。

主人公曲毅志、林立学，这两代治沙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治沙的生涯，进而展现了当代人民“愚公移山”的精神。

许昌电视台的《真情无国界》、江西电视台的《越冬》、云南玉溪电视台的《帐篷小学》等都在个性记录中有自己的亮点。

应该看到，故事的化的叙事手法在纪录片创作中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而处理好在叙事中的细节记录、个性记录、典型记录是纪录片达到审美层次必不可少的手段。

实现纪录片创作的突破，重要的在于创作理念的创新。

题材选取的狭窄是纪录片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最大障碍。

具体素材的选取，故事的结构，富有典型性的细节处理，记录手法的运用等都是纪录片创作不可忽视的要素。

这一切，都需要纪录片人大胆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以实现纪录片创作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