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审美文化追求

第２期２００７年５月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ＪｏｕｍａｌｏｆＰｕｙａｎｇＶ０ｃａｔｉｏｎａｌ舳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Ｖ０１．２０Ｎｏ．２Ｍａｙ．２００７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审美文化追求王晗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２２５００９）

【摘要】《世说新语》作为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之集大成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魏晋士人的思想风貌、生活实况和时代风气，在中国文学艺术和审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魏晋士人高蹈“礼岂为我辈设也”的自觉意识和自由精神，释放情感，张扬个性，激赏人格，移情山水，赋予山水自然以生命意味。寻求人的生命同大自然的和谐共振。尤其是他们在艺术创作中坚持“神韵”这一独特的审美文化理念，开拓了艺术欣赏和创作的新境界，对于中国审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关键词】《世说新语》；审美文化；魏晋士人；魏晋时期艺术【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６．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１６１（２００７）０２一００４４—０３

《世说新语》（简称《世说》）为南朝宋刘义庆（公元４０３年一公元４４４年）所编撰。全书分门别类，以事相从，共计三十六篇，一千一百三十条。记事上起秦末陈婴母，下迄南朝宋代的谢灵运，主要记载了汉末至魏晋间著名士．人的遗闻轶事和清谈风貌。《世说》经梁代刘孝标作注后流传甚广，不仅是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哲学、语言、文学、社会学、伦理学、民俗学和心理学的重要资料，也是我们研究魏晋六朝审美文化的经典著作。本文将以《世说》为依据，对魏晋时期士人的审美文化追求做一初步的探讨。一、对生命存在的审美文化追求魏晋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这次运动的结果则是开启了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鲁迅语），一个人性觉醒和生命自由的时代。（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艺术和审美文化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所形成的社会心态和人的思想情感是紧密联系的，这种情况在社会大动荡的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时代对审美和艺术的巨大影响。首先表现在它促使人的觉醒，即对传统的怀疑，对现实所取的态度和对自身存在价值的深刻反思。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大动荡而出现的思想解放，集中表现为一种新的人生哲学和艺术精神，其特点是对人生真谛的探索与审美理想的统一，“人的自觉”成为时代审美文化的核心和主题。由此，宗自华先生认为，魏晋时代人们心灵的特点是在外发现了自然的美，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感情和人格价值，也就是说他们发现了“自我”。《世说》在这方面有许多生动的记载：桓温问殷浩曰：“卿何如我？”殷答日：“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任诞》）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日：“礼岂为我辈设也！”（《任诞》）【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１一ｌＯ—＿４４一这说明殷浩、阮籍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作为当时普遍社会心理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对审美和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而魏晋时期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玄学的兴起及其影响是分不开的。作为具有纯哲学特征的魏晋玄学，实际上已把对人生真谛的探索与对美的追求统一起来了，因而它也具有了审美文化的意义。《世说》中所记载的大量的人物品藻和士人清谈都是以玄学思想为先导，闪耀着这一思想的光辉。魏晋玄学的实质在于在宇宙关系中体悟把握人的生命存在，在对宇宙自然和生命存在两者相融的思考中所体会到的某种意绪与感兴，以此来强调自己所领悟、所深契于心的精神自由和心灵的放达潇洒，由此，当时的知识阶层任性、放达、追求心灵自由的言行往往都带有审美的意味，充满了浪漫自由审美文化品位。追求个性自由，有我及物的审美观念在《世说》中也多有体现。《言语》记载：“支公好鹤，住剡东昂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日：‘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支遁对鹤“凌霄之姿”的感叹，对其不能展翅翱翔的同情，正是他自己心灵的写照。在玄学哲理的影响下，魏晋文人任性而行，兴尽而止，《世说・任诞》中有两则关于王子猷的故事：一是“……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日：‘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另一则记载王子猷请桓子野吹笛，桓子野当时已显贵，但素闻王名，便“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这些看似颇为怪诞的故事，显示了魏晋士人的超越感和“自由心灵”，也就是所谓魏晋风流的本质表现。总之，魏晋时代是人觉醒的时代，是一个发现了“自我”的时代，而这与魏晋玄学所坚持的独特的审美文化追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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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言语》）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言语》）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浃渫而扬波，其人磊石可而英多。”