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翻译理论常识简介

第四章翻译理论常识简介

4 ． 2 我国传统译论要点

1) 严复的“信、达、雅”：

信：“忠实”，即“意义不倍（背）文本”，忠实于原文意义。

达：“流畅”，即不拘泥与原文形式，尽译语之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使译文通顺达意。

雅：“古雅”，原本指当时能登大雅之堂的文言文，一种古雅文体，即“用汉以前字法、句法” ( 严复 ) 。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求“雅”实则是讲究“修辞”，讲究译文表达要有“文采”。

严复的的翻译实践：“与其伤雅，毋宁失真”，重在一个“雅”字，并不十分注重“信”：“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

严复在其《天演论· 译例言》中对“信、达、雅”解释得非常清楚，就是“修词立诚”（信）、“词达而已”（达）、“言之无文，行之不远”（雅），“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所谓“行远”，就是提倡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这一所谓“桐城派”的古文体译书，已能让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普遍接受的效果。这一点，王佐良先生曾说的极其透彻：

“严复的翻译是有目的的，就是要引起他所认为真正有影响的人，即知识分子的注意……他所翻译的书都是形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思想体系的经典著作。他知道这种思想，对当时沉缅于中古世纪迷梦中的知识分子来说，等于一味苦药。所以，他用知识分子所欣赏的古雅文体给苦药裹上一层糖衣，使它容易下咽。所谓‘雅'也者实际上是严氏的推销术。……果然，不出数年，他的译作赢得了广大的读者，他的思想攻势取得了成功”（王佐良：关于文学翻译答客问，《翻译通讯》1983/10 ）。

他翻译的《天演论》，其文本实际是一种“信息型”功能的社科哲学读本，严复为了实现他特定的翻译目的，人为地在文本中设置了一些戏剧性场景，以增强吸引力迎合当时士大夫们的口味。例如，他将原文中很平白的一句译为：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 , 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帝恺彻未到此时，此间有何景物。……

一下就把读者引入一戏剧性场景之中，将原文“信息型”功能巧妙转换成一种“呼唤型”功能，极大地唤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推动了《天演论》在中国读者中的广泛流传。

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严复的“ 信、达、雅”作出过各种新的解释。林语堂认为，这“三字诀”就是指“对原文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艺术负责”，例如译文译作品，如诗文小说之类，译文求其必信必达之外，“不可不注意于文字之美”的问题。“‘信达雅'三字的含义，尤其是‘雅'字的含义，根据这样解释，已不完全是严复的本义，而取其变义了。事实上，后来一直说信达雅，已很少在拘泥于严复的本义，尤其对‘雅'字，似乎人人能解，但是解各不同，如释为雅训，典雅，文雅，优雅，优美，文采，风格，讲究文笔，注重修辞，强调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得翻译理论，《翻译通讯》 1983/8 ）。还有人认为，严复的“三字诀”换言之就是“内容忠实、语言通顺、风格得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求“ 雅” 实则是讲究“ 修辞” ，讲究译文表达要有精神和美感“ 文采” ，但现在通常把它阐释为“ 保存原作的风格” 。

2) 鲁迅的译观：

鲁迅共翻译十四个国家一百多位作家的作品，包括俄、日、英、法、德、奥地利、荷兰、西班牙、芬兰、捷克等多个国家不同作家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剧本、童话和文艺理论著作，总字数达三百万以上。

(1) 鲁迅对翻译的结论性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这是鲁迅的基本思想。

(2) 针对当年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以及所谓“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说法（梁实秋），提出了“ 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主张直译，以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

(3) 他认为，翻译一要“移情”、“益志”，译文要有“ 异国情调”，二要“输入新的表现法”，以改进中文的文法，在当时主要表现为改进白话文。

必须强调的是，鲁迅其实是主张翻译既要通顺，又要忠实的。只是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理由是：“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须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雾，怎么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鲁迅· 几条“顺”的翻译）。”（佘协斌：略论鲁迅的翻译理论和实践， 1983/4 ）。所以，鲁迅所讲的“宁信”，是强调要忠实于原文，“这所谓‘不顺'，绝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盖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二是指要从外国语言的词汇和语法中吸取对我们有用的成分（徐新民，鲁迅与科普翻译，《翻译通讯》 1983/9 ）。“不必否认，这些充满‘洋气'的外来语，中国读者起初

