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世说新语_的人才价值观谈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的特点
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的特点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了中国南北朝时期人物风度及其言行的书籍，包括了魏晋时期的历史典故、名人轶事和文学艺术等方面内容，其提供了人们解析古代文化与历史的重要参考。
在这里，我们主要说一下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度特点。
在魏晋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和政治动荡，使得人们逐渐追求文化和精神上的寄托。
首先，魏晋时期的人们重视自律和谦虚。
在《世说新语》中，常常可以见到像夏侯惇、孙权等名人的自律谦虚的故事。
他们往往能够自我反省，以此来纠正自己的缺点并不断完善自己。
这一点可以从孙权力主领大军时，常常要求自己先行攻城，而不是让下属去攻城，来证明他的自律和谦虚。
其次，魏晋时期人们注重礼仪和礼节。
礼仪和礼节是古代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可以在《世说新语》中的不少描述中看到。
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观止》中写到：“禁门之内，不得不以礼；故曰：‘礼之用，和为贵。
’”第三，魏晋时期人们讲究品位和优雅。
在那个时代，让人感到愉悦和享受的魏晋文化发展势头强劲。
在《世说新语》中，除了一些关于名人的谈论之外，还有很多关于魏晋文化的艺术、音乐、诗歌等引人振奋及惊人的壮举。
不少文学家如王羲之、王献之等人都以书画、诗歌等形式展示了他们的品位和优雅。
最后，魏晋时期人们强调情感和友谊。
在那个时代，人们非常重视情感和友谊，同时也非常欣赏感性的艺术。
《世说新语》中的典故和故事经过浓厚的人文关怀，讲述了许多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感情，它是对我们自身情感体验的一个重要启示。
正如《世说新语》所记录的，魏晋时期人们所追求并非只是身体上的富有，而是在精神上也有所取得。
他们高度重视礼仪、自律、品位、优雅、友谊等人性和文化方面的价值，而且把这些传统维护得很好。
他们的人文态度非常强烈，并且他们的文化具有极高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不斥责古代文化，又不偏重满足于现实，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也得以在历史上留下了属于魏晋时期的特殊印记。
魏晋风度在世说新语中的体现
魏晋风度在世说新语中的体现
魏晋风度在世说新语中的体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文化多元化：魏晋时期，由于政权更迭和社会变革，导致社会思潮多元化。
这种多元化的思潮表现在世说新语中，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学派的人物都被提及，包括儒学、道家、墨家等。
这反映了魏晋时期文化积淀的多样性。
2. 儒释道并重：魏晋时期，儒释道三家并存，世说新语中反映出了这种情况。
其中既有管仲、颜回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故事，也有佛教和道教的禅机和隐逸之辈的故事。
这体现了当时社会对不同思想流派的包容和关注。
3. 个体价值的崇尚：世说新语中经常提及个体的思想、品德和行为。
这种关注个体的特点体现了魏晋时期人们对于个人自由意志的重视，同时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思想家对人性的思考和探讨。
4. 增强自我审美：世说新语中有很多关于文学、音乐、美食等方面的描述。
这体现了当时社会日益增强的审美追求和对艺术的重视，也反映了魏晋时期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总的来说，魏晋风度在世说新语中的体现主要体现在文化多元化、儒释道并重、个体价值的崇尚和增强自我审美等方面。
这代表了那个时期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世说新语》评魏晋风度
[基金项目]本研究成果获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赵欣,女,北京青年政治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跨文化文流。
从《世说新语》评魏晋风度○赵欣(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北京 100102)[摘 要] 士族势力鼎盛的东晋时期,“是真名士自风流”的故事流传千载。
文章以《世说新语》为着眼点,探讨魏晋名士风度的内涵、成因、意义以及给现代社会带来的启示。
[关键词] 世说新语; 魏晋风度; 名士[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6)01-0022-02 《世说新语》(又名《世说》),是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以晋人郭颁的《魏晋世语》、袁彦伯的《名士传》、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笔记小说为基础,并参考其他旧籍和传闻,组织一批文人编撰而成。
《世说新语》是我国第一部记录人物遗闻轶事的文言志人小说集,是最原始、最为全面的研究魏晋风度的第一手资料。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称《世说新语》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