（《言语》）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日：“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言语》）日月山川鸟兽禽鱼，都因为它们本身的自然生机，而成为人们欣赏的对象，人们发现自然本身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自然本身就是美的。另一方面，自然山水所以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主要源于人们对自然山水的真切感受。当时北方山水清秀、景色优美，而庄园坞堡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将日常生活的居住环境与自然园林结合起来，这不仅成为后来中国独特的园林文化的直接源泉，而且也使人们的日常生活环境同时也成为了潜在的审美环境，周围物象成了人们重要的审美对象。而南方更是风景幽美，山川自然的美对于魏晋士人来说，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移情山水，对于山水美的欣赏，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把强烈的生命意识移植于山山水水之中。另外，魏晋时代，人们已经摆脱了传统的纲常名教的束缚，而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新的政治教化尚未形成，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人不仅第一次自己将大自然作为审美活动的重要背景和舞台，而且人将自己的身体整个地投入到了自然的怀抱，人与自然达到了形神交融的审美境界。清风徐来的竹林中尽日酩酊、谈笑自若的贤才，灵秀自然的兰亭下曲水流觞、游目骋怀的名士，皎然清静的月色里挥尘扪虱、悠然论文的高人，甚至崔巍峭拔的山岩上坦胸裸怀、白眼眄物的癫痴，透过其与世无争、放诞任性的外在表象，我们看到是人的生命同大自然的和谐共振。“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虽有金石之乐，硅璋之琛，岂能仿佛之哉！”㈨人的生命意识赋予山水自然以生命意味，而在泛化了的山水生命之中的人，又格外品味到人自身的生命韵律、生命情调，格外真切地感受到这种生命韵律、生命情调的隽永意味，这就是魏晋士人在审美上对自然的发现和他们的艺术心灵。三、对艺术的审美文化追求魏晋时期特殊的社会生活背景，使得魏晋士人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产生了一种自觉意识和审美意识。魏晋士人在品藻人物、欣赏自然和艺术创作中都特别强调主体要有一个审美心胸，即审美观照的能力和超越世俗的虚静的虚心。这种自觉意识和审美意识，被魏晋士人提炼为“神”、“韵”或其他类似的表述，例如在《世说・巧艺》中有几则论绘画的（人物画）记载，对“神似”与“形似”的关系表露得非常清楚：戴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语戴云：“神明——４６ｒ一太俗，由卿世情未尽。”戴云：“惟务光当免卿此语耳。”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间其故，顾日：“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入问其故，顾日：“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竹Ｊ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这几则绘画评论，说明顾长康画人物，并不着重于形似，而是特别着重于“传神”，即要求能够传达出人物的内在精神，要求人们对艺术创作和审美意识内在要素的深入体悟、内在把握。“形神”问题是我国先秦以来的哲学中经常讨论的问题，但只是到了魏晋，这个问题才具有了美学意义。无论是“神明太俗”、“有如神明”，还是“传神写照”，都是将人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世说》中关于人物品藻和绘画的评论所蕴涵的文艺思想和审美观念，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核心范畴——神韵。它作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影响到中国古代诗、书、画创作的内涵、意境、风格、手法技巧等许多方面，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士人向往的是一种自由生命，他们所高扬的“神韵”是一种深藏于人的生命本体之内却又鲜明并自然表现于外的人的精神自由及由此而来的潇洒飘逸之美。魏晋士人真正信奉的是自由的生命哲学，在这种生命哲学的引导之下，人的心理状态、人的神情风度、人表现这种神情风度的方式、人的生活品质、人生趣味、人生目的、人生境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而所有这些都与一种审美心理、审美意识和审美标准相融，并与当时文艺创作、人的觉醒一起，为生命意识在中国审美文化中的体现，为审美和艺术创造活动中的“神韵”，奠定了活的标准与范例，“神韵”作为艺术创造的审美范畴，其实质由此而奠定。《世说・容止》篇中所记时人对王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评价，正是最为形象传神的概括写照，它不但成为后世文人非常向往和高度推崇的一种人的生命形象和生命韵致的标准，而且成为一种审美的最高标准。在“神韵”这一独特的审美文化理念指导下，魏晋时的艺术创作呈现一种空前的繁荣局面，表现于具体的门类；成就最高的是书法、绘画和音乐。这一时期一大批书法艺术家的出现，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家群体，如卫氏家族、王氏家族等，并且各种书体都展开了不断创新与探索，书法的创作和理论成就斐然。绘画艺术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开始深入到人物内心的精神世界中去，在平淡自然的风格下强调和突出人物的精神超脱，这无论是在中国艺术史上，还是在中华审美文化中，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参考文献】【１】【２】【３】吴中杰．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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