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诺维特的社会关系理论

20世纪80年代左右，以格兰诺维格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社会学家建立起了一种新经济社会学，强调从一个新的社会学角度即社会结构或社会网络的视角研究经济生活。一、弱连带的优势格兰诺维特在1973年发表了《弱连带的优势》这篇文章，其中提出的强连接(也叫强关系)与弱连接(也叫弱关系)，至今仍然有着重要影响。开篇作者即说明，“社会网分析被认为是一种连接微观和宏观层次之社会学理论的工具”，本文的目的就是要选择一个小范围的人际互动，运用网络分析对其人际连带强度进行分析，然后再将这种微观联系投射到各种宏观现象上去。人与人之间连带的强度，用四个因素来衡量:认识时间的长短、互动的频率、亲密性(相互倾诉的内容)以及互惠性服务的内容。在直观基础上，将连带分为强连带、弱连带和无连带。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弱连带比强连带的效果更好。举例来说，A-B，A-C是两个强连带，即A分别与B和C关系密切，那么B和C就有很大的可能认识并熟悉。当A将信息传递给B和C时，B也有可能将该信息传递给C，而C早就知道，这样，B-C间的信息传播就是重复和低效率的。如果A-B与A-C都是弱连接，则对B与C认识的可能很小，信息要想从B到达C，只有通过A才能完成，重复就会减少。弱连带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个人的意义;其次是社区层次的。对个人而言，人际关系中较多的强连带，就需要较多的时间加以维系，对社交时间产生了排挤效果，使一个人的关系网络变小，并且产生信息通路上的浪费。通过调查发现，找工作主要是通过人际关系的介绍，而非由市场力量来运作，这个时候弱连带比起强连带的人际关系网更大，对职业流动就更有好处。对一个社区而言，弱连带比强连带多的情况下，有较小的可能形成小的团体，因而社区内部上下左右之间的人际沟通就会比较通畅，就不会出现破碎的社区结构模式，其凝聚力就会越大，行动一致的能力也越高。二、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首先，格兰诺

维特对社会学与经济学领域现存的两种方法论提出了批判，即过度社会化与低度社会化。作者认为，“人际连带在这些经济学家眼中被定型化、一般化了――缺少特定的内容、历史与结构位置”，也就是说，对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位置的评价应该适当，不夸大不缩小。接着作者阐明镶嵌，即社会网络关系，与信任和欺诈的关系，进而说明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作者认为，坚实的信任与可怕的欺诈都来自人际关系，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关于社会网络关系产生信任，作者认为，因为当前的经济生活中存在不完全竞争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所以单纯地进行制度设计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是不够的，人们常常会钻制度漏洞，进而制度设计就会产生不信任。但是人与人之间亲密的社会关系则是形成信任的基础。第三部分，作者论述了社会网络关系在市场与科层中的应用。作者认为，无论在市场中还是科层结构下，社会网络关系都是作用重大的。举例来说，市场中的人们进行第一次交易，结下了良好的关系，那么在下一次进行交易时就更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有过良好交易记录的伙伴，而不完全是再一次按照市场规律去进行新一轮的寻找。所有的交易都充斥着社会接触，所以说社会结构能够影响市场行为。在科层之中，“关系”的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要估算一项工作的成本，往往与从事该工作的人与部门主管的关系有关;去组织内办事，与内部人熟悉者会得到更多的信息，与内部人不熟悉者所得到的信息就不如熟悉者。因此，作者说“人际互动网络才是解释新组织形式效率或高或低的主要原因”。三、中国学者的研究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关系理论是基于美国社会提出的，中国学者对此较为认同，并进行了很多研究，以边燕杰1988年对天津居民的调查最为典型，但他得出了一些与格兰诺维特相反的结论。一方面，中国是熟人社会，讲究动用关系办事，所以在中国强连带也可以起到“桥梁”作用，并且在社会网络与求职中作用更大。比如一种情况你仅仅认识一个掌握实权的人物，另一种情况你们关系不一般，在你找工作的时候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嵌入性”是存在差异的。首先，宏观方面，个体行动总是镶

嵌在一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之中，环境的差异造成了不同时空人们行动的差异;其次即使在同一大环境下人的行动

又嵌入在具体的社会网络结构之中，不同的个体在自身所拥有的网络中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其规模和结构也不一样;第三，行动越能够嵌入与目标相关的网络，行动者越倾向于利用该网络实现目标。四、我的一点看法第一，关于“强关系”与“弱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应用，个人比较赞同中国学者边燕杰的观点。格兰诺维特的理论是基于美国社会提出的，其劳动力的求职渠道较为多元且开放，而中国是熟人社会，越是亲密的关系越好“办事”。但是一个越文明越成熟的社会必定是各方面都开放透明且平等的社会，当某些人在某些事上拥有“特权”时，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社会不够文明的表现。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应该是趋向于开放透明与公平的，也就意味着从“强关系”主导向“弱关系”主导转变。第二，关于“嵌入”的社会网络关系理论，个人认为两者的观点都有其可取性。一个劳动力所作出的决定，不仅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他更有可能考虑环境、家庭、朋友、未来发展、未来可接触到的人际关系等等方面。并且不同劳动力在不同背景下所作出的选择也是不同的。如，民工荒问题，这些人起初选择前往珠三角长三角一带打工，但是到现在又有很多人选择留在自己家乡附近打工，不愿意出远门，这就不能仅从经济学角度去考虑了，这些人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网络关系也是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参考文献 [1] [美]马克?格兰诺维特著.镶嵌:社会网络与经济行动[M].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 汪和建.经济生活的新社会学:一个批判性评述[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6). [3] 王露燕.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研究综述[J].学理论， 2012(3). [4] 刘巍.“嵌入性”理论及其在中国研究中的发展[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研究述评

