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教育投资来源构成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受教育者个人或家庭对教育成本补偿的份额明显加大，这无疑有利于解决我国教育事业自身发展的需求与教育经费供给严重短缺的矛盾。我们认为，当前从理论上探讨家庭教育投资的必要性以及分析它的现实可能性，既是基于对现实的理性思考，同时也将有利于指导家庭教育投资的实践活动。 一、家庭教育投资的必要性分析在我国，人们历来把教育投资看成是政府行为，长期所实行的几乎是免费教育的政策。随着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这种免费教育的政策越来越不符合现实，突出地表现在教育经费供给不足和需求膨胀之间的矛盾等多个方面。家庭作为教育投资的主体之一，它的教育投资行为有其深层的理论意义和社会必要性。 1．解决教育经费供给不足与需求无限扩展之间的矛盾，需要开辟广泛的教育经费来源。 首先，从横向的国际对比看，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88年世界平均水平是5.5%、发达国家为5.8%、发展中国家为4.1%，而我国只占2.3%。1995年按全社会教育投资的口径计算，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只有2.56%。①这说明，我国的教育投资规模用国际横向标准衡量有所偏低。 再从我国教育发展对教育投资的需要看，我国目前的教育投资支出已难以满足教育正常发展的需要。全国各类学校的危房面积仍较大；全国中小学仪器设备达标率低，还出现了严重的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②这都表明，我国的教育基本建设费和教育事业费供给是不足的，远不能满足教育发展的正常需要。困教育经费不足所引起的种种问题，不仅制约和影响了我国教育质量的提高，同时也严重干扰了我国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 与教育经费供给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我国的教育经费需求存在无限膨胀的趋势，教育经费的需求量大大超过了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这表现在家庭或个人、企业和社会经济对教育的需求在不断增加。毫无疑问，这必然会加大对我国教育经费的需求。首先，对家庭或个人而言，出于就业的压力、经济利益的诱惑和自我目标的实现，存在着对教育的过分渴望和需求，必然会导致需求与投入供给的差距越来越大。其次，企业对教育的需求同样是以数量膨胀为特征的。企业为了提高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获得更多的利润，就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改进生产经营管理，为此就必须引进各种技术和管理人才，竞相获取高层次教育产品。企业对高层次教育产品的需求扩张，又进一步加剧了个人教育需求的冲动。再次，社会经济对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各类专门人才，而这些专门人才的培养都离不开教育。经济社会发展，是教育规模大幅度扩展、教育需求急剧上升的直接动因。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个人受教育的范围和程度都将逐渐提高。最后，我国人口绝对数持续增长，也对教育造成了巨大的需求压力。新生人口直接决定了初级教育的规模，并且在今后的一定时期内将会传递给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国家要满足新生人口教育的需求，必然会引起教育经费需求的膨胀。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对教育的需求不管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讲，都正处于一个高速扩张的时期。要满足家庭或个人、企业和社会经济对教育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必须要有充足的教育经费来源。面对教育经费供给不足的现实，我国需要开辟广泛的教育经费来源，实行教育经费来源的多样化，这也是世界各国教育投资发展的共同趋势。 2．家庭是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的主体之一，家庭对教育的投入是教育成本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是我国教育投资的重要来源。 从理论上看，教育投资可划分为政府、企业和家庭这三大主体的投资。教育投资也基本上由这三大主体承担，即形成了个人家庭的教育投资、企业的教育投资和政府的教育投资。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具有为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服务的功能；同时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是提高公民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争取更好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具有为家庭和个人利益服务的功能。受教育者个人或其家庭之所以要负担部分教育投资，是因为他们受教育可以获得经济的、非经济的收益。经济收益包括预期较高的收入，较多、较好的就业机会和职位晋升机会，以及在地区、城乡、部门间的流动机会等等。因此，非义务教育兼具公益性服务和私人性服务两种属性，享受这种眼务的公民与政府共同分担教育成本是合理的，这也应作为我国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方向。义务教育后的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以及高于义务教育平均成本的部分初等教育，如一些实验小学、试验初中、特色小学，都应实行受教育者或其家庭与政府共同分摊教育成本的制度。③当然，对于部分成绩优良而又缺乏支付能力的贫困家庭学生，政府应给予一定的资助，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选择性教育由个人或家庭分担教育成本的原则。 家庭作为教育成本分担和补偿的主体之一，它对教育的投资是教育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有效地弥补和缓解我国目前教育经费欠缺的局面，是我国教育投资的重要来源。 3.根据利益获得原则，家庭必须支付部分教育费用。 所谓“利益获得”原则，是指谁从教育中获得好处和利益（无论是直接压是间接），谁就应支付教育经费；获得的好处和利益越多，支付的费用便越多。反之，获得的好处和利益越少，支付的费用便越少。④它集中体现了市场经济中等价交换的原则。国家、社会、企业、家庭和个人都从教育中获得了好处和利益，所以，根据利益获得原则，获益各方均应支付相应的教育经费。在教育成果由社会各方分享的情况下，片面强调一条投资渠道而否定其他投资渠道，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个人和家庭能获得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在充满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受过良好教育、劳动能力强的人容易得到就业机会，谋得较好的工作，获得较高的预期收入。没有受过教育或只受过很少教育、劳动能力差的劳动者就难以得到就业机会，即使能够谋到工作，也难以获得较高的收入。个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同预期就业机会和预期收入是成正比的。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由于多受教育能获得较高预期收入，固而越是享受较高教育的个人或家庭，越要根据所受教育的多少缴纳一部分或大部分学费，以补偿社会为他们所支付的费用。