《世说新语》生动描述了魏晋名士清谈、品题的人物活动,栖逸、任诞、简傲的士族,又称门第、世族、门阀等。
中国古代社会中,对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称为“士”阶层,后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
秦汉时期,士的内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士人则一般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
后汉时期,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名士意指那些已知名而未出仕的人。
魏晋名士以崇尚清谈,蔑视礼法,自由任性为其内在质素与外在标志。
而作为名士标识的魏晋风度,一直是文人雅士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
魏晋文化赋予魏晋名士群体独特的人格精神是魏晋风度的时代特质,也因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独特影响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纵坐标的起点。
一、魏晋风度的内涵魏晋时代(220年~420年),“魏”是指三国(220年~280年)时期的北方政权曹魏,而“晋”指的是司马氏建立的晋朝(265年~420年),又分为西晋(265年~316年)与东晋(317年~420年)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合称“两晋”。
《世说新语》读后感魏晋风度名士风采
《世说新语》读后感魏晋风度名士风采《世说新语》读后感魏晋风度名士风采《世说新语》是一部以魏晋时期名士言谈和轶事为主要内容的经典著作，它是有关魏晋风度的重要文化遗产。
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我对魏晋时期的人文、哲学以及人性都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感悟。
首先，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魏晋时期名士的风度。
对于这个“风度”这个词，可能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尽相同，但是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魏晋名士们的谦逊、自律和谨慎。
比如，《世说新语》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毛玠为朝散大夫时，常谢牀下醒者。
对于这个故事，在现代看来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
然而，从这个小故事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名士们不仅注重自律规范，也非常重视人际关系。
这种处世之道，让我不禁想起我们现代人在面对许多陌生人时的无措和不安。
如果我们能学习魏晋名士们的处世之道，对于我们自己的发展和生活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其次，魏晋时期名士们的的哲学思想也令人深思。
他们注重“言必信，行必果”的准则，更加强调真实、泰然和稳重。
比如，《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于嵩见孔融，谓曰：“汝为鬼雄，诈术之辈。
世俗之人不知汝之险，天下之士不见汝之险，何也？”孔融笑曰：“吾以骨肉之亲，故蒙侯景之隆。
君子之行也，君子之言也，岂有险阻哉？”这个故事传达的是孔融在面对众人的质疑时，能够镇定自若的态度，以及对待身处困境的风范。
这样的哲学思想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引领和启迪的作用，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面对困难时，都能够给我们带来坚定和勇气。
最后，名士轶事，是《世说新语》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之一。
这些轶事里包含着面对人生的智慧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如《世说新语》中有一则轶事：吕袭之初学礼，属意于尹文。
文每至，袭必奉笔墨，听经论，纪录其语；及数年，尹文卒，吕袭自可取焉。
文子诣袭曰：“吾为乡里谏官，俸钱无厌于来；今子在宰辅之侧，窃闻有苦，颇有以结交者，如何为而后可？”袭具言主上难以言之，将休，何恕礼法。
文子笑曰：“子非讼人，乃学者也。
世说新语魏晋风度的特点
世说新语魏晋风度的特点世说新语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部名著，主要记录了魏晋时期的历史典故、人物轶事和文化风俗。
这部书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富的内容，成为了研究魏晋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时期独特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貌，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魏晋风度。
一、魏晋风度的概念1.1 魏晋风度的含义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期独特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貌。
它包括了当时社会中人们所崇尚和追求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审美标准等方面。