作者简介:李姿姿(1976-),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中央编译局世界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公民社会、中国政府与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学术界》 (双月刊)总第128期,2008.1 ACADE M I CS IN CH INA No .1Jan .2008 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研究述评 ○李姿姿 (中央编译局　世界所,北京　100032) 〔摘　要〕经历了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之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新时期,相继提出了“国家在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共治”、“国家嵌入社会”等理论,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表明人们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看法走出了零和博弈的传统观念,标志着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视角的出现,对加深人们对社会的理解起着重要的作用。〔关键词〕国家;社会;国家在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学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话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通过国家-社会二分法来看待问题,认为国家与社会是零和博弈的关系。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打破了这种二分的视角,以米格代尔(Joel S .M igdal )、埃文斯(Peter B.Evans )、奥斯特罗姆(Elinor O str om )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国家在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共治、公与私合作伙伴关系等理论,认为国家与社会存在合作与互补的关系,二者是互相形塑的。〔1〕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产生了有关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形形色色的研究。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超越了传统二分法对单方面的片面强调,反映了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对国家权力和作用的认识转变,对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实世界有着重要影响。一、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的主要内容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的核心是讨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合作— 072—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初探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课程考试试卷封面教师姓名：日期：2011年01月04日

浅议国家与社会关系内容摘要：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纪经济学学者们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关注的是权力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如何分配,即政府控制的权力与社会的自主权力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合理界限，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保持适度平衡和确立一种建设性互动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化和协调化，是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过程而演进的，是推动经济民主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性资源。本文以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并着重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入手，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并结合我国社会转型期和全球化的实际，探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可行之路。关键词：国家与社会；互动；全球化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和政治纪经济学学者们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关注的是权力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如何分配,即政府控制的权力与社会的自主权力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它所关注的是如何划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合理界限，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保持适度平衡和确立一种建设性互动关系。当今我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主要是由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事实引起的。从社会角度而言，它体现了随着利益多元化的形成和社会自主能力的提高，人们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渴望；从国家角度而言，它体现了在体制转变阶段，如何界定政府权限、规范政府行为的要求。因此，科学地解答这一问题不仅是学术理论界的事情，而且是迫切的现实问题。一、以政治社会学视角审视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只不过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位匆匆过客，只有社会才能与人类共始终。 1. 社会产生国家国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独立解决不了自身的矛盾，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组织来管理社会，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发展。国家产生的最初阶段，缓和了社会矛盾，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向前发展创造了条件。 2. 社会支持国家国家是应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而生。国家刚一诞生，社会就赋予其两种职能：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社会在国家的帮助下取得了巨大成功，种种迹象表明，社会必须支持国家的发展才能使社会按正常的脚步向前迈进。）

《中华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之《早期国家与社会》

潘桥中学八年级历史与社会（学科）教案设计课题名称：《中华早期国家与社会变革》之《早期国家与社会》课时情况：第1课时，共3课时作者姓名：伍鼎煜备注一、教案目标： 1、认识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渊源，通过对比课文材料与现实生活，理解和感受礼乐文明的基本内涵，增强对礼乐文明的感性认识。 2、能够利用实物或文献资料分析礼乐文明在当时的作用及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增强对礼乐文明的理性认识。 3、在活动与探索中体验求知和学习的快乐，体会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激发继续探索求知的欲望，增强学习的自觉性。二、教案重难点： 1、教案重点：中国古代礼乐文明在周朝得到发展和完善。 2、教案难点：分封制、礼乐制度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统治的工具。三、教案方法：讲授法、合作探究法四、教案准备：制作多媒体课件五、教案过程：（一）复习导入注意与本单元第一课“亚非大河文明”的联系亚非大河文明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早期文明特征，教案本课时应注意从制度创设、文字起源、宫殿建筑、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方面与古代埃及、古代西亚国家、古代印度进行联系与比较。（二）教案新课夏、商、周时期，史称“上古三代”，是中华早期国家产生和发展时期。 1.走进夏朝（1）出示商朝形势图，让学生了解商朝的地理位置和范围。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朝，主要统治地区在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一带。（2）说一说史籍中有“夏传子，家天下”的说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这之前采用何种制度? 什么是王位世袭制? 历史上将国王权位视为一家一族的私产，实行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制度叫王位世袭制。（3）出示图1-13，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朝宫殿遗址复原图发掘确认宫城平面略呈长方形，面积约10.8万平方M。宫殿区内已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达9座。二里头遗址宫城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制度的先河。（4）公元前1600年前后，商部落首领汤，灭夏建商朝。（公元前1046年被周灭亡）（5)概括——夏朝 1)夏朝建立：约公元前2070年，禹 2)世袭制代替禅让制：启

