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号考释

北魏xx“xx”年号考释姓名：

xx班级：08级1班学号：1摘要：

太平真君年号的使用与当时政治形势极其宗教斗争有着莫大关系，它反映了当时社会崇道抑佛的政治趋势，是佛儒道三家势力角力的结果

关键词：

xx年号考释

年号，是中国历代帝王用以纪年的名号，是我国历史上记述年代的一种特有标志。年,甲骨文作一人负禾之形,以此会成熟、丰收之意,故《说文》说:

“年,谷熟也。”谷物成熟标志着农事活动的一个周期,寒来暑往的一个轮回,故引申为年月之年,这是年的常用义。年号之年用的正是此义[1]。李崇智先生在期所《著中国历代年号考》一书中指出：

“年号纪年早已过时，仅从年号本身来看，并没有多少重要意义。但因为它是我国过去长期用来记录时间的一种名号，通常年号所纪，有助于我们确定某些事物的先后年次以及与现在的时间距离等。”[2]可以看出，作者仅是简单的将年号当作是特殊的年代标志进行研究的，对此观点我实不敢完全苟同。年号，不仅有确立年代先后顺序之作用，其本身还有着深刻地政治与文化底蕴。众所周知，每当新君登基，几乎都要改元即颁布新的年号，而后诏告天下，表示新皇帝已经君临天下，以确立起自己的合法性统治。在古代帝王和群臣的心目中,确定什么样的年号纪年是一件重大而神圣的事情,关乎国运之兴衰、帝王之祸福,而年号的更替也反映出时运的变化。有学者经过研究，指出改元有五种常见情况，“一、因政局变动而改元；二，因制度而改元；三、因军事胜利而改元；四、因灾异祥瑞而改元；五、因祭祀或宗教活动而改元”。同时指出“年号与谥号、庙号、尊号、陵号”一样，都同属皇帝的名位制度，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第一，集中反映了皇权专制的本质。第二，渗透了天命观命，无所不至地加强皇权专制的神秘性。第三，全面贯彻着君臣父子，等级上下的礼法思想，和以三纲五常等伦理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内容。[3]

由此，不难看出，年号的背后其实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与文化等历史信息，对于后世研究当时的政治局势，宗教文化，礼法制度，甚至是民俗演变，民众心态的变化，都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太平真君”是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期从公元440年至451年的年号，历时12年，而拓跋焘总共在位时间29年，其余年号如始光、神麚、延和、太延、正平使用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六年，据此不难看出使用期长达12年的“太平真君”年号背后必蕴含着深刻的政治与社会信息。

本文对“太平真君”这一年号的考释，正是着眼于北魏时期比较复杂的政治局势以及宗教斗争。质言之,“太平真君”这一富有强烈道教色彩年号的使用，不仅反映了当时“道业大行”的社会现实，也是当时各种政治与宗教势力相互角力的结果。一

xx八年

（423）年十一月，明元帝病死，其子拓跋焘嗣位，是为北魏世祖太武皇帝。太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统治时期，北魏政权凭借强大的骑兵力量，先后供灭了大夏、北燕、北凉，继前秦之后再次统一了中国北方，并西逐吐谷浑，北击柔然，暂时消除了北魏的西、北边患。但是北魏毕竟是一个以拓跋鲜卑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鲜卑贵族以征服者姿态入主中原，威治华夏，鲜卑铁骑虽然征服北方广袤的疆土，但政治上的非正统性，文化经济等诸方面的落后性，使得北魏统治者面对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似心有余而力不足。陈寅恪先生指出，“北朝民族问题复杂，政治上的统治者为胡人中的少数人胡人。问题的发生不仅在胡汉之间，而且在胡与胡之间，北朝整个胡族不及汉人多，统治者又不及被统治的汉人多，以此极少数人统治极大多不同种族的民族，遂至无穷”。