同时，魏晋风度还涉及到当时社会中人们所追求的生活方式、礼仪习惯、服装打扮等方面。
1.2 魏晋风度与其他历史时期的区别相比于其他历史时期，魏晋时期具有明显的特点和差异。
首先，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内心的情感和精神世界，这也导致了魏晋时期文化的独特性。
其次，由于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人们开始更加注重个人价值和自我表达，在文化、艺术等方面也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特点。
二、魏晋风度的主要特点2.1 以文学为代表的审美趣味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作家。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独特的审美趣味。
他们崇尚自然、追求真实、注重细节描写，并且喜欢通过对话和言语来表达情感。
同时，在诗歌创作方面，魏晋时期也形成了以“清新”、“淡泊”、“超脱”为主要特征的文学风格。
2.2 以礼仪为代表的社交习惯在魏晋时期，礼仪成为了社交场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人们在社交活动中注重礼节和仪式，尤其是对于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礼节更是必不可少。
同时，魏晋时期的社交活动也非常丰富多彩，其中最为盛行的就是诗会、酒宴和游戏等。
2.3 以个性为代表的价值观念在魏晋时期，人们开始更加注重个人价值和自我表达。
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才华，在生活中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点和特长。
同时，他们也强调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观念，认为追求物质财富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在合理范围内，并且符合道德准则就可以。
魏晋风度在世说新语中的体现
魏晋风度在世说新语中的体现
魏晋时期，社会变革与文化重塑使得人们开始探索新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魏晋风度在世说新语中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
1. 人文关怀：相较于前代的战乱与政治斗争，魏晋时期趋向和平，人们更加重视人文关怀，关注人的心灵与情感。
在世说新语中，经常描绘了君主与臣下、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感，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理解。
2. 诗词昌盛：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黄金时期，诗词创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和数量。
在世说新语中，不时引用、提及各类诗句，体现了人们对于文学艺术的热爱和推崇。
同时，也反映了君主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精神共鸣与互动。
3. 儿女情长：魏晋时期儿女情长成为了社会风尚，男女之间的爱情和婚姻受到了重视。
在世说新语中，多次描写了各类男女之间的浪漫故事和爱情纠葛，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
4. 文化多元：魏晋时期，随着社会变革与思想解放，人们开始重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世说新语中描写了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对话与碰撞，展现了文化多元的特征。
总体而言，魏晋风度在世说新语中体现了人文关怀、诗词昌盛、儿女情长和文化多元等方面，展示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们的精神风貌。
魏晋风度在世说新语中的体现
魏晋风度在世说新语中的体现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富特色的时期，这个时代以其独特的文化风貌而闻名于世。
在这个时期，文人雅士们以其独特的风度和丰富的才情，创造了诸多令人称道的作品，并且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和说法。
以下是魏晋风度在世说新语中的一些体现。
首先，在魏晋时代，文人雅士们开始以诗歌和词曲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他们创作出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热爱与憧憬，以及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慨。
特别是晋代的文学作品更是流传至今，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
通过这些诗词歌赋，他们传达了自己对人生、社会和自然的理解，展示了深邃的情感和卓越的才华，体现了魏晋风度中对艺术和美的追求。
其次，魏晋时代的文人雅士们注重个人修养和品德修持。
他们追求博览群书，修养性情，以提高个人修为和涵养。
在这个时期，儒家思想逐渐被广泛接受并影响了许多文人，他们将儒家的仁义道德融入自己的生活中，并用自己的行为和作品来影响他人。
这种追求精神境界和追求道德美的风尚，体现了魏晋风度中对人格修养的重视。
此外，魏晋时代的文人雅士们也表现出了对社会现象的独特见解和独立思考。