边燕杰：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

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美】边燕杰【摘要】格兰诺维特关于“弱关系力量”论点引发了关于市场经济中个人如何找到与之相配的工作的富有成效的研究，在分析中国的工作分配制度时，我区分了(1)在求职期间通过网络流动的信息和影响与(2)求职者使用的直接和间接关系。我发现：中国的个人网络习惯于影响那些转过来把分配工作当作与他们联系的一种恩惠的实权人物，这种不被认可的行为易为基于信任和义务的强关系所运用。我在1988年于天津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发现：(1)更经常地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寻找工作渠道，(2)直接和间接关系都用来获取来自分配工作的实权人物的帮助，(3)求职者和最终帮助者通过中介者建立了间接的关系，中介者与他们是密切的而非弱的关系，(4)求职者使用间接关系比直接关系更可能得到较好的工作。格兰诺维特关于“弱关系力量”*的假设引发了市场经济中职业获得过程领域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格兰诺维特和其他人发现：当个人运用他们的个人网络找工作时，他们更经常或更有效地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得到与之相配的工作。我超出了市场经济的范围去考察密切和弱关系在中国求职时的相对有效性。当工作通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官僚制来分配时，不同力量的关系如何影响职业获得过程呢？格兰诺维特论点的中心思路是，社会行动者的机会受制于他们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他的弱关系假设依赖于下列观点：弱关系（以不经常互动或不太密切为特征）分布范围很广，比强关系更可能充当跨越社会界限的桥梁。格兰诺维特认为，虽然并非所有的弱关系都是桥梁，但弱关系桥梁“为人们提供了接近超越其所属社会圈子可以利用的信息和资源的通道”，因此，在与其他人的联系中，弱关系可以创造例外的社会流动机会如工作变动。在《获得一份工作》中，格兰诺维特研究了在提供非过剩的工作信息方面强关系之于弱关系的优势。后来，林南强调了包括在弱关系中的其他资源---其他人拥有的权力、财富和声望---可以通过接近弱关系把不同地位的人连接起来。格兰诺维特和林南的系统阐述暗指：在促使地位获得过程中强关系不太有效，因为它们一般不能把（不同的）社会界限或等级层次连接起来。经验研究提供了关于劳动力市场中密切和弱关系相对有效性的混合发现。格兰诺维特关于波士顿郊区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的专业劳动者更经常地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获得工作信息。然而，沃特那比在东京地区的一项研究中则发现，相反的情况对日本专业和技术工人来说却是真实的。此外，在纽约州北部地区的一个代表性抽样表明：在寻找高声望工作时，人们更经常地通过弱关系而非强关系获得帮助。虽然该发现在荷兰的一项研究中被重复，但关系力量和社会交往者的地位之间没有联系的现象也在底特律地区的一项调查中被发现，这暗指密切和弱关系在运用社会资源时可能同样重要。韦格纳将此问题向前推进一步，他认为社会网络是异质性的：低地位的人可以从很大的地位范围内选择与其有强关系的交往者以获得社会资源。但是，靠近地位等级制顶端的人必须依赖弱关系来接触自己网络范围之外某个地位更高的人。在德国的一项研究中，韦格纳发现：一个工人的最初工作地位和关系力量的互动对社会资源的影响是显著的和正向的。1 *原文中的‘weak’,可译为“弱”、“微弱”、“一般”或“弱”；‘strong’可译为“强”、“密切”。考虑到中文的习惯,‘weak ties’译为“弱关系”,‘strong ties’译为“强关系”。译者注。 1关于关系力量和工资获得的相关文献，受到格兰诺维特和林南著作的启发。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真髓

过去，我国理论界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时，比较注重国家的阶级属性，把揭示国家的阶级属性当作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真髓，而忽视了马克思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理。由于这一理论上的迷雾，致使我们不能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入手解决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中的难题，从而阻滞了政治改革的进程。因此，认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真髓，明确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带根本性的任务就是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消除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和对立，对我们今天深化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防止与遏制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立是从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的。马克思以前的启蒙思想家以理性主义为基础，从人的理性来探讨国家问题。在德国，把这种理性主义国家学说发展到高峰的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学说。黑格尔把国家归结为比理性更加抽象的“客观精神”，是超越一切社会存在的绝对自由自在自为的“理性”，对于国家以外的一切社会存在都具有本源的推动的性质。黑格尔虽然也承认市民社会的自治权利，国家必须尊重和保护这一特殊利益，但他认为市民社会是“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致使市民陷入“无聊的激情和幻想的角力场”之中。为了弥补市民社会的缺陷，就需要“行政权的全权代表、担任执行的国家官吏以及最高咨议机关（这些机关以委员会的形式组成）来照料”，由这些行政官僚组成的“特殊的管理机关”从下层来管理市民生活[1]。因此，黑格尔认为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基础，政府是市民社会的支柱。马克思在大学时曾经受到黑格尔的国家学说的极大影响。但是，马克思离开大学步入社会，亲自参加了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现实斗争以后，逐渐认识到专制国家及其腐朽政府是毫无理性的，普鲁士专制政府的高级官员们自以为执行了完美无缺的国家法律和管理原则，自信掌握了关于社会的准确无误的详尽材料。但是在他们的治理下，社会的贫困现象却越来越扩大，几乎成为不治之症。这种“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使马克思对理性主义国家学说产生了怀疑。为了解开国家和政府的有限理性之迷，马克思研究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隐藏在国家和政府的“理性”之外，即主观世界之外的客观世界中寻找产生国家法律与政府原则的根源。经过一系列深刻的理论反思，马克思发现了以往国家问题研究中存在着的严重弊病，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时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例如“头足倒置”的黑格尔的国家学说。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国家、政府与社会的二元论观点，指出行政机构与国家的一致性。行政官僚们只相信他们的上级而不相信客观实际，只相信“作为治人者的积极的、觉悟的公民”，而不相信“治于人者的消极的、不觉悟的公民”。[2]他们所维护的国家法律和政府原则并非是理性的。实际上，行政官僚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守护神。行政官僚的本体的价值正是通过他们所保护的客体的价值来实现的，而私人财产所有者正是通过被保护的财产的价值来确定他们的价值的。所以，国家和政府实际上是财产占有者利益的化身和保障，是财产占有者的奴仆和工具，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据国家法律，“成为财产占有者的耳、目、手、足，为财产占有者的利益而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3]私有财产，这种处于行政官僚的主观世界之外的“客观世界”，对国家法律和政府原则起着支配的作用，是

