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

1 道教——中国的长生不老药 李亚东

汉民族宗教意识淡薄，乃不争之实。外国分析人士提出，中国人虽有祭神活动，但“神圣感似乎与中国人毫不相干”。1894年，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积其二十多年的在华见闻与观察，出版《中国人气质》一书（此书被誉为“一百年来研究中国人的权威性传世之作”）。史密斯书中指出：中国的神灵崇拜实际上无异一桩交易，“众神受到崇拜，就如在西方社会推出保险制度”。大概为了弥补缺欠，“康圣人”南海先生力主“立儒教为国教”。显然，此举不大合乎近代社会发展“时宜”。何况，“儒教”之说能否成立本身就大有问题。

（一） 相对康圣人的无根之论，鲁迅的看法无疑值得我们重视。1918年，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致许寿裳》）。1927年，他又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而已集．小杂感》）——行家指出，这是鲁迅关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一“绝大判断”。 鲁迅先生被誉为“最懂中国”的人。他的“绝大判断”能否成立？我想，深入研究才好下结论。与舶来的“二西之教”（佛、耶两教）相比，道教可谓“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地地道道的“国货”。诚然，“儒教”也是土产。“旁观”者如史密斯先生乃至断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儒教徒，就如同所有的英国人都是撒克逊人一样”。可是，从中国内部分析，我们就觉得鲁迅讲得有理：儒家更多影响社会的“上层”和知识阶层，“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孔子在故国的“不遇”由来已久；——“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就是“权势者”和读书人，也无非把孔夫子当“敲门砖”使，“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这一论述鞭辟入里。 道教则不然。许地山先生1927年指出：“我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的 2

理想与生活的乃是道教的思想；儒不过是占伦理的一小部分而已。道家思想是与汉民族文化同时产生的。”“中国一般的思想就是道教的晶体，一切都可以从其中找出来”。（《道家思想与道教》）1936年，著名的道教思想家陈撄宁在所撰《中华道教会宣言》中写道：“试以历史眼光，观察上下五千年本位文化，则知儒家得其局部，道家竟其全功，儒家善于守成，道教长于应变，事实具在，毋庸自谦。”他提出道教是“国教”。这不尽是自吹的话。日本学者橘朴提出：“要理解中国人，无论如何要首先理解道教。”（转引自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一书） “追溯道教的思想渊源，最古的是殷商时代的鬼神崇拜，继之是战国时期的神仙信仰以及东汉的黄老道。可以说道教是我国古代社会鬼神崇拜的延续和发展，道士是古巫祝、方士之遗绪。”（《文史知识》1987年5期）正因如此，道教与中华民族民俗关系密切，其“群众基础”非同寻常地广泛。作为典型多神教，道教的信奉者不分阶层、行业、年龄：就年龄言，幼童醉心神仙传奇，中年迷恋房事养生，老人痴望长寿不死；就行业言，铁匠崇老君，染匠崇梅葛，刺绣崇妃绿，墨匠崇吕祖，乞丐、剃头匠崇罗祖，文具商崇文昌帝君；就阶层言，下焉者普通民众，中焉者举子士人，上焉者皇帝老子„„总之，各取所需，各得其所。“要长生的，迷上了炼丹术；要财宝的，迷上了点金术；想当官的，夜半去打醮祭神；要治病的，请道士来设斋上章；想使亡灵安宁，则让道士来作法事；想使活人无恙，则叫道士来画符念咒，道士可以给你驱邪捉鬼，也可以给你玩两套戏法；可以给你消灾，也可以代你祈福。”总之，道教完完全全表达了一颗“中国心”。葛兆光就此继续写道： “‘圆首含气，孰不乐生而畏死’„„人不是都不想死吗？好办，道教这里有的是长生不死的丹药与方术；人不是都想过神仙日子吗？也有办法，道教这里有的是导引吐纳、食气、辟谷、升仙、羽化的方法；人不是都害怕病疟、鬼魅、水旱之灾吗？也有办法，道教这里有的是斋醮祈禳、禁咒符箓供你挑选。总之，道教是‘主生’、‘主乐’的门径，会让你乐不可支，乐不思蜀，根本不想去死，享受人间快乐，要钱它能点石成金、化铜成金，要女人他能教你房中御女合气之术。这种宗教的教旨就是让人享乐，而且永远地享乐的，对于世俗人们来说，它既是人生缺憾的心理补偿，又是实际生活中应付日常困难的具体工具，因此，它有着颇大的诱惑力。”（《道教与中国文化》） 3