[4]而民族矛盾的产生与其说是民族压迫抑或阶级压迫产生的，毋宁说是游牧文明遭遇到农耕文明，二者对抗冲突造生的。因此，要消解民族矛盾，并获得北方士人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认同，政权的汉化势在必行。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国，经明元帝拓跋嗣传至太武帝拓跋焘（公元424年），历经三十余载，北魏统治者已采取多种措施，意图加速拓跋部族政权的汉化，以去掉“胡气”，建立中原“正朔”的新形象。汉化的推行可以统一汉人和各种不同的

胡人，而要汉化就要推崇汉人，而推崇汉人莫过于推崇士族。太武帝即位后为了获得北方士族对其正统性的承认，弥合民族矛盾，在北方汉人地主官僚崔浩和道教首领寇谦之的支持下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封建化的制度改革。而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佛道儒三家，就成为除制度改革之外，消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最好的精神粘合剂，也成为除暴力机器镇压之外的巩固和维持统治秩序的软工具。而这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太武帝对道家的尊崇，而其太平真君的年号也正是在道士寇谦之的怂恿下确立的。二从历史渊源说，道教是从古代的鬼魂崇拜发展而来的，但它又不仅仅是鬼魂崇拜，而是掺杂了秦汉时期的神仙信仰和黄老道术而成的。故道教的主要思想渊源有三：

一是中国古代的鬼魂崇拜；二是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三是秦汉时期的黄老道。[5]从这三种思想渊源发展而起，道教在教旨，以长生成仙为目标，钻研追求不死的炼金服丹之术，在民间道士以符水咒语治病，驱魔降妖，崇拜鬼神，祈福禳灾。毋庸置疑，道教的这些特点，对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民众，拥有强大的吸引力，而对于追求生命长生不老，国家长治久安的帝王来说，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诚如斯言，“其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积行树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长生世上。所以秦皇、汉武，甘心不息”。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成型于东汉时期，分为张陵的“天师道”和张角的“太平道”两派，这一时期的道教还处于民间秘密发展阶段，其基本思想以黄老道和《太平经》的学说为主，信仰符水咒术等。到了魏晋时期，道教有了较大发展，东晋的葛洪从神仙方术角度发展了道教，创立道教的丹鼎一系。而其《抱朴子》一书，兼杂儒道思想，内篇论神仙方术、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去祸之事；外篇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说明君臣上下、设官分职是天理自然，不可更易。

道教从这时开始渐趋适合统治者的需要。南北朝时期，道教获得进一步发展，北魏寇谦之改造“五斗米道”，创立了“北天师道”。他自称太上老君亲授他天师之位，要他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税前，及男女合气之术”，而改为“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练”，以”辅佐北方泰平真君”，寇谦之对道教的这一改革，使得道教满足了统治者维护统治和长生不老两方面的需要。而寇谦之见信于太武帝首先要得力于北魏三朝元老崔浩的支持。史载：

“始光初，奉其书而献之，世祖乃令谦之止于张曜之所，供其食物。时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术。于是上疏，赞明其事曰：

‘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天应。而《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兽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粲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昔汉高虽复英圣，四皓犹或耻之，不为屈节。今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岂可以世俗常谈，而忽上灵之命。臣窃惧之。’世祖欣然，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三崔浩作为太武帝时期军国大事主谋者之一，因主张利用汉人，实行汉制治国，得罪部分鲜卑贵臣，他想借助寇谦之的道教，拉拢太武帝；借助皇权，实行汉化主张。于是，崔浩上书极力推荐寇谦之。先赞太武帝圣德清明，再捧寇谦之如神如仙，莅临北魏，为上天之吉兆。圣上应天承命，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而顺天应命的。而这正符合为苦苦寻求正统性理论依据的太武帝心意。史又载：

“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而当太武帝于始光年间欲讨伐赫连昌，问计于寇谦之，寇谦之遂进言曰：