社会网络分析法

第十三章社会网络分析法近几十年来社会网络分析法有了迅速的发展，它已被“泛应用到了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和社会政策研究等多个领域。本章我们将侧重介绍社会网络分析法的基本概念、历史、主要分析技术及其应用。第一节社会网络分析的概念一、什么是社会网络分析网络指的是各种关联，而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即可简单地称为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结构。故从这一方面来说，社会网络代表着一种结构关系，它可反映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社会网络的主要要素有：行动者(actor)：这里的行动者不但指具体的个人，还可指一个群体、公司或其他集体性的社会单位。每个行动者在网络中的位置被称为“结点(node)”。关系纽带(relational tie)：行动者之间相互的关联即称关系纽带。人们之间的关系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亲属关系、合作关系、交换关系、对抗关系等，这些都构成了不同的关系纽带。二人组(dyad)：由两个行动者所构成的关系。这是社会网络的最简单或最基本的形式，是我们分析各种关系纽带的基础。二人组(triad)：由三个行动者所构成的关系。子群(subgroup)：指行动者之间的任何形式关系的子集。群体(group)：其关系得到测量的所有行动者的集合。社会网络分析是对社会网络的关系结构及其属性加以分析的一套规范和方法。它又被称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因为它主要分析的是不同社会单位(个体、群体或社会)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及其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网络分析不仅是对关系或结构加以分析的一套技术，还是一种理论方法——结构分析思想。因为在社会网络分析学者看来，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结构，而这种结构即表现为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模式。社会网络分析家B·韦尔曼(Barry Wellman)指出：“网络分析探究的是深层结构——隐藏在复杂的社会系统表面之下的一定的网络模式。”例如，网络分析者特别关注特定网络中的关联模式如何通过提供不同的机会或限制，从而影响到人们的行动。韦尔曼指出，作为一种研究社会结构的基本方法，社会网络分析具有如下基本原理： 1．关系纽带经常是不对称地相互作用着的，在内容和强度上都有所不同。 2．关系纽带间接或直接地把网络成员连接在一起；故必须在更大的网络结构背景中对其加以分析。 3．社会纽带结构产生了非随机的网络，因而形成了网络群(network clusters)、网络界限和交叉关联。

柯达-格兰诺维特

用格兰诺维特的理论看柯达为何走向衰败 ——社会网络互动关系对人们行为的影响社科1A 李姝慧2011012601 1888年，乔治·伊斯曼创立了伊士曼柯达公司，使照相机走入寻常百姓家，“柯达”也几乎成为摄影的代名词。此后的100年间，柯达公司曾占据过全球2/3的摄影产业市场份额，拥有超过14.5万名员工。柯达记录了无数形式各样的美国梦，更成为罗切斯特人民心中的“黄色父亲”。然而面对数码时代的到来，柯达的市值竟在15年间从300亿美元蒸发至1.75亿美元。在2011年，柯达股价跌幅超80%。2012年，纽交所向柯达发出退市警告。在2013年5月，伊士曼-柯达公司正式提交退出破产保护的计划。柯达这个曾经声名大噪的黄色胶片巨人的形象就这样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当人们谈论到“柯达公司为什么会从鼎盛走向衰败”时，最广大的回答说是因为柯达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创新，决策失败，骄傲自大，固步自封等。诚然，这些都是导致柯达走向破产的原因。但是，当我们聚焦到微观层面，去仔细探究这一系列主流原因背后的深层机制时，会发现每一项推动企业改革或是影响柯达走向的决定都是由“人”（主要为管理者）在特定的条件下做出的。不论是在早期管理上的创新，还是在“二战”中迅速崛起，再到数字时代的变革和转型，都基于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人的决策和选择。因此对于“柯达为什么会走向衰败”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回归到“人”，去考察人的主观能动性，