他们关注社会动态，对时事政治和社会问题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和说法。
他们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来反映社会现实，呼吁人们反对腐败和不正之风，倡导清廉和公正。
这种独立的思想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体现了魏晋风度中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总结起来，魏晋风度在世说新语中的体现丰富多样，包括文学创作的卓越才华、个人修养和道德追求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这种风度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
通过学习魏晋时代的文化风貌和思想精华，我们可以进一步激发自己的创造力和思维能力，提高个人修养和道德素质，以及关注社会问题并积极参与社会建设。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与社会影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与社会影响摘要：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的时代，然而思想上却极自由，士风有巨大转变，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不断冲突中得到调和。
玄风大畅，出现了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影响深远。
魏晋风度的代表特征是洒脱放达追求个性，这种洒脱放达的个性与社会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世说新语》——一部记录魏晋士大夫阶层的遗闻轶事反映上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情况的志人小说，很好的代表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是我国古代经典文化成就之一。
本文以《世说新语》为背景试论“魏晋风度与社会”。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风度社会影响“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在一次名为“你最希望生活在的10个时代”的调查活动中，出乎意料的是我国上榜的四个时代居然没有“汉武”“盛唐”而很受追捧的却是“我国历史上最混乱时期之一的魏晋”。
大家给出的解释很简单：“喜欢魏晋的自由放达”。
日本学者大沼枕山在其所做的汉诗中写道：“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
”无疑大沼枕山爱的是“魏晋风度”。
那么什么是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与社会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时代有时代特征，社会有社会风尚。
如果说汉朝是辉煌壮阔、唐朝时盛大开放、宋朝是清丽内敛，那么魏晋就是洒脱放达。
如果一本书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毫无疑问《世说新语》就是魏晋时代的最好代表。
《世说新语》的作者是南朝宋宗室刘义庆，也可能是刘义庆及其门客集体编撰。
南朝宋距魏晋不远，所载士族阶层的言行轶事应较近于史实，其中不少资料还被正史采用。
全书“以类相从”，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个门类，以笔记小说的形式记载了名士玄虚奇异的思想、言谈、举止。
一、洒脱放达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一词在鲁迅先生一场名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后开始逐渐成为魏晋时代的代表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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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08-10-26
基金项目: 本文是贺州学院科研项目“《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文化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2008ky08
作者简介: 蒲日材(1972～),男,广西岑溪人,贺州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从《世说新语》的人才价值观谈魏晋风度蒲日材(贺州学院 中文系,广西贺州 542800)
摘 要: 《世说新语》在品评人物时有很大的重“才”倾向,其“才”的内涵有“治才”、“辩才”、“艺才”之分,其变异的轨迹大致是由社会功利性转向半非功利性,最后过渡到审美意义上。“才”在六朝美学“魏晋风度”的形成中有重要作用。关键词: 世说新语;才;价值观;魏晋风度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8233(2009)01-0123-04
一、《世说新语》品评人物时的重“才”倾向
《世说新语》是一部以品评魏晋人物为主要内容的志人小说,它在品评人物时有很大的重“才”倾向。据笔者的统计,全书出现“才”字、以“才”字来品评人物的共有85条之多。深入分析会发现,在魏晋不同的历史时期,“才”的内涵各有所不同。在汉末魏晋之际,天下三分,时局动荡,出于现实的需要,此时人们所重之才多为治国用兵之术,《识鉴》2云:
曹公问裴潜曰:“卿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以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裴潜对刘备的看法,无论是居中原的乱人还是守边险的霸主,都是着眼于其政治才能,与乔玄对曹操“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的评价是一样的意思。这种政务能力,笔者把它称为“治才”,这是在汉末魏初形成的一种新的人才价值观。因为在这之前的人物品评,人们注重的往往是人物的“德行”,是“依据儒家所宣扬的道德来衡量的”。[1](P290)《政事》门叙述的大多是一个人的政务才能。“治才”注重的是对社会、对
政治的实际参预能力,是带有功利性的。曹丕即位后,以九品中正制替代了汉末的“月旦评”,于是人物品评原来带有的严肃的政治性色彩大大减弱了。后来司马氏集团在与曹魏集团的争权斗争中大肆戮杀异己,使得士人普遍失去了政治热情,
平日皆言及玄远,语不及政,于是善清谈就逐渐成为了人物评价的主要标准。一个人,是否具有人格魅力,不在乎他的“德行”如何,“治才”如何,而是他是否能清谈。《文学》17云:
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为人薄行”的郭象,却是人们倾慕的对象,因为他有“俊才”。参照其他条目可知“俊才”之内涵。《赏誉》26云:“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当时清谈的领袖王衍说“郭子玄语议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文学》32)。《文学》19记载他与裴遐清谈时“才甚丰瞻,(遐)始数交未快。”可见郭象之“俊才”指的是他谈玄时所体现出来的口才学识。这学识口才笔者称为“辩才”。在举世崇尚清谈的魏晋时代,“辩才”是评价一个人的关键所在,
是一个人是否享有崇高声誉的主要因素。《世说新语》津津乐道地记载了一些名士们的辩论轶事: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
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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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卷第1期Vol.22-No.1百色学院学报
JOURNALOFBAISEUNIVERSITY2009年2月Feb.2009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牛鼻,人当穿卿颊!”(《文学》31)卫玠始度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玠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玠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昔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文学》20)孙盛和殷浩都是清谈名家,在这场不分上下的辩论大战中,饭食四次“冷而复暖”,无论是宾客还是主人都被这精彩的场面吸引住了,以至于“至莫忘食”,最后是在孙、殷二人恼羞成怒的对骂中结束。而本来就体弱的卫玠因为与谢鲲的“达旦微言”而一病不起,直至后来英年早逝,这种情景不能不说是清谈的魅力。可见“辩才”对于一个人人格魅力生成的重要性,它已远远超越了“治才”成为了品藻人物的主要标准。魏晋之际政治黑暗,人们谈玄本是出于政治避祸的现实需要,此时的“辩才”是具有实用的政治目的的;另一方面,谈玄内容虽是以老庄哲学为主与政治无关,然而谈玄需要敏捷的思维,严谨的逻辑,出色的口才,在一定程度上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政治才能。因此“辩才”也还带有一定的社会功利性。《文学》53云张凭就借“清言”折服刘惔,而后被推荐、任命为太常博士。然而,随着司马氏篡权成功建立晋朝,司马氏集团和曹氏集团斗争的局面消失了,“痛苦的背景没有了,光明的向往取消了”[2](P180),晋朝的清谈“成了名士们高贵生活的点缀”[3](P38)。清谈本来就注重言辞音调的美妙,此时更是往这方面发展:因论《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文学》36)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从咸称善。(《文学》55)毫无疑问,这里的“才藻”是指清谈时行如流水的才思、美丽精妙的语言、抑扬顿挫的音调。到了东晋,清谈时更加注重的已经不是谁在义理上能站得住脚,而是其辩论语言是否新奇华美,辩论口才与风度是否能够折服别人:支道林、许掾诸人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文学》40)辩论的内容已不重要了,甚至是辩论的结果也已不重要了,众人“但共嗟咏二家之美”,注重的是在辩论时所体现出来的风度美。审美取向取代了实用价值,这时的“辩才”已具有了审美意义。政治黑暗促成了谈玄之风,谈玄之风气又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中一点就是更让人们感受到个性价值在人格塑造中的重要性,于是从正始开始人们为了更突出自己的人格魅力,一方面除了追求文才学识、清谈之术外,一方面更加注重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追求拥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子敬素好琴。(《伤逝》16
)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栖逸》1
)