看起来确有些不顺眼，念起来不顺口，但见得多用得多了，‘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鲁迅：翻译的通信）。……诸如‘我想今晚去拜访您，要是您不觉得有什么不便的话'这类外来句法，今天不是已经说得顺、听得懂，而且完全‘融入'到汉语中去了吗？”（佘协斌， 1983/4 ）。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满，对西方文化的肯定和信仰使他始终坚守着直译方式，坚持直译甚至硬译来打破传统的封建文化，输入异样的句法来创建新文化。通过翻译，他把中国传统文化所缺少的先进文化因素输入进来，借助它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进行批判和改造，用文艺来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唤醒麻木的国民性，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也正是他当年弃“医”从“文”的初衷和动机。

3) 傅雷的“神似”说(Spirit Alikeness) ：

傅雷对翻译有两个比喻，一是“以效果而言，翻译应当象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二是就手法而言，“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含的那些特点，必须像伯乐相马，要‘ 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

但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通常是胆子太小，迁就原文字面、原文句法的时候太多。要避免这些，第一要精读熟读原文，把原文的意义、神韵全都抓握住了，才能放大胆子。” 因此，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他根据自己深厚的中外文化修养，多次指出中西思维方式、美学情趣方面的异同，强调翻译决不可按字面硬搬，提出了中西语言上的 10 大不同点：

“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等。

因而，“ 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 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主张翻译必须保存原作的精神和美感特征，做到“ 神形兼备” 、传神达意。

4) 钱钟书的“化境”说：

所谓“化境” (Sublimation) ，是指原作在译文中就象“ 投胎转世”，躯体换了一个，但精魄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翻译出的东西的：“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换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因此，他赞同西方所谓“翻译者即反叛者”（“ Trandutttore traditore ”——“ Translator, trator ”）的说法，认为好的译文应该在

艺术上胜过原文：“译者运用‘归宿语言' 超过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或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都有可能性”。

需要强调的是，傅雷与钱钟书都是从美学 (aethetics) 角度提出的翻译原则。而当代许渊冲先生也从这一角度提出了翻译中国诗词要传达原文的“意美、音美、形美”的主张 (1979) ，并且指出这三美标准并非同等重要：“在三美之中，意美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音美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形美是更次要的，是第三位的。我们要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三美齐备。如果三者不可得兼，那么，首先可以不要求形似，也可以不要求音似；但是无论如何，都要尽可能传达原文的意美和音美。”“三美”原则强调了文学、尤其是诗歌翻译中的重点。

如杜甫《登高》中的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不可译，因为“落木萧萧”三个草头，“长江滚滚”三个三点水，“萧萧”、“滚滚”又是叠字，这种形美和音美如何能转达呢？其实，创译法就可以化不可能为可能，如下面的译文：

The boundless forest sh eds its leaves sh ower by sh ower ;

The endless r iver r olls its waves h our after h our .

原诗的“无边”和“不尽”对仗工整，译文 boundless 和 endless 也是遥遥相对；原诗“萧萧”是叠字，译文也重复了 shower ，并且和“萧”音似；原诗三个草头，译文也是三个“ sh ”的头韵，原诗有三个三点水，译文也有两个词是“ r ”的头韵。但是原诗“滚滚”这对叠字只译了意，而没有传达原文的音美和行美，这是有所失，但加上了“ hour after hour ”（时时刻刻）这个叠字片语，就可算是三美齐全了，因为原诗“不尽”可以包括空间和时间两方面含义，在空间方面是无穷无尽，在时间方面就是时时刻刻，所以加上这个片语，就是以创补失，创造一个叠字片语来弥补形美方面的损失。（许渊冲，翻译的艺术，2006 ： 14 ，五洲传播出版社）

4 ． 3 几家西方译论常识（计划学时 6 学时）

本节重点：常识性概念：泰特勒翻译三原则，纽马克文本分类说与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法，赖斯的文本分类说，费米尔的目的论，诺德的纪实翻译法和工具翻译法，奈达的功能对等

4 ． 3 ． 1 西方古典、近代译观摘要：

从公元前一世纪前后的罗马帝国到十八世纪末。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翻译家们直接根据自己的实践对翻译作了初步的分析与论述，其代表人物有古罗马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前 106-43 ）、古罗马诗人与文艺批评家贺拉斯、古罗马神学家奥古斯丁（前 65-8 ）、古罗马宗教作家、《通俗拉丁文本圣经》

的主要译者哲罗姆（或杰洛姆）和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路德（ 1483 —1546 ）等。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翻译希腊文学典籍以及基督教《圣经》，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语文学的，主要注重原文的文学特征，热衷于讨论译者是该让读者向原文靠拢（直译）还是让原文向读者靠拢（意译）的问题。标志着这个时期结束的是近代英国历史学家与翻译理论家泰特勒（ 1747-1814 ）于其中提出著名的翻译三原则的著作《论翻译的原则》（ 1791 ）。

1) 西塞罗(Marcus T. Cicero ，前 106-43):