寻找人们做出某种的抉择，或产生特定的行为的机制。著名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是具体的社会关系”。经济活动是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我们才能理解具体的经济活动、它们的内容和形式。如果我们不了解社会关系，就无法解释人们的行为。 “镶嵌理论”是格兰诺维特最著名的理论之一，他认为已有的经济社会研究都陷入“过度社会化”或“低度社会化”的研究极端中。这两种模式下的人都是是孤立化的、原子化的。即使研究中有考虑社会关系的部分，也都是流于机械的分析，没有成为研究的重点。在“镶嵌”的理论中“过度社会化”表示人们只是按照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来行动，这样人便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变成了由社会角色所决定的人。“低度社会化”则是经济学家眼中的人，他们根据价格型号在预算约束的条件下做出选择，实现利益最大化。这样的研究对象便成了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特点的个体。这两者都将个体的差异性回避了，因此他提出另一个解释逻辑，即从人们所出的具体社会关系角度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格兰诺维特强调互动关系的影响，强调关系中的信任。因此，从格兰诺维特的角度来看“柯达公司从兴盛走向衰败”问题，我认为有以下三个重要解释维度。（一）柯达较其早期时公司内部及对外的“信任感”的逐步缺失

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理论摘要：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最早由黑格尔提出。他在他在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明确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区分开来。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私人利益的体系，认为个人是市民活动的基础，也重视在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作用，认为市民社会依附于国家。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是对黑格尔相关理论的批判和继承。马克思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而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本文将通过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概念进行分析，辩证分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以及其对中国的现实意义。．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结构性关系。（一）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马克思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早期所确立的这一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它确立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基本关系，是理解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基本出发点。马克思坚决反对国家决定社会的观点，他通过艰苦的理论探索而建立了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从而为科学的研究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关系奠定了唯一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化。社会总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其实质也是社会和国家的二元化。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是国家把权利（经济权利）逐步还给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从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来看，政治和经济相对分开，是政治和经济充分发展的前提。（三）社会与国家的重新统一。国家与社会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质性内容，是从过程和结果的辩证关系中，揭示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的必要性，同时又揭示了国家自行消亡的历史趋势。因此，马克思关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理论，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

佟德志：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动力资源

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动力资源* ——基于西方政治转型背景的两种评价模式 [内容摘要]：泰勒认为，中世纪的社会观念、教会、主体权利的法律观念、相对独立的自治市、中世纪政体的结构等是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形成的根源；哈贝马斯则认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形成的合法化主题”是“世俗化”、“理性的法”、“抽象权利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主权”、“民族”等五种要素的复合体。实际上，西方政治转型是经过一个从二元分离到一元同构再到二元分离的过程，在国家与教会的二元和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政治转型、动力资源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西方政治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它所造成的权力二元以及权利双生为宪政民主制度的设计提供了现实基础，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样式。因此，把握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传统资源与现代因素成为认识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基础。那幺，西方社会又是如何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呢？这一分离的动力何在？这显然是一个重大课题。本文此处仅以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两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为线索，对比分析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动力资源。一、国家与教会：传统二元政治的资源中世纪的社会就像“一块由各种统治形态缀成的百衲布”，这样一种多重统治力量的格局产生了一种“格利佛效应”，也就是：“每个人都被无数绳结绑着，其中任何一条绳子都不足以将他定住，但所有的绳子合起来即足够将他定住。” [1](p322) 对中世纪这块“百衲布”，泰勒的评价可能更为全面。在泰勒看来，中世纪的社会已经不再像古代希腊和罗马那样由政治来界定，而是取得了与政治共同体平起平坐的地位，人们甚至将国家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更为有益的是，教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与政治共同体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二元格局。就世俗社会的制度安排来看，主体权利的法律观念、相对独立的自治市、中世纪政体的结构等三种力量为西方现代政治文明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泰勒从市民社会成长的实践样式和观念形态两个角度出发对西方市民社会形成的传统资源进行评估，为我们理解西方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提供了一个大纲。泰勒自信地指出：“我们可以从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宪政民主与西方政治文明的内在矛盾”的前期成果之一（06CZZ001）。佟德志，1972年生，辽宁朝阳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副院长，主攻政治学理论。

民族国家与国家构建：一个理论综述

民族国家与国家构建：一个理论综述杨雪冬现代国家（modern state）或者说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单位（吉尔平，1994），而现代国家的构建则是一个不断寻求国家与社会、市场关系合理化的持续性历史进程。这种持续性不仅体现在单个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而且体现在诸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上（宁骚，1995）。因此，国家构建可以作为检视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视角和基点。一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和民族国家构建 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科学作品的大量译介，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和民族国家构建(nation-state-building)三个概念也开始被国内学界较频繁地使用。尽管如此，对于三者的界定、相互间的关系（定义上和历史时段上）以及适用范围，存在着比较混乱的看法。比如，对于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译法就有多种。比较流行的有“国家政权建设”、“国家建设”或者“国家形成”。实际上，这种混乱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即使在创造这些概念的西方社会科学界，也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民族国家有多个表述形式（nation-state， national state，nation state）就说明了这点。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从西方引入的概念所反映的历史情境与这些概念使用者的非西方认识情境的不对称。具体而言，一方面，与社会科学中的许多概念一样，这三个概念也是从西方经验中归纳出来的，虽然在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后得到了理论上的抽象，具有了相对的普适性，但不可避免地带着某种地域历史性。另一方面，在中国的认识背景下，国家本来就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现代汉语中的“国家”起码充当了英语中的三个词：作为地理概念的country；作为政治概念的state；作为民族/文化概念的nation。作为研究者很难在语言表述上把作为分析概念的“国家”与作为日常生活概念的“国家”区分开来。这直接导致了研究表述中的困境。除语言表述的独特性外，“国家”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及当代政治文化中还被赋予了强烈的本土性的解释。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国”与“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是政治人的生长逻辑，也是“国”的家庭化或家族化的典型写照。虽然与西方传统类似，传统文化在序列上把“国”置于“家”之上，但是并没有把二者作为“公域”和“私域”区别开来（亚里斯多德，1965），而是把两者重叠在一起，淡化了国家的制