“中国人底生活目的只是‘长命富贵’四字”。（许地山语）“中国心”在本质上是一种务实、入世的精神。史密斯认为，中国人是“务实的人”：“他们的生活只由两部分构成：肠胃和钱袋。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实用主义者，你无法让他理解他没有看见过或听到过的事物，他们压根没有追究事物原因的观念。生活对于他仅仅是一系列事实。”“大概很少有什么宗教比道教更露骨地去迎合‘人欲’了。”青年学者葛兆光中肯地指出：“尽管道士们在理论上很强调‘心斋’，即‘疏瀹其心’、‘澡雪精神’、‘无思无虑’、‘无嗜无欲’、‘无秽无累’，称之为‘上士所行’，但事实上更主要地还是‘左佩黄神印，右佩越章印，后中天部霆司印，身立园景之中，足履九台之像’，画符念咒，祈禳颂赞，作鬼弄神”；“对道教来说，它根本的东西并不在于老、庄那种精神的超越，而在于满足现实世界的人们的心理欲望，乃至解决现世的种种实际问题，否则，它也就不可能在那么广泛的阶层，那么广泛的生活中渗透它的影响了。当然，这并不是说道教就一点儿也不讲精神的超越，但这毕竟不是它的主要成分”。（《道教与中国文化》）道教被称为“完全入世”的宗教，它重视肉体生命重于一切，强调乐生养生，生道合一：所谓“天大、地大、生大”。（《吕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生以长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陈撄宁谓“他教每厌弃世间，妄希身后福报，遂今国家事业，尽堕悲观，道教倡唯生学说，首贵肉体健康，可使现实人生，相当安慰。”）借用王派后学的现成话，属于彻底至于透底的“百姓日用即道”，易言之：肉体即是灵魂。乐生养生当然具有积极意义，“我命在我，不属天地”；可执著到极端，养生就沦为“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乐生呢，——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鲁迅语） “僵尸的乐观”含有自欺欺人且贪生怕死的意思。“怕死贪生原是人类的通性”，英国哲学家罗素快人快语：“但是„„不论哪一国人没有像中国人这样的怕死”。仅此，足以阻止一个民族进步、并剥夺他的生机和活力。追求肉体生命的永恒，进而享受永恒的欢愉，是人们信靠道教的根本动力。我们知道，道教被称为“神仙道教”，神仙信仰对于朝生暮死的人类具有显见的抚慰、镇痛效果。中国第一部道教史的作者傅勤家写道：“儒畏天命，修身以俟；佛亦谓此身根尘幻化，业不可逃，寿终有尽；道教独欲长生不死，变化飞升，其不信天命，不信业果，力抗自然，勇猛何如耶！”（《中国道教史》）这话未免过于美化。“征帆一片绕 4

蓬壶”，确实缓解了人们对大限到来的恐惧，同时使人们心智不通、感受麻木。“„„都无所爱憎，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擿无痟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列子．黄帝篇》描述华胥国人民状态的这段文字可谓浓墨重彩。批评者曰：“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鲁迅语）用精神分析学者荣格的话，道教不愧为“古代的长生不老药”。问题在于，凡药三分毒。过于依赖药物，与吸毒何异？一味“享受永恒”，必然使中国种族停留于“大洪水以前”。 “中国人算是大洪水以前的人。”这是史密斯的结论。大洪水以前的人，其老朽、弱智可想而知。史密斯这样讲，还有其他理由：“中国人是按戏剧方式思维的”，“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甚至，“中国缺少真实与虚构的明显界限”！鲁迅先生分明支持这一看法；他说，中国人善于瞒和骗；“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报更满人意，所以杀人者不足责，被杀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正不必别人来费力了。”（《坟．论睁了眼看》） 与弱智相关，“中国心”尚有一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宿命观念。“中国人是一个宿命的民族，”史密斯写道：“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如此相信命运的存在，就必定不愿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做激烈的斗争。”不仅如此。“现存的民族中，没有一个文明的民族像中国人那样迷信，那么轻信„„不管是富有的商人，还是博学的学者，每月都有两天时间花钱膜拜狐、鼬鼠、猥、蛇，和老鼠等动物，即使被人们撞上，也丝毫不感到难为情”！美籍加拿大学者欧大年则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中写道：“在传统的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和每一件事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的，为了发现这个命运，人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显然，道教与“中国心”互为表里、密不可分，以至我们能够通过这一视角，认识中国历史、洞悉中国现实。（当然，道教的来源非常芜杂，“道教中既有粗鄙凡近的斋谯符咒、鬼神之术，又有精微玄妙的哲理妙旨、养生良方”。尤其，为了生存与享受，道教对于人的健康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对人的寿命表现了最大的关注。因而，道教在形成祈神降福、驱鬼避祸的仪式的同时，也在寻求 5

增强人的抵抗力以避免病疫侵害的方法及长生不死的途径。这样，健身术、药物学等也就发展起来了。这方面的贡献应当肯定。——“但是，道教并不是医学，内丹说也不等于中医理论。它的终极目的毕竟是长生不死、飞升成仙而不仅是健康无病，因此在内丹说中有着浓重的神秘色彩。„„特别是道教不同于医学，它在关心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同时，还要干预人的精神生活和思想意识”。[葛兆光]）

（二） “凡古今中外，宗教与政治，始终结为不解之缘，殊足发人深省。”（南怀瑾）中国历史上，“每逢国家变故，起而拨乱反正的世代，多半有道家的人物，参与其间的现象，这几乎已成为过去历史的定例。” “磻溪垂钓，吕尚扶周；圮桥授书，子房佐汉；三分排八阵之图，名成诸葛；一统定中原之鼎，策仗青田”（陈撄宁语）就不必细说了。宋元之际，新兴的道教宗派全真派大师丘处机以“天道好生”、“不嗜杀人”说服成吉思汗，为国家民族保持文化的元气和精神的故事每为人们津津乐道。丘处机确实用心良苦，功德无量。丘处机对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洞若观火。值得注意的是，他教给成吉思汗的，都是中国正统学术，儒、道两家忠孝仁义的话，而不是长生不老、修成神仙的法术。南怀瑾指出：“全真教的学理与方法，完全近于禅宗北宗渐修的路线，而且又富有儒家与宋代新兴理学家的精神。”葛兆光则提出，从中、晚唐起，道教就不得不向儒学靠拢，学一点忠孝节义、伦理纲常。“中唐时代，少讲或不讲鬼怪巫术而转向清净修身的道士渐渐多起来了。”——宋元之际兴起的全真教作为“新道教”，“决不带有老子那种愤激与偏执，相反，却充溢着克制与忍让。这倒与佛教尤其是禅宗很相似，与儒学尤其是理学也很相似”；“似道非道、似禅非禅”，“明明是抄了南宗禅法，再补上北宗禅法，最后再贴上道教商标。” 道教历史颇不光彩。鲁迅提出：“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值得专门研究。（《华盖集续编》）“道教徒们不象佛教徒们那么爱装做不干预政治，倒是很会走上层路线。”（葛兆光）道教有时借助政治力量红得发紫，道士自己也一下子飞黄腾达起来。最触目的一个事实是，历史上的皇帝老子、包括一般文才武略颇不凡的“圣君”对道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衷。李唐、赵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