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中侠女形象初探

唐传奇中侠女形象初探郭颖摘要在唐传奇中,侠女形象首次作为一个群体绽放，成为文人笔下重要的描写对象。

侠女形象的产生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民族融合，社会动乱，文学的历史传承，道教文化的影响以及作者的主观意识等。

唐代女侠的类型化特点浓厚，可以分为复仇型、义侠型、刺客型和盗侠型几种。

她们性格上敢爱敢恨，个性张扬，机智果断，武艺高超。

这些侠女形象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世侠女形象的塑造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唐传奇侠女形象兴盛原因形象特征中国的侠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侠”这一特殊的群体。

《史记•游侠列传》载：“所谓言必行,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千里诵义者也。

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1]而在这个群体中，侠女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唐代小说中侠女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形象，如谢小娥、聂隐娘、红线、车中女子、贾人妻等，她们身怀绝技，情深义重，智勇双全，快意恩仇，一改挣脱了传统女性“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束缚，展示了唐代女性独有的个性与思想。

一、唐传奇中侠女的形象特征首先说，侠女形象有类型化特点。

唐传奇中的女侠或武艺高超，或才貌双全，或情深意重，或行侠仗义。

从其行为特征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卧薪尝胆、有仇必报的复仇型女侠。

这一类女侠在亲人遇害之后勇敢担负起男子的复仇任务，为亲人报仇雪恨。

但是她们在复仇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劳动人民的勇敢、果断、执着、智慧又都是不一般的。

如《贾人妻》、《谢小娥》、《崔慎思妻》。

这三则故事很类似，都是女主人公为报仇卧薪尝胆，最终大仇得报的故事。

而《贾人妻》、《崔慎思妻》两篇故事大同小异，都是女子嫁人以男子做掩护，报仇后远走高飞。

《谢小娥》中的谢小娥在父夫遇害之后，为报家仇历尽千辛万苦的寻找仇人,经历父亲托梦,自己更名易姓,女扮男装，查访仇人，最后卧薪尝胆, 伪装成佣工受雇仇家，最后大仇得报。

《贾人妻》中商人的妻子在复仇之前过的完全是正常生人的生活,改嫁后两年后的一天,她终于大仇得报了，于是她便不惜一切的准备离开,甚至为了抛却一切挂念，走了之后又回家狠心地把亲生儿子给杀了，然后远走高飞。

第二类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侠型女侠。

这类人行侠仗义，施恩不图报。

如《荆十三娘》中的荆十三娘寡居后与进士赵中行相慕,同赴扬州。

赵中行的好友李正郎之弟李三十九有个心爱的美妓，但却被其父母强卖给别人。

荆十三娘知道后,仗义相助，不求回报，果敢地帮李夺回所爱,并杀死了嫌贫爱富的女子父母。

此举充分展示了荆十三娘嫉恶如仇的性格。

她的行为是兼有朋友之义与豪侠之气的义侠。

第三类是行为奇幻、武艺高强的刺客型女侠。

如《聂隐娘》和《红线》。

《聂隐娘》中的女主人公聂隐娘手持“宝剑一口”，一年内能飞檐走壁,两年中可刺猿猱虎豹,三年击鹰隼无不中,第四年便可取人首级而无人觉,第五年为民除害行刺一大官,事成还家。

她不但具备一般刺客所具有的侠肝义胆，而且有勇有谋，有远见,深明大义地投靠了仁义的刘昌裔。

而《红线》的故事则是酬报养育之恩的。

红线为主人效力盗取节度使田成嗣床头的金盒以解战乱，她盗取金盒如入无人之境，视田成嗣所养的三千精兵和士卒于无物，只身飞檐走壁的进入目的地，轻巧熟练的举动在深夜并未惊醒任何人，这些功夫都不是常人能比的，虽然红线的故事中没有刺杀的情节，但是其行为的诡异，却和刺客如出一辙，因此把她归于刺客类是不无根据的。