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

门槛模型与集体行为 ——读《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社会121 22112114 陈培坤在《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这本书的第二章中，格兰诺维特提出了著名的“门槛模型”。这一模型适用于行动者有两个以上行动选择而他的成本效益又取决于其他人如何让选择之时。所以这一模型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首先，是“门槛”的定义：一个人会看到多少人或多大比例的人采取一个决定时，才会采取相同的决定；这一点是此人净效益超过净成本的门槛。其次，门槛模型多用于分析社会上的集体行为。门槛模型研究两者择一的情况——行动者有不同且互斥的选择，大多数情况中，行动者可以被认为一个正面、一个负面的决定——决定去做一件事或不去做，比如是否要加入一个暴动。更进一步，一个人决定采取一项行为的效益成本比较部分取决于有多少人采取相同的决定。以参加暴动为例，一个人参加暴动的成本会因为暴动规模的扩大而逐步降低，因为参加的人愈多，被逮捕的机会愈小。所以作者还是从一个理性人的角度看这一模型的。在后续的论述中，他研究了门槛模型的适用情况，从新发明的传播中，看出韩国村庄的妇女在是否采用家庭计划生育时要等到一定比例的妇女使用了才放心，而且不同妇女会因为不同的教育、年龄、丈夫意见、村中非正式地位以及个人品味而有不同的门槛；每个人对于谣言与疾病、罢工的门槛都有所不同，既受到事件本身和参与者多少的影响，也有自身的因素。还有就是“锦上添花”现象，一个人是否参与某起事件，会受到不想浪费自身拥有的资源的影响，就比如在投票中，一个人决定投给那个候选人，部分是因为社会影响力，部分是因为人们不想浪费他的一票。因此，从格兰诺维特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每个人的门槛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个人的身份、受教育程度、个人偏好、年龄等。通过对上述几个例子的分析，指出了门槛模型目的：从起始的门槛分配均衡去预测最终多少比例或多少人采取了哪一个决定。在简单门槛模型的均衡结果中，提出了一个假设：试想在一个范围内有100人——一个可能发生暴动的情景，假如他们发生暴动的门槛几率分配如下：一个人的门槛是0，一个人的门槛是1，一个人的门槛是2，如此顺序加上去直到最后一个门槛是99.这是一个门槛的一致性分配。结果就是“锦上添花”或“骨牌”效果：那个门槛是0的人就是“煽风点火”者，首先采取了暴动行为——打破一扇窗子。这个行为激励了那个门槛是1的人；这两个人的行为又激励了门槛是2的人......直到100个人都假如暴动。均衡结构就是100。但是如果把第二个人即门槛为1的人改为门槛为2，在我们一般性的描述中，这两个群体几乎没有差别。但是结果却会截然不同——点火者暴动了却没有门槛为1的人跟上，所以暴动到此为止，均衡点是1人参加暴动。因此个人偏好平均起来相同的两群人也许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结果。门槛模型在了解个人偏好平均起来应该采取某一行动，但结果却完全不一样是会十分有用。其他的社会学模型在这一点上不大有贡献。作为一个“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在这一方面还是做了挺大的贡献的。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出现群体性事件，也就是集体行为。但是参加集体行为

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

第六讲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教学目的：让学生理解关于人的学说、社会的学说，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认识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发展的关系，怎样坚持集体主义的时代价值，做坚定的爱国者。教学重点和难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发展的关系，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教学时数：讲授学时：2个，讨论学时：2个，课外学时：4个引言：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国家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能否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是人生的重要课题之一。大学生只有科学地认识人的本质，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把握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履行对祖国、对社会的崇高义务，才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实现自身的价值。第一节个人与社会一、关于人的学说人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是从两个方向延伸的：人的自然属性：人的社会属性，而后者历来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无论是东方的思想家，还是西方的思想家均未能弄清人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汲取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他们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人的本性是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性的不断改变的历史而已。二、关于社会的学说（一）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两种： 1、社会契约论（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卢梭） 2、社会有机论（主要代表人物法国孔德、英国斯宾塞）（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结成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社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人们在生产中相互交往，形成与一