“必克。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6]而太武帝最终扫荡夏国都城统万，生擒赫连昌，自此寇谦之宠遇日隆。而这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寇谦之与崔浩之间的交往。崔浩是清河大族，“少好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核览，研精义理，时人莫及”。其博闻强识也深为寇谦之叹服。史载：

“天师每与浩言，闻其论古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无有倦怠。

既而叹美之曰：

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当今之皋繇也，但世人贵远贱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为我撰列王者质典，并论其大要。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复五等为本。

而崔浩极力推崇道教，“师事之，受其法术”，在受馋归家期间，“因欲修服食养性之术，而寇谦之有神中録图新经，浩因师之”。[7]由此不难看出，二人同为太武帝股肱之臣，惺惺相惜，一个以儒家为宗，一个以道教为本，学术上的切磋促进与巩固了二者在政治上的同盟。两人共同辅佐太武帝制定了“后武先文，以成太平真君”的治国大纲，太武帝文治武功也至此臻于极致。太延六年（公元440年），寇谦之声称太上老君复降，授太武帝以“太平真君”之号，太武帝遂改元为“太平真君”。又二年，太武帝亲至道坛受箓，封寇谦之为国师，以道教为国教。至此，天师道乃大盛。终北魏之世，崇信不衰。然而太平真君年号的使用并未真正的兴致太平，反而引发了佛道儒三家激烈的对抗。佛儒道三家在互争正统地位的过程中，儒道往往结成同盟，并以道教为主，同佛教进行斗争。佛教早在太武帝确立道教为国教之前，在社会中尤其在统治者上层就相当盛行，以皇太子拓跋晃为首的鲜卑勋旧就“素敬佛道”，但是佛教的盛行却是流弊千里，“自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而一向信奉道教，一心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的崔浩，“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而“帝以其辩博，颇信之”。而这就为太武帝屠灭佛教创造了主客观条件。现仅需一导火线就可引爆灭佛的旷古未有之浩劫。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太武帝发现佛寺僧人与起现长安兵反魏的胡人盖吴有关，下令诛杀长安沙门。第二年，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一时，北魏佛教受到摧毁性打击而衰败。史载，

“会盖吴反杏城，关中骚动，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

‘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又诏曰：

‘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至此，“佛沦废终帝世，积七八年”。[8]从中不难看出，崇儒奉道的崔浩在灭佛事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崔浩之所以坚持灭佛是由于“恐晃纂承之日夺其威柄”[9]灭佛事件的发生也集中反映了外来宗教文化与中国本土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有学者指出太武帝的灭佛是中国文化队佛教的武力反攻[10]。然而太平真君年间的这桩公案似乎表明儒道两家对佛家的完胜，然而，太武帝、崔浩、寇谦之，三人虽都崇奉道教，但对佛教的态度，前两者与后者不同，而这冥冥中注定了三人不同的命运。寇谦之对太武帝灭佛活动，不太热心，甚至反对，对于执意灭佛的崔浩，多次争辩利害得失，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寇谦之在尚未完工的静轮天宫里悄悄仙去了，享年八十三岁。而两年后，即太平真君十一年，崔浩奉命纂修国史，太子晃先表面赞同他秉笔直书；国史修成后，又借口崔浩“尽述国事，备而不典”，[11]将其诛杀，并尽戮其族。崔浩之死，正被寇谦之在预言言中。及浩幽执，置之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为报应之验也。太平真君十二年，太武帝突然终止“真君”年号，改元“正平”。十个月后，太武帝被近侍宗爱杀死。

注释

[1]xx，汉字与年号，随笔，

2008.3（上月刊），第22页。

[2]xx，xx历代年号考，

2001.1，第3页。

[3]隋唐相关年号内涵考。

[4]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出版社，

1987.4.

[5]张岱年，方立克，xx文化概论，

2010.1，第231页。

[6]xx，xx?xx

[7]xx，xx?xx，中华书局。

[8]同[6]

[9]慧皎，高僧传?玄高，中华书局。[10]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1，第512页。

[11]同[7]。