刘道真少时,常渔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任诞》17)这里的“才”和治国用兵的“治才”不同,和个人价值的“辩才”也不同,它纯粹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它是非功利的。追求个人在琴棋书画等方面的专长,和治国用兵并无什么必然联系,一个人在琴棋书画等方面有特长并不能说明他具备了“治才”。所以这里的“才”是具有审美性质的,它纯是指“艺术之才”,简称为“艺才”。在魏晋时,在人物品评“治才”退居次要地位后,人们对“艺才”的追求和“辩才”是同时发展的,
有一则故事说明了在晋代人们对“艺术之才”的重视:
谢公问王子敬:“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固当不同。”公曰:“外人论殊不尔。”王曰:“外人那得知?”(《品藻》75)“从外人论殊不尔”看,王子敬的书法(包括王羲之的书法)不仅引起了名重当时的谢安的注意,而且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在魏晋,人们对艺术才能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书法、画画、音乐、舞蹈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魏晋士人几乎都以艺事见称于世,且都是一些多才多艺之人:
戴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巧艺》8
)
《晋书.戴逵传》云:“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瑟,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绝妙,时人莫不惊叹。”为此,《世说新语》专门设有“艺才”门———《巧艺》。《巧艺》门里记载的全是魏晋士人的爱好特长。人们对于这种自身的才艺追求报以了极大的热情,甚至到了一种如痴如醉的地步:
谢太傅:“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巧艺7》)本条注云:“恺之尤好丹青,妙绝于时。”《文学》98
注又曰:“顾长康体中痴黠各半,合而论之,正平平耳,
世云有三绝:画绝,文绝,痴绝。”正是因为在“艺才”方面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才导致顾恺之忽略了生活上的细节逻辑,其日常生活上的“痴”,正说明了他对艺术热爱之深。综上所述,魏晋士人的重“才”倾向,随着时代发展的不同而内涵也有所不同,在不同时期,分别偏重于“治才”、“辩才”、“艺才”,虽然说这种不同不能简单地以时代为界截然分开(它们往往是互相交叉参杂,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偏重),但是其变异的轨迹还是大致可寻:即由带有社会功利性的政治才能(“治才”)向半非功利性的口才学识(“辩才”)转向,最终过渡到非功利性的爱好专长(“艺才”)上。《世说新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变异的魏晋士人人才价值观最终促进了人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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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学甚至是中国美学的形成,那就是魏晋风度。二、魏晋士人的人才价值观与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也称魏晋风流)是六朝美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发源于魏晋士人对人格美的评赏。长期以来人们对它偏爱有加,从各个方面用最优美的词语对它进行阐述。冯友兰认为,构成真风流的条件是“必有玄心,须有洞见,须有妙赏,必有深情”[4](P323);宗白华云,“晋人之美,美在神韵。神韵可以说是事外有远致,不沾滞于外物的自由精神”[5](P185);李泽厚说,《世说新语》“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6](P85);王能宪也说,“作为一种人格美意义上的风流,一般来说,乃是特指魏晋士人那种自由的精神,脱俗的言行,超逸的风度”[7](P113);有的学者干脆从《辞海》里风度的定义出发,把魏晋风度的具体内容理解为“言谈之美简、雅、趣;举止之美美、神、自然;态度之美宽容、理解、沉着冷静”三个方面[8]。每个人的论述都不尽相同,冯友兰、宗白华纯是从人的内在品质方面论述,王能宪与之相比多了一条外在的“脱俗的言行”,李泽厚比王能宪又多了一条外在的“漂亮的风貌”。但综合起来看,这些分析不外乎是着重在这两个方面:美姿容,好神情。他们都没有提到上文所谈的“才”!魏晋风度的形成发源于魏晋士人对人格美的评赏,从《世说新语》我们知道,魏晋士人在品评人物时是特别的重“才”。因此,笔者个人觉得,在考察“魏晋风度”的构成时,如果忽略了“才”这一要素,多少显得有点不尽如人意。魏晋风度是一个美学名词,而如前文所述,“才”———特别是“辩才”、“艺才”也具有很多审美意韵,甚至是纯审美意韵。因此,“才”在魏晋风度的形成中也应有着重要作用,它也是魏晋风度构成的重要要素。在《世说新语》中,人们津津乐道于他们的“辩才”,倾心醉心于他们的“艺才”,并非尽是出于求名心理,也不全是将其视为名士身份的一种点缀,而是这些才华所体现出来的意趣与他们所追求的高雅洒脱、气韵风神有某些相似之处,它体现了一个人的人格魅力。《雅量》2云: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对音乐的热爱是魏晋士人普遍的特点,上至豪门贵族,下至民间艺人,“妙解音乐”者甚多。或弹琴鼓瑟,或击鼓吹笙,或轻歌漫舞,或著书立论。是否知音解律成为名士的首要条件,“夫君子而不知音乐,古之达论谓之通而蔽”(曹植《与吴质书》)。嵇康就是这么一个极负盛名的音乐家,他“少好音声,长而玩之”(《琴赋》序);通晓乐器,尤精琴艺,其奏《广陵散》,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