国家与社会之间

选自《公共行政》2002年第4期（P19-25）国家与社会之间 ——论社会中介组织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一、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社会中介组织兴起的必然性 1．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时期，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向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同时，加入WTO会对中国市场经济带来巨大挑战。中国的市场经济虽已基本确立，但还不完善、不成熟。主要表现为：市场主体发育不充分；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规则不完善；市场服务体系滞后。无可否认，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最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然而，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也会由于垄断、外部效应、公共物品等因素的影响而受到限制，从而出现市场失效的情况。所以，在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市场机制运作的结果不仅达不到理论上的帕累托最优，就连其基本的资源配置功能也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政府就要面临着两大困境：一方面不仅要面临着市场机制存在着内在缺陷的问题，还要面临着市场机制力量薄弱，不能较为充分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的问题，而且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政府也不一定能解决得好；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和竞争经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主要作用，政府不直接干预市场活动主体的行为，只能通过各种间接手段调控、规范生产经营活动。因而，市场经济必然会划定政府权力的范围，迫使政府重新调整其职责和功能，限制政府的结构和规模。为此，政府又必须在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把属于市场调节的职能转移给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市场失效问题，承担政府微观经济管理职能弱化后的部分职能；另一方面又要借助其他力量来填补对某些领域直接参与、直接管理手段的放弃和间接调控机制尚未健全所形成的宏观管理和调控机制的结构真空。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指出，从不发达、不规范的市场经济向发达、规范的市场经济的过渡、转轨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历史轨迹，诺思称之为lock in(锁定)和path dependence(路径依赖)。”[1] 而在这种转轨过程中，要避免极易出现的lock in现象，就必须找到一种path dependence，即归根到底要找到一种使市场与政府之间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通道。建立在市场契约关系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行政权力的基础上的社会中介组织就是重要的path dependence。 2．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也称作市民社会、文明社会，他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近现代社会学家共同使用过的概念，其基本内涵指一种不同于国家构造的社会形态。今天，市民社会已成为西方社会普及性的结构形态，也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表征。中国作为迟发展型国家，国家在启动现代化的初期完全占主导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动员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进行工业化，因而运用政权力量渗透、控制了社会各领域，形成了国家高度统合社会的关系模式，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两个越位：公共生活对私人生活的越位；国家生活对社会公共(民间)生活的越位。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这种模式使国家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国家行动的有效性降低，进而削减了国家的权威，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转变国家高度统合社会的关系模式已经是非常迫切的了。西方国家现有的国家和社会二元结构模式形成的动力主要来自社会。市民社会通过与王权和国家权力的不断斗争，逐渐确立了市民社会的地位。在市场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国家不断收缩其行动范围，逐渐退出私人领域和非政治性公共领域。这一过程呈现出社会主导国家的特点。西方市民社会尽管有较强的自主性、主动性，但由于国家的被动性调适，西方

社会网络理论的概述

社会网络理论的概述背景：社会网络理论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成熟于20世纪7O年代，是一种新的社会学研究范式。从3O年代到60年代，“社会结构”的概念从心理学、社会计量学、社会学、人类学、数学、统计学、概率论等不同的领域不断深化，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结构研究范式。社会网络理论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研究领域。社会网络的概念最早是在英国著名人类学家R·布朗对结构的关注中提出来的。布朗所探讨的网络概念聚焦于文化是如何规定有界群体(如部落、乡村等)内部成员的行为，他的研究比较简单，实际的人际交往行为要复杂得多。较成熟的社会网络的定义是Wellman于1988年提出的“社会网络是由某些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即把“网络”视为是联结行动者(actor)的一系列社会联系(social ties)或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它们相对稳定的模式构成社

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o随着应用范围的不断拓展，社会网络的概念已超越了人际关系的范畴，网络的行动者(actor)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合单位，如家庭、部门、组织。社会网络与企业知识、信息等资源的获取紧密相关。网络成员有差别占有各种稀缺性资源，关系的数量、方向、密度、力量和行动者在网络中的位置等因素，影响资源流动的方式和效率。社会网络理论的发展 (一)怀特的市场即网络思想美国哈里森#怀特(HarrisonWhite)在其1981年的著名论文5市场从何而来6中指出,市场是从社会网络发展而来的。提出/社会网是经济交易发生的基础0。怀特认为,市场是社会网,首先是社会关系。怀特对作为角色结构的市场的分析,这是对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的一种开拓性的研究。(二)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和/嵌入性0概念格兰诺维特是社会关系网络理论的最主要创立者,他的研究成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73年在5美国社会学杂志6上发表的/弱关系的力量0

景跃进：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维度的关系(精)