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雄辩家。他对翻译的看法是：“ (In translation), I did not think it necessary to translate word for word , I preserved the general style and force of the language . For I did not believe it was my duty to count out words to the reader like coins , but rather to pay them out by weight as it were ” ( 翻译不必逐字直译，应保持原作总体的风格和语势。译者的职责不是像数硬币那样一个词一个词地给读者译出，而是按原数量以斤两支付给他们 ) ，这段话后来成了西方翻译界的传世名言。很显然，西塞罗主张活译，反对直译，其翻译理论要点大致如下：

（一）译者在翻译中应象演说家那样，使用符合古罗马语言习惯的语言来表达外来作品的内容，以吸引和打动读者、听众的感情。

（二）直译是缺乏技巧的表现。应当避免逐字死译，翻译应保留的是词语最内层的东西（ genus omne vimque ），即意思。译者的责任是给读者“称”出原词的“重量”而不是“算出”原词的数量。

（三）翻译也是文学创作，任何翻译狄摩西尼（古希腊演说家）的人都必须自己也是狄摩西尼式的人物。

（四）声音与意思自然相连，或者说词与词义在功能上不可分割，这是语言的普遍现象，而由于修辞手段以这种词语词义的自然联系为基础，因此各种语言的修辞手段彼此有相通之处。这就说明，翻译可以做到风格对等。

（详见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 2004 ： 19 ， 20 ）

2) 哲罗姆(Sanit Jerome:347--420):

古罗马宗教作家、《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主要译者。他在总结古罗马戏剧翻译大师们的译法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But do they stick at the literal words? Don't they rather try to preserve the beauty and style of their originals ? What men like you call accuracy in translation, learnd men call pedantry….I have always aimed at translating sense, not words . ” ( 他们是否死扣原文字面？不是更致力于保存原作的美感和风格吗？你们所谓的翻译之精确，哲人们则谓之为迂腐。（因此），我一直着眼于这样的观点：翻译应译意，而不是孤立的词。 )

哲罗姆陈述的翻译原则和方法摘要如下：

（一）翻译不可能始终字当句对，而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由于各种语言在用词风格、表达习惯、句法以及语义、内容等方面都互为区别，因此不能采用逐词翻译的方法。

（二）应区别对待“文学翻译”与“宗教翻译”。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而且应当采用易于理解的风格传达原作的意思，但在《圣经》翻译中，则不能一概采用意译，而主要应当采用直译。并指出，在这种“直译”中，对《圣经》原文的句法结构不得有半点改动，否则就会损害《圣经》的“深刻含义”，降低译文质量。

（三）正确的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句子要靠译者的博识与精通语言才能理解、翻译”，而不是靠所谓“上帝的感召”。

（详见谭载喜： 26-27 ）

3)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

德国基督教新教哲学家、神学家和古典语言学家，其论文《论翻译的方法》从理论上阐述了翻译的原则和方法问题，要点如下：

（一）翻译分笔译和口译。他是西方第一个把笔译和口译明确区分并加以阐述的人。口译者主要从事商业翻译，笔译者则主要从事科学艺术翻译。

（二）翻译分真正的翻译和机械的翻译，前者指文学作品和自然科学作品翻译，后者指实用性翻译。笔头翻译属真正翻译的范畴，口头翻译属机械翻译的范畴。

（三）翻译必须正确理解语言思维的辩证关系（略）

（四）翻译可有两种不同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一是尽可能地不打扰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这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谈论的直译与意译之分。施莱尔马赫没有正面提到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但可以得出这样的理解：坚持译作顺从原作，采用的方法就是直译，坚持原作顺从译作，采用的方法就是意译。

施莱尔马赫的上述理论在 19 世纪曾产生过很大影响，至今仍有其重要意义，尽管他对口译的观点是错误的，口译不仅是一门机械的活动，同样是一门技艺，特别想即席传译甚至同声传译，其难度较之笔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详见谭载喜： 106-108 ）

4) 泰特勒( 1749-1814 ) 翻译三原则（ Tytler's 3 principles ）：

在其《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泰特勒首先给所谓“优秀的翻译”下了一个定义：原作的优点完全移植于译作语言之中，使译语使用者像原语使用者一样对这种优

点能清楚地领悟，并有着同样强烈的感受。据此，他提出了翻译必须遵循的三大原则：

A.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 译文应该是原著思想内容的完整再现 / 复制 ) ；

B.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 ( 译文的风格和手法应该和原著属于同一种性质 ) ；

C.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 ( 译文应该有原作一样通顺流畅的文笔 ) 。

值得指出的是，泰特勒的原则没有考虑到“可译度”的问题，实际上，译文在意义和风格笔调方面的损失常常是难以避免的，“完全”复写出原文的思想，即便在理论上可能做到（比如不加限制地附加译注），在实际翻译中也是难以实现的。