第四类是侠肝义胆、智勇双全的盗侠型女侠。

这一类型的女侠以偷盗行为行侠仗义，济人危难。

如皇甫氏《原化记·车中女子》中写一位女侠盗,却领导着一群技艺出众的男侠盗,盗取宫中宝物,并为搭救无辜受牵连者只身入虎穴。

此种类型还有康骈《潘将军》中的“三环女子”，她取潘将军玉念珠放置慈恩寺塔上,后因老人王超恳求,上塔取珠,归还潘府。

唐代侠女形象也有着共性特征。

第一，浓厚的传奇色彩，鲜明的女性意识。

唐代文学中的女侠形象富于浓厚的传奇色彩，她们道术奇特，性格刚强，机智果断，武艺高超。

如《聂隐娘》，为突出隐娘来去无踪的传奇色彩，作者付予她莫大的神通：她藏匕首于脑后，用即抽出，而无损伤；她身轻如风，刺鹰隼无不中；她白日刺人于都市，而人莫能见。

如此等等。

唐女侠形象也具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

她们敢爱敢恨，个性张扬，大胆执着，洒脱豪迈。

如聂隐娘突然看见磨镜少年来到她家,便毫不犹豫地说:“此人可与我为夫。

”再如贾人妻,本与王立为路人,但因其“诚意与言,气甚相得”,就立即与王立结合。

又如车中女子，蔑视权贵,真性率直,既敢于窃取宫中之物,又敢于从狱中劫人。

三鬟女子则春日蹴鞠，戏偷玉珠,是那样天真烂漫；将珠完璧归赵,又是如此仗义洒脱。

第二，突出的女性特质。

唐代侠女形象是男人笔下塑造的产物,她们行事的风格、观念、情感、与男性侠客固然有很多共同点,但女侠因其性别上所带来的文化特色,在客观上是有别于男侠形象的。

作者非常注重从女性气质角度来描写女侠形象。

首先体现在侠女的外貌描写上,如写车中女子“容色甚佳”、贾人妻为“美妇人”以及红线行侠前的装扮等等,虽然是很简单的外貌描写，但简洁的语句中却体现女性的气概。

其次体现在性格上，侠女因其具有女性和侠者的双重身份,作者在塑造她们的形象时,更多的表现为坚不可摧的韧性,因此,她们的复仇方式大都为尚智型。

例如谢小娥、贾人妻、崔慎思妾复仇时着重表现的是“忍”的气质——女性特有人格魅力。

再次她们的行侠手段同样体现着侠女特有女性特质,如崔慎思妾为父报仇之后“白练缠身”，车中女子则是用绢带救出大牢中的士子吴群，三鬟女子“疾若飞鸟”的轻功。

无论是绢练还是轻功的描写,这些都和女子体态轻盈、心灵手巧的女性特征相一致。

二、唐传奇中侠女形象产生的原因综观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唐代以前的各种作品里，侠客的形象很多，但是只限于男性，很少有女性。

直到唐代，侠女形象才开始在传奇小说中出现，侠女从此成为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之一。

首先，从侠女的发展历史来说，北朝以前的妇女基本上见不到以习武为业者，更谈不上在武艺方面有什么高深的造诣，产生女侠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也有抗御敌军的巾帼英雄妇好，反抗暴政的女领袖吕母，迟昭平，替父从军请愿的孝女花木兰等，虽然她们本身并没有精湛的武艺，只是有着满腔热情和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但是她们无论从性格上还是行为上都有了侠女的雏形。

妇好，商朝国王武丁的妻子，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甲骨文）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她不仅能够率领军队东征西讨为武丁拓展疆土，而且还主持着武丁朝的各种祭祀活动。

甲骨文记载,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

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

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二十多个独立的小国。

吕母是西汉末年最早反抗王莽统治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起义的女领袖。

西汉农民起义的巾帼英雄迟昭平也于吕母起义的同年秋，聚众数千人举行起义，抗官税，荡府衙，杀豪绅，掠贵族，扶危济弱，分粮与贫苦百姓，一时声威大震，成为众豪杰中一位杰出的农民起义女领袖。