景跃进：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维度的关系关键字：领导乡镇国家关系政治自治社会村民组织社会关系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维度的关系 ——从基层实践看中国政治的特点景跃进【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749】【字号：大中小】 “国家与社会关系”与“党政关系”是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广为人们运用的两对概念。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所要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两对概念或范畴所揭示的社会-政治现象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于我们思考和运用这两对范畴具有什么意义？就此一主题而论，文章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不过笔者讨论的进路是具体的，确切点说，这一讨论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政治的背景。文章首先反思乡村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运用脉络，其次围绕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的两委“一肩挑”现象，解析党政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交织（注：本文的观点最先发表在拙著《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和宏观透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一书。2004年5月曾作为会议论文提交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中国政治与政党发展”研讨会。此次在杂志上发表，笔者作了一些技术处理。）。一、乡村研究中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既有反思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消退，“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渐成为国内学界普遍采用的一个分析术语（注：这一范畴首先是通过市民社会的讨论而引入学界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的一系列专题文章在大陆学界开启了这一学术话语。从理论上说，市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一种特定型式，关于它是否适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存在一定的争论。不仅如此，有的学者对国家与社会二分法是否适合于中国也提出相应的疑问。对此，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尽管如此，随着自由主义著作在国内的大量引介和影响日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范畴越来越为人们普遍接受。杨念群：《近代中国研究中的“市民社会”--方法及限度》，二十一世纪，（香港）1995年第12期。黄宗智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载于甘阳主编、哈贝玛斯等著《社会主义：后冷战时代的思索》。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导论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在乡村政治（尤其是村民自治）的研究中，无论是理论文章，还是经验研究，它几乎成为一个主导性的研究范式。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从理论上来讲，国家与社会存在着诸多关系模式，而非简单的零和关系。有的学者归纳为五种：社会制衡国家、社会对抗国家、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社会参与国家、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16]而波兰社会学家奥索斯基则认为存在三种模式：集体理解的模式，即建立在传统习俗之上的社会生活；多元模式，它是由于相互作用的“自然法则”而获得的社会均衡，在遵循某些竞赛规则的情况下，是各个不协调的决策的结果；一元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央决策规定社会生活，主要决策都由一个机构制定并且监督实施。奥索斯基认为，由此可以演绎出第四种模式，“第四种社会制度的概念——尽管旧式的自由主义者反对——是把社会生活的多元特征与合理的计划系统协调起来”。[17]由此可见，不论是“五分法”还是“四分法”，皆包含“强国家－强社会”这一理想类型。事实上，西方国家的现实经验也印证了上述理论假说的正确性，并且表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确能够达致双赢的结局。[18] 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革命型全能主义遗产的国度，将多元主义视为公民社会发展之道并希望最终实现“社会制约权力”的“弱国家－强社会”目标，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因而，打破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陈腐观念和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具有非常珍贵的现实意义。就此，笔者赞同顾昕等人的观点，就中国的实际来说，在合作主义（Corporatism，也译为“法团主义”）理念下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增权（mutual empowerment），并最终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的关系格局，不失为一种合理而又可行的发展模式。[19]一方面，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仍然需要国家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在尊重社会独立性的前提下积极介入社会生活过程，对后者的活动进行多种形式的协调和引导，或者为它们创造适宜的活动条件和环境；另一方面，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实现需要社会在法律范围内享有广阔的活动空间，并最终与国家形成“双向的适度的制衡关系”。当然，这样一种抽象的理论界说还需要一套技术性的操作方案与之相配套。就当前来说，改革现行的社团监管体系，鼓励和引导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使它们成为法治框架内各种公共物品和私人产品的有效提供者，乃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中的国家，并非一个权力不受限制而肆意横行的“利维坦”，而是指国家具有较强的能力，能够有效动员和汲取社会资源，进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套用迈可？曼（Michael Mamn）对国家权力的区分，“强国家”是说国家拥有强大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而非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20]对“强国家”进行这样的界定，不仅可以避免国家为其滥用权力侵害公民而寻找借口，而且有助于国家提高相应的基础性能力（如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和合法化能力）并免除“自由派”对强大国家能力的无端责难。国家主要指政府，有时指领土和资源的总合。社会是全体人民组成的整体，主要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家、集体、家庭和个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

作为一种发展战略的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赋权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参考第5 号（总154号）2013年5月8日作为一种发展战略的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赋权——本质、条件、机制及限度内容摘要：这是一篇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综合评论文章。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赋权，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思路。本文作者王旭（1969-2013），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2000年回国后先后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2013年不幸病故。本文的英文稿于1999年1月发表于比较政治学顶尖杂志“Comparative Politics”，V ol.31，No.2。2006年受作者委托，由北京大学张长东将英文稿翻译为中文。2013年受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卢迈秘书长委托，由张长东对译稿进行缩减、改写，并由王旭同志夫人、长江商学院甘洁教授做了修订，在此一并致谢。谨以此文刊发纪念我们亲密的同事、优秀的学者王旭同志。关键词：发展战略；国家；社会；赋权

作为一种发展战略的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赋权 ——本质、条件、机制及限度王旭国家与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是社会对抗国家的零和游戏，还是国家与社会相互合作、实现共赢？政治学最近20年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和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表明，国家和社会在特定环境下可以相互赋权、实现共赢。学者们发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积极的政府和动员起来的社区相互协作，以实现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学者们用诸如“协作/协同”、“合作生产”等词汇来描述这一过程。同样，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民主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削弱。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公民组织可以和国家一道，共同推进政治改革。 “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赋权”的理念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者们尤其具有挑战性和吸引力。原因很简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同时担负着双重任务——推进经济转型和政治改革。一方面，经济增长需要强有力的国家，以超越利益集团的短视，并制订长期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政治发展需要有活力的公民团体的活动空间，并使得社会意志在国家机构的运行过程中得到体现。然而，许多国家的政治改革造成了国家在促进经济转型和改善治理的同时其自身的权力被削弱，这被称为是“双重转型的两难困境”。显而易见，如果相互赋权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它确实能够为这些国家绕开这一两难困境、在国家与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之间建立良性关系指明道路。权力具有分配性和集体性两大特征，那么，国家和社会的哪种权力能够得到相互促进？在何种条件下、通过何种机制能够实现相互赋权？最后，国家与社会之间这种互动的限度何在？本文试图通过回顾理论背景、梳理现有的实证研究，从而对国家与社会相互赋权的观点提供系统的综述，涵盖其实质、机理、条件，以及局限。一、理论脉络和基本观点 “相互赋权”理论的基本前提是社会中的权力总量并非固定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