泰特勒的翻译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它不仅是英国翻译理论史，而且也是整个西方翻译理论史上一座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详见谭载喜： 129-132 ）

4 ． 3 ． 2 几家现、当代西方译论要点：

本小节将简要提取少数几家西方现、当代译论的要点，并着重简述一下西方的功能翻译理论的几点要旨。

1) 沃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

德国 20 世纪上半叶在翻译研究上最有建树、影响最大的散文作家、文学批评家和语言哲学家。他的翻译研究观点新颖，自成一家，在西方翻译史上稳占一席，主要观点如下：

（一）原文的可译与不可译，取决于原文本身有无翻译的价值。

（二）翻译不是译意思，而是译形式。翻译不应以原文意思为根据，而应当详细地再现原作意思的表现形式。译者只需跟原作者打交道，丝毫也不必考虑读者的要求。

（三）最理想的翻译法，是逐行对照式翻译即逐词对译。要再现原作形式，就只有死抠原文字眼。凡伟大的作品，例如《圣经》，其字里行间实际就包含着翻译，如用另一种语言逐词把原文写在每一行的下面，伟大的作品就能完美地再现于译文语言中，原文的效果也就会在译文语言中引起反响。

（详见谭载喜： 177 ）

2) 波斯盖特（ J. P. Postgate,1853-1926 ）

既是英国文学家、翻译家，又是文学评论家和翻译理论家，提出了著名的“ 后瞻式” (retrospective) 和“ 前瞻式” (prospective translation) 翻译法：

“ 后瞻式” 翻译：翻译过程中译者始终着眼于原作者，所谓“ 向后看” ，而不是考虑目的语读者“ 向前看” ，因而方法上处于被动，拘泥于原文，译文效果如何、能不能被读者接受则不考虑，全是读者自己的事。译者采取的步骤是先理解，后表达。

“ 前瞻式翻译” ：简言之，指译者着眼于的语读者，用自由的方法和常见的表达方式处理译文，以保证的语读者原有的思想认知不受冲击和预测不受干扰，翻译着重于译文而不是原文。因而理解是先决条件，译者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表达上。

特别是翻译古籍和文学名著，一般采用后瞻式翻译，以便把重心转向原作。因此，对后瞻式翻译者，水平要求更高。而在前瞻式翻译中，为了不使读者感到生疏，译者倾向于采用熟词熟语，对原文意思不会抠得很紧，但在后瞻式翻译中，却要求译者（ 1 ）理解原文的每一个词；（ 2 ）选用最切近原文的译语对等词；（ 3 ）巧妙安排这些对等词，使译文在整体上是原文的准确的对等形式。

当然，他还提出了诸如“译文效果要有学者判断”而不是一般读者判断、“忠实是衡量翻译成败的最高标准”、“译作的生命在于更新”等观点。

( 详见谭载喜 :181)

3) 西沃多·萨瓦里（ Theodore Horace Savory,1896-? ）

英国重要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其翻译思想主要表现在《翻译艺术》（ The Art of Translation ， 1957 年出版， 1968 年增订再版）一书中，他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进而把文学翻译比作绘画、把科技翻译比作摄影，把翻译分为四类，即完美翻译（ perfect translation ）、充分翻译（ adquate translation ）、综合翻译（composite translation ）和科技翻译（translation of learned,scientific,technical and practical matter ）。此书论述了翻译原则和方法，涉及古典作品、诗歌、《圣经》、教育与科技作品的翻译，被人誉为“英语中论述翻译的最佳之作”。

完美翻译：指广告、布告等纯粹传递信息的翻译，由于几种不同文字写成的布告，内容一模一样，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只向旅客传递信息，所以译成译文语言时可达完美程度。

充分翻译：指不拘形式、只管内容的翻译。换句话说，只要译文在内容上与原文保持一致，文字上有出入无关紧要。这类翻译的服务对象是一般读者。由于读者感兴趣的不是原作风格，也不是原作语言，而只是故事情节，所以对译文往往可以放手增补删节甚至更改。因为在“充分翻译”中，“内容比形式更重要。”

综合翻译：指从散文体到散文体，从诗体到诗体的文学翻译，主要包括古典作品的高质量翻译。这类翻译难度最大，形式和内容一样重要，甚至比内容更为重要，因此往往采取逐词对译。从诗此类翻译的多为饱学之士，服务对象也不是一般读者，而是严肃读者。

科技翻译：特点与“充分翻译”有相似之处，内容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语言表达形式的重要性。（详见谭载喜:205-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