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中国古代民族女英雄，忠孝节义，以替父从军击败北方入侵民族闻名天下。

虽然说她们不能是纯粹的侠女，但是其身上的侠女因素也为侠女文学提供现实依据。

而从历史上侠义文学的传承上来说，早在《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就有越女试剑“一人挡百，百人当万”的传说，以及之后的《搜神记》中的《李寄斩蛇》，《搜神后记》中的《比丘尼》等，也都塑造了武艺高强的女子形象。

这些作品都是以女子作为主人公，情节离奇，具备了侠女的一些因子。

虽然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侠女小说，但是在侠女性格塑造、故事环境渲染、侠义行为与精神等方面都开启了唐代小说的笔路。

唐传奇中的侠女，如红线、聂隐娘、贾人妻、车中女子等也都是在此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的。

其次，唐代侠女传奇是在民族融合基础上产生的。

唐代侠女传奇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大唐文化的直接产物。

唐代南北统一，多民族的大融合为唐代侠女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侠女形象提供了艺术和生活原型。

魏晋以来，北方战乱频繁，少数民族女性秉承了尚武之风，妇女长于骑射，精通武艺，这就为侠女的产生做了必要的准备；唐代沿袭北朝遗风，妇女尚武，这就使得侠女产生的条件更加成熟；有尚武女性就会有侠女生成，有侠女就必然会有表现侠女的文学作品产生。

唐代侠女传奇主要以盛唐和中唐为背景，反映中唐社会生活的作品所占比重更大。

唐代女侠传奇多是讲述发生在北部中国的事情，北朝及唐代的民族融合主要是在北方进行的，唐传奇中的女侠也以北部中国作为主要活动舞台，绝大多数是北侠。

这一事实再次表明，唐代女侠传奇的出现和民族融汇确实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她们身上折射出妇女在民族融合期形成的特殊品格。

第三，唐代侠女传奇的产生与唐代女性地位的提升也有很大的关系。

唐朝处于封建社会繁荣、强盛的时代，统治者有较大的自信和力量，实施较开明、开放的政策，故封建礼教没有发展至禁锢人心的地步；另方面是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渗透到唐代社会各个领域中，胡化下的社会妇女地位较高，拘束较少，是中国妇女中较幸运的一群，她们的社会地位不那么卑贱，她们所受到的封建礼教束缚和压迫较后代为少，也有较多的自由，因而形成了唐代妇女开朗、奔放、勇敢、活泼的精神面貌，以及独特的行止风格、思想观念。

而武则天当皇帝，冲击了正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妇女的自然天性和社会能力得到在整个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释放，唐朝妇女自身能力上的进取性，有了空前的高涨，从而其女性意识得以大幅度的彰显。

而作为社会主体之一的女人出现在文人的文学作品中也成为了必然，文人们认为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样身怀绝技，智勇双全，快意恩仇，为国为民。

唐代统治者有鲜卑贵族的血统，北方少数民族女子尚武、婚恋自由的特点，随着唐王朝的建立而渗透到唐代社会各个阶层。

唐公主再嫁者达二十三人，这显示了唐代婚恋所呈现的一种开放自由的状况，而根植于社会现实土壤的唐代侠女小说也真实地再现了这一自由开放的婚恋观。

罗立群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中说,唐代武侠小说中“女侠没有严格的贞操观念,男侠也不是绝对的不接近女色,这种情形与唐代对妇女采取较开放的政策以及社会风气中不存在严格的禁欲观念有关。

”[2]唐代小说中女侠的婚姻大多由自己决定，而不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那些侠女主动争取自己的爱情。

《聂隐娘》“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

’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

”[3]隐娘自由择夫，初次见面就决定嫁给他。

《贾人妻》中的侠女和王立相遇，当晚就成了夫妻。

唐传奇中的贾人妻、荆十三娘都是夫亡再嫁。

侠女的人际交往、婚姻离合及爱憎表现都能从北朝妇女那里找到生活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