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鲁迅国民性之比较

老舍与鲁迅国民性之比较

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和鲁迅都同为“最彻底坚持国民性探索与批评的作家”。就国民性问题，他们之间有契合和影响，但也存有差异之处。

老舍和鲁迅都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出于对民族命运深情地关注，对祖国前途的渺茫忧虑重重，他们充满一种可贵的民族忧患意识，并以此来警醒国人。

二人在海外生活期间，对于现代国家的公民与古老中国的臣民间的差异有着切身的感受。鲁迅留学日本时，在“幻灯事件”中看到赏鉴示众的盛举的人们，深感中国国民精神的麻木厚重，开始思考“国民性”课题。他意识到要振兴民族，“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指“愚弱”的国民）的精神”。老舍经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洗礼后，在旅居英国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并积极探索“民族性”“国民性”的课题。在英国，世界上最发达的现代工商业和全新的文化带来了全方位刺激，老舍怀着忧虑与希望重新打量以往他置身其中的古老文明，“文化的反观视域被打开”。通过对比，他切身感受到国人精神上的落后，并决心以文学的方式来改变。从而使“对国民劣根性的强烈批判几乎贯串了他的全部作品”。

老舍是继鲁迅之后对国民性问题十分注意的一位作家。青年时代的老舍，不仅受英国文学的熏陶，同时也明显地受到“五四”主将鲁迅的影响。早在30年代初，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时，就着重指出老舍小说中有“鲁迅的影响”。比如，从《猫城记》揭露、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就显然可以看出鲁迅的影响来。小说中这样写猫人观看大鹰（一位爱国英雄）的头的盛况：“看的人们并不批评与讨论，除了拥挤和互骂似乎别无作用。没有人问：这是谁？为什么死？没有。我只听见些，脸上的毛很长。眼睛闭上了。只有头，没身子，可惜！”这使人立刻联想到鲁迅的《药》和《示众》。

八十年代，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始终以锲而不舍的态度在创作中贯串（国民性改造）这一思想，并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的，却只有鲁迅和老舍两人”（宋永毅）。两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首先体现在他们对国民性弱点的揭露和批判方面。鲁迅在寻求民族觉醒和解放的道路时，深深感到了民族性的弱点和劣点，他认为，“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 ；因此他决心“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样老舍也在作品中全面揭露和批判了民族的劣根性，对于群众的病态心理深入理解，感慨道“国民不像国民” ，“人民不是真正的人民” 。

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弱点时所涉及的方面很多，朱晓进和唐纪如在《鲁迅概论》中归纳为“瞒和骗”、“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做戏”和“讲体面”、“看客”式的无聊、卑怯和势利、因自利而不惜破坏公众利益乃至对断送国家民族也无动于衷、安于命运、安于现状的奴才心理。“鲁迅开先气之风” ，“而老舍从自己的角度丰富和扩大了国民性这一主题的内涵，并且在一些幽默诗文中对国民性中的种种弊病进行了讥刺” 。

其中非常突出的是，两人都非常关心古国“老”民族的精神蜕变，意识到文化的停滞与老化将会窒息民族的生机，葬送民族的前途。鲁迅曾总结世界上许多文明古国衰落和灭亡的历史教训，反对因循守旧的笃古者，提倡“首先立人”，“呼唤精神界的战士”。他告诫国人如不奋起，必将步他们的后尘。老舍更是特别注意到民族精神的“老化”问题。在《二马》中他说：“民族要是老了，从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儿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里要是有这么四万万出窝儿老，这个老国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出的呜呼哀哉了！”这里的“老”是指“由于封建礼教的禁锢，以及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化使人们变的麻木、愚昧无知，更养成了奴性”。老舍“为铲除旧的恶习，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老文化和“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而“负起两个十字架”。

作为爱国主义者，鲁迅和老舍“深知民族精神上的种种痼疾的严重危害，并把对于民族成员进行广泛的思想启蒙教育，作为创作的根本任务”。早在上世纪初，鲁迅就做出了“善于改变精神（国民性）的是，我那时就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的判断。而老舍也将文艺作为“惋惜”、