除了经济效益，个人和家庭还可以从教育中获取预期的非经疥效益。如获得更多的选择机会，包括进一步获得接受更高教育的机会，以及完成学业后选择职业的机会。可以增加安全保障，主要是指受教育者的就业保障和其工作安全性。能够提高生活质量，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容易寻找到生活的乐趣，更注重生活质量。有利于形成优良的“书香门第”的传统，即世代传递效应，使下一代受教育程度也得到提高。可见，个人或家庭不仅是教育投资的直接受益者，而且还是最大的受益者，它必须为接受教育做出必要的投入。 以上说明，根据利益获得原则，家庭支付部分教育费用，有其理论上的依据，也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 二、家庭教育投资的现实可能性分析从理论上看，根据成本分担原则和利益获得原则，个人和家庭是教育成本分担和补偿的主体之一，也是教育收益的获得者之一，家庭应当承担部分教育费用，必须进行教育投资。家庭教育投资也是缓解我国教育经费供给不足和需求无限膨胀的有效途径。那么，家庭对教育投资有没有可能呢？这也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家庭教育投资的现实可能性，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国家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为家庭投资提供了物质前提基础，居民教育投资的能力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转变，导致了经济利益的较大调整，使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发生显著变化，特点之一是国民收入分配长期向个人倾斜，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分配中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国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分配的份额长期持续下降，而居民个人收入份额在不断上升，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对应的国家单一负担教育经费的体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多渠道负担教育经费的体制。为此，国家相继出台了有关的政策。例如，向受教育者个人和家庭收取一定的学费等措施。可以说，由家庭、个人分担部分教育投资，是符合我国目前国民收入分配的新格局。国民收入长时期地向个人倾斜，为受教育者或其家庭分但部分教育投资提供了物质前提，居民家庭教育投资的经济能力有所增强。 2．家庭教育投资意愿上升，投资意识加强。 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人们迫切需要提高受教育的层次，迫切希望子女能有上大学的机会。据调查，上海等大城市的中学生家长70%以上都希望子女能上大学深造，并表现出强烈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投资意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家庭教育投资意愿上升，投资意识增强，有其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更有鲜明的时代气息。（1）示范效应。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第一批高文化素质群体，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起了一种潜在的“示范”作用，他们的家庭生活、社会地位、社会流动、社会声望、子女受教育的环境、成功的机会等，都明显优于其他社会群体。这无疑会促使现在的中国家庭更加重视教育，增强教育投资的意识。另外，中国自古就有重教育、重学习的文化传统，伴随着国家、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日趋强烈。从现实来看，高学历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已得到社会确认。从人力资本理论出发，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成正比的关系，投资教育能产出比物质资本投资更高的效益，这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共识。（2）预期收益的驱使。从人们对家庭教育投入收益的期望可以看出家庭对教育支出的这种热情，即可以从教育的投入中获得较高的预期收益，包括经济和非经济的。一方面，投资教育能产生满足现时的家庭精神生活或个人心理需求的效用，是人们在满足了吃穿住行以及安全之后一种高层次的、具有自我发展性质的需求，这种精神和心里上的收益属于“消费”范畴。另一方面，家庭还期望通过投资教育，能在未来为家庭或个人产生物质上的效用，这种物质上的收益应属于“投资”范畴。从人们对家庭教育投入预期收益的期望来看，对教育的投入不仅仅是一种消费行为。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投资行为，这也说明，教育支出作为一项生产性投资的观念已逐步被人们所接受。（3）自我目标的实现。步入社会高层几乎成了所有人共同追求的目标，而教育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程度高为职业晋升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教育这条相对公平的道路作为实现自我目标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是其社会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教育能实现个人步入高层社会的愿望，这对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都客观存在，对于后者，这一作用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对那些没有家庭背景的人而言，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几乎成为他们取得较高社会地位的惟一可靠途径。 3．国家收入分配和工资制度的改善，使家庭有教育投资的动力。 从建国至20世纪80年代，与我国实行的免费教育政策相配合的是毕业生的低收入政策。虽然教育是免费的，但是接受过教育的个人在收入方面较其他人的优势并不明显，研究表明，自90年代以来，以往严重的“脑体倒挂”现象正在发生逆向的变化。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接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者的收入优势逐渐显露出来。在国家统计局1996年的调查中，高级工程师以及相当职称者，人均年收入为12047元，在各类人员中收入最高。工程师人均收入为9120元，商业和农林牧渔业工作者，人均收入分别在5872元和5725元。中国人民大学1996年的一项研究成果也显示了类似的结论：高学历正在带来高收入，教育程度与收入已成正比例关系递增，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等备层次的似以18-24%的比例依次递增⑤。 在我国收入分配和工资制度的改革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其收入上的优势，已经在劳动力市场得到了体现。教育程度影响着受教育者收入的起点水平，这将促使和鼓励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使家庭形成教育投资的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