“规劝”与“爱” 的思想启蒙与人文关怀的主要载体。他们都以文艺为工具，鞭挞民族的劣根性，呼唤在“绝无窗户”的“铁屋子”里“不久都要闷死” 的沉睡者，快快奋起，但是其相关作品的风格和批评对象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作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思想型作家，这类作家有着哲学和历史的背景，思想尖锐超前，对现实有着自己一套想法，能够以思想为武器进行斗争。鲁迅是思想型作家的代表。而老舍是另一种类型的作家——文化型作家，他用自己的一生表现人间世态，社会景象。

鲁迅以小说作为改造国民性的武器，他在作品中对“在是非面前平正中庸态度的极端的厌恶，对国民性弊端毫不留情的猛刺，对青年精英的死感到的痛彻心扉” 大都通过一针见血的，特别正经的方式来表现，而且批判深刻有力。《狂人日记》鲁迅的第一部小说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以后的作品大都保持和发扬了这一风格。鲁迅作品思想很深刻，但是“哲学意识引发的人生体验，未酿成审美的情感体验，作品停留于哲学意识阶段，未上升为独特的哲理人生和情感审美的情体验。”“《阿Q正传》就是带有一些理念化的倾向和人为斧凿的痕迹，语言精炼则精炼矣，对话和叙述却是硬而拗口的，反不如他带有生命沉思和体验的爱情小说《伤逝》。”

比起鲁迅，老舍对国民性弊病的批判还不够深刻有力，他“一半恨一半笑”看世界的态度冲淡了他的控诉力量。正如李长之先生所说的：“鲁迅在尖刻浓烈之中，表现他的强有力的生命。只要看一下，容或鲁迅更看得透澈，深入，但他不耐烦在久一点的观察。老舍也极其敏锐，他却更肯仔细，不过终缺少力量。” 老舍对国民性的思考并不是主要采用理论的形式，即“不是从对‘市民性格’的纯粹抽象的认识出发，而是从生活出发写他的人物的” 。而老舍正是依赖于描写市民社会所获得的成功，形成了他独特的观察分析角度，也奠定了独立不倚的文坛地位。总而言之，老舍的批判和反思，是通过精细密实的社会、文化的民族风习和历史变迁来叙写的。老舍小说中的人物，“和它所处时代的环境、背景、文化、风习是一体性出现，双方关系，也是丰富、和谐地交织交融的”。而鲁迅的人物，却是“赤条条”的，背景、甚至人物的身份，都没有交代。比如《药》和《狂人日记》。与之相比，老舍笔下的人物显得亲切、温婉、典雅、精致。这正是老舍作为一位小说家的优势所在。但在写最集中、最激越、最硬韧地批批国民性弊病的《猫城记》时，老舍“跳出切身的经验世界，主要依仗想象和推理，造出一座全新结构的文学建筑”。通篇文字泼辣警厉，语言尖锐刺骨，颇似鲁迅风格。为了正视现实和推动改革，鲁迅早期作品在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上，致力于揭露和攻打国民性的弱点及其病根，这与他的“立人”思想紧密相关。“目的是促进一种新的、向上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的诞生”。但非常可贵的是在前期，他也不是对中国的国民性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而是努力发现一些值得肯定和宝贵的东西。比如在《学界的三魂》中，鲁迅积极主张发扬“民魂”，为“惟有‘民魂’值得最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真有进步。在《一件小事》中，他赞扬了人力车夫的高尚品德。在后期鲁迅能运用阶级观点分析国民性，不仅揭露缺点，而且注重揭示民族性中的优点，发扬民族精神的积极方面。鲁迅写了许多赞扬老百姓的文字，歌颂人民群众的伟大，能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去把握问题的实质。这一时期，他还着重批判了知识分子身上的弱点，倡导自我剖析，以求取得进步。老舍在建国以前曾是独立不倚的社会批判者，积极揭露和批判市民阶层国民性的弊病来使国人警醒，起来抗争。“老舍从出入文坛时，便体现了自己的创作特征：以对社会下层的精神文化观察、刻画见长，至于政治思维，则是他一向没能超越的弱项”。在《猫城记》中老舍几乎完全撇开政治因素，过分强调了文化的作用说明这一点。老舍虽然受到过五四运动的思想洗礼，但二十年代发生的像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他都身在异域，失掉了亲身体验中国革命群众力量的机会。他没能看到人民群众为了自由和解放付出了血与肉的牺牲，忽略了人民群众精神领域的变革。以至于小说往往将剥削阶级的丑恶本性当成了国民性的弱点，或将反动